总裁的契约甜妻林森森:中国要GDP还是要GNP？

预计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以国际汇率计算，将达到6.3万亿美元，已经跃上具有指标意义的6万亿美元大关。今后，中国的追赶目标将是雄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之位长达116年之久的美国。

不过，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国际经济秩序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况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已经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的中国经济业已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和资本流动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去年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中至少有1/3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因此，有人认为GNP才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而先与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且拥有大量海外债权的日本，其GNP仍然领先中国一大截。至于跨国公司遍布全球的美国，其天量GNP更让中国难望项背。

也许，从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来看，GDP总量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中国在经济规模上的快速成长并不能掩盖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实质差距。且不说中国在人均GDP、社会福利水平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国，就是在中国一向引以为傲的制造业领域，也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追赶。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迄今还没有一家具有一流竞争力的制造业跨国公司。中国目前的顶级企业中无论是表现抢眼的华为还是振华港机，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程度。已经进入世界500强的上汽、一汽等企业，产品结构中真正自有品牌的比例不足30%，超过70%还是扮演供应链制造商的角色。至于被寄予厚望的大飞机产业，不仅需要上千亿元的资金投入以及发动机和航电系统等关键部件的自主供应，更需要世界级的项目统筹和运营管理能力，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如果波音和空客联手搅局，缺乏核心技术以及核心部件制造能力的中国大飞机产业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足见在产业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即便中国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倘若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没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实现高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就意味着有可能受制于人，处于被动和跟随的地位，甚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中国人最看重真实幸福感

针对业已显得过时的GDP概念，无论是经济学家、市场人士还是普通网民，似乎并不像十年前那样敏感了。中国人更多时候是感觉到生活压力的加剧和名义工资的不断贬值。其实，一向负有经济信息披露重任的国家统计局除了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对中国的GDP进行分析之外，还应该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有效性以及内外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等方面，来剖析中国如今将近6万亿美元的GDP到底有多少是经得起产业回流和资产泡沫破灭打击而可以留下来的？今年以来，人均GDP不及港澳五分之一的内地人频频赴港澳超市扫货的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福利效应并不明显，或者说，基于这种经济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与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日本人应当记得，25年前，当东京房地产市值高得离谱的时候，普通东京市民更多的反应是忧虑；而25年后，当北京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值同样高得离谱的时候，普通京沪市民的反应应该和当年的东京市民差不了多少。

假如把几串数字放在一起分析，则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则更为黯淡。尽管中国去年的经济产出达到5.75万亿美元，税收收入也实现稳定增长，完成7.73万亿元，但普通民众更为关注的社保基金缺口至少在10万亿元。在号称中国最富的都市—上海，每年社保资金亏空均在百亿元以上，以至于上海退休工人工资已经低于北京水平。再看收入分配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综合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来看，过去30年里，中国的基尼系数由0.28上升到危险的0.47，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经济起飞先于中国数十年的日本，早在 1960年代即实施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仅大大增加了底层民众的收入，而且这场消费者革命还成了日本经济发展转折点；加上日本在技术追赶方面的不懈努力，其结果，该计划执行到第八年，日本就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统计资料显示，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两倍，失业率也保持在1.1%-1.3%的低水平。至于曾经深受军人政治困扰和家族企业控制的韩国，之所以用了12年时间就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除了韩国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改革之外，也与韩国执行的以技术创新为引领的国家发展计划密切相关。可见，各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可以不一样，但技术进步、服务政府和对民生福祉的高度关注是普遍的要素。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十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十万亿美元。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长达20年中，日本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修复的动力。而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

社保体系建设是关键一环

应该说，中国已经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过去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的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元，到了2007年已经超过5万亿元，2008年则达到7.73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08年的20.39%。说明中国已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从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来看，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其实1993年中共中央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做了一个很好的原则设计，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但由于执行力不够，致使这项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进展缓慢。城市职工养老保险也存在着巨大缺口。国企老职工“空账户”的补偿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养老保险空账规模达到惊人的1.4万亿元。关乎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的这一比例为2.4%，而同期巴西仅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投入就占据了GDP的4.7%。尽管中央已经决定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但是中央在这方面的转移支付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使得这项民生措施难以得到根本落实。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占城镇从业人员比例刚刚超过一半。这意味着大批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享有养老保险。农村中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更是被排斥在外。

可见，制约社保体系建设主要不是由于财力欠缺，而是各级各地政府尚未从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层面来认识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紧迫性。

各级政府应该切实增加社会福利开支，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基于此，政府必须通过自身改革压缩行政管理开支，将更多的财政预算投入到教育、健康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领域。以期通过改善公共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真正实现所有中国公民（农村及城市）都能享受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若如此，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还可弱化居民谨慎存款的冲动，政府所期望的消费需求扩大行为也将迅速启动，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