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一岁宝宝可以吃盐:判断力和选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6:41:44
博主：大隐于朝 发表时间：2011-12-21 15:10:57
（献给我的儿子，本文专为我在美国攻读Computer Science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新泽西州过圣诞节和新年的、即将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的儿子而作。）
判断力和选择，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问题，非常陌生的形而上的问题。关于判断力康德早就做出过定义，本文再一次对判断力做出定义和对判断力的运行方式进行总结并划界，是为了让人们对判断力和选择做出符合该问题“普遍必然性”属性的认识。
判断力是联接（中介）人类感性和知性、理性和实践的能力。判断力有两种运行方式，上行和下行方式。所谓判断力上行方式（上行判断力）是从感性到知性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是人将特殊问题抽象上升到一般问题的过程，人抽象问题的能力强弱，就是上行判断力本身的强弱。所谓判断力的下行方式（下行判断力）是从理性（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知性，而是理性）到实践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是人将一般原理具体到特殊问题的过程，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强弱，就是下行判断力本身的强弱。
康德判断力公理：上行判断力是教不会的，也是学不会的。
大隐公理一：上行判断力和下行判断力是互补的。总判断力=上行判断力+下行判断力。
大隐公理二：上行判断力=形而上认知能力，下行判断力=形而下实践能力。
大隐公理三：上行判断力=选择力，人生、民族或国家都有那么几次重大的、关键性的选择，而第一次的选择对人生和国家的命运的影响，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随后的选择对人生和国家的选择，其影响力呈递减态势，这种态势理论上符合帕累托法则。条件收敛博弈模型，就是大隐公理三在博弈论层面的描述。
所谓的下行判断力，也就是决定论范畴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理论上应该归属于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范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只不过是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体系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当今中国流行和争论最厉害的所谓民主这类的话题，即所谓的体制决定论，另有关于传统文化的存废争议方面的的文化决定论，统统都隶属于决定论的哲学框架中。由此看来，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阵营是非常庞大的了。
但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却应归功于低调不显眼也不声张的上行判断力，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非上行判断力莫属。（这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命题）
为什么人类的上行判断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呢？我们从反面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的（特指西方社会），专制的（特指东方国家）制度的社会潮流和历史运行中，在出现了第一位选择的巨匠和高手约翰王这位大宪章（Great Charter）签署者后，人类的历史进程，因为他的选择而彻底的改变了原来标准的决定论运行轨迹，人类的选择能力也就是上行判断力，开始进入到历史并影响世界了。英王因为其独有的教不会也学不来的上行判断力，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处，选择了与贵族们，教皇等三方博弈平衡的博弈策略而签署了大宪章以后，人类的上行判断力也即选择力开始映入到人类的视界中。
约翰王的选择绝对的与其上行判断力的卓越有关，因为他的行为在当时世界上绝对属于“偶然现象”，在封建或专制的国度中，皇帝（国王的）遇到约翰王的事态时只有两项必然的命运，要么被推翻，要么将反对者镇压下去。这种决定论的场景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都没有绝迹。约翰王根据其卓越的选择力，开创了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妥协合作并寻求利益最大化。现在看来，约翰王高超的上行判断力，彻底的改变了全球历史的未来走向，影响之巨大怎么样评价都不过分。
与约翰王卓越的选择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因为天生的上行判断力低下甚至阙如，从来都不会也不懂什么叫“政治选择”这个词汇和这个词汇的深层次含义。所以每每遇到历史的重大抉择关头，所有的中国人都情不自禁的走向了他们必然之路==》飞蛾扑火、两败俱伤和成王败寇的命运。以清朝为例：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代所走的必然道路，戊戌变法时西太后光绪帝和康有为所走的必然道路，义和拳西太后所走的必然道路，武昌起义的必然道路，孙中山北伐的必然道路，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人政治上的上行判断能力的阙如，中国人历史决定论的必然命运，数千年来都未曾发生变化。
关于大隐公理一和大隐公理二，这两个公理都非常直观，很容易理解，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本文现在重点讨论大隐公理三。
其实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最重大的改革，是略早于日本明治维新并和明治维新同期的洋务运动。看看中日两国在从传统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选择力上面的巨大差异。因为选择力的差异，使得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表现大相径庭。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中日两国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上关键性的选择和差异是，日本人选择私人办现代企业，而中国则官家办实体。因为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而言“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正因为日本选择办私有企业，而中国办公有企业导致的经济政治路径选择的大相径庭，才使得日中两国近现代历史表现的重大差异。
正因为中国在近代转型中，第一次的选择是下下选择，所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表现越来越让人失望和不尽人意。而日本因为在历史改变的重大关头选择了上上选，所以日本人所走的道路比中国人要顺利得多质量也优异的多。虽然近代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又有了一些重大选择，但总体而言，大隐公理三的规定性发挥了作用。按一句大实话“接坏一门亲延坏九代根”来形容，中国第一次转型改革的选择，因上行判断力阙如，如同讨了一个很糟糕的老婆一般，以至于多少代后人都受到了糟糕的选择带来的血缘污染而不断的付出代价。
很多人在总结了历史和经验后，都将这种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多少看成是宿命的。这种宿命的看法也不能算错。因为从康德判断力公理来说，做出选择时，个人、民族或者国家在那定格的单位时间内是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孤立无援的状态中的，只能凭感觉和历史经验对这种选择的不确定性做出把握，而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的上行判断力角度来斟酌。因为在上行判断力阙如的情况下，人们对选择就一定具有“立场预设性盲点”，这种立场预设性盲点就是中国话所谓的当局者迷。正因为当局者迷，所以无法做出高明的选择和判断。
当人们理解了判断力和选择的这种关系后，很多人都会绝望并在心态上破罐子破摔，但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仔细分析那些上行判断力很强的人，他们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处做出选择时，似乎有如神助，譬如约翰王的选择，华盛顿在对国体做出选择时，尤其如此。根据这一点，大隐于朝我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后，认为：虽然上行判断力是教不会学不会的，但是上行判断力也就是选择力是可以得到神启的，宗教信仰是人、民族和国家能否得到神启的最基本条件即必要条件，而人们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则是能否得到神启的充分条件。看看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开国国体选择等重大历史关头，那冥冥中的神启，不是曾经发挥过极为重大的引导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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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儿子，本文专为我在美国攻读Computer Science硕士学位，目前正在新泽西州过圣诞节和新年的、即将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的儿子而作。）
判断力和选择，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问题，非常陌生的形而上的问题。关于判断力康德早就做出过定义，本文再一次对判断力做出定义和对判断力的运行方式进行总结并划界，是为了让人们对判断力和选择做出符合该问题“普遍必然性”属性的认识。
判断力是联接（中介）人类感性和知性、理性和实践的能力。判断力有两种运行方式，上行和下行方式。所谓判断力上行方式（上行判断力）是从感性到知性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是人将特殊问题抽象上升到一般问题的过程，人抽象问题的能力强弱，就是上行判断力本身的强弱。所谓判断力的下行方式（下行判断力）是从理性（注意这里的用词不是知性，而是理性）到实践的运行过程，这个运行过程是人将一般原理具体到特殊问题的过程，人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强弱，就是下行判断力本身的强弱。
康德判断力公理：上行判断力是教不会的，也是学不会的。
大隐公理一：上行判断力和下行判断力是互补的。总判断力=上行判断力+下行判断力。
大隐公理二：上行判断力=形而上认知能力，下行判断力=形而下实践能力。
大隐公理三：上行判断力=选择力，人生、民族或国家都有那么几次重大的、关键性的选择，而第一次的选择对人生和国家的命运的影响，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随后的选择对人生和国家的选择，其影响力呈递减态势，这种态势理论上符合帕累托法则。条件收敛博弈模型，就是大隐公理三在博弈论层面的描述。
所谓的下行判断力，也就是决定论范畴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理论上应该归属于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的决定论范畴，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只不过是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体系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当今中国流行和争论最厉害的所谓民主这类的话题，即所谓的体制决定论，另有关于传统文化的存废争议方面的的文化决定论，统统都隶属于决定论的哲学框架中。由此看来，笛卡尔牛顿拉普拉斯决定论阵营是非常庞大的了。
但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却应归功于低调不显眼也不声张的上行判断力，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非上行判断力莫属。（这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命题）
为什么人类的上行判断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呢？我们从反面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的（特指西方社会），专制的（特指东方国家）制度的社会潮流和历史运行中，在出现了第一位选择的巨匠和高手约翰王这位大宪章（Great Charter）签署者后，人类的历史进程，因为他的选择而彻底的改变了原来标准的决定论运行轨迹，人类的选择能力也就是上行判断力，开始进入到历史并影响世界了。英王因为其独有的教不会也学不来的上行判断力，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处，选择了与贵族们，教皇等三方博弈平衡的博弈策略而签署了大宪章以后，人类的上行判断力也即选择力开始映入到人类的视界中。
约翰王的选择绝对的与其上行判断力的卓越有关，因为他的行为在当时世界上绝对属于“偶然现象”，在封建或专制的国度中，皇帝（国王的）遇到约翰王的事态时只有两项必然的命运，要么被推翻，要么将反对者镇压下去。这种决定论的场景在世界历史中不断地上演，直到今天都没有绝迹。约翰王根据其卓越的选择力，开创了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妥协合作并寻求利益最大化。现在看来，约翰王高超的上行判断力，彻底的改变了全球历史的未来走向，影响之巨大怎么样评价都不过分。
与约翰王卓越的选择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因为天生的上行判断力低下甚至阙如，从来都不会也不懂什么叫“政治选择”这个词汇和这个词汇的深层次含义。所以每每遇到历史的重大抉择关头，所有的中国人都情不自禁的走向了他们必然之路==》飞蛾扑火、两败俱伤和成王败寇的命运。以清朝为例：曾国藩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时代所走的必然道路，戊戌变法时西太后光绪帝和康有为所走的必然道路，义和拳西太后所走的必然道路，武昌起义的必然道路，孙中山北伐的必然道路，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人政治上的上行判断能力的阙如，中国人历史决定论的必然命运，数千年来都未曾发生变化。
关于大隐公理一和大隐公理二，这两个公理都非常直观，很容易理解，在这里就不多加讨论了。本文现在重点讨论大隐公理三。
其实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最重大的改革，是略早于日本明治维新并和明治维新同期的洋务运动。看看中日两国在从传统专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选择力上面的巨大差异。因为选择力的差异，使得中日两国在近现代历史上表现大相径庭。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没有注意到，中日两国在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上关键性的选择和差异是，日本人选择私人办现代企业，而中国则官家办实体。因为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而言“公有制是万恶之源”，正因为日本选择办私有企业，而中国办公有企业导致的经济政治路径选择的大相径庭，才使得日中两国近现代历史表现的重大差异。
正因为中国在近代转型中，第一次的选择是下下选择，所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表现越来越让人失望和不尽人意。而日本因为在历史改变的重大关头选择了上上选，所以日本人所走的道路比中国人要顺利得多质量也优异的多。虽然近代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又有了一些重大选择，但总体而言，大隐公理三的规定性发挥了作用。按一句大实话“接坏一门亲延坏九代根”来形容，中国第一次转型改革的选择，因上行判断力阙如，如同讨了一个很糟糕的老婆一般，以至于多少代后人都受到了糟糕的选择带来的血缘污染而不断的付出代价。
很多人在总结了历史和经验后，都将这种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不确定性多少看成是宿命的。这种宿命的看法也不能算错。因为从康德判断力公理来说，做出选择时，个人、民族或者国家在那定格的单位时间内是处于真正意义上的孤立无援的状态中的，只能凭感觉和历史经验对这种选择的不确定性做出把握，而无法从真正意义上的上行判断力角度来斟酌。因为在上行判断力阙如的情况下，人们对选择就一定具有“立场预设性盲点”，这种立场预设性盲点就是中国话所谓的当局者迷。正因为当局者迷，所以无法做出高明的选择和判断。
当人们理解了判断力和选择的这种关系后，很多人都会绝望并在心态上破罐子破摔，但我觉得天无绝人之路，仔细分析那些上行判断力很强的人，他们在历史的重大关口处做出选择时，似乎有如神助，譬如约翰王的选择，华盛顿在对国体做出选择时，尤其如此。根据这一点，大隐于朝我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后，认为：虽然上行判断力是教不会学不会的，但是上行判断力也就是选择力是可以得到神启的，宗教信仰是人、民族和国家能否得到神启的最基本条件即必要条件，而人们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则是能否得到神启的充分条件。看看中国洋务运动、日本明治维新，美国开国国体选择等重大历史关头，那冥冥中的神启，不是曾经发挥过极为重大的引导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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