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吃之前请先切块剧情:纳粹的故事（3）——反叛！

我们知道这是一支杀人如麻的恐怖部队，该组织内充斥着大批智力低下、盲目服从、毫无个性的莽夫，在他们短暂的历史里，除去“暴力”“血腥”“屠杀”外找不到任何其他字眼。但党卫队并非他们自己所夸耀的“铁板一块”，这个机构的人员组成原本就是五花八门：失业者、社会流氓、罪犯、军人、律师、贵族、大学生······，这种混杂导致党卫队内部的思想相当混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姆莱非常想“统一思想和认识”，但直到最后一刻也未能完成。

在对待犹太人的“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上，党卫队人员“思想不统一”这一状况充分暴露，一部分老党员、老同志（国社党奉行的也是社会主义，互称同志）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明里暗里抵制他们不喜欢的政策——清除犹太人。这类事情发生在党卫队内部很有意思，它们是如何发生的？这一文我就来说几句，当然这丝毫改变不了整支部队的性质。

                      （一）    俄     罗     斯

不得不承认，东线的屠杀是最厉害和最残忍的。跟随着陆军的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随后赶来的各总督、盖世太保等等，几乎把捷克、波兰、俄罗斯的犹太人斩杀殆尽，这段历史各位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不行就看看《辛德勒的名单》或《钢琴师》这些电影。

第一个对党卫队特别行动队提出质疑并积极采取反对行动的，不是陆军将领（陆军确实多次抗议过，但在凯特尔和希特勒的压力下，最终不了了之）而是一个老牌的党卫队成员：威廉·库贝。不不不，库贝绝不是个好东西，他曾任职于达豪，在白俄罗斯任专员时也参与过不少屠杀犹太人的勾当。42年3月的一次屠杀行动中，一群犹太孩子被党卫队驱逐到一个大坑里，就在准备活埋他们时，库贝赶来了，他看着哭喊中的孩子，掏出了一把糖分给孩子，随即这些孩子被残忍地活埋了。你能说库贝是个好东西么？决不能！

（上图就是德国驻白俄罗斯专员威廉·库贝，这个职务是代表党的，所以大家看见库贝穿的不是党卫队制服，而是党的制服。）

但库贝是个矛盾的混合体，在白俄罗斯他是最高统治者，当地人都是他的子民，当然也包括犹太人。他气愤的是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胡乱杀戮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经济与治安，更重要的是“事先竟然不跟他打招呼”！这是他无法容忍的。

41年10月27日，党卫队在斯卢茨克搜查并消灭犹太居民，库贝手下的一个专员对此大吃一惊，他请求带队的军官放过犹太手工业者，对方根本不予理睬，结果这批犹太人被全部消灭。该专员听着全城响起的枪声，看着街道上到处堆积着犹太人的尸体，他和他的手下试图抢救每一个能抢救的犹太人，好几次他不得不拔出手枪，把党卫队行刑队从工厂里赶出去。接到这名专员事后的报告后，白俄罗斯专员库贝向上级写了控告信：该支党卫队破坏纪律，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卑劣行为！用这种行为是不能维护白俄罗斯的安定和秩序的。

库贝的这一做法不能证明他有一副好心肠，他并不反对屠杀犹太人，他反对的是破坏当地的经济和秩序。直到有一次，数千名德籍犹太人被运到明斯克处决时，库贝突然觉醒了，他内心的准则彻底崩溃了。他看着那些犹太人——也是德国人，其中有不少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还获得过勋章，库贝决心要保护他们。

（这是库贝身穿党卫队黑色制服的照片，请看他帽徽的骷髅标记、右肩上的单肩章以及衣领上的军衔标记，这张照片拍摄于1934年，按照他的衣领标记，他已经是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中将级别了。）

于是他写信给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呼吁，好像他完全不知道德国有“最终解决犹太人”这一计划似的。气得海德里希大骂：在纽伦堡法令颁布六年半之后，你还写出这样的辩护信。

库贝可管不了这些，他把德籍犹太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他的属下开始安排屠杀布置时，他赶紧出来制止，这让他的手下大惑不解：上司采取了从未见过的立场，为犹太人问题导致德国人之间的矛盾，这实在难以理解。

库贝把自己办公大楼的党卫队岗哨撤消，换上冲锋队。现在，只要他听说了哪里要对犹太人动手，他马上设法予以制止或破坏。42年3月的一次搜索犹太人行动被库贝知道了，他马上把该计划透露给犹太人，结果让负责搜查的党卫队扑了个空。党卫队不甘心，逐门逐户搜查，这必然引起骚乱，于是又引来了库贝的责骂。党卫队负责人委屈地说：他（库贝）大肆辱骂了我手下的好些人，一个劲儿地骂“肮脏的东西”“我们还要算账的”······。

（背对着我们的库贝举手敬礼，从陆军手里接管了白俄罗斯的管理权。）

库贝属于纳粹的“老战士”，过去曾担任过纳粹党议会党团驻普鲁士的议会主席兼勃兰登堡地方行政官，资格非常老，党卫队也拿他没办法，但工作受阻无法开展，只好跑到库贝的最高领导罗森堡那里告状。库贝却毫不让步，他的顶头上司和他一样，及其厌恶希姆莱搞的那一套。于是打起了口水仗，各执一词相互指责。更夸张的是，库贝命令他的手下，谁也不许与党卫队保安处的人来往，谁也不许去保安处办公大楼，如果是谈工作的话必须先要经过区领袖批准，而且只能在专员公署谈。

（1934年时，库贝就已经是地区总队长了，资格相当老。）

党卫队无计可施。1943年9月22日，库贝被俄国游击队成员暗杀，他的一个女佣——玛莎妮可，把炸弹放在热水瓶中，炸死了库贝。库贝死后，德国人在明斯克杀掉了1000名人质作为报复，这其中不包括玛莎妮可，她逃跑了，后来还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

（1943年，库贝在明斯克视察，我们可以看见城市里的断垣残壁，库贝面前站立着两位党卫军成员。）

对库贝的死，某些德国人并不伤感，希姆莱就曾得意地说：“他的死是祖国的幸运。”

好人还是坏人，我们所习惯的绝对定义似乎无法准确地描述这位威廉·库贝——德国派驻白俄罗斯地区专员，自始至终都在控告党卫队特别行动队的犯罪行为，一直在为保护白俄罗斯的犹太人绞尽脑汁，始终单枪匹马地与保安处及秘密警察作斗争。

                       （二）    比     利      时

在西线的德国国防军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与东线德军不太一样。东线的德军似乎很矛盾，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党卫队特别行动队混迹于陆军中所干的的肮脏勾当使德国军队蒙上耻辱，另一方面，当军队遭遇了游击队的袭击后，他们又迫切地盼望党卫队能“杀一儆百”，甚至要求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干一些“额外的”工作，这使得不少党卫队特别行动队成员极为不满，有人甚至赌气说：秘密警察可不是武装部队的行刑队员。

的确，从德国陆军一些高级将领的褒奖中我们能看出他们对党卫队特别行动队非常满意，总参谋长哈尔德41年召集部下开会，他的属下一致赞扬：“这些人（指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对我们象黄金一样宝贵，因为他们确保了后方联系，省得我们抽调部队去对付这项工作”。随后，这些党卫队特别行动队被改编成“反游击部队”，主要用于“剿匪”，这样一来，陆军和武装党卫队开始更多地配合参与他们的工作。

在西线就大大不同，陆军以及派驻各地的军事总督非常反对党卫队的滥杀无辜，哪怕是对犹太人也一样，当然，在那样的大气候下，陆军将领普遍采取的态度是：你们干，别拉上我们。

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军事总督法尔肯豪森将军（具体请查阅前面的系列文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不仅自己不愿意参与那种脏活，还怂恿手下也消极对待——甚至包括党卫队。国内网站上提到这些总喜欢把功劳添加到钱秀玲身上，似乎是她对法尔肯豪森施做了某些工作。在这儿我想说的是：不是，这绝非钱秀玲的个人能力可以达到的，如果法尔肯豪森将军自己没有那些意愿的话。

从担任军事总督开始直到1944年7月被捕为止，法尔肯豪森将军始终成功地顶住了保安警察的干预，消灭犹太人的速度首次在比利时慢了下来。党卫队保安处的人沮丧地向柏林报告：“完成了一半的任务”，比利时有5万2千名犹太人，被害者达到2万4千，但几乎没有一个比利时籍犹太人被送入东方的死亡集中营，这不能不说是法尔肯豪森的功劳。

（法尔肯豪森悠闲自得，左牵苍右牵黄。）

法尔肯豪森将军如何做到的这一点？他手下的党卫队旅队长雷德尔担任比利时行政长官，在上级法尔肯豪森将军的鼓励下，雷德尔在比利时一直采取比较温和的占领政策。雷德尔非常有资历，他曾担任过亚琛地区行政负责人，那时候他就反对过秘密警察“手伸的太长”。在比利时，雷德尔坚决反对给犹太人带上六角星标记，他还自作主张地释放了关押在牢房里等待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批犹太人。

（上图就是党卫军旅队长雷德尔，当然，图片上看起来他似乎穿了一套国防军的军装而不是党卫军制服，但因为这是一张黑白图片，所以看不清他的领章颜色，雷德尔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所以他的领章与陆军一样，但并非红色，而应该是绿色，可惜，这张图上没办法体现。）

雷德尔的所为让柏林帝国保安处的头目感到震惊，希姆莱亲自给雷德尔写信，提醒他：“你自己也是党卫队的名誉领袖，理应执行有利于党卫队的政策。”

问题是，雷德尔的上司——法尔肯豪森将军是个反对纳粹的将领，雷德尔的顾问——特蒂克也是个反纳粹的军人，雷德尔自己也对党卫队有很多看法，这样一来，他采取怎样的对策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法尔肯豪森将军在比利时的总督府。）

特蒂克根本不把党卫队放在眼里，在比利时他公然穿着军装到教堂做弥撒，这引起了党卫队的严重不满，希姆莱又给雷德尔写信了：“您曾答应过免除特蒂克的职务，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不受欢迎的······，您的诺言没有兑现。”雷德尔根本不会兑现这一诺言。

德军在比利时的占领是我近期比较关注的一段历史，可惜在《法尔肯豪森》那一文里没有能彻底展开话题，这很遗憾。法尔肯豪森将军很有意思，他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他喜欢美酒佳肴以及——女人。1944年7月他被调回国随即被关押，有一种说法是他与比利时的某位贵族女性“搞七捻三”，这显然不符合德国军人的传统，这一说法不见得准确，但可以看出法尔肯豪森在比利时确实是声色犬马。他被撤职及关押也不是完全因为7—20事件的牵连，否则早就没命了，法尔肯豪森将军当时被控告“不恰当地为某些比利时人提供帮助、走私货币”等罪名。

（总督府里总是高朋满座，绯闻女友俨然以女主人身份招呼客人。）

从中国回到德国后，法尔肯豪森还多次邮寄高级食品给蒋介石以及其他中国高级将领，在比利时，他的这一特性发挥到淋漓尽致。在他的总督府经常召开鸡尾酒会，法尔肯豪森的绅士风度以及他那些“追求”吸引了不少比利时贵族加入他的圈子，总督府里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高朋满座灯火通明，美酒佳肴遍布。

（设计台词：来一份蛋炒饭，这可是中国的美食哟。注意，这位女士就是传说中的比利时贵族，法尔肯豪森的绯闻女友。）

法尔肯豪森将军的毛病在于他过分地流露出他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及反感，他总是不吝惜在酒会上发表不满言论，抨击纳粹和盖世太保，这样的场合往往也是告密分子活动的最佳场所。不可思议的是，法尔肯豪森一边散布这些言论，一边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督，并没有因为这些“右派言论”而倒霉。最后决定法尔肯豪森命运的是他积极参加了陆军中的密谋集团，甚至他还拉着隆美尔一起干，法尔肯豪森被撤销比利时总督职务是在7—20事件之前，由此可见他的密谋并未被盖世太保们发觉，最多是有些蛛丝马迹。

（设计台词：看看，里面肯定没有三聚氰胺。）

比利时“三驾马车”的另一位——就是我们所说的雷德尔，他实际是军政府的实际负责人。固然他与法尔肯豪森意气相投，但他非常反对法尔肯豪森在几杯酒喝下后的满腹牢骚，雷德尔认为“可以做，但不要说”，满世界嚷嚷只能坏事。

战后，雷德尔和法尔肯豪森一起被押回比利时受审，无论怎样，必须要有人为战时那些犹太人的背井离乡、丧失自己的财产和生命负责。雷德尔和法尔肯豪森都被判处12年徒刑，但随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释放。

（设计台词：吃吃酒开开派对，难道也有罪？你们没去过中国，少见多怪的一群土包子。）

                     （三）      丹       麦

如果说比利时的犹太人比较幸运，那么在丹麦的犹太人更加走运，二战期间整个丹麦和挪威遇害的犹太人加在一起不超过1000人，他们遇上了一个“好总督”——贝斯特（BEST）博士，BEST难道不是最好的意思吗？

滑稽的是，贝斯特博士担任过黑森内政部警察头子、巴伐利亚保安处处长、帝国保安处第一处及第二处的处长、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等要职，过去曾为党卫队的创建立下过汗马功劳。帝国保安总局建立后，其中的第一处和第二处处长（这两个处主要负责组织及培训、财政与经济）在1940年之前都是这位贝斯特博士担任，而实际上，贝斯特是党卫队内部的法律专家，专门为党卫队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指导。

（穿制服的就是德国驻丹麦总督维尔纳·贝斯特。）

这样一个老牌纳粹竟然会积极破坏消灭犹太人的计划，说起来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这样。其实，越是老牌的纳粹往往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理想和信念，这绝非新加入进来的只知道打打杀杀的那些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

1943年9月，贝斯特博士接到命令，把6500名犹太人从哥本哈根运至东方集中营。贝斯特非常反对这一计划，他打电报给外交部：这样做，丹麦的国王和政府将停止与（德国）军政府合作，此外还必须估计会出现罢工。

几番交涉后，希特勒和希姆莱还是决定消灭丹麦的犹太人。很快，行动开始了，从柏林专派的警察和轮船都已经抵达哥本哈根。贝斯特决心对着干，但不能莽撞，他派他的朋友（另一位老党员）跑去向犹太人报告。

（左边就是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贝斯特博士。）

通过丹麦地下抵抗运动组织的传递，这一消息传开了，犹太人纷纷躲藏，随后在丹麦人民的帮助下，被送过海峡安全到达瑞典。

如果仅仅是“稍稍泄露一些情报”就能称为“好人”的话，BEST——贝斯特博士所做的绝不止这些。犹太人全跑了，他还嫌不够，又画蛇添足地命令警察：“搜查犹太人过程中，不许破门而入，而应该在门外揿门铃。”

当有人对他的命令议论纷纷时，贝斯特（别忘了他是个法律高手）出来解释说：“犹太人都跑了，如果这时候我们进入主人不在的空住宅，只会带来不愉快的印象以及盗窃案的发生，从而增加我们的麻烦。”嘿嘿，很冠冕堂皇的借口。

（上图就是臭名昭著的阿道夫·艾克曼，专门具体负责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可以说他就是几百万犹太人死亡的直接责任人。）

抓捕并转运犹太人的行动失败了，丹麦有6500多犹太人，而党卫队只抓到了400来人——还都是些没接到警报或年事已高的犹太老人。另外，贝斯特搞了手段，把这些抓获的犹太人送去特莱希恩施塔特集中营，战后这些犹太人都得以生还。

更为搞笑的是，在盖世太保们因为抓获的犹太人太少而气得哇哇大叫的时候，贝斯特幸灾乐祸地发了一个电文给柏林：“抓到的犹太人寥寥无几，关于这一点，保安警察和我事前早已预料到······，在丹麦对犹太人采取行动的真正目的是使丹麦成为无犹国而并非尽量多杀人，因此有理由指出，······行动达到了它的目的。”

（1942年拍摄的贝斯特博士的便衣照片，42年，他在法国还是在丹麦？）

前面反复指出过贝斯特博士在纳粹党内的地位很高，这一点使很多党卫队死硬分子对他在丹麦采取的政策大惑不解。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艾希曼（中央保安局B4科负责人，这个科称为“犹太人事物科”，实际负责“最后解决”）后来就指出过：贝斯特竟然还担任过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处长呢，他自己甚至还为警察的目的及任务做过报告，这太让人惊奇了。

贝斯特博士在丹麦担任总督期间一直采取比较温和的统治政策，他对“解决犹太人”的政策与计划毫无激情和兴趣。为了保持与丹麦政府的良好关系，贝斯特多次违抗柏林的命令，直到丹麦解放前，贝斯特还抵制了“焦土政策”。

贝斯特博士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知道违抗元首命令的后果？其实很简单，贝斯特他们这些总督相对来说“比较有头脑”，能够冷静地分析和面对自己面临的情况，他们一般认为，如果要保持统治地的安静和稳定，就必须反对那些破坏安定的人——无论对方是盟国还是地下抵抗军或者是希特勒。

游击战——这是我们所熟悉的，无论中外，实际上所有的游击战都有一个最不可告人的目的：激怒敌人，让敌人的残酷报复彻底消除其他非游击战士的旁观心态，从而扩大自己的实力和范围。

（1961年，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最终是绞刑。这件事情很有传奇性，艾克曼在战后竟然能跑得无影无踪，而以色列人居然能找到他并把他抓回以色列。）

贝斯特博士作为党卫队元老、法律专家及谈判高手，他深知地下抵抗者的这一伎俩，所以贝斯特要求他的警察和部队只打击应该打击的对象，而不要把打击范围扩大，从而导致更大的麻烦。然而希特勒不理会这一套，坚持要在丹麦实行“五比一”——死一个德国人则枪毙五个丹麦人的政策。贝斯特博士坚决反对，结果遭到了希特勒的呵斥，苦闷的贝斯特找到里宾特洛甫诉苦，外交部长听了贝斯特的抱怨，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您按照您认为正确和明智的方法去做。不过元首的命令必须执行。”

从这些事例上可以看出，贝斯特这些党卫队高级将领所持的观点——关于大日耳曼帝国，与希特勒是完全不同的，希特勒的民族主义观相比要狭隘的多。

战后的贝斯特博士被丹麦法庭判处死刑，随后又改为12年有期徒刑，但到了1951年即被释放，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善举所做的某种报答。

                      （四）     法       国

有一个数据显示，法国在二战中被杀害的犹太人达到60000之多，这充分体现了纳粹德国的凶残。但同样有证据显示，驻法国的军政府确实和柏林同床异梦，甚至率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这在德国武装部队内是极其罕见的。

德国派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法国战役打响时，陆军就反对党卫队特遣队参与。占领法国后，陆军勉勉强强答应了党卫队的要求：派遣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克诺亨率领10名保安警察进驻法国，就是这10名警察，还被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2500名宪兵牢牢看住，严格限制他们的活动。

（上图就是驻法国军政府首脑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看不清楚他肩膀上的将星，好像是两颗。）

按照占领区的规矩，党卫队应该向法国再派一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专门负责指挥当地的保安警察，陆军又一次拒绝了海德里希：最多派一名代表。

于是党卫队旅队长托马斯作为“保安警察兼保安处代表”赶至巴黎，踌躇满志地上任了，他胸怀大志，打算大干一番。为了彻底解决犹太人，托马斯决定搞一场栽赃陷害的好戏，他与手下商量后立即安排人手和装备。

1941年10月3日，巴黎图雷尔街的犹太会堂一声巨响，爆炸发生了，同时被炸的还有其他六所犹太会堂，好了，这一下可以立刻出动抓捕一切可疑分子了。

托马斯没有想到，几天后，他的手下——负责搞炸药的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佐默尔，在酒吧痛饮了几杯后，对两个密探把他的得意之作和盘托出。这一来可把施图尔纳格尔气坏了：我们想尽办法维持占领区的稳定，你们却搞起了爆炸，这不是添乱是什么？

控告信立刻寄到海德里希那里——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你得给个说法。没办法，托马斯和佐默尔被召回柏林，法国只留下克诺亨驻守。其实克诺亨的日子更加难过，他与柏林的一切联系都被军人们切断，更不许他出门搞“阴谋诡计”，实际上这位克诺亨仅仅剩下一个名义了，任何作用也发挥不出。甚至连缪勒（帝国中央保安局四处处长、盖世太保头子）也以为克诺亨已经不在法国了。

（1944年的克诺亨，他的领章表明他现在是党卫军旗队长，比刚来法国时升了一级。他身着灰色制服，所以是双肩章式样，左胸口挂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

法国的情况搞得海德里希焦头烂额，直到1942年5月，他才派遣“驻法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奥伯格赶至法国赴任。这位奥伯格先生，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过去是军队里的战友，你说他会反对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么？按照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话来说：“奥伯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相信他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前面我们提到的丹麦总督贝斯特博士，您还记得吧，其实在42年之前，他是在法国担任驻法德军司令部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他还是老好人一个，不仅对军人们采取的温和统治措施深表理解，还“不计个人得失”——他的部门被压缩成“行政管理科”，这就是摆明了要赶他走，贝斯特却高高兴兴“上任”他的科长去了。

这把希姆莱气得要死，党卫队就是党卫队，怎么能屈服于军队的压力下呢，这非常丢人。

实际上，大多数党卫队成员更倾向于国防军，尤其是武装党卫军。德国的传统认为，能合法携带武器的只有国防军。这一传统对众多因为各种原因无缘加入国防军继而选择党卫军的人来说，始终是心理上不可逾越的一道坎。（关于这一详情，与本文关系不大，以后再说）

（身着皮大衣的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武装党卫军成员对陆军将领们的判断力敬佩无比，这也导致他们在情感上更愿意靠近武装力量。）

话题回到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卡尔·奥伯格这位负责法国犹太人“最终消灭”的刽子手上，奥伯格绝非吃斋念佛的善类，75000名犹太人的死亡与他有关，他的绰号是“巴黎屠夫”。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与代表军队的施图尔纳格尔关系不错，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1944年的7—20事件。

很多人都看了汤姆·克鲁斯的《刺杀希特勒》电影，这部电影总的来说比较贴近史实，某些细节可以挑挑毛病。其实，在“瓦尔基里”行动开始后，法国占领军总督府在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带领下，第一个积极响应，这与柏林那些密谋分子的优柔寡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图，中间戴眼镜的军人就是奥伯格，看看他的军衔——三片橡叶一颗将星，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因为这张照片摄于1943年，我不太敢断定他的制服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全国副总指挥，那么他应该有两颗将星。但在42年之前，全国副总指挥确实只需要一颗将星。）

在施图尔纳格尔的安排下，一支突击队袭击了巴黎保安警察机关，把前面我们提到的奥伯格、克诺亨全部抓获，这两位还算受到礼遇，被关在酒店里，白兰地随便喝。而他们的1200多名手下就没那么走运了，全部被关押在武装部队监狱。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政变成功，这些死硬的党卫队分子是要被全部枪毙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场政变没有成功。西线德军总司令克鲁格元帅下令撤去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职务，并要求立即释放奥伯格那批人。

奥伯格、克诺亨等人被军人们释放了——他们在酒店的收音机里已经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等军人们赶来释放他们时，奥伯格气愤地大骂起来：“你们搞的什么名堂？”大巴黎城防司令朗斯菲尔德将军对他说：“请你去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那里，他会对你解释一切。”

奥伯格激动地赶到“拉斐尔”饭店，面对施图尔纳格尔，奥伯格正要开口痛斥，阿贝茨大使开口劝他：“不管出了什么事，根子在柏林，目前诺曼底战事正紧，德国人必须团结一致。”

奥伯格这位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嘴里继续发着牢骚，但他的怒火逐渐消退了。按照常理，他完全可以立即逮捕以施图尔纳格尔为首的陆军将领，然后把他们全部递解柏林，因为这才是他的职责。

曾经被军人们搞得狼狈不堪的克诺亨想了个点子：陆军之所以逮捕党卫队成员，是一场事先策划好的演习，这是经过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和奥伯格两位同意的。

7—20事件，对巴黎政变分子来说是幸运的，原因就在于巴黎的秘密警察首领采取了宽容态度，奥伯格和克诺亨都知道，一旦希姆莱插手进来，唯一的结果就是让更多的人死去。于是，在他们的策划下，审查工作被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除了几个被柏林点了名的首要分子外，其他人都得以幸免。

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不在幸免名单内，他被召回柏林，在途中自杀，但他被抢救过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双目失明。这并没有让他幸免于“人民法庭”，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最终被绞死。施图尔纳格尔在救治期间的呓语导致隆美尔元帅被揭露。在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去柏林的路上，奥伯格驱车追了上去，他拦住了将军，告诉他自己将照顾将军的家属。

7—20事件牵扯的人实在太多，前前后后杀了几千人。但通过党卫军高级将领的抢救和担保，确实挽救了一大批国防军将领，其中包括后来在西德联邦国防军中担任要职的斯派达尔、豪辛格等。

前面提到的大巴黎城防司令官朗斯菲尔德因为“没有头脑，只知道执行施图尔纳格尔的命令”而被调至后备军，接替他的是肖尔铁茨将军，后面的故事就要请您去拜读《巴黎烧了吗？》一书了。

当然，奥伯格和克诺亨二人对待法国的囚犯绝不会象对待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那样仁慈，一直到巴黎解放前，两人始终坚持工作岗位努力工作，只是他们的“忠诚无私”与“忘我工作”把更多的无辜生命送进了死亡之所。

（法庭上的奥伯格和克诺亨。这两人必须为法国那些遇害者负责。）

卡尔·奥伯格在战后被美国人逮捕，1946年被判处死刑，1954年在法国再次被判处死刑，到了1958年又被改为终身监禁，而1963年他被释放，死于1965年。

克诺亨与奥伯格在战后的经历类似，也是被判处了两次死刑，最终得到特赦。克诺亨很长寿，一直到2003年才去世。

（设计台词：喂，打死你我也不说！）

                       （五）      德      国

与前面所说的几个事例不同，在柏林，挺身而出援救犹太人的并非军方人物，也不是党卫队成员，这似乎让这个第五段有些跑题，但相比其他事例，这个第五段更加彰显人性的可贵。荷兰政府在战后出于怀疑，请了一批历史学家仔细研究这一事例，专家们在1950年得出结论：历史上还找不到任何同样甘冒危险施爱于人的范例。

我们将要说的就是他的故事——希姆莱的私人保健医生菲利克斯·克尔斯滕。

克尔斯滕最擅长的是按摩，他的这套功夫是一个中国医学博士DR. KO传授给他的（这个中国人的具体资料不详）。通过克尔斯滕巧妙的按摩可以让患者消除疼痛，这一妙法当时在柏林相当轰动，希姆莱在亲自尝试过后决定聘请他为自己的私人保健医生，当时希姆莱对他说：“许多德国教授帮我看过病，但没有一个人能帮我治好。”一试之下，希姆莱发现几分钟内克尔斯滕就能消除他剧烈的胃痛，这种奇特疗效简直让他难以置信。

（克尔斯滕与希姆莱在一起。）

克尔斯滕作为希姆莱的私人保健医生，在他身边逐渐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每次按摩，他在希姆莱耳边絮絮叨叨，有时候从集中营里救出了某位知名人士，有时候帮助某人搞到了出国护照离开德国，有时候一下子救出了上千名犹太人。这位胖胖的按摩师就这样靠他的“耳边风”持续不断地挽救了相当多的犹太人，而且这些都是别人请求他做的，他自己倒是个有求必应的人。

希姆莱和很多“大人物”一样，对下属或同级的意见不一定听得进去，但往往会对身边亲近的“小人物”的话言听计从（太监和秘书都特牛逼）。一位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战后回忆说：“1944年的某天，我们和希姆莱一起用餐，克尔斯滕也在场。不知为何大家谈起了犹太人问题，彼此的谈话非常活跃，克尔斯滕的态度变得坚决起来，他死死缠着希姆莱，一定要让犹太人得到优待，希姆莱告诉克尔斯滕：您将会满意的，克尔斯滕。”这位全国副总指挥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克尔斯滕就象一只鹿身上的虱子，紧紧缠牢希姆莱。”

（克尔斯滕的个人回忆录，国内依旧没有出版过。）

有趣的是，克尔斯滕一边给希姆莱按摩一边絮絮叨叨，他什么都要，只要希姆莱能松口，消灭芬兰犹太人的计划被他的“絮叨”阻止了，荷兰的艺术宝藏因为他的“絮叨”得以保存，斯堪的纳维亚集中营的囚徒因为他的“絮叨”被转移至瑞典······

希姆莱总是满足他宠信的私人医生，直到克尔斯滕移居斯德哥尔摩，希姆莱还给了他一个145的代号，可以随时与希姆莱通电话。

克尔斯滕的另一个贡献是，他通过巧妙的暗示，使希姆莱错误地认为：只要停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西方盟国就会对他产生好感并愿意听听他的想法。希姆莱从心理上更愿意接受这一暗示，以至于海因里希接任他的“维斯瓦河集团军司令”一职时，希姆莱神秘兮兮地告诉海因里希：“目前解决问题的最后办法只有靠我了，我告诉您，已经和西方敌对者开始谈判······”

（很棒的一张照片，左边是希姆莱，右边那位请大家注意，看他的军衔是党卫军全国总指挥，这一级别党卫军内共有四位，而他的左臂上的警察臂章表明他的身份：达吕格尔。）

一直催促希姆莱通过中立方于西方谈判的鼓动者里，还有个重要人物：瓦尔特·舒伦堡，他是帝国保安局六处处长，此人非常有野心，如果不是他年轻资历浅，海德里希死后的局长宝座很可能轮不到卡尔登布鲁纳。舒伦堡是个真正的间谍，今天看他的回忆录一定要注意判别，他的回忆录是我看过的所有回忆录里最不可信赖的一本。从头到尾，舒伦堡都是个及其狡猾的人物。

（上图就是帝国保安总局第六处处长舒伦堡，非常年轻，但他的寿命并不长，尽管他逃开了纽伦堡的法网。）

通过克尔斯滕与舒伦堡的反复努力，一大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得以释放，换来的条件是瑞典红十字代表与希姆莱的会谈。克尔斯滕是受瑞典人的请求，完全出于解救犹太人或者改善他们的条件这个目的，而舒伦堡拿犹太人作筹码的目的在于让希姆莱赶紧脱离希特勒的控制，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能使自己也能保住性命。

希姆莱所担心的是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卡尔登布鲁纳，已经不再那么老实地听他的控制，而是一头扎进了马丁·鲍曼的怀抱，希姆莱的一举一动无疑都在他的监视之中。

谈判没有成功，实际上也不可能成功，瑞典人只是想多多营救犹太人，让他们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能幸存下来。但这一事例又一次证实了党卫队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内部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很多矛盾甚至连希姆莱本人也无力解决，这说明，党卫队这一块，从开始到结束，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复杂而又混乱的群体。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希姆莱不是挺身而出承担责任，而是采用了怯懦的自杀来逃避，这与他一贯宣扬的精神相差太远了。）

结束本文之前，我想说几句自己的感受。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未有过一个党卫队这样庞大和完整的组织，而这个几乎完美的组织却被用于屠杀，也许某些国家某些地区还有未被披露的类似机构。这样的一个国家机构不是为民族工作，而是效力于一个私党；国家赋予他们权力和工具，却不被用来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而是变成奴役或杀害公民的强力武器，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党卫队这一前车之鉴，对后人应该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诚然，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们谈到了一些纳粹体制内的人员出于各种原因背叛了他们的体制，但在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如果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证，这种偷偷摸摸的“善心”是那么渺小，是那么于事无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