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镜3d豆瓣:张季鸾：中国新闻界的模范报人 [枣读：174期]

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走完自己的一生，终年54岁。他的辞世给当时的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带来极大震动。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发去吊唁，蒋介石亲临殡葬现场，杜月笙在先生灵前痛哭。这一切，只是为了一个报人。王芸生之子王芝琛断言道，张季鸾先生的去世，在当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先生1888年生于山东邹平，幼年张父病逝，他随母回到榆林。母亲含辛茹苦供先生读书，师从大师刘古愚，这段期间的经历奠定了先生的国学修养，进而影响到其终极一生的人生观。先生有着纯粹的传统士大夫精神，梁启超所谓的报恩思想在先生身上表露无疑。他曾如此阐释，”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

之后，先生赴日本留学，期间便开始从事报刊一行。归国之后曾担任孙中山秘书，他自己说这是人生三大得意事之一。期间，他起草的《大总统宣言》分寸老道，言语酣畅，完全超越了一个25岁年轻人的政治视野。

此后先生曾陆续在《民立报》、《大共和日报》、《民信日报》等从事主笔、编辑等业务，直到1926年9月1日，中国报业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先生作为报人的一生开始扶摇直上。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在天津接办《大公报》，以5万块钱资本创办新记《大公报》，从此拉开一段传奇。

当时的报界，或者依附于政治力量，成为某政党的喉舌，或者纯粹商业化，一心只为挣钱，低俗无趣。

而吴鼎昌出资的这5万块并未有任何盈利打算，”拿五万元开一个报馆，准备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吴鼎昌作为一个商人，却能看到独立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可见他的智慧，而1935年他去当官，便主动辞去《大公报》社长职务，在此又可看出他的原则。

于是由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的《大公报》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

有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张季鸾代表编辑部提出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除了在日本短暂入过国民党之外，先生一生无党无派。虽然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密，却屡屡在报上直言国民党的不是之处。对共产党，《大公报》并未像其他报纸那样一味诋毁，甚至登载范长江的西北通讯，让全国了解到红军的真实境况。

先生曾说，这四点之中，最难做到的便是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祥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这种朴素的新闻理想不正是最可贵的理性精神和探求真理的谦卑态度吗？

胡适评论《大公报》说，《大公报》的成功，”不过是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人的评论。”

《大公报》的评论最初由三人共同商量，轮流写作，后来多由张季鸾一人完成。有人曾将先生的文章与大公报第二代主笔王芸生比较，说，两人的文章热情却风格不同，王芸生是冲动的热情，张季鸾是沉郁的热情，王芸生喜用骈四俪六的句式，而张季鸾则是质朴无华，干净利落。

中国的新闻评论，几乎在张季鸾手中发生转变。一方面是从文言到白话文的流变，一方面从梁启超开创的报章体到近代新闻评论的转变。先生的评论极为晓畅，说理清楚，文风质朴，娓娓道来。正如王芸生所说，就像一杯刚泡过的龙井茶，清新而热情。

这也正是傅国涌所言张季鸾比鲁迅影响更大的理由之一。鲁迅的杂文喜欢绕弯，骂里藏刀，而张季鸾的文章直截了当，平实易懂。今天的新闻评论正大多直叙观点，追求简明易懂，说理清晰。

所谓人如其文，在时人回忆先生的文章中，皆盛赞他的文品和人品。

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对先生的为人发自内心的佩服，他说，”季鸾为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辄出肺腑相示。”他的同事王文彬说，”张季鸾的做人方法，他对一般人以至国内外的同胞，都报以热爱，他是以’广结良缘’为目标的。”周恩来曾评价道，”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即使说《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毛泽东也不得不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事实上，不仅蒋介石每天阅读《大公报》，毛泽东亦经常看。

《大公报》的三人当中，只有张季鸾一直没有做官。但是他与政治人物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关于先生与蒋介石，民国时期曾经有个说法：作为独裁者，蒋介石把所有人都看成自己的部下，唯有一人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这个人就是张季鸾。报人在政治家面前的这种尊严姿态不由令人想起美国的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

先生曾对徐铸成说，”你把记者的作用看的太轻了，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而要掌握好二者间的分寸，需要有坚定的立场。他说报纸不是政治的阶梯。也许正是因为他没有政治企图，反而能深得政治人物信任，更能得到民众的支持。

先生的办报宗旨是文人论证，一切以国家为重。在抗战期间，他提出”明耻教战”的办报主旨，在报上制造并引导舆论，为了抗战服务。

《大公报》被共产党称为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笔者认为这应该公平看待。当时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蒋介石的确是国家的中心。国民党内确实存在众多问题，《大公报》亦痛心批评。张季鸾等人并非革命者，而是改良者，他一直说自己坚持着自由主义道路，国家利益才是他最看重的，报国恩是他的毕生追求。

也正如此，在西安事变中，张季鸾写出《给西安各界的公开信》的著名评论，用飞机空投到西安上空。有人认为，几乎是这篇评论改变了西安事变的走向。1986年，时值张季鸾百年诞辰几年，耄耋之年的张学良在张季鸾之子张士基的面前背诵了这篇评论，毫无差错。由此可见其力量所在。

张季鸾的评论和他主编的《大公报》在当时的影响着实巨大，他去世之时有文章说，”他的噩耗传出，全国骤然像丧失了一位导师。”

美国的CBS主持人克朗凯特被称为是美国”最受信任的人”，这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亦非某个宗教人物能做到。这只能是属于新闻人的荣耀。

新闻界流传着一句很有名的话：”假如国家是一条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上的瞭望者，他要注意来往的船只，注视地平线上出现的任何值得注意的小事。”这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对新闻工作者的定义。这条船会换船长，也会换大副、水手，他们在某段时间受到某些人的信赖，却只有新闻人，能超越更迭之外，成为”最受信任的人”。

在中国短短的新闻史上，亦有像张季鸾这样的人，被称为全国的”导师”，这是中国新闻界的荣耀。他和报社同人们，共同铸造了一段新闻界传奇，用最朴素的方式实践着新闻理想。他们是为中国新闻界树立标准的人。

在今天，不会有哪家报刊、哪位报人敢称为”导师”。是那时的历史状况造就了张季鸾和《大公报》的辉煌，也是先生自身的为人、学识和道德成就了中国报业史上的一段传奇。

这样一位报人，直至临终前，心心念念的依旧是国家前途命运。他在遗嘱中说，

“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恢复我国之独立自由为目的；同时并深信必须全国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又忠贞自勉，艰苦奋斗，始能达此目的。故尝勖勉我同人，敬慎将事，努力弗懈。”

“今届抗战第五年，胜利在望，而余病势将不起，特重言之：并愿我全社同人，痛感时令之艰难，责任之重大，本此方针，一致奋勉，务尽全功；尤宜随时注意健康，以积极精神为国奋斗。至关于余子女教养及家人之生计，相信余之契友必能为余谋之，余殊无所悲怀，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