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魔镜相:真话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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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不一定是真理,谎话一定是罪恶--为东南大学百年校庆所作演讲(节选)作者:沙叶新来源:《凤凰周刊》总第136期 2004年1月25日本站发布时间:2004-1-15阅读量:910次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是最痛苦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这时思想界经过十年浩劫,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  还是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能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和恶魔进行斗争的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对洗脑洗了几十年、洗得早已苍白、早已没有脑汁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个大事,说明知识分子开始把脑子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开始思考了,开始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了,拷问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做才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90年代,知识分子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他们立场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文章的观点我也不尽然同意。但他们确实是认真思考的一群。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清流,不是涂着口红的文化明星。没有他们,中国会憋不过气来,他们是一扇透风的窗;没有他们,精神会更加猥琐,他们是思想的脊梁!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19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窜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不是太过分了,太狂妄了?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当然也不能说没“议”;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

    我这次到北京来,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笑声)我说:“好,我保证不说话!”这也是我不参加开幕式和小组讨论的原因之一,不开会,就不会发言了。可这位作家冲着我说:“你说,你说。”(某作家让沙叶新发言)我就忘记妻子的嘱咐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说的。实在是看了北京某大报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说就说吧。我说,我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重要的,要经过研究,经过思考,经过多方面的征求意见,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后定稿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都是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呀,他们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是划时代的。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笑声、鼓掌)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鼓掌、笑声)

    有一部分人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他们这样强烈、激动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呢?我就不信。我这次来北京,我老婆对我说,你千万别说话。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问题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这是老婆的原话。我说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撒谎,要说真话。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所以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说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是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真话,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这也很重要,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赞成三个代表,这是我的真心话……但我不赞成将它列入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

    我发言完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激动,心跳加快,我就说,我心脏不好,我要回去吃药,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二天沸沸扬扬,不少组知道了,传得很广,有的各取所需,加油添酱。其实他们都是盗版的,正版的在我这儿!(笑声)所以我就说说正版,免得失真,以正视听。

    我认为我的那番话是讲道理的,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搅蛮缠。我反对的是谎言,每个人应该说出真心话,尤其是作家。我是出于爱心。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声)

    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枯叶沉思》,是在纽约,是我在散步的时候想写的。我住在纽约一个很美的社区,我的儿子、女儿住的地方。每天我写作,下午去散步。正好是秋天,满地金黄的落叶,我在厚厚的黄叶上走着,想到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只鸡。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朋友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