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辽宁女s群:《剑桥中国秦汉史》5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6:20:21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
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
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
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 9 月 25 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
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
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
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
然地回答他的问题。
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
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
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①这个故事后来被
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
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
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
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
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 220 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 186—226 年）的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52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4、253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52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7 页；《三国
志·魏书六》，第 18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3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54
页以下。
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
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 189 年 9 月 25 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
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
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
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
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 9 月 26 日吓跑
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①从严格的
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
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
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 月 28 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
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 ②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
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 68 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 263 年中唯一
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③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
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
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
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6 #61
晓风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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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
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
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
还有袁术（死于公元 199 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 189 年晚些时候逃
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 155—220 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 189
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
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
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
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
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
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 3 月 3 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
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 5 月 10 日连同袁
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①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
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下，第 2005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67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50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4 页。
③ 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66 页以下、113 页以下；以及本
书第 2 章《王朝的混乱》。
① 《后汉书》卷九，第 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 5 页以下。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
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
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
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 190 年 4 月 4 日，
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
市，虽然它已有约 150 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
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
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
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
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
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
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
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
种能力，当皇帝在 5 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
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
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
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
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
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
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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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
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
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
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 191 年 5 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
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
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
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
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 195 年 5 月结了婚。
② 《看汉书》卷九，第 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 7 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
卷七二，第 2325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9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第 2548 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1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6（1954），第 21 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
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③ 《后汉书》卷九，第 371 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9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 90 页以下。
在这一年 8 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 196 年 8
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
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
灵帝时（公元 168—189 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
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
是袁术（死于公元 199 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 144—208 年），他
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
人孙策（公元 175—200 年）。②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
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 223 年），他的父亲在
公元 188 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
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 184 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
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
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
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
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
元 125—144 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①在
公元 196 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
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 190—215 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
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
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
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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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 196—200 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
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
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
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
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
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
② 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① 《后汉书》卷九，第 377—379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52 页。
② 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 377 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 1101 页以下。关于
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 2409—2418、2419—2425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
第 2438—2444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9 页注 1；《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5 页；以及下面第 16 章《后汉书时期哲学
的衰颓》。
② 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 4209 页（狄百瑞等人编：《中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
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
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
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
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
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
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
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
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 186 年 8 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
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 196 年 10 月 16
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
在公元 197 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
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 199 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
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
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
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
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
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
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 200 年在袁曹双方领土
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
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
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
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
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 25 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 182—252
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
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
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
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 200 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
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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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曹操的巩固（公元 200—208 年）
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
在公元 202 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 206 年，曹操接管了
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 207 年，曹操甚至冒险
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
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 1 卷，第 177—178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13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 194、209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19 页。
① 《三国志·魏书六》，第 212 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 1101—1109 页。
了。②
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
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
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 208 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
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
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
猛战士刘备（公元 161—223 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
而支持那个军阀。③公元 208 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
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
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
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
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
赤壁被打败。①赤壁之战标志
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
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 208—220 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已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
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
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
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
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
公元 208 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
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
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 208
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
曹操自己做了丞相。①
直到公元 208 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
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 196 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但是他似乎在 199 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 204 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
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②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
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
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
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 200 年，荀悦（公元 148—209 年）写成
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23、28 页以下。
③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17 页以下。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30—31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30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53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13—14、26 页。
将要中兴。①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
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
可是公元 203 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
公元 208 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
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 212 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
臣的殊荣。213 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 年他又得到了
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 195 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
子。215 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
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 年又给他
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
于 220 年 3 月 15 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
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
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
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 214 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
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 219 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
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
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
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
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
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 211 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
他拿了下来；在 214 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
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 215 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
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
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
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 50
余年。②
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 218 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
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 219 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
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
的美梦。③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
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① 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
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
陈启云：《荀悦（公元 148—209 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
第 15 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37—49 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 2 章《地方组织》。
①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4 页以下。关于公元 219 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
第 52—53 页注 2。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36—45 页；《三国志·魏书八》，第 263—265 页；《后汉书》卷九，第 389—390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 50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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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 220 年 11—12 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 186—226 年）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
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
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
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
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
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
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
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 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
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
在 11 月的下半月和 12 月 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
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 220 年 12
月 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
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
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
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
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 181
—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
——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
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 221 年 5 月 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
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
“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 222 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
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 221 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
从 222 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
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
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 229 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
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 229 年 5 月 23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 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 223 年，曹丕死于 226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 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 14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 132—193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 14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 1330— 约 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 CH 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 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 113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 104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 100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 32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 120 年、121 年和 150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 25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 221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 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 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 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 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 54，以及第 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 26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 107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 175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 107 年，或许在 127 年、
147 年和 188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 191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 30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 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 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 98 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
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
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
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
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
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
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
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
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
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
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
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
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
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9 #66
晓风寒月
从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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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
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
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
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 304 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
述：①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
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
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
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 304 年又一次复兴
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
（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
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 373 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 398—446 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 1619—1692 年）在他身上开始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③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 190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 219 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 1019—1086 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 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 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 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 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 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356—358 页。
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 34 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189 年 9 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约公元 300 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 222 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 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 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58、80 页。
“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 1661—1722 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
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
作用。②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
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
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
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
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
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
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
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
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
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
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 1960 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
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
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①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
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
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 184 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
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 192 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 5 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 1
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 3，第 415 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
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 125 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 155 页；以及上面第 3 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第 45—59 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
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 113—140 页；罗尔
夫·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 1—78 页；詹姆斯·哈
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30 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 192 年以后仍有黄巾军
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
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 207 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
们对公元 220 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
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 184 年的口号。“苍天”通常
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②公元 192 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
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
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③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
在公元 192 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
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 189 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
加以估计。董卓在 184 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
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
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
189 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
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
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 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
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
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
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
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
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
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
机会。当曹丕在公元 220 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
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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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风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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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
甚至在公元 20 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 5 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
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
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
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
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 4 个世纪，公元 220—589 年），
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
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
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 2299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 10 页注 2。
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
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
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
则被视为季。①这个王朝在公元 263 年被镇压下去，但 40 年以后，即公元 304
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
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 310 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 304
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
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
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 500 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
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
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
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
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②
……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
能抗衡于天下。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 263 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
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
40 年以后，即公元 304 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
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 310 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
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
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
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 318 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①
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 311 年，这个
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生俘了汉族的皇帝。当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
问他的汉族对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时，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
须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说：“大汉将应乾受历”，这就是假定汉朝的历
数可垂之久远。②
汉人在这时又在另一个京师立了另外一个皇帝，但却是完全无用。这个
异族的汉王朝的军队在公元 316 年攻破了长安，一个中国皇帝又一次被他的
匈奴对手所生俘。过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儿子死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复苏，
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即他看来已经死去，但他实际上是去遨游了天宫，他
在那里会见了刘渊的神灵；刘渊告诉他，上天已为他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位置。
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带回一件礼品到人世中来，带给汉皇帝。当检查这件
① “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 927 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
（卷四五），第 1079 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 601 页注 1；《三国志集解·魏
书二十一》，第 11 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 1080 页。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52 页；《晋书》卷一○二，第 2679 页。
② 《晋书》卷一○二，第 2661 页。“应乾受历”之说在 600 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
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礼品的时候，它证明了这儿子的故事是真实的。汉帝因而特别高兴，说他不
再惧怕死了。①
汉帝的君权虽然在地府很威灵显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权威在公
元 318 年宗庙被毁以后却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 319 年，在位的匈奴皇帝
放弃了“汉”的名号，而改称为“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刘渊的
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匈奴皇帝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不是汉朝的继承
者，而是晋朝的继承者，因为晋朝有两个皇帝曾被他俘虏过。但是直到公元
329 年以前他们仍然祭祀刘渊，而在 329 年，这个赵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
级官员又都在洛阳被活埋了。②
9 年以后，即公元 338 年，一个新的汉王朝在中国的西南隅——即刘备
建都的那个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详细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为
何做此决定。这位新的汉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会自认属于刘姓的汉朝皇
室。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王朝只立国 9 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晋王
朝，因此，晋王朝虽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东南半壁有所恢复。
③ 晋王朝流亡者从此未再恢复北方领土，国步艰难地苟延到公元 420 年：那时
一位将军刘裕（公元 356—422 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刘裕的王朝国号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费尽气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汉高
祖，尽管汉高祖已死了 600 年。历史学家沈约（公元 441—513 年）在公元
487 年受皇帝之命讲述刘裕的权力所以兴起的原故，据他说是因为自汉朝灭
亡以来直到当时的 200 年中，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汉代，而魏晋两个王朝
实际上只是汉代利益的临时照管者，是把后汉和刘宋联系起来的桥梁。④
在这以后，汉的名称在中世纪又出现过一次。一名北方将领侯景（公元
503—552 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险，所以在 548 年助了当时南朝皇帝——即梁
武帝（公元 502—549 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错误地相信了他，
但当侯将军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稳了脚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饿死了时年 85
岁的老皇帝，另立了一个傀儡为梁帝，最后还是在公元 551 年自己当上了皇
帝。侯景的这个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杀，梁室复辟）也称为汉，其理
由我们尚无所知。很明显，侯景从北方随身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汉之为汉
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这个名号的精神力量来保
证他的王朝万古千秋。①
在此以后的 366 年，“汉”的名号消失了。在此期间，中华帝国在公元
589 年被隋王朝统一，接着是光辉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 907 年。在唐王
朝瓦解以后的混乱也令人想起了汉亡之后的情况。在公元 907—980 年间的大
约 15 个王朝中间，有 4 个是其国号为“汉”的。其中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
918 年直到 971 年，而以广州为基地。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广州皇帝们虽然
也姓汉家皇室的刘姓，却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过两个汉王
朝，其一从公元 947 年到 950 年，其一从 951 年到 979 年。这两国的皇帝都
是非汉族人，虽然他们的皇室也都姓刘。最短的汉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
① 《晋书》卷一○二，第 2673—2674 页。
② 《晋书》卷一○三，第 2684—2685 页。
③ 《晋书》卷七，第 181 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 3017 页。
① 《梁书》卷五六，第 859 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
11 页。
917 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刘备蜀汉所曾统治过的那个地方。可是，它
的统治者并未自称是出自刘姓。②
最后一个国号为“汉”的王朝是在此 400 年以后，即在公元 1360 年成立
的，它的建国者本是一个渔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汉献帝退位
一千多年之后却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汉”为国号。这个王朝仅立国四年就被
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所消灭，因而其详不可得而知。①自此以后“汉”的名称仍
历久未衰，例如“汉字”之义便是指中国文字，“汉族”便是指北部中国的
人民。中国人迄今指某人是“汉学者”（Hn scholr），此即我们西方人所称
为的“汉学家”（sinologist）。
正统的继承
公元 200 年以后各个汉王朝的建立，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种古老
的思想：“汉”并未实际死亡。但是历史学家得处理事实，而传统的中国历
史学家在写到公元 220 年以后时期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那个时
期有过三种历法，因而历史学家得选其一个作为主要历法，这就是要选其中
的一个作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记事。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
主观武断的；相反地，他所选择的王朝和历法都是他认为合法的，因此他就
把另外两个王朝宣布为非法的了。
这个问题被称为正统继承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指：汉朝的天命是否
已在公元 220 年转移到了由汉献帝禅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转到了属于汉皇室
成员的刘备身上，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
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
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
承人。
在公元 220 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
人诸王朝在公元 316 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
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
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
助它们恢复中原。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 263 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
的魏王朝所征服；266 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 年，这个晋王朝
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 316 年，晋王朝被赶到
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 420 年让
位于宋；宋在 479 年让位于齐；齐在 502 年让位于梁；梁又在 557 年让位于
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 589 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
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 384 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
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
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第 100、136 页；《新五代史》卷十，第 63、65、70 页。
① 《明史》卷一二三。
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①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 1007—1072 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
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
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 220 年已被完全切
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 280 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
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 589 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②
司马光（公元 1019—1086 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
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
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
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
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
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
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原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
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之这样做只是便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
念的考虑。①
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
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
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
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 264—280 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
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
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 280 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
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 317
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 420 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 589 年
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
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②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 220 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
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
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①现代的中、西方
① 《晋书》卷八二，第 2145 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 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
载《莱顿汉学研究》，W.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 23—33 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
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 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
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 51 页
以下。
② 《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 3—4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九，第 2185—2188 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
第 45—48 页。
② 用于公元 264—280 年和 420—589 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
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① 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 1520 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
对者引用了公元 229 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
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 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
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
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
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
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
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
期（公元 220—589 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
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 589
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 589—618
年时期称为“隋”，公元 618—907 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
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
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
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
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
《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 1971），第 42—43、72、223、241 页，以及第 281 页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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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第 6 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
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决定用建造若干刻石的办法来颂扬他的皇帝生涯
中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些刻石建立在沿着他首次视察旅行路线的东海滨的各
个地方。在一座刻石（位于琅琊，今山东）中，皇帝为自己统一了中国人所
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悦。刻石铭文毕竟是一种公开的文献，写它的意
图是要激发新近统一帝国的团结一致意识。因此，它不能用来表示始皇帝的
世界地理概念。在邹衍（公元前 305—前 240？）的地理学思考影响下，始皇
帝和战国时期其他统治者一样，相信在大海彼岸能够找到“不死药”。事实
上，这正是公元前 219 年始皇帝派遣徐福市（也叫徐福）前往海上寻找蓬莱、
方丈和瀛洲几座虚构的岛屿原因所在。
邹衍的理论
按照邹衍的理论，世界有几块大陆（大九洲），每一块又分成九个地区。
九大洲彼此由大海隔开，每一块大陆上的九个地区彼此也是由环绕周围的海
分开的。中国被称为红色地区的神圣大陆（赤县神州），但仅仅是一个洲中
的九区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只占有整个世界的 1／81。在邹衍的体系里，中
国是否位于它自己所在大陆的中心，并不清楚。①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
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逐渐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
为中国位于“海内”。秦汉统一以后，中华帝国确实仍被认为是“天下”。
但这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习惯用语，旨在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它不能
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
一例。公元前 196 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
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
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②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
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
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
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
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
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 1 卷，第 160—161 页。
② 《史记》卷八，第 38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397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
约和伦敦，1961）第 2 卷，第 114 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
1956），第 83—89 页。
贡》篇，《山海经》，③《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
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邹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
之外有八极。①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
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
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
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
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②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末，在
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
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
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
的。③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
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
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
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
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
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
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
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
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
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
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
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 3 卷上（牛津，1893），第
150 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 10、11、12、13 和 18 篇）。
① 《吕氏春秋》十三，第 1 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 4—6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
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 1973 年博士论文，第 49 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19 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1—12
页；李雅各：《书经》，第 74 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
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 20、 292 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
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 142—149 页（禹贡）；《国语》上，第 3 页；孙诒让：《周
礼正义》64（卷十八），第 90—95 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 80—84
页。
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
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①公元前 221 年，一
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②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
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
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
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
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
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 117 年，武帝说扬
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 14 年，王莽试图系统
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①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 51 年，
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
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
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②按照五
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须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
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
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部分。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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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
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
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
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
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
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①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
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
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 1—19 页。
② 《史记》卷六，第 23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25 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 2759 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4137 页，
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 71（卷二十），第 80—84 页（见前第 408 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第 3282 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 31 页。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
学者们普遍同意，五服说基本上和现实地看，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
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对野蛮人的外部地区来说，中国是内部地区，正如
同对外部的侯服来说甸服是内部地区，在中国文明周围的要服对荒服来说就
成为内部地区。理解了这种方法，那末，我们就可以发现，汉代世界秩序的
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
如我们所知，汉代早期的皇室统治区位于以关中命名的京师地区，这个
地区以四座关口和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前汉的大部分时期，关中地区防
卫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经过关口时都要携带传（通行证）。在这
个地区以外的是郡，可分为两类。据 3 世纪的学者韦昭说，在中国内地的郡
称为内郡，而那些沿着边境并以要塞和关卡对付野蛮人的郡则称为外郡，也
可分别称为近郡和远郡。②很容易看出，内郡和外郡十分类似侯服和绥服。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与要服和荒服之间的区别粗略相当，汉朝政府也
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
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居
住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在汉代，“葆塞”这个专
门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
卫边的乌桓，等等。①
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
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
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
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
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
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
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
明，在公元 2、3 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
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
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
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
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
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
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
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
征。
② 《汉书》卷八，第 241 页；《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343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81 页；《后汉书》卷十九，第 717 页；《后汉书》卷二四，第 855 页；关于“葆”
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
第 43—57 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2 卷，第 202 页。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
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
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
合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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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 209 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
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
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
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
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
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
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
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
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
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
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
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
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
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
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
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
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
①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
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 2 部，第 612、697 页注 101。
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
1969）。
②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
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
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
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①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② 《史记》卷一一○，第 289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4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2 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
1 卷《公元前的匈奴》，第 2 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
的参考材料。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1 页。
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
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 200 年，
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
备。④
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
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
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
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
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
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
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亡
命者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此语表明，即使普通百
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
在这种考虑的推动下，高帝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前 200 年冬
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高帝亲自率领一支三十余万人的
军队追逐匈奴远至平城（在现代的山西大同附近），反而落入了冒顿设置的
埋伏。在汉朝的步兵能与皇帝会合以前，冒顿带着他的 40 万精骑突然转过来
包围汉军营地，切断了皇帝队伍的供应和增援。高帝落入进退两难的圈套达
七天之久，差一点被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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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婚姻协议制度
平城之战在称为“和亲”的王朝婚姻制度的成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武帝（前 141—前 87 年）统治之初，和亲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树立了
样板。平城之战失败后，高帝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匈奴问题非他的
力量所能及。因此，他决定采纳一位名叫刘敬的宫廷官员提出的实现某种程
度和解的建议。在前 198 年，皇帝派遣刘敬前去和冒顿议和，最后双方达成
了协议。①
第一起和亲协定包括以下四项条款：首先，一位汉朝公主将与单于结婚；
其次，汉朝将一年数次向匈奴送“礼物”，包括丝绸、酒、稻米和其他食物，
每一种都有固定的数量；第三，汉与匈奴将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第四，双方都不在以长城为界的边境以外采取冒险的行动。②协定在前 198
年冬天正式生效，当时刘敬护送一位年青女子——身份可疑的公主——嫁给
匈奴的领袖。
在这里应对协定条款的应用方式作一些评述。首先，如同名称表明的那
样，由刘敬完成的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帝国统治家族
① 《汉书》卷一下，第 63 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5 页）；《汉书》卷九四上，
第 3753 页；《史记》卷九三（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5 页）。关于某些汉朝将军是商人的
断言，见《汉书》卷一下，第 6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27 页）。
① 刘敬原名娄敬，见《史记》卷九九，第 2719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289 页）；《汉
书》卷四三，第 2122 页以下。
② 关于长城的讨论见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及《前 221 年 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在婚姻方面的联盟。好象有一种默契，任何一方在新的统治者登基之时，一
位汉朝公主便要送往匈奴，大概是作为联盟继续的保证。于是，在惠帝继位
以后不久，第二位汉朝公主于前 192 年送去嫁给冒顿，文帝和景帝都送公主
嫁给单于。③
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份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
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增
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 192
年至前 135 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
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
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 162 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
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
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①
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
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 192 年，冒
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的信中写道：②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
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
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
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前 174 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
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
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
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
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
顿的条件。①
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
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 174—前 160 年在位）。老上继续
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犂河谷的
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
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
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末，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
③ 《汉书》卷二十，第 8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81 页）；《汉书》卷五，第 14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315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9 页。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90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17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2 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
第 11—14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9 页以下。
② 《汉书》卷 94 上，第 3754 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896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7 页以下）；《汉书》卷九
四上，第 3756 页。
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
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
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
圈套的也不乏其人。②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
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③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
的卒年前 169 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
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
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
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来说，除了
单于方面并不可靠的不侵略诺言之外，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为此付出高昂费用
是合理的。中国方面的记载表明，差不多在双方关系由两个皇室之间的异族
通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单于就不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前 166 年，老上单于
亲自率领 14 万名骑兵侵入安定（现代甘肃），深入到雍，后来那里成为汉朝
皇帝的避暑地。前 158 年，他的继承人军臣（公元前 160—前 126 年在位）
派遣 3 万骑兵袭击上郡（现代内蒙古和山西北部），另一支 3 万名骑兵袭击
云中（也在内蒙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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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由刘敬完成的关系模式是昂贵而且无效的。如同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文帝时期这种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也正是
文帝最急于废除它，而放弃这种制度要承担与匈奴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他统
治的中期，皇帝为一场可能的武装对抗作了每一种准备。他和帝国的卫军一
起，穿上军装，在上林苑骑马射击，研究军事技艺。②由于他是一个谨慎和俭
朴的人，他的帝国又勉强地才从内部骚乱中恢复过来，所以他避免对北方游
牧民族采取攻势。中国为了摆脱和亲制度的束缚还必须等待。前 134 年，当
武帝在位时，时机来到了，这时的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均已巩固，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有雄心的和大胆的集团充当领导。
前 135 年，匈奴要求重订协定。此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讨论时，象
往常一样，多数意见是倾向于和平的。因此武帝答应了匈奴的要求。但是皇
帝的决定显而易见是非常勉强的，一年以后（前 134 年），他便推翻了这个
决定，接纳了一位边境商人提出的在马邑城（属雁门郡，现代属山西）设伏
② 《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五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
卷一一○，第 2899 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37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9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41 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 2265 页
（颜师古注③）。
① 《汉书》卷四，第 125、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225、265 页）；《汉书》卷九
四上，第 3761，3764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01、2904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2、
175 页）。关于雍靠近长安和它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67 页。
② 关于文帝的行为，见《汉书》卷九四下，第 3831 页。
捕捉单于的计划。这一密谋被单于发现，埋伏失去作用。但汉朝与匈奴之间
完全破裂，二者之间以和亲方式和汉朝以姑息迁就为特点的相互关系，经历
了 70 余年，终于彻底结束了。①
直到前 129 年秋季以前，全面战争并未发生。前 129 年秋季，4 万名中
国骑兵受命对边境市场的匈奴人发起突然袭击。汉朝的武装力量之所以选择
边境市场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因为即使在流产的设伏以后，匈奴人继
续经常大批地前来这些地点贸易。前 127 年，将军卫青率领一支军队从云中
经过边境前往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回了鄂尔多斯。紧接着这次征服以后，10
万中国人被遣往该地定居，建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鄂尔多斯的丧失对于匈
奴来说是冒顿时代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②
前 121 年，匈奴受到将军霍去病的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军事史上，
霍与卫青同被视为罕见的天才。③霍去病率领一支轻骑兵西出陇西，6 日之
内，转战匈奴五王国，夺取了焉支山和祁连山区域。匈奴浑邪王被迫带着 4
万人投降。然后在前 119 年霍去病和卫青各率领 5 万骑兵和 3 至 5 万步兵，
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迫使单于和他的宫廷逃往戈壁以北。
虽然汉朝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仍远远没有赢得战争。汉
朝在人力和其他物力方面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根据官方报道，每一方丧失 8
至 9 万人。汉朝军队带往沙漠的马匹在 14 万以上，带回中国的不到 3 万。由
于马匹的严重不足，汉朝没有能力对沙漠中的匈奴发动另一次袭击。①此外，
根据公元初期一位汉朝军事家的分析，有两个特殊的困难妨碍汉朝进行任何
长期持久的反对匈奴的战争。首先是后勤方面的食品供应问题。平均来说，
一个士兵 300 天的行程要耗费 360 公升由牛负载的干粮，而每头牛的食物另
需 400 公升。过去的经验表明，牛在沙漠中百日之内将会死去，剩下的 240
公升干粮对于携带它的士兵来说仍是太重了。其次，匈奴地面的气候也给汉
朝的士兵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决不可能携带足够的燃料来应付冬季
致命的寒冷。正如分析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困难说明了为什么没有
一次进攻匈奴的汉朝远征能持续一百天。②
涉及这些远征中汉朝士兵给养的问题可以由李陵将军的事例得到证明。
前 99 年，当李的军队在敦煌附近为匈奴包围时，他发给每个士兵二升干粮和
一片冰，以此作为他们分散开来逃出包围圈的给养。他命令士兵们三天以后
在汉朝的一处据点重新会合。虽然这可能是个个别的例子，但它说明，当在
① 《汉书》卷五二，第 2398 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 3795 页以下。《史记》卷一一○，第 2940 页
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176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6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7 页以下）。
③ 关于这两位将军，见《史记》卷一一一，第 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26 页以下）；
《汉书》卷五五。关于这些战役的一览表，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在《中国的兵法》（小基尔
曼和费正清编），第 111 页以下。
① 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89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 274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10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82 页以下）；《史
记》卷一一一，第 2938 页（沃森，同上书第 2 卷，第 209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1 页；鲁惟一：
《汉武帝的征战》第 97 页。
②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 14 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 3824 页。
中国疆界之外进行征讨时，汉朝士兵即使为了活命，也必须轻装和迅速行动。
③
但是，作为这些战斗的一个结果，汉朝向西域扩展的牢固基础是奠定了。
以前由浑邪王占领的土地从甘肃走廊向西伸展到罗布泊。在浑邪王于公元前
121 年投降以后，全部匈奴人移出该地区，汉朝在那里建立了酒泉郡。以后
又加设了三郡，即张掖、敦煌和武威，和酒泉一起，在汉朝历史上以“河西
四郡”著称。①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
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
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
匈奴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从公元前115年到前60年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汉与匈奴关系史上两个相关
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汉与匈奴为控制西域而斗争，以汉朝的完全胜利告
结束。其次，同一时期匈奴帝国瓦解了，这主要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这
种瓦解终于导致单于在前 53 年归附汉朝。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西域的一节中讨
论第一方面的发展；现在先集中讨论第二个方面。
公元前 60 年突然在匈奴人中间爆发的权力之争，其根源在于草原联合体
的政治结构。早在冒顿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一种左右的二元体制。每一部分
都有它自己的地区基础，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地区首领（王）有权指
定下属的官员。这种地方主义导致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匈奴联合体保持一些“封
建主义”因素。②在早期，职务既不一定是世袭的，也不是终身制，大部分由
皇室成员或其配偶氏族成员所控制。但由于联合体的扩展，更多的地区王国
建立起来。它们的王是其既存地位被确认的地区首领。
事情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原来的结构缺乏调节新的政治现实的灵活
性，也难以保持有效的团结。在公元前 120 年前后，我们发现，匈奴帝国西
部的两个强大的王（浑邪王和休屠王）没有被分配到按二元原则的右翼。二
者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单于对他们的控制力是微弱的。当前 120 年浑
邪王带着他的 4 万人向中国投降时，这一点得到清楚的表现。①地方主义的增
长在公元前 1 世纪更为明显，出现了地区的王拒绝参加在单于宫廷中举行的
年会之争。而且，这一时期几个单于在他们得到统治宝座以前都不得不在原
来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展权力基础。前 57 年，五位自封的单于争夺宝座，他
们都有自己的地区追随者。②
③ 《汉书》卷五四，第 2455 页。
①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 104 年以前建立的，最后
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 81 年至前 67 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59 页以下，
第 145 页注②。
②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
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 118 页。
① 《汉书》卷六，第 1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62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9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5 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 231—271 页。
和地方主义增长有关系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延续到前60年的一场领导危
机。在这时期匈奴总共产生了七位单于。除了两位例外，他们中没有一人统
治时间超过 10 年。时间最短的在统治宝座上只有一年。这和冒顿（公元前
209—前 174 年）以及军臣（公元前 160—前 126 年）的长期统治形成鲜明的
对比。早期的单于有能力扩展帝国，并将和亲的协定强加给汉朝。后来的单
于不但统治时间短，而且以领导软弱为其特征。他们中的两位，即詹师卢（公
元前 105 至公元前 103 年）和壶衍鞮（公元前 85—公元前 69 年）在童年时
出任单于之职。③前者被称为“儿单于”，后者则为其母所左右。应该指出，
领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匈奴的继承制度造成的。从冒顿时代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父传子的继承的一般形式。在冒顿和虚闾权渠
（公元前 68—公元前 60 年）之间发生的 11 次继承中，只有四次违反了这种
形式。一例是叛乱的结果，二例是由于单于之子太小。只有最后一例，虚闾
权渠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下从他的兄弟壶衍鞮（公元前 85—公元前 69 年）
手中接收了统治宝座。①
由于继承通常由父传子，统治的单于一般有权选择他的继承者。这种权
力可能导致麻烦。冒顿父亲头曼的最后的有些专横的决定，要使幼子成为继
承者，这便堵塞了长子冒顿嗣位之路；为了登上统治宝座，冒顿准备犯忤逆
罪。但在公元前 2 世纪末，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已正规化了。在前 105 年，匈
奴贵族显然承认“儿单于”的嗣位是合法的，尽管对他的品格不无忧虑。②
这种继承形式在匈奴帝国早期发展中很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是，在公
元前 1 世纪遇到战时紧急情况时，它证明是越来越无力应付了。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呼韩邪（公元前 58—前 31 年）规定新统治者，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
他的长子，必须将统治宝座移交给一个兄弟。历史记载表明，从呼韩邪时代
到公元 2 世纪中叶，兄弟继承实际上是准则。③
前 60 年，右贤王屠耆堂成为握衍朐鞮单于。新单于是一个有强烈地区偏
见的人。他一登上统治宝座便开始清洗那些在已故单于手下和在左方任重要
职务的人。于是引起了对抗，在前 58 年，左方贵族推举呼韩邪为他们自己的
单于。握衍朐鞮不久在战斗中被击败自杀。④但是，在这时匈奴的地方主义已
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统一的外表都难以维持了。前 57 年，在五个地区集团
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单于。到前 54 年，战场上只剩下两
家，分别以两个竞争的兄弟为首，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被郅支
击败以后，放弃了他在北方的都城，往南向中国移动，希望和汉朝议和。①
呼韩邪并非前 134 年婚姻协议中止以后对恢复与中国的和平关系表示兴
趣的第一个单于。早在前 119 年，当匈奴在霍去病和卫青手下遭到重大损失
时，伊穉斜单于（公元前 126—前 114 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汉朝以和亲的
名义恳求和平。在答复中，汉朝政府提议单于应成为一个“外臣”。这使单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4、 3782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7 页。
②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 3749 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
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5 页。
③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 17——27 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9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5 页以下。
于感到愤怒，和平谈判以失败告终。②前 107 年，乌维单于停止了所有边境袭
击，为的是表示他对恢复婚姻联盟的愿望。汉朝要求匈奴送他们的太子到长
安作人质，此事再次使谈判毫无结果。③公元前 1 世纪上半期进行的几次其他
和平尝试也是徒劳的，因为汉朝廷干脆拒绝任何低于属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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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和汉朝的贡纳关系
现在谈一谈贡纳制度是顺理成章的。正如前面所述（见《贡纳制度》小
节），汉朝的贡纳制度就其最广泛意义而言是一种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外夷
的普遍原则。但是在实际行施时，作为在对外关系范围内应用的制度，它经
常改变以适应发生的不同情况的需要。以匈奴为例，最初汉朝坚持的贡纳一
词有三重涵义。首先，单于或他的代表应到汉朝宫廷朝觐；其次，单于应送
一名质子，最好是太子；第三，单于应以向汉朝皇帝呈献“贡品”来报答帝
国赏给的“礼品”。将这些条件和婚姻协定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的政治地位从“兄弟之国”降低到“外臣”。按照五服
理论，正如政治家萧望之所指出的那样，匈奴应被列为汉帝国的荒服。①
当呼韩邪单于采取行动迎合中国时，他完全知道将会发展的新关系的模
式。前 53 年，当贡纳问题在呼韩邪宫廷会议中提出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地
反对屈服的想法。他们以为，一旦匈奴成为汉朝的附属国而使自己遭受屈辱，
他们将立即失去迄今为止没有问题的在中国以外各种民族中间的领导地位。
但是，主和派领袖之一，左方的伊秩訾王在回答这种论调时指出：②
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公元前 101—前 97 年）以来，匈奴
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呼韩邪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最后作出了接受汉朝提出的条件的决定。
会议以后，呼韩邪派他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汉朝作质子。在下一年
（前 52 年）他向边境五原郡的官员提出一份正式的声明，表示他打算在前
51 年元旦亲自向皇帝表示效顺。这样，他便彻底履行了汉朝贡纳制度要求的
全部形式。
从汉朝的观点来看，呼韩邪的朝觐旅行无疑是它同匈奴关系史中最重要
的一件事。它确实是自从公元前 200 年高帝平城之败以来关系模式的一次重
大的改变。部分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手段，但可能也是为史无前例的胜利
所陶醉，汉朝授予单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而是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
的控制”。①单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抗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作为臣属来对待。
在皇帝接见时，他被指定位于所有其他王公贵族之上。当典礼主持者正式将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1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3 页。
①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 2913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86 页）。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 3282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32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7 页。
①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
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 31 页
他引到皇帝宝座之前时，不是用他个人名字而是用正式称号来称呼，视作皇
帝的一位藩臣。而且，他甚至被免除了向汉帝行跪拜礼。
在财政和物质方面，呼韩邪也因履行贡纳制度而得到丰厚的报酬。②当他
在首都停留时，他从皇帝那里接受了下列物品：黄金 5 公斤，钱 20 万，衣服
77 套，8000 匹丝织品，以及絮 1500 公斤。他还得到 15 匹马。当呼韩邪回家
时，他带走了 680 千升粮食。
贡纳制度中的财政部分证明对匈奴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自从第一次
朝觐的行动得到汉朝的慷慨回报以后，呼韩邪要求在前 50 年第二次致敬，并
在前 49 年亲自向皇帝呈献礼品。这时帝国的礼物增加为 110 套衣服，9000
匹丝织品，2000 公斤絮。从前 50 年到前 1 年，和单于效顺相联系送到匈奴
的丝见表 10。
表 10 帝国给匈奴的礼物
年代（公元前） 絮（斤） 丝织品（匹）
51 1500 8000
49 2000 9000
33 4000 1800
25 5000 2000
1 7500 2000
很可能因为他一直害怕遭到他的兄弟郅支单于的攻击，呼韩邪不敢频繁
前往中国。至少这是他自己对公元前 49 年在第二次致敬和前 33 年第三次致
敬之间长期间隔作出的解释。①在呼韩邪的辩解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性；只是
在公元前 33 年以前不久郅支才被消灭。前 36 年，一个刚毅的低级官员陈汤
争取到西域都护甘延寿的帮助，召集了一支远征军，成功地击溃郅支，并把
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这次冒险行动是地方上筹画的，中央政府事
先并未同意；甚至有关诏旨的公布也缺乏应有的授权。两位官员认为他们应
主动地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此事如果提出，他们是否获准付诸行动，很值
得怀疑。他们的忧虑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向长安报告时，对待他们的
态度是有节制的宽容，甚至只是勉强承认他们的战功。在这时，汉朝政治家
并不热衷于参与远离本土的纠纷。②
当内部情况使他不能脱身时，单于便派遣一名自己的代表代替他带着贡
品前往汉朝宫廷。例如，前 31 年复株累继承呼韩邪成为单于时，他嗣位的周
围情况有些可疑。他立即送一位新王子到中国作人质，并在前 28 年派一位王
呈献贡品。但直到前 25 年，他才亲自前来表示效顺。
对汉朝来说，它从政治上非常重视单于的效顺。如同表 10 所清楚表示的
那样，汉朝为单于表示效顺的每一次访问增加礼物，以此鼓励他的到来。事
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例如，在前
89 年，当单于和汉朝商议重新订立婚姻协定时，他仅要求每年支付增加到 400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8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03 页。
②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11 页。
千升酒，100 千升谷物，10000 包丝，这表明在更早的和亲协定下汉朝的支付
一定低于这些数目。③
据班固说，和亲协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和匈奴从边境袭击的所得相比，
给与的东西太少。①但是，早在公元前 3 年，汉朝已感到单于的朝觐旅行为国
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朝廷官员甚至从纯粹经济立场出发加以反对。②
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政治上考虑，贡纳制度比起和亲来有如此的优越性，
以致汉朝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因
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呼韩邪的对手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可以为此提
供例证。当郅支单于知道他的兄弟归附中国时，在前 53 年他也送了一个儿子
到汉朝去作人质。然后在前 51 年和前 50 年郅支两次分别派使者向皇帝献贡
品，希望就有利的和解一事和呼韩邪竞争。但是郅支单于不能履行三项义务
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朝觐，因而他从未被接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
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在
公元前 8 年，汉朝要求得到一块有价值的匈奴的带状地，该地伸入汉朝边境
的张掖郡。但是单于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这块土地多少世代以来一
直是他们的领土，根据宣帝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最初的协议，长城以北的一
切土地属于匈奴。③但是在其他方面贡纳关系明显地与和亲关系不同。例如，
匈奴帝国不再是平等地位的“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政治地位的下降，也从汉朝拒绝缔结另一次婚姻联盟
反映出来。前 53 年，呼韩邪利用朝觐之行的时机要求允许他成为皇帝的女
婿。但是，过去作为荣誉赐给单于的女性至少名义上是公主，现在不同了，
元帝赐给他一名叫做王嫱（昭君）的宫女——可是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
名的美人。在贡纳制度下，再没有汉朝公主嫁给单于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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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北匈奴与南匈奴
当呼都而尸单于（又名舆，公元 18—48 年）统治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大
的政治动乱时期，它以王莽的新朝没落开始，而以光武帝重建汉朝告终。匈
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②不用说，中国
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 24 年，更始帝（23—25 年在位）要
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③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0 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 3833 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12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10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03、3806 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
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 772—846 年》伦敦，1949），第 12 页以下，第 130、184 页。关于遣
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 125—23 年的早期阶段》
（莱顿，1979），第 43 页以下、第 146 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29 页。
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
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 25 年，他宣布立
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④单于这样做的
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
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
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
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
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
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
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
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
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
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
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
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 48
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 4 万
至 5 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②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
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
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 50 年带领南
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
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
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
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 1 万匹缯，2500 公斤丝，500 千升谷物和 36 万头牲畜。
③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
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
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
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
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
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
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
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 50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0 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 102 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 1—1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2 页以下。
总数固定为 1000 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 10000 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
奏疏，公元 91 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 100900000 文。①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
公元 50 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②该官员
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
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
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
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公元 50 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
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 2000 骑兵和
500 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
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
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 88 年单于向
汉帝上书所说：②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 143 年，
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
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③在宗教方面，自公元 50 年开始加入汉朝
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
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
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
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
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
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
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
公元 94 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
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
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 50 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94 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
书》卷四五，第 152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78 页；《后汉书》卷二八，第 362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3 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
1955），第 240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9 页、150 页注 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2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2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
① 《后汉书》卷 89，第 2955 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
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
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
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 109 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
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
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
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
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
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
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
当南匈奴的后裔于 304 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
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 317 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异族王朝。
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
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
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
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 9 月 25 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
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
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
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
然地回答他的问题。
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
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
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①这个故事后来被
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
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
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
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
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 220 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 186—226 年）的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52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8
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4、2537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六九，第 2252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7 页；《三国
志·魏书六》，第 18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8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3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54
页以下。
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
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 189 年 9 月 25 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
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
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
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
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 9 月 26 日吓跑
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①从严格的
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
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
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 月 28 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
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 ②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
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 68 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 263 年中唯一
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③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
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
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
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6 #61
晓风寒月 从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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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
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
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
还有袁术（死于公元 199 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 189 年晚些时候逃
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 155—220 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 189
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
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
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
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
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
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 3 月 3 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
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 5 月 10 日连同袁
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①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
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
① 《后汉书》卷六十下，第 2005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67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50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4 页。
③ 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66 页以下、113 页以下；以及本
书第 2 章《王朝的混乱》。
① 《后汉书》卷九，第 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 5 页以下。
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
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
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
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 190 年 4 月 4 日，
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
市，虽然它已有约 150 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
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
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
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②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
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
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
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
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①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
种能力，当皇帝在 5 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
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
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
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
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
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
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②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7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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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
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
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
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 191 年 5 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
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③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
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
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
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 195 年 5 月结了婚。
② 《看汉书》卷九，第 369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 7 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
卷七二，第 2325 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 89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九上，第 2548 页。
② 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 1 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26（1954），第 21 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
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③ 《后汉书》卷九，第 371 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9 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
第 90 页以下。
在这一年 8 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 196 年 8
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①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
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
灵帝时（公元 168—189 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
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
是袁术（死于公元 199 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 144—208 年），他
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
人孙策（公元 175—200 年）。②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
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 223 年），他的父亲在
公元 188 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
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 184 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
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
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
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
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
元 125—144 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①在
公元 196 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
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 190—215 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
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
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
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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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 196—200 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
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
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
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
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
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
② 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
① 《后汉书》卷九，第 377—379 页；《后汉书》卷十下，第 452 页。
② 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 377 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 1101 页以下。关于
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 2409—2418、2419—2425 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
第 2438—2444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49 页注 1；《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5 页；以及下面第 16 章《后汉书时期哲学
的衰颓》。
② 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 4209 页（狄百瑞等人编：《中
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
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
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
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
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
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
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
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
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 186 年 8 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
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 196 年 10 月 16
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
在公元 197 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
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 199 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
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
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①
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
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
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
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 200 年在袁曹双方领土
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②
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
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
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
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 25 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 182—252
年）做了他的接班人。①
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
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
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 200 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
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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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曹操的巩固（公元 200—208 年）
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
在公元 202 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 206 年，曹操接管了
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 207 年，曹操甚至冒险
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
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 1 卷，第 177—178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13 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 194、209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19 页。
① 《三国志·魏书六》，第 212 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 1101—1109 页。
了。②
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
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
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 208 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
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
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
猛战士刘备（公元 161—223 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
而支持那个军阀。③公元 208 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
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
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
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
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
赤壁被打败。①赤壁之战标志
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
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 208—220 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已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
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
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
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
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
公元 208 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
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
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 208
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
曹操自己做了丞相。①
直到公元 208 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
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 196 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但是他似乎在 199 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 204 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
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②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
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
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
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 200 年，荀悦（公元 148—209 年）写成
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23、28 页以下。
③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17 页以下。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30—31 页。
① 《三国志·魏书一》，第 30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53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13—14、26 页。
将要中兴。①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
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
可是公元 203 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
公元 208 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
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 212 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
臣的殊荣。213 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 年他又得到了
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 195 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
子。215 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
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 年又给他
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
于 220 年 3 月 15 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②
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
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
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 214 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
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 219 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
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
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
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
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①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
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 211 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
他拿了下来；在 214 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
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 215 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
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
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
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 50
余年。②
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 218 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
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 219 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
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
的美梦。③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
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① 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
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
陈启云：《荀悦（公元 148—209 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
第 15 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37—49 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 2 章《地方组织》。
①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4 页以下。关于公元 219 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
第 52—53 页注 2。
② 《三国志·魏书一》，第 36—45 页；《三国志·魏书八》，第 263—265 页；《后汉书》卷九，第 389—390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 50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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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 220 年 11—12 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 186—226 年）
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
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
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
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
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
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①
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
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 213 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
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
在 11 月的下半月和 12 月 10 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
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 220 年 12
月 11 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②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
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
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
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
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 181
—234 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
——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
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 221 年 5 月 15 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
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
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①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
“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 222 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
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 221 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
从 222 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
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
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 229 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
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 229 年 5 月 23 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60 页。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62 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
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11—12 叶）中的引文；以及卡
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 220 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
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① 《三国志·魏书二》，第 76 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 887 页以下。
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②刘备死于公元 223 年，曹丕死于 226 年，但他们的
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②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 1134 页。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汉朝灭亡了，因为改朝换代的思想已大行其道，从老百姓到曹操一帮人
中的各种势力集团莫不作如是观。虚弱的几位皇帝，或者宦官们、皇后们以
及黄巾军都被指责应对汉朝之亡负有责任，但直到它灭亡了千余年之后还有
人想使它复辟。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
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这种观点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三国
之中谁是法统的继承人？
王朝与形而上学
和罗马帝国的情况一样，关于汉王朝也有人提出帝国为什么衰落的问
题。此答案与关于罗马衰落的原因一样，也是众说纷纭的，比如有人认为应
责怪某些皇帝，有人认为应该注意超越个人力量控制所能及的那些制度上和
文化上的因素。当然，及身目睹事变的政治家和隔了相当长时间来考虑这些
问题的历史家之间的答案是有差别的。
对于汉代衰亡的最通常的解释，是 14 世纪一部小说关于该王朝灭亡的弁
首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①这种解释把所有行为者及其
一切行为都看做是本质上从属于某种更大的、经过经验证明了的过程，因此，
任何已经创建起来的事物都会有朝一日走向瓦解。这种观点颇接近于西方历
史家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的结果，好
像一个帝国就是一个必然趋向于机体腐朽的有机结构一样。
另外有一些人把问题看得更仔细一些，他们想给汉王朝的明白无误的没
落找出实质性的理由。如上所述，有一个学派认为，汉朝的没落只是一个暂
时事变，它终究会重新露出水面。这个学派以刘备的做皇帝为辞，但这种声
调在北方很沉寂，最后在东南部也很沉寂，因为孙权那时在登极的时候也宣
称汉朝“气数已尽”。另一派人退而承认汉王朝已走完它的道路，但是，只
有征服了整个中国的人才能被称为它的继承者。曹操的同情者便是这一派
人，他们的声音在他死后也被淹没。可是，这两种想法都没有完全消失，在
未来的许多世纪中继续发挥影响。
第三派思想家主张汉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要被人立刻易手，因此这一派取
得了最大的成功，因而我们必须对这一派理论寻根究底，以便弄清楚废黜的
意义。不用多所怀疑，它产生于老百姓当中，最初由那些“靠符瑞起家”的
叛乱者拥立的敌对皇帝所表达出来。如果只有一个这样的皇帝，我们当然可
把它一笔抹煞，认为它是孤立的现象。但是在公元 132—193 年间，我们至少
在文献上可以找到全中国有 14 个这样与汉对立的天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存
在着一个过程。一方面，皇权受到了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理
想越来越多地在政治上表现了出来。
在汉王朝建立之初，即大约在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因他的军事胜利而
取得成功，宗教只起了小部分作用。那时，秦已“失其鹿”，谁得到了这匹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 1330— 约 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 CH 布鲁伊特-泰勒：
《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 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
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鹿谁就可以称皇帝。可是，皇帝们渐渐获得了新特权。从公元前 113 年起，
皇帝在一定的时间内公布年号，以便确定年代。因此，公元前 104 年被称为
太初元年，次年便称为太初二年，以此类推。太初过了四年，又改了一次元。
公元前 100 年被称为天汉元年。①
乍一看来，好像前汉的皇帝们能随意自由地公布新年号，但仔细一考察
就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是每四年改元一次，汉宣帝、成帝和哀帝
也是如此；汉元帝是五年改元一次；汉昭帝是六年一次。这决非巧合；它强
烈地表明，汉代诸帝在他们能够改变年号之前有一种尚未知晓的原因使得他
们必须与确定时期联系起来。甚至暂时推翻了汉朝的王莽每次改元都没有超
过六年以上。只有后汉诺帝不受这种约束，似乎可以随意改元。因此之故，
这时的年号可以生效数十年（最长的年号延续到 32 年），但也有些年号只用
了仅一年的（例如公元 120 年、121 年和 150 年都代表一个完整的纪元）。
后汉诸帝在这方面比起前汉的列祖列宗就自由一些。
就是在前汉的最后十年，汉王朝开始与图谶式的预言预兆之说联系了起
来，那些预言王朝寿命长短的图谶出现了，预兆则不再仅仅表示上天的愤怒，
而似乎也指出了完全的改变朝代过程。①在王莽的统治这个间断时期之后，汉
王朝于公元 25 年中兴，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大地受这类预言支持的事件，同时
它也把其他相敌对的观点打入了地下。
图谶预言被认为是孔子或其他古代圣贤所写。据人们说，《五经》说出
了所有真理，但是，这位圣人始终知道它们的文字艰深。因此，他给经书都
写下了秘密的附录，以便使他的意旨得为人们所完全知悉。到了前汉末年这
些附录被人们“发现”，被用来拥护或者反对汉王朝。曾经有人说，由于把
图谶诸典籍的著作权和孔子联系起来，儒家经书的威信就被附会是和那种疑
信参半的算命术有关。②如果事实是如此的话，后汉之信奉图谶也一定被看做
是要努力把儒经的威信用来给汉朝的复辟服务。
由此可见，虽然后汉的皇权以武功建立起来，但它也在超自然的玄学上
有其立足点。在早先几代皇帝统治时期，皇帝的现世的和超自然的权力之间
并无明显的区别；在后来几代皇帝时这种区别就为人们所接受了：皇帝不需
要既要统，又要治。有许多儿童皇帝证明了这一点；当不能期望他们真正治
理国家时，他们只要摆个样子就足以满足精英统治阶层精神上的需要。
但是，现在得回头来谈谈中国人民：不用惊奇的是，要用很长很长的时
间才能使皇权在人民的思想里占有一席之地。皇权思想于公元前 221 年加在
人民头上，但不管精英集团为它会建立什么样的一些理论，广大的民众接受
这种理论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最能在超自然力量方面加强皇权的是所谓的“五行”论：①万事万物，大
自历史的运动，小到人体的微细活动，都是土、水、火、木或金这五种中某
一种超自然力量发生作用的表现。这些力量按一定的次序互相更替，因此重
要的是应该知道哪一种力量在某一时间内是占首要位置的。如果人们计不及
① 关于从公元前 113 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 2 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
和冲突》，第 17 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 2 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 54，以及第 3 章《内战》。
此，反而逆此当运的力量行事，当然就要以失败告终。大而言之，历史被看
做是这些力量在依序起作用：每一个朝代都代表其中某一种力量，同时每一
个新朝代都表示五行的力量在除旧布新。公元 26 年，后汉的第一个皇帝决定
当时是火德当运，而且他的朝代就是火德在人世的表现。红色与火德相应，
因此我们常称之为“炎汉”或“炎刘”（刘，即皇室之姓）。
王朝这种超自然合法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着内在的流动性：人们普遍
认为，没有一种力量会永远当运，因而只要有迹象表明一种新力量要来当运
时，那就意味着该王朝会有什么后果。如果“五行”的理论一方面能提供王
朝的合法性，它也能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最常见的理论是说，火德在适当的
时候会为土德——色尚黄——所取代。但是问题在于，人们尚不能确定这种
取代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是土克火呢，还是火生土？从政治方面说，新
王朝到底是要通过征伐来建立呢，还是用和平方式建立？
对于汉代的民间宗教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讲，它必然是
分散而不成体系，每一个地区都有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神灵。对于官方历史
学家来说，除非它涉及政府的公务，这种现象不值得留意。可是在后汉，宗
教有时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例如在公元 107 年，当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北
部居民有一次群众大迁移运动，那里的人民中间流传着大惊小怪的议论。公
元 175 年也是这样，朝廷据报有群众运动，黄巾军便是由宗教孕育起来的最
惹人注目的群众运动。从近年来的研究得知，在后汉中叶存在着这样一个教
派，它预告会降临一个弥赛亚式的人物来拯救信教者脱出尘世的苦难。①宗教
和政治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混合物，因为朝廷注意的是，它必须对付因与某种
超自然的或宗教的体系有关的人民推戴的敌对皇帝的问题。
与此同时，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在社会精英集团中间却有不同的说法。他
们几乎每个人都承认，汉王朝和刘氏是帝号的合法拥有者，因此即令他们对
某个具体的皇帝不满意，他们也不想换一个朝代。相反地，他们搞了很多计
谋用刘家的另一个成员去替换健在的皇帝。在公元 107 年，或许在 127 年、
147 年和 188 年，我们有材料得知，他们都曾密谋换掉仍然活在世上的皇帝。
如果有哪一个密谋竟然成功的话，则新皇帝仍须出自刘氏。当反董卓的联盟
在公元 191 年深长计议地要另立新皇帝的时候，他们考虑的人选还是找到刘
家成员的身上。如果说在人民中间有许多迹象表明汉王朝天命已告终结的
话，这种想法并未浸染到精英上层人物中去。
正是在汉王朝纷乱扰攘的最后 30 年中，这种观念终于开始影响了上层集
团。旧的精英人物已经凋谢，新的精英人物接手，做了军人和兵法家，带来
了新思想。久已被人忘怀的预言学（谶纬学说）又重新走上前台，因而在前
汉的末年，预兆又被人们说成是汉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在主张改朝
换代的人们看来，建立一个新王朝不仅是军事上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时自
然不是天下“失其鹿”的时候，而勿宁是上天已预先挑选了它的人选的时候。
那些把汉献帝的逊位仅仅看做是权力政治的冷酷游戏的人，是对事件的宗教
的和令人快慰的方面做了错误的估计。按照这种想法，旧王朝是自动退位，
并自动把天命让给新人的。在这一方面，精英上层人物的想法与老百姓的不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 58—84 页。关于这些运动
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 3 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
第 98 页以下。
同。事实证明，带有反王朝色彩的老百姓的造反表明，人民中间接受了改朝
换代要靠马上打天下的理论。但汉献帝逊位的事实又具体表明，和平地和自
动地改换朝代的理论在上层精英集团中是很盛行的。
如果我们承认在前汉的末年，改朝换代的理论开始变得明显地见之于上
层精英集团之中；如果我们承认它后来被光武中兴打入地下后又在后汉的最
后一个世纪同民间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承认它经过修改在最后被各种
军阀所集结而成的新的社会精英集团接收过去，那么，汉代为什么衰亡的问
题就能部分地求得解答了。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
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
论而已。许多人相信曹操便是这样一个人；但他表示敬谢不敏。他试图建立
一种新结构，那就是使皇帝统而使将军们治。他的儿子曹丕没有接受乃翁的
思想，他有他自己的几条理由来急于拥有皇帝尊号。
曹丕作为曹操的世子，他子承父位是无人与之抗衡的；如果他当上了皇
帝，那么，要搞掉他就等于要搞掉一个皇帝，而像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
这样做不会得到支持，也不会得到成功。除此之外，曹丕有一个有权有势的
父亲，但即令他继承了曹操的爵位，也并不能保证他也继承了曹操的威望。
他在父死不久就有些急匆匆地去南部领土上巡视，其中也有他致力于要深获
军心拥戴之故。另一使曹丕即位做魏王朝开国皇帝的原因，可能是他比汉献
帝小五岁，因此他所处的地位不那么适合向献帝发号施令。
当说完和报道了这一切之后，我们仍然不知道曹丕是不是受到了他自己
的官员们的压力，抑或废黜献帝的整个过程是由他本人计划和发动的。事实
的真相可能是这二者都多少兼而有之。但是，如果曹丕认为他自己称帝就可
以像汉朝皇帝那样赢得同样的忠心，历史证明他是错了。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9 #66
晓风寒月 从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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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关于汉王朝衰微的传统理论
大多数历史学家把后汉的历史都说成是一部从虎虎如生的开头到毁灭性
的灭亡的逐渐衰亡的历史。所以自然而然地他们会发问，这种衰亡是怎样发
生的。传统上有三种答案。有些历史学家指责某些皇帝个人；另有些历史学
家怪罪于妇人和宦官；再有些人则归罪于黄巾军。
关于后汉和刘备蜀汉王朝的历史，在公元 304 年的史书中有如下的叙
述：①
……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
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
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嗣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
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
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
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
这是一篇出色的亲汉代的宣传鼓动文字，它写于公元 304 年又一次复兴
汉室的时候（见下面《汉人不断坚持的理想》小节），它所包含的要旨被研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
（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究汉代衰亡原因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再予以强调。我们看到它提及某些皇帝个
人的作用，儿童皇帝所起的有害的影响（“国统频绝”），黄巾和宦官的为
患（“群阉毒流”）。它对魏王朝显示了明确的偏见（即“曹操父子”），
因此预示了后世关于“合法性继承”的争论的问题（见下面第 373 页以下）。
最后，这段文字也提出了一种不绝如缕的思想，即汉王朝不会真正地死去。
在上述一段文字的前面还有一句话，据说汉王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
于姬氏”，这样就是意味着至少要历时千年，历世约四十君。①
许多中国历史学家都讨论个别皇帝的功与过，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这些
皇帝引起了汉王朝的兴盛或衰亡。不算儿童皇帝（后汉有五人），后汉包括
九位皇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和最后一
位献帝。按照传统的想法，这九个皇帝中有的是有道明君，有的则是昏庸无
道。对于第一位光武帝人们总认为他是好君主，凡是称颂开国君主的一切嘉
言懿行也都必然往他身上扣。末代皇帝也享有好声誉，但这却叫人感到奇怪，
因为事实上是，传统历史学家经常认为末代君主就是罪恶的象征，不会治理
国家。史家范晔（公元 398—446 年）总结了大家的意见，他写道：“天厌汉
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②
第二代君主明帝也被认为是好的，只除了认定他刑罚苛刻之外。其后章
帝也是好皇帝，可是，历史学家王夫之（公元 1619—1692 年）在他身上开始
看到了汉王朝衰落的迹象。③其后的五个皇帝就都受到责难。早在公元 190
年，学者蔡邕就称和帝、安帝和顺帝都“无功德”。公元 219 年，当人们在
和曹操议论汉代历史的时候，都认为安帝是第一个坏皇帝。自此以后，传统
就在和帝和安帝之间摇摆，要找出谁是第一个坏皇帝。他们的后继者顺帝、
桓帝和灵帝受到普遍的责难，但是，桓帝和灵帝又比顺帝更坏。在适当的时
候，“桓灵”一词即意谓“暴虐的政府”；此词在后世的政治词汇和诗的语
言中即等同于“幽厉”，此即传统观点上的两个坏的周王。④
如上所见，围绕着后汉诸帝所产生的历史成见是在后汉最后几十年中开
始形成的，所以不用奇怪，这种成见给汉代衰亡的传统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历史学家司马光（公元 1019—1086 年）把后汉的历史分为四大段。第一
段是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每一个人——“下至虎贲卫士”——都经明
而行修。和帝、安帝和顺帝三朝则缺乏此等优良风气。所幸的是，最初三位
皇帝的遗化对高级官员仍在起作用，因而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往
往拼着性命来防止国家的垮台。如果顺帝能有好的继承人，汉王朝可能会再
度兴盛，但很不幸，顺帝之后却是接着“桓灵之昏虐”的时期。
这几名皇帝不仅坚持其先辈皇帝的愚蠢，而且他们更进一步残害忠良，
以致朝廷污浊，仇恨滋生。以致在最后阶段，汉献帝成了“乘舆播越”的游
荡者，虽然从前的伟大在他身上仍残留着最后的痕迹。仅仅是他的存在，就
足以阻止曹操这个“暴戾强伉”之徒夺走他的帝位。①
历史学家赵翼（1727—1814 年）却持论不同。他说，光武帝不出自前汉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49 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 391 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 124—125 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 159 页。关于
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 198—199 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 2173—2174 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356—358 页。
皇室的大宗，而是它的小宗。因此，他的创建后汉“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
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因而不足为怪的是，不用说几个儿童皇
帝，其中和帝、安帝、顺帝、桓帝和灵帝都青年夭折，无一人活过了 34 岁的。
只有光武帝、明帝，而且令人不解的是还有献帝，却都活过了那个年岁。在
他看来，整个帝国的繁荣昌盛是同皇帝个人的长寿相联系的，而某王朝的衰
落也可从它的诸帝的早死看得出来。①
赵翼认为重要性在于汉代诸帝早死者多，这可能不是太牵强附会的。当
人们问到传统的历史学家，为什么从和帝和安帝直到灵帝都是坏皇帝时，千
篇一律的回答都会说：“因为他们允许妇女和宦寺当政。”正是在这里，诸
帝的早死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儿童皇帝和早死的皇帝都会没有子嗣，以致帝
位常在空缺之中。从根本大法上说，没有太子，就会由皇太后及其外戚家实
行摄政，因此，他们要从旁支挑选一个新皇帝，从而使“新枝发自新枝”。
自然，他们会挑选一个年轻的皇帝，以便他们能延长自己的权力。同样
自然地，如果皇帝长大成人，他不会满意摄政的影响，而会开始寻找同盟者。
官僚们对他没有用处。他们要么被收买，要么屈从于外戚家的威势，而且不
论在何种情况下，皇权的扩大是不符合官僚们的利益的。结果就是皇帝投向
宦官的怀抱：他们往往成为他的唯一的宠信者。当摄政被搬掉的时候，作为
皇帝旨意的唯一解释者和执行者的宦官，便来填补了权力的真空。这样，宦
官的统治被说成是妇人之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妇人之治又反过来被说成
是男人系统虚弱的无可避免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人们把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跟皇帝的早死联系起来（像赵
翼那样），或者把它们跟道德沦丧联系起来（像司马光那样），这都是无关
紧要的。事实仍然是，妇人之治和宦寺之治确实是从和帝开始的、直到公元
189 年 9 月宦官被屠杀时为止的后汉历史的特点。为什么妇人之治与宦官之
治要被看作是汉王朝衰落的象征呢？奇怪的是，传统历史学家几乎都不愿劳
神地去解说这件事情；论据是不足为奇的。有时我们会从书本上知道，权力
必须产生于阳，即自然界的积极的、朝气蓬勃的阳性本原。②女人自然代表
阴，是其反面的、被动的本原。宦官也被看作是阴，因为他们的阳性已被去
掉了。由此观之，妇人和宦官之治被说成是由阴所产生的权力，而这是传统
思想家所憎厌的概念。
天、地和自然也都厌恶这种统治，因此用彗星、地震和生畸形人来示警。
认为自然本身也讨厌妇人和宦者之治的这种概念也很古老。当历史学家司马
彪（约公元 300 年）把这种奇异的现象列举出来时，他解释说，它们大多数
都是由妇人和宦官之治引起的。①曹操死后仅一个月，他的儿子、世子曹丕当
时仅为魏王而尚非皇帝便立下一个规矩，即只许宦官当奴仆，余职一概不许
染指；公元 222 年已身为皇帝的曹丕，在他册封第一名皇后时就下令，皇后
和皇太后及其所有外戚，从今以后，一律不得参与政府事务。②
除坏皇帝、母后摄政和宦官之外，还应加上第四个促使汉王朝衰亡的原
因：即黄巾军。有几个传统历史学家把黄巾军看成是使汉朝衰亡的最重要的
直接原因。欧阳修（1007—1072 年）写道：“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而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 15 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 58、80 页。
“已无救矣”。③何焯（公元 1661—1722 年）把黄巾军之乱与宦官之治联系
起来，他写道：“东都黄巾蚁聚，群雄龙战，皆由宦者流毒。”④
这种历史成见也影响到了西方历史学者。像他们的中国同行那样，他们
也强调指出坏的或不负责任的皇帝，涉及太后和宦官之间的派性斗争，以及
黄巾军，把它们视为导致汉王朝没落的征候或原因。但是，西方历史学家搞
不懂如何按照道德沦丧论来衡量皇帝之坏和他不配做皇帝。由于事实上一个
朝代的皇帝们（创国之主除外）都长于深宫之中，脱离人民，被金粉豪华的
生活和阴谋诡计所包围，所以他们把这些皇帝的习性看成是这种事实的必然
结果。①就后汉的情况来说，这种解释又有些不足恃，因为安帝、桓帝、灵帝
和献帝的早年都不住在宫内，但是，这种情况对他们配不配治理国家似乎没
有起什么影响。
皇太后、她们的外戚以及宦官，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文籍中，都说他
们是汉王朝衰微的征象。近年来，人们试图重新评价宦官在后汉没落方面的
作用。②宦官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而事实上是在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宪法目
的。据说，汉代政府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当
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法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
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
如果外戚家赢得了这场斗争，汉政府的这套体系就会被打乱，汉王朝的
灭亡也就会提前到来。这样看来，宦官实际上是应该为王朝的延长寿命记一
功的。但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在后汉时期有许多外戚手中之权足以另建
一个新王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不是他们没有本钱这么做，而是因
为在那时的精英尚未找到能够使改朝换代的行为合法化的政治的或超自然的
理论。
黄巾军通常被西方作者视为汉朝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部分地是由于
大陆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厌其详地写了农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
中，农民起义被看做是一种进步的成份，而在 1960 年前后又出版了一大批关
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论著。这种兴趣部分地影响到了西方的汉学，因此之故他
们也就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巾军的研究。①平心而论，认为被逼上梁山的农民起
义能够推翻一个王朝的这种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后汉来说，它的因果
问题并没有象许多中国共产党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阐述的那样清楚。
黄巾军叛乱爆发于公元 184 年。它在以后的年代里周期性地此伏彼起，
政府结构由于时不时的叛乱而有所改变。公元 192 年，曹操战胜了据说是有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 5 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 1
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 3，第 415 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
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 125 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 155 页；以及上面第 3 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 年第
4 期，第 45—59 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
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 113—140 页；罗尔
夫·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 1—78 页；詹姆斯·哈
里森：《共产党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30 万人的黄巾军。他把他们编入了自己的军队，但在 192 年以后仍有黄巾军
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
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 207 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
们对公元 220 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
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 184 年的口号。“苍天”通常
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②公元 192 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
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
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③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
在公元 192 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
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 189 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
加以估计。董卓在 184 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
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
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
189 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
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
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 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
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
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
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
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
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
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
机会。当曹丕在公元 220 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
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9 #67
晓风寒月 从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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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
甚至在公元 20 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 5 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
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
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
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
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 4 个世纪，公元 220—589 年），
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
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
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 2299 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 10 页注 2。
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
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
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
则被视为季。①这个王朝在公元 263 年被镇压下去，但 40 年以后，即公元 304
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
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 310 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 304
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
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
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 500 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
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
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
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
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②
……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
能抗衡于天下。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 263 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
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
40 年以后，即公元 304 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
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 310 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
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
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
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 318 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①
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 311 年，这个
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生俘了汉族的皇帝。当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
问他的汉族对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时，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
须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说：“大汉将应乾受历”，这就是假定汉朝的历
数可垂之久远。②
汉人在这时又在另一个京师立了另外一个皇帝，但却是完全无用。这个
异族的汉王朝的军队在公元 316 年攻破了长安，一个中国皇帝又一次被他的
匈奴对手所生俘。过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儿子死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复苏，
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即他看来已经死去，但他实际上是去遨游了天宫，他
在那里会见了刘渊的神灵；刘渊告诉他，上天已为他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位置。
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带回一件礼品到人世中来，带给汉皇帝。当检查这件
① “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 927 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
（卷四五），第 1079 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 601 页注 1；《三国志集解·魏
书二十一》，第 11 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 1080 页。
① 《晋书》卷一○一，第 2652 页；《晋书》卷一○二，第 2679 页。
② 《晋书》卷一○二，第 2661 页。“应乾受历”之说在 600 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
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礼品的时候，它证明了这儿子的故事是真实的。汉帝因而特别高兴，说他不
再惧怕死了。①
汉帝的君权虽然在地府很威灵显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权威在公
元 318 年宗庙被毁以后却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 319 年，在位的匈奴皇帝
放弃了“汉”的名号，而改称为“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刘渊的
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匈奴皇帝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不是汉朝的继承
者，而是晋朝的继承者，因为晋朝有两个皇帝曾被他俘虏过。但是直到公元
329 年以前他们仍然祭祀刘渊，而在 329 年，这个赵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
级官员又都在洛阳被活埋了。②
9 年以后，即公元 338 年，一个新的汉王朝在中国的西南隅——即刘备
建都的那个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详细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为
何做此决定。这位新的汉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会自认属于刘姓的汉朝皇
室。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王朝只立国 9 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晋王
朝，因此，晋王朝虽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东南半壁有所恢复。
③ 晋王朝流亡者从此未再恢复北方领土，国步艰难地苟延到公元 420 年：那时
一位将军刘裕（公元 356—422 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刘裕的王朝国号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费尽气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汉高
祖，尽管汉高祖已死了 600 年。历史学家沈约（公元 441—513 年）在公元
487 年受皇帝之命讲述刘裕的权力所以兴起的原故，据他说是因为自汉朝灭
亡以来直到当时的 200 年中，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汉代，而魏晋两个王朝
实际上只是汉代利益的临时照管者，是把后汉和刘宋联系起来的桥梁。④
在这以后，汉的名称在中世纪又出现过一次。一名北方将领侯景（公元
503—552 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险，所以在 548 年助了当时南朝皇帝——即梁
武帝（公元 502—549 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错误地相信了他，
但当侯将军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稳了脚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饿死了时年 85
岁的老皇帝，另立了一个傀儡为梁帝，最后还是在公元 551 年自己当上了皇
帝。侯景的这个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杀，梁室复辟）也称为汉，其理
由我们尚无所知。很明显，侯景从北方随身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汉之为汉
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这个名号的精神力量来保
证他的王朝万古千秋。①
在此以后的 366 年，“汉”的名号消失了。在此期间，中华帝国在公元
589 年被隋王朝统一，接着是光辉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 907 年。在唐王
朝瓦解以后的混乱也令人想起了汉亡之后的情况。在公元 907—980 年间的大
约 15 个王朝中间，有 4 个是其国号为“汉”的。其中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
918 年直到 971 年，而以广州为基地。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广州皇帝们虽然
也姓汉家皇室的刘姓，却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过两个汉王
朝，其一从公元 947 年到 950 年，其一从 951 年到 979 年。这两国的皇帝都
是非汉族人，虽然他们的皇室也都姓刘。最短的汉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
① 《晋书》卷一○二，第 2673—2674 页。
② 《晋书》卷一○三，第 2684—2685 页。
③ 《晋书》卷七，第 181 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 3017 页。
① 《梁书》卷五六，第 859 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
11 页。
917 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刘备蜀汉所曾统治过的那个地方。可是，它
的统治者并未自称是出自刘姓。②
最后一个国号为“汉”的王朝是在此 400 年以后，即在公元 1360 年成立
的，它的建国者本是一个渔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汉献帝退位
一千多年之后却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汉”为国号。这个王朝仅立国四年就被
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所消灭，因而其详不可得而知。①自此以后“汉”的名称仍
历久未衰，例如“汉字”之义便是指中国文字，“汉族”便是指北部中国的
人民。中国人迄今指某人是“汉学者”（Hn scholr），此即我们西方人所称
为的“汉学家”（sinologist）。
正统的继承
公元 200 年以后各个汉王朝的建立，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种古老
的思想：“汉”并未实际死亡。但是历史学家得处理事实，而传统的中国历
史学家在写到公元 220 年以后时期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那个时
期有过三种历法，因而历史学家得选其一个作为主要历法，这就是要选其中
的一个作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记事。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
主观武断的；相反地，他所选择的王朝和历法都是他认为合法的，因此他就
把另外两个王朝宣布为非法的了。
这个问题被称为正统继承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指：汉朝的天命是否
已在公元 220 年转移到了由汉献帝禅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转到了属于汉皇室
成员的刘备身上，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
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
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
承人。
在公元 220 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
人诸王朝在公元 316 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
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
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
助它们恢复中原。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 263 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
的魏王朝所征服；266 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 年，这个晋王朝
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 316 年，晋王朝被赶到
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 420 年让
位于宋；宋在 479 年让位于齐；齐在 502 年让位于梁；梁又在 557 年让位于
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 589 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
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 384 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
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
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第 100、136 页；《新五代史》卷十，第 63、65、70 页。
① 《明史》卷一二三。
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①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 1007—1072 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
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
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 220 年已被完全切
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 280 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
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 589 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②
司马光（公元 1019—1086 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
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
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
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
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
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
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原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
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之这样做只是便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
念的考虑。①
朱熹（公元 1130—1200 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
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
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
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 264—280 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
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
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 280 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
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 317
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 420 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 589 年
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
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②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 220 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
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
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①现代的中、西方
① 《晋书》卷八二，第 2145 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 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
载《莱顿汉学研究》，W.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 23—33 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
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 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
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 51 页
以下。
② 《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 3—4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九，第 2185—2188 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
第 45—48 页。
② 用于公元 264—280 年和 420—589 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
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① 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 1520 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
对者引用了公元 229 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
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 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
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
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
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
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
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20 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
期（公元 220—589 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
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 589
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 589—618
年时期称为“隋”，公元 618—907 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
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
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
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
非常实际的问题。
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
《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 1971），第 42—43、72、223、241 页，以及第 281 页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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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第 6 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
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决定用建造若干刻石的办法来颂扬他的皇帝生涯
中登峰造极的成就，这些刻石建立在沿着他首次视察旅行路线的东海滨的各
个地方。在一座刻石（位于琅琊，今山东）中，皇帝为自己统一了中国人所
知的全部文明世界而深感喜悦。刻石铭文毕竟是一种公开的文献，写它的意
图是要激发新近统一帝国的团结一致意识。因此，它不能用来表示始皇帝的
世界地理概念。在邹衍（公元前 305—前 240？）的地理学思考影响下，始皇
帝和战国时期其他统治者一样，相信在大海彼岸能够找到“不死药”。事实
上，这正是公元前 219 年始皇帝派遣徐福市（也叫徐福）前往海上寻找蓬莱、
方丈和瀛洲几座虚构的岛屿原因所在。
邹衍的理论
按照邹衍的理论，世界有几块大陆（大九洲），每一块又分成九个地区。
九大洲彼此由大海隔开，每一块大陆上的九个地区彼此也是由环绕周围的海
分开的。中国被称为红色地区的神圣大陆（赤县神州），但仅仅是一个洲中
的九区之一。换句话说，中国只占有整个世界的 1／81。在邹衍的体系里，中
国是否位于它自己所在大陆的中心，并不清楚。①
由于邹衍的理论传播日广，中国对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次根
本的改变。视中国等于“天下”的旧观念逐渐让位于较为实际的观念，即认
为中国位于“海内”。秦汉统一以后，中华帝国确实仍被认为是“天下”。
但这主要是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习惯用语，旨在证明皇帝是天之子；它不能
用来证明秦汉时期中国人仍然赞同中国包括整个世界的看法。下面可以举出
一例。公元前 196 年，高帝访问他的家乡沛，邀请他的旧日友人和邻居长者
聚会。在宴会到达高潮时，皇帝创作并演唱了著名的《大风歌》，其中一行
是：
威加四海兮归故乡。②
宴会以后，他对长者们说，他有天下应归功于沛的土地和人民，因为他
的帝业是从作为沛公开始的。这个例子清楚地表明，“海内”是在地理学意
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
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战国后期和秦汉时代的地理著作中提到中国时实际上全都使用更加现实
的“海内”一词，指出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些著作包括《书经》中的《禹
① 关于后汉时期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读者可参考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
策略》（堪培拉，1984），该书出版时本书在印刷中。
① 《史记》卷七四，第 2344 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卜德译本，第 1 卷，第 160—161 页。
② 《史记》卷八，第 389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397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
约和伦敦，1961）第 2 卷，第 114 页。关于“天下”观念，见安部健夫：《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东京，
1956），第 83—89 页。
贡》篇，《山海经》，③《吕氏春秋》中的《有始》篇，以及《淮南子》的《坠
形》篇。《淮南子》尤其显示出邹衍的影响。它断言中国之外有八殥，八殥
之外有八极。①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因此仅仅是全部世界的一个小的组成部
分。
此外，由于他们的世界地理知识随着时间而增长，汉代中国人甚至认识
到中国不一定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后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更
确地说是东罗马）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
此名称呼罗马帝国，恰恰是因为它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②
但是，如果汉代中国人在地理学意义上并不认为中国是中心，那末，在
政治文化意义上，他们的确是中国中心论者。因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秩序
从来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倒不如说，他们关心的是建立和维持中国人的世
界秩序，这一秩序是由中国中心论来确定的。汉代中国人的世界秩序不仅作
为一种思想存在，更重要的是，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表现出来。
五服论
作为一种概念，汉代的世界秩序主要是根据所谓“五服”的理论来界说
的。③按照这种理论，自从夏朝起，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
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国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
区的是国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
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
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
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
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作主，
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这五个等级对中央的关系还通过不同地区奉献给国王的贡赋名目（包括
地方土产和服役）有所表现。大体上，贡赋是按递降的次序由从王室管理区
到荒凉地区的五类百姓交纳的。因此，国王按日从甸服收取贡赋，按月从侯
服、按三个月向绥服、按年向要服收取贡赋，对荒服则只收一次。
不用说，五服理论描述了一种理想的模式，因此不能按表面价值去理解。
不管怎样，两个令人无话可说的理由要我们认真对待这个理论。首先，所谓
九服论是由一些汉代注疏家阐述的，主要是虚构的，而五服论与之不同，基
③ 关于《书经》中的“海内”观念，见李雅各：《书经》，载《英译七经》第 3 卷上（牛津，1893），第
150 页（禹贡）。在《山海经》中有五篇题为“海内”（第 10、11、12、13 和 18 篇）。
① 《吕氏春秋》十三，第 1 页，参见以下；《淮南子》四，第 4—6页（约翰·梅杰：《淮南子》卷四中体
现的汉初思想中的地形学和宇宙论，哈佛大学 1973 年博士论文，第 49 页及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19 页。
③ 五服最早可能见于《书经》，见高本汉：《书经》，《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1—12
页；李雅各：《书经》，第 74 页。也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收于《中国人的
世界秩序观》，费正清编（坎布里奇， 1968），第 20、 292 页注①。我对九州和五服理论的扼要叙述是
以多种版本为依据的，见李雅各；《书经》，第 142—149 页（禹贡）；《国语》上，第 3 页；孙诒让：《周
礼正义》64（卷十八），第 90—95 页；孙诒让：《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71（卷二十），第 80—84
页。
本上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当代最有批判能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认为，三服
结构的确存在于早期中国的历史，即甸服、侯服和要服。①公元前 221 年，一
群朝臣（包括李斯）向秦始皇联合上奏说：②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关于远古中国人世界秩序的这种现实的报道，能够在可靠的先秦文献中
充分得到证实。显然正是在这一实在的基础之上，经过创造性的想象和在五
行思想的影响下，使实际的中国世界秩序理想化。他们在侯服之外创造了想
象的绥服，在要服之外创造了想象的荒服。
其次，五服说并不是一种空洞的思想。正好相反，它在汉代对外关系的
发展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事实上，汉代中国人除了根据语言和这种
理论的参照结构，几乎无法去了解世界。例如，在公元前 117 年，武帝说扬
州（现在的江苏和浙江）在夏商周时代称为要服；公元 14 年，王莽试图系统
地把五服论应用于他的新世界秩序。①
在对外关系领域中，这种理论甚至时时影响汉朝的决策。公元前 51 年，
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向汉朝表示敬意，萧望之向宣帝建议，宁可将单于作为
敌国的首脑来对待，而不要作为附属。萧用来作为论据的理由是，匈奴属于
荒服，不能指望他们向汉朝表示常规的效忠。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②按照五
服说，荒服的野蛮人只须向国王献纳一次贡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
种理论转化为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班固发现把汉代对外关系的现实纳入五
服论的框架是很方便的，这个事实足以表明五服说构成了现实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部分。
My World,My Rules. 2005-6-1 23:1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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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贡纳制度
汉代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在制度上的主要表现是有名的贡纳制度的发展。
确实，有些原型的贡纳常规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但是，这些常规的制度化
以及它们在对外关系领域中的应用，无疑是汉代的独特贡献。原因是不难找
到的：汉帝国面临的对外关系问题和前帝国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上有
本质的不同。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制度来表现。汉代的贡纳体系经历了一个漫
长的和复杂的演变过程，这在论述各个外族集团的几节中将予说明。但是，
在这里将提出几点总的意见。①
首先，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贡纳制度务必不能只在狭隘的意义上来理
解，而把它看成是用来调节中国对外关系的一种标准模式。就其广义而言，
“贡”的概念是汉帝国的一项普遍施行的政策，同样适用于中国人本身。例
如，各个地区的地方产物都要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在理论上，有理由这样说，
中国人与非中国人之间在贡赋体系下的不同是一种程度的问题。
① 顾颉刚：《史林杂识》（北京，1963》，第 1—19 页。
② 《史记》卷六，第 236 页（沙畹：《〈史记〉译注》第 2 卷，第 125 页）。
① 武帝述及要服之事，见《汉书》卷六，第 2759 页。关于王莽，见《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4137 页，
所述与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致，见该书 71（卷二十），第 80—84 页（见前第 408 页注③）。
② 《汉书》卷七八，第 3282 页；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 31 页。
① 关于进一步的论述，请看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
1967）。
学者们普遍同意，五服说基本上和现实地看，无非是叙述内部和外部地
区之间相对的二等分法。对野蛮人的外部地区来说，中国是内部地区，正如
同对外部的侯服来说甸服是内部地区，在中国文明周围的要服对荒服来说就
成为内部地区。理解了这种方法，那末，我们就可以发现，汉代世界秩序的
制度实际上是完全和五服系统相适应的。
如我们所知，汉代早期的皇室统治区位于以关中命名的京师地区，这个
地区以四座关口和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在前汉的大部分时期，关中地区防
卫保持如此高度的警惕，以致百姓经过关口时都要携带传（通行证）。在这
个地区以外的是郡，可分为两类。据 3 世纪的学者韦昭说，在中国内地的郡
称为内郡，而那些沿着边境并以要塞和关卡对付野蛮人的郡则称为外郡，也
可分别称为近郡和远郡。②很容易看出，内郡和外郡十分类似侯服和绥服。
最后，更为有趣的是，与要服和荒服之间的区别粗略相当，汉朝政府也
将非中国人分为两个较大的集团，即外蛮夷和内蛮夷。一般来说，外蛮夷生
活在汉朝边界之外，因此并不直接受帝国的统治。与之相反，内蛮夷不但居
住在汉帝国之内，而且承担保卫汉朝边境的责任。在汉代，“葆塞”这个专
门名词经常是适用于内蛮夷的。这样，便有了所谓卫边的蛮夷，卫边的羌人，
卫边的乌桓，等等。①
此外，这种内外的区别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制度化了。外蛮夷在归顺汉帝
国以后，通常处于属国的地位。在指派一名中国官员（属国都尉）负责属国
事宜的同时，蛮夷照例可以保存原有的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在理论上，他
们现在已成为帝国的“内属”，但实际上他们继续享受外蛮夷的自由。有证
据表明，至少在前汉时期，匈奴和羌的几个属国在汉的疆域之外。另一方面，
居住在帝国之中的归顺的蛮夷组成“部”，直接受汉朝的管理。当状况合适
时，帝国政府便采取最后的步骤，将“部”转变为正式的州郡。许多例子说
明，在公元 2、3 世纪这个过程一直在继续进行。
这种讨论不应认为要断言汉朝政府完全成功地将中国的贡纳制度强加于
非中国人身上。这只是表明，汉代中国人有一种中国的世界秩序的清晰观念，
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内外之别基础上的；他们作出了认真的努力，将它强加在
邻近的非中国人身上。必须强调指出，在实践中，汉代贡纳制度在对外关系
领域中从来没有达到象它在内部同样稳定的程度。这种制度的平衡取决于许
多因素，诸如大多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各色各样外国政权的兴起和冷落。因此，
在维持一种理想的世界秩序方面汉朝的成就充其量也是有限的。然而，如果
脱离汉代对中国的世界秩序的观念去看问题，那末，汉代中国的外交关系显
然将是难以讲通的。从一开始这种观念便是外交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开的特
征。
② 《汉书》卷八，第 241 页；《汉书》卷九九下，第 413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343
页）。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81 页；《后汉书》卷十九，第 717 页；《后汉书》卷二四，第 855 页；关于“葆”
字及其涵义，见杨联陞：《中国历史上的人质》，收在他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坎布里奇，麻省，1961），
第 43—57 页；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 2 卷，第 202 页。
匈奴
汉代政治家在他们的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面对的第一个强敌，是北方草
原帝国匈奴。①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岁月中匈奴问题是汉代中国世界秩序的中心
问题，因此，我们从考察东亚两个最强大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入手，是唯一
合理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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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冒顿和他的联合体
公元前 209 年，即汉朝建立的前三年，一个新兴的匈奴草原帝国由名叫
冒顿的新单于②建立起来，他是在杀死自己的父亲以后取得统治权力的。冒顿
是一个杰出的有能力而且有活力的领袖，在短短数年之内，他不但成功地在
各个匈奴部落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而且几乎向所有方面扩展他的帝
国。向东，冒顿击溃了生活在东部蒙古和西部满洲的强大的东胡。自从冒顿
取得政权以后，这些集团曾对匈奴施加强大的压力。向西，他发动了一场针
对居住在甘肃走廊的月氏人的成功的战役，月氏人是匈奴的世仇，冒顿曾由
他的父亲送到他们那里充当人质。向北，他征服了一些游牧民族，包括南西
伯利亚的丁零在内。向南，由于中国在河套地区防御体系的衰落，他收复了
那个地区的全部土地——这是秦朝大将蒙恬过去从匈奴手中夺去的。①
在这些广大的新领土之中，冒顿在龙城建造了匈奴每年集会的场所，它
位于和硕柴达木（现代外蒙古）的附近。龙城等于是匈奴联合体的首都，所
有重要的宗教和政府事务都在那里集中处理。每年秋天，匈奴在龙城附近举
行大会，统计人口以及牲畜的数目。②
也是在冒顿领导之下，一种更加成熟的政治组织形式开始在匈奴联合体
中脱颖而出。这是左右二元体制，左在右先。《史记》说：“置左右贤王、
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③匈奴的
左右支系是在地域基础上划分的，左方管理帝国的东部，右方则管理西部。
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直接统治中部领土。这样，当汉高帝转而面对匈奴的
① 匈奴与匈人（Huns）不能等同，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载《罗马帝国的兴衰，反映罗马
历史与文化的新研究》，特姆波里尼和哈斯合编（柏林和纽约，1978），第 2 部，第 612、697 页注 101。
关于匈奴生活方式的资料，见斯·伊·鲁登科：《匈奴的文化和诺颜乌拉的墓穴》，波伦姆斯德译（波恩，
1969）。
② 单于是匈奴语言中统治者称号的汉译。由于我们无法重建匈奴语的任何有价值部分，而且匈奴的称号和
名字只能通过中国著作来了解，因此，我使用中文的译名。这样，王的名字（如日逐王），甚至这个民族
的名称匈奴，都是汉语。后者实际上是强烈的污蔑之词，汉语的意义是“凶恶的奴隶”。在这个时代和以
后时代我们遇到的其他非汉人民族的名称通常也是汉人用汉语表达的称呼，如乌桓、鲜卑等。
① 关于蒙恬，见前面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
② 《史记》卷一一○，第 289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4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2 页。《汉书》卷九四上和所提到的其他几卷的段落的译文，见德格罗特：《亚洲史中的中国文书》第
1 卷《公元前的匈奴》，第 2 卷《公元前中国的西域》。但是，由于这部著作很罕见，本卷的脚注没有它
的参考材料。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0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1 页。
威胁时，冒顿不但基本完成了他的新草原联合体的领土扩张，而且已经巩固
了他对所有匈奴部落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个人统治。因此，在公元前 200 年，
为了和他的中国对手在战场上进行一次历史性的遭遇战，他作好了充分的准
备。④
讲到汉高帝，他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现在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之外，
并且建立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应该指出，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是双重的：
他们经常侵入中国边境，并且在边境地区的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对那些强有
力的地方领袖，散布不和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威胁在叛变问题上表现得最
为清楚。在汉朝初期，投向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
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
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和
匈奴的贸易关系。他们对汉朝的忠诚决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期中国的亡
命者中间流行着一句话：“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此语表明，即使普通百
姓与汉朝之间，一种政治上的认同仍需要发展。
在这种考虑的推动下，高帝抓住韩王向匈奴投降的机会，在前 200 年冬
天发动了一场针对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高帝亲自率领一支三十余万人的
军队追逐匈奴远至平城（在现代的山西大同附近），反而落入了冒顿设置的
埋伏。在汉朝的步兵能与皇帝会合以前，冒顿带着他的 40 万精骑突然转过来
包围汉军营地，切断了皇帝队伍的供应和增援。高帝落入进退两难的圈套达
七天之久，差一点被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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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婚姻协议制度
平城之战在称为“和亲”的王朝婚姻制度的成型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直到武帝（前 141—前 87 年）统治之初，和亲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树立了
样板。平城之战失败后，高帝终于认识到用军事方式来解决匈奴问题非他的
力量所能及。因此，他决定采纳一位名叫刘敬的宫廷官员提出的实现某种程
度和解的建议。在前 198 年，皇帝派遣刘敬前去和冒顿议和，最后双方达成
了协议。①
第一起和亲协定包括以下四项条款：首先，一位汉朝公主将与单于结婚；
其次，汉朝将一年数次向匈奴送“礼物”，包括丝绸、酒、稻米和其他食物，
每一种都有固定的数量；第三，汉与匈奴将成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第四，双方都不在以长城为界的边境以外采取冒险的行动。②协定在前 198
年冬天正式生效，当时刘敬护送一位年青女子——身份可疑的公主——嫁给
匈奴的领袖。
在这里应对协定条款的应用方式作一些评述。首先，如同名称表明的那
样，由刘敬完成的汉与匈奴之间关系的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两个帝国统治家族
① 《汉书》卷一下，第 63 页及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15 页）；《汉书》卷九四上，
第 3753 页；《史记》卷九三（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5 页）。关于某些汉朝将军是商人的
断言，见《汉书》卷一下，第 6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27 页）。
① 刘敬原名娄敬，见《史记》卷九九，第 2719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289 页）；《汉
书》卷四三，第 2122 页以下。
② 关于长城的讨论见第 1 章《道路、城墙和宫殿》及《前 221 年 12 万户向咸阳的迁移》。
在婚姻方面的联盟。好象有一种默契，任何一方在新的统治者登基之时，一
位汉朝公主便要送往匈奴，大概是作为联盟继续的保证。于是，在惠帝继位
以后不久，第二位汉朝公主于前 192 年送去嫁给冒顿，文帝和景帝都送公主
嫁给单于。③
其次，汉朝给匈奴的“礼物”的份量在每一次协定中加以确定。事实上
协定的每次修订几乎必定会导致汉朝方面“礼物”的增加。据说文帝每年增
给匈奴黄金千两，武帝为了重申双方联盟，也送给匈奴大量的礼物。从前 192
年至前 135 年，协议修订不下于九次。我们能够有确切把握断言，汉朝为每
一次新协定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是汉代中国与匈奴之间的边界问题从来没
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前 162 年，文帝引用高帝的一份诏书，大意是说，长城
以北受单于之命，而长城以内则为汉朝皇帝所有。然而，没有迹象说明冒顿
曾经表示愿意尊重中国的要求。①
匈奴帝国在冒顿有力的领导下继续扩展。和领土扩张的同时，他对汉朝
宫廷的态度越来越傲慢，他对中国货物的欲望总是难以满足。前 192 年，冒
顿甚至要求与吕后结婚。他的信中写道：②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
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愤怒，要向冒顿发起进攻。当有人提醒她平城的灾难时，她便使自
己平静下来，并命令宫廷大臣用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回信中说：
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
宜在见赦。
很清楚，吕后实际上是在祈求单于不要侵略中国。
冒顿死于前 174 年。在死前不久，他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征服。他不但
把月氏人完全赶出甘肃走廊，而且在伸入中亚的西域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
位。冒顿从实力地位出发，转而与中国重新谈判协定。他给文帝写了一封威
胁性的信，称呼自己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在汉朝朝廷中就和战问题又
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在仔细地权衡了双方的力量以后，文帝决定接受冒
顿的条件。①
冒顿是幸运的，他有一个强有力的继承者，即他的儿子稽粥，在中国历
史记载中以老上单于而为人所知（公元前 174—前 160 年在位）。老上继续
执行他父亲的扩张政策。在西方，他继续压迫当时已重新定居于伊犂河谷的
月氏人。在东方，他甚至深入地侵扰汉的领土。有一次他的侦察骑兵深入到
汉朝首都长安的近郊。老上还成功地在和亲协定中引进了新的内容，即增加
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
如果我们信任贾谊的奏疏的话，那末，尽管汉与匈奴之间私人贸易沿着
③ 《汉书》卷二十，第 89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181 页）；《汉书》卷五，第 144 页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315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59 页。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902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1 卷，第 173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2 页。关于和亲协定，见手塚隆义：《汉初与匈奴和亲条约有关的二三问题》，《史渊》，12∶2（1938），
第 11—14 页。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 9 页以下。
② 《汉书》卷 94 上，第 3754 页以下。
① 《史记》卷一一○，第 2896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67 页以下）；《汉书》卷九
四上，第 3756 页。
边境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在进行，但直到文帝统治时期才出现了大规模的
由政府主办的市场制度。确切地说，这是和他的理论相一致的，即认为匈奴
可以用汉代中国占优势的物质文化加以控制。与此同时，警告匈奴不要落入
圈套的也不乏其人。②而且，班固所说“逮至文帝，与通关市”，可以支持这
件奏疏所说的可靠性。③很清楚，边境市场制度是匈奴强加于汉朝的。由贾谊
的卒年前 169 年可以判断，建立官方边境贸易的协议必然是在文帝与老上之
间达成的。如同贾谊奏疏清楚表明的那样，边境贸易满足普通匈奴人的需要，
他们大概从大量给予单于和其他匈奴贵族的皇帝礼物中是得不到多少好处
的。
当匈奴从婚姻协定的条款中得益很多的时候，对于汉代中国来说，除了
单于方面并不可靠的不侵略诺言之外，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为此付出高昂费用
是合理的。中国方面的记载表明，差不多在双方关系由两个皇室之间的异族
通婚结合在一起的早期，单于就不认真履行和平协议。前 166 年，老上单于
亲自率领 14 万名骑兵侵入安定（现代甘肃），深入到雍，后来那里成为汉朝
皇帝的避暑地。前 158 年，他的继承人军臣（公元前 160—前 126 年在位）
派遣 3 万骑兵袭击上郡（现代内蒙古和山西北部），另一支 3 万名骑兵袭击
云中（也在内蒙古）。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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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和匈奴之间的战争
因此，在中国人看来，由刘敬完成的关系模式是昂贵而且无效的。如同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文帝时期这种关系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但是也正是
文帝最急于废除它，而放弃这种制度要承担与匈奴进行战争的危险。在他统
治的中期，皇帝为一场可能的武装对抗作了每一种准备。他和帝国的卫军一
起，穿上军装，在上林苑骑马射击，研究军事技艺。②由于他是一个谨慎和俭
朴的人，他的帝国又勉强地才从内部骚乱中恢复过来，所以他避免对北方游
牧民族采取攻势。中国为了摆脱和亲制度的束缚还必须等待。前 134 年，当
武帝在位时，时机来到了，这时的帝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均已巩固，
更重要的是在朝廷中有一个强有力的、有雄心的和大胆的集团充当领导。
前 135 年，匈奴要求重订协定。此事在一次朝廷会议上提出讨论时，象
往常一样，多数意见是倾向于和平的。因此武帝答应了匈奴的要求。但是皇
帝的决定显而易见是非常勉强的，一年以后（前 134 年），他便推翻了这个
决定，接纳了一位边境商人提出的在马邑城（属雁门郡，现代属山西）设伏
② 《新书》（《四部备要》本）卷四，第五叶。警告匈奴的是一个名叫中行说的中国逃亡者，见《史记》
卷一一○，第 2899 页（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 37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
③ 《史记》卷一一○，第 2899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0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41 页。贾谊关于“五饵”以及匈奴的尚武品质将因此遭受削弱的建议，见《汉书》卷四八，第 2265 页
（颜师古注③）。
① 《汉书》卷四，第 125、13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1 卷，第 225、265 页）；《汉书》卷九
四上，第 3761，3764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01、2904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2、
175 页）。关于雍靠近长安和它作为一个宗教中心的重要性，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67 页。
② 关于文帝的行为，见《汉书》卷九四下，第 3831 页。
捕捉单于的计划。这一密谋被单于发现，埋伏失去作用。但汉朝与匈奴之间
完全破裂，二者之间以和亲方式和汉朝以姑息迁就为特点的相互关系，经历
了 70 余年，终于彻底结束了。①
直到前 129 年秋季以前，全面战争并未发生。前 129 年秋季，4 万名中
国骑兵受命对边境市场的匈奴人发起突然袭击。汉朝的武装力量之所以选择
边境市场作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因为即使在流产的设伏以后，匈奴人继
续经常大批地前来这些地点贸易。前 127 年，将军卫青率领一支军队从云中
经过边境前往陇西，从匈奴手中夺回了鄂尔多斯。紧接着这次征服以后，10
万中国人被遣往该地定居，建立了朔方郡和五原郡。鄂尔多斯的丧失对于匈
奴来说是冒顿时代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较大的挫折。②
前 121 年，匈奴受到将军霍去病的另一次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军事史上，
霍与卫青同被视为罕见的天才。③霍去病率领一支轻骑兵西出陇西，6 日之
内，转战匈奴五王国，夺取了焉支山和祁连山区域。匈奴浑邪王被迫带着 4
万人投降。然后在前 119 年霍去病和卫青各率领 5 万骑兵和 3 至 5 万步兵，
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迫使单于和他的宫廷逃往戈壁以北。
虽然汉朝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仍远远没有赢得战争。汉
朝在人力和其他物力方面也遭受沉重的损失。根据官方报道，每一方丧失 8
至 9 万人。汉朝军队带往沙漠的马匹在 14 万以上，带回中国的不到 3 万。由
于马匹的严重不足，汉朝没有能力对沙漠中的匈奴发动另一次袭击。①此外，
根据公元初期一位汉朝军事家的分析，有两个特殊的困难妨碍汉朝进行任何
长期持久的反对匈奴的战争。首先是后勤方面的食品供应问题。平均来说，
一个士兵 300 天的行程要耗费 360 公升由牛负载的干粮，而每头牛的食物另
需 400 公升。过去的经验表明，牛在沙漠中百日之内将会死去，剩下的 240
公升干粮对于携带它的士兵来说仍是太重了。其次，匈奴地面的气候也给汉
朝的士兵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决不可能携带足够的燃料来应付冬季
致命的寒冷。正如分析者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两个困难说明了为什么没有
一次进攻匈奴的汉朝远征能持续一百天。②
涉及这些远征中汉朝士兵给养的问题可以由李陵将军的事例得到证明。
前 99 年，当李的军队在敦煌附近为匈奴包围时，他发给每个士兵二升干粮和
一片冰，以此作为他们分散开来逃出包围圈的给养。他命令士兵们三天以后
在汉朝的一处据点重新会合。虽然这可能是个个别的例子，但它说明，当在
① 《汉书》卷五二，第 2398 页以下；《汉书》卷九四上，第 3795 页以下。《史记》卷一一○，第 2940 页
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176 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6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77 页以下）。
③ 关于这两位将军，见《史记》卷一一一，第 2906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26 页以下）；
《汉书》卷五五。关于这些战役的一览表，见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收在《中国的兵法》（小基尔
曼和费正清编），第 111 页以下。
① 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 1189 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
第 274 页）。《史记》卷一一○，第 2910 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82 页以下）；《史
记》卷一一一，第 2938 页（沃森，同上书第 2 卷，第 209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1 页；鲁惟一：
《汉武帝的征战》第 97 页。
②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 14 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 3824 页。
中国疆界之外进行征讨时，汉朝士兵即使为了活命，也必须轻装和迅速行动。
③
但是，作为这些战斗的一个结果，汉朝向西域扩展的牢固基础是奠定了。
以前由浑邪王占领的土地从甘肃走廊向西伸展到罗布泊。在浑邪王于公元前
121 年投降以后，全部匈奴人移出该地区，汉朝在那里建立了酒泉郡。以后
又加设了三郡，即张掖、敦煌和武威，和酒泉一起，在汉朝历史上以“河西
四郡”著称。①由于河西的归并，汉朝成功地将匈奴和以南的羌人隔开，还能
直接进入西域。正如此后的历史充分显示的那样，河西成为汉朝在西域军事
活动的最重要的基地。
匈奴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从公元前115年到前60年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汉与匈奴关系史上两个相关
的发展。首先，这一时期汉与匈奴为控制西域而斗争，以汉朝的完全胜利告
结束。其次，同一时期匈奴帝国瓦解了，这主要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这
种瓦解终于导致单于在前 53 年归附汉朝。我们将在下面论述西域的一节中讨
论第一方面的发展；现在先集中讨论第二个方面。
公元前 60 年突然在匈奴人中间爆发的权力之争，其根源在于草原联合体
的政治结构。早在冒顿时期，匈奴已发展成一种左右的二元体制。每一部分
都有它自己的地区基础，并享有高度的政治自治权。地区首领（王）有权指
定下属的官员。这种地方主义导致某些历史学家相信匈奴联合体保持一些“封
建主义”因素。②在早期，职务既不一定是世袭的，也不是终身制，大部分由
皇室成员或其配偶氏族成员所控制。但由于联合体的扩展，更多的地区王国
建立起来。它们的王是其既存地位被确认的地区首领。
事情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原来的结构缺乏调节新的政治现实的灵活
性，也难以保持有效的团结。在公元前 120 年前后，我们发现，匈奴帝国西
部的两个强大的王（浑邪王和休屠王）没有被分配到按二元原则的右翼。二
者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单于对他们的控制力是微弱的。当前 120 年浑
邪王带着他的 4 万人向中国投降时，这一点得到清楚的表现。①地方主义的增
长在公元前 1 世纪更为明显，出现了地区的王拒绝参加在单于宫廷中举行的
年会之争。而且，这一时期几个单于在他们得到统治宝座以前都不得不在原
来由他们控制的地区发展权力基础。前 57 年，五位自封的单于争夺宝座，他
们都有自己的地区追随者。②
③ 《汉书》卷五四，第 2455 页。
①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 104 年以前建立的，最后
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 81 年至前 67 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59 页以下，
第 145 页注②。
②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
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 118 页。
① 《汉书》卷六，第 176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2 卷，第 62 页）；《汉书》卷九四上，第 3769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5 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 231—271 页。
和地方主义增长有关系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延续到前60年的一场领导危
机。在这时期匈奴总共产生了七位单于。除了两位例外，他们中没有一人统
治时间超过 10 年。时间最短的在统治宝座上只有一年。这和冒顿（公元前
209—前 174 年）以及军臣（公元前 160—前 126 年）的长期统治形成鲜明的
对比。早期的单于有能力扩展帝国，并将和亲的协定强加给汉朝。后来的单
于不但统治时间短，而且以领导软弱为其特征。他们中的两位，即詹师卢（公
元前 105 至公元前 103 年）和壶衍鞮（公元前 85—公元前 69 年）在童年时
出任单于之职。③前者被称为“儿单于”，后者则为其母所左右。应该指出，
领导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匈奴的继承制度造成的。从冒顿时代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父传子的继承的一般形式。在冒顿和虚闾权渠
（公元前 68—公元前 60 年）之间发生的 11 次继承中，只有四次违反了这种
形式。一例是叛乱的结果，二例是由于单于之子太小。只有最后一例，虚闾
权渠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下从他的兄弟壶衍鞮（公元前 85—公元前 69 年）
手中接收了统治宝座。①
由于继承通常由父传子，统治的单于一般有权选择他的继承者。这种权
力可能导致麻烦。冒顿父亲头曼的最后的有些专横的决定，要使幼子成为继
承者，这便堵塞了长子冒顿嗣位之路；为了登上统治宝座，冒顿准备犯忤逆
罪。但在公元前 2 世纪末，继承在很大程度上已正规化了。在前 105 年，匈
奴贵族显然承认“儿单于”的嗣位是合法的，尽管对他的品格不无忧虑。②
这种继承形式在匈奴帝国早期发展中很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是，在公
元前 1 世纪遇到战时紧急情况时，它证明是越来越无力应付了。这可以解释
为什么呼韩邪（公元前 58—前 31 年）规定新统治者，即作为法定继承人的
他的长子，必须将统治宝座移交给一个兄弟。历史记载表明，从呼韩邪时代
到公元 2 世纪中叶，兄弟继承实际上是准则。③
前 60 年，右贤王屠耆堂成为握衍朐鞮单于。新单于是一个有强烈地区偏
见的人。他一登上统治宝座便开始清洗那些在已故单于手下和在左方任重要
职务的人。于是引起了对抗，在前 58 年，左方贵族推举呼韩邪为他们自己的
单于。握衍朐鞮不久在战斗中被击败自杀。④但是，在这时匈奴的地方主义已
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统一的外表都难以维持了。前 57 年，在五个地区集团
之间发生了权力之争，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单于。到前 54 年，战场上只剩下两
家，分别以两个竞争的兄弟为首，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呼韩邪被郅支
击败以后，放弃了他在北方的都城，往南向中国移动，希望和汉朝议和。①
呼韩邪并非前 134 年婚姻协议中止以后对恢复与中国的和平关系表示兴
趣的第一个单于。早在前 119 年，当匈奴在霍去病和卫青手下遭到重大损失
时，伊穉斜单于（公元前 126—前 114 年）派遣一名使节前往汉朝以和亲的
名义恳求和平。在答复中，汉朝政府提议单于应成为一个“外臣”。这使单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4、 3782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7 页。
②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 3749 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
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5 页。
③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 17——27 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9 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5 页以下。
于感到愤怒，和平谈判以失败告终。②前 107 年，乌维单于停止了所有边境袭
击，为的是表示他对恢复婚姻联盟的愿望。汉朝要求匈奴送他们的太子到长
安作人质，此事再次使谈判毫无结果。③公元前 1 世纪上半期进行的几次其他
和平尝试也是徒劳的，因为汉朝廷干脆拒绝任何低于属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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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和汉朝的贡纳关系
现在谈一谈贡纳制度是顺理成章的。正如前面所述（见《贡纳制度》小
节），汉朝的贡纳制度就其最广泛意义而言是一种同样适用于中国人和外夷
的普遍原则。但是在实际行施时，作为在对外关系范围内应用的制度，它经
常改变以适应发生的不同情况的需要。以匈奴为例，最初汉朝坚持的贡纳一
词有三重涵义。首先，单于或他的代表应到汉朝宫廷朝觐；其次，单于应送
一名质子，最好是太子；第三，单于应以向汉朝皇帝呈献“贡品”来报答帝
国赏给的“礼品”。将这些条件和婚姻协定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的政治地位从“兄弟之国”降低到“外臣”。按照五服
理论，正如政治家萧望之所指出的那样，匈奴应被列为汉帝国的荒服。①
当呼韩邪单于采取行动迎合中国时，他完全知道将会发展的新关系的模
式。前 53 年，当贡纳问题在呼韩邪宫廷会议中提出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地
反对屈服的想法。他们以为，一旦匈奴成为汉朝的附属国而使自己遭受屈辱，
他们将立即失去迄今为止没有问题的在中国以外各种民族中间的领导地位。
但是，主和派领袖之一，左方的伊秩訾王在回答这种论调时指出：②
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公元前 101—前 97 年）以来，匈奴
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
呼韩邪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最后作出了接受汉朝提出的条件的决定。
会议以后，呼韩邪派他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到汉朝作质子。在下一年
（前 52 年）他向边境五原郡的官员提出一份正式的声明，表示他打算在前
51 年元旦亲自向皇帝表示效顺。这样，他便彻底履行了汉朝贡纳制度要求的
全部形式。
从汉朝的观点来看，呼韩邪的朝觐旅行无疑是它同匈奴关系史中最重要
的一件事。它确实是自从公元前 200 年高帝平城之败以来关系模式的一次重
大的改变。部分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手段，但可能也是为史无前例的胜利
所陶醉，汉朝授予单于不是通常情况下的荣誉，而是对单于加以一种“松散
的控制”。①单于更多地是作为一个对抗的国家元首而不是作为臣属来对待。
在皇帝接见时，他被指定位于所有其他王公贵族之上。当典礼主持者正式将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1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73 页。
①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 2913 页（沃森：《英译〈史记〉》第 2 卷，第 186 页）。
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 3282 页；《汉书》卷九四下，第 3832 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7 页。
①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
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 31 页
他引到皇帝宝座之前时，不是用他个人名字而是用正式称号来称呼，视作皇
帝的一位藩臣。而且，他甚至被免除了向汉帝行跪拜礼。
在财政和物质方面，呼韩邪也因履行贡纳制度而得到丰厚的报酬。②当他
在首都停留时，他从皇帝那里接受了下列物品：黄金 5 公斤，钱 20 万，衣服
77 套，8000 匹丝织品，以及絮 1500 公斤。他还得到 15 匹马。当呼韩邪回家
时，他带走了 680 千升粮食。
贡纳制度中的财政部分证明对匈奴来说是特别有吸引力的。自从第一次
朝觐的行动得到汉朝的慷慨回报以后，呼韩邪要求在前 50 年第二次致敬，并
在前 49 年亲自向皇帝呈献礼品。这时帝国的礼物增加为 110 套衣服，9000
匹丝织品，2000 公斤絮。从前 50 年到前 1 年，和单于效顺相联系送到匈奴
的丝见表 10。
表 10 帝国给匈奴的礼物
年代（公元前） 絮（斤） 丝织品（匹）
51 1500 8000
49 2000 9000
33 4000 1800
25 5000 2000
1 7500 2000
很可能因为他一直害怕遭到他的兄弟郅支单于的攻击，呼韩邪不敢频繁
前往中国。至少这是他自己对公元前 49 年在第二次致敬和前 33 年第三次致
敬之间长期间隔作出的解释。①在呼韩邪的辩解中可能包含某些真实性；只是
在公元前 33 年以前不久郅支才被消灭。前 36 年，一个刚毅的低级官员陈汤
争取到西域都护甘延寿的帮助，召集了一支远征军，成功地击溃郅支，并把
他的首级作为战利品送到长安。这次冒险行动是地方上筹画的，中央政府事
先并未同意；甚至有关诏旨的公布也缺乏应有的授权。两位官员认为他们应
主动地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此事如果提出，他们是否获准付诸行动，很值
得怀疑。他们的忧虑确是有根据的，因为当事情向长安报告时，对待他们的
态度是有节制的宽容，甚至只是勉强承认他们的战功。在这时，汉朝政治家
并不热衷于参与远离本土的纠纷。②
当内部情况使他不能脱身时，单于便派遣一名自己的代表代替他带着贡
品前往汉朝宫廷。例如，前 31 年复株累继承呼韩邪成为单于时，他嗣位的周
围情况有些可疑。他立即送一位新王子到中国作人质，并在前 28 年派一位王
呈献贡品。但直到前 25 年，他才亲自前来表示效顺。
对汉朝来说，它从政治上非常重视单于的效顺。如同表 10 所清楚表示的
那样，汉朝为单于表示效顺的每一次访问增加礼物，以此鼓励他的到来。事
实上，维持贡纳制度的费用比起较早的婚姻联盟制度要高得多。例如，在前
89 年，当单于和汉朝商议重新订立婚姻协定时，他仅要求每年支付增加到 400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798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03 页。
②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11 页。
千升酒，100 千升谷物，10000 包丝，这表明在更早的和亲协定下汉朝的支付
一定低于这些数目。③
据班固说，和亲协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和匈奴从边境袭击的所得相比，
给与的东西太少。①但是，早在公元前 3 年，汉朝已感到单于的朝觐旅行为国
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有些朝廷官员甚至从纯粹经济立场出发加以反对。②
事实无可争辩地表明，在政治上考虑，贡纳制度比起和亲来有如此的优越性，
以致汉朝愿意为此付出更高的代价。汉朝坚持将贡纳制度规定为三个基本因
素，即朝觐、质子和贡赋。呼韩邪的对手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可以为此提
供例证。当郅支单于知道他的兄弟归附中国时，在前 53 年他也送了一个儿子
到汉朝去作人质。然后在前 51 年和前 50 年郅支两次分别派使者向皇帝献贡
品，希望就有利的和解一事和呼韩邪竞争。但是郅支单于不能履行三项义务
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朝觐，因而他从未被接纳入贡纳体系之中。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在字面的各种意上仍维持一个独立国的地位和充分
的领土完整。如同和亲时期一样，长城继续成为汉与匈奴之间的分界线。在
公元前 8 年，汉朝要求得到一块有价值的匈奴的带状地，该地伸入汉朝边境
的张掖郡。但是单于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说，这块土地多少世代以来一
直是他们的领土，根据宣帝和呼韩邪单于之间的最初的协议，长城以北的一
切土地属于匈奴。③但是在其他方面贡纳关系明显地与和亲关系不同。例如，
匈奴帝国不再是平等地位的“兄弟”之国，而是汉的外臣。
在贡纳制度下匈奴政治地位的下降，也从汉朝拒绝缔结另一次婚姻联盟
反映出来。前 53 年，呼韩邪利用朝觐之行的时机要求允许他成为皇帝的女
婿。但是，过去作为荣誉赐给单于的女性至少名义上是公主，现在不同了，
元帝赐给他一名叫做王嫱（昭君）的宫女——可是她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
名的美人。在贡纳制度下，再没有汉朝公主嫁给单于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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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北匈奴与南匈奴
当呼都而尸单于（又名舆，公元 18—48 年）统治时，中国进入了一个大
的政治动乱时期，它以王莽的新朝没落开始，而以光武帝重建汉朝告终。匈
奴抓住时机恢复对西域以及邻近民族（特别是乌桓）的统治。②不用说，中国
与匈奴之间的贡纳关系也中断了。公元 24 年，更始帝（23—25 年在位）要
求匈奴按贡纳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呼都而尸单于回答说：③
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 3780 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 3833 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12 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10 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03、3806 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
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 772—846 年》伦敦，1949），第 12 页以下，第 130、184 页。关于遣
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 125—23 年的早期阶段》
（莱顿，1979），第 43 页以下、第 146 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 3829 页。
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
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
呼都而尸单于颠倒贡纳体制的说法是很认真的。在公元 25 年，他宣布立
卢芳为帝，卢是一位边境豪富，他曾声称自己是武帝的后裔。④单于这样做的
理由是，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归顺匈奴时，他应该受到如呼韩邪一样的待遇。
在他统治的鼎盛时，呼都而尸甚至以自己和著名的祖先冒顿相比，有几个方
面证明这个对比是有道理的。首先，在东汉王朝的最初年代，光武帝对匈奴
的政策是一种绥靖政策。他“卑辞厚币，以待来使”。其次，匈奴对汉代中
国发起多次袭击。第三，呼都而尸在中国北部边境的地方首领中间找到了强
有力的同盟者，如卢芳和彭宠。按照这种状况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确使
人想起了冒顿时代的模式。
但是相似之处与现实相比更多是表面的。主要由于地方主义在匈奴中间
的增长，呼都而尸从来没有可能树立象冒顿那样的无可争辩的权威。例如，
当呼都而尸指定他的儿子为太子，从而违反了已故的呼韩邪宣告的兄弟相继
原则时，他的侄子右方日逐王比是如此愤怒，以致拒绝出席匈奴宫廷的年会。
作为前一个单于的长子，比无疑对嗣位有合法的权利。①但更重要的是，作为
右方的日逐王，比已在匈奴帝国的南部建立了牢固的权力基础。这样，在 48
年，即呼都而尸的儿子蒲奴继承单于的宝座两年以后，南部的拥有总数 4 万
至 5 万兵力的八个匈奴部落宣布比是他们的单于。②匈奴再一次分为两个集
团，在整个后汉时期各自称为南匈奴和北匈奴。
一方面由于北匈奴的难以对付的压迫，另一方面由于广泛蔓延的自然灾
害如饥荒和传染病，单于比决定效法他的祖父呼韩邪的榜样，在 50 年带领南
匈奴归入汉朝的贡纳体制。为了完成他的新的义务，单于不但派质子到汉朝
宫廷，而且在汉朝使节面前跪拜接受皇帝的诏旨，以表示他的归顺。不用说，
南匈奴为这一归顺得到很好的报酬。除了得到金印和其他标识以示荣誉之
外，单于还从汉朝收到 1 万匹缯，2500 公斤丝，500 千升谷物和 36 万头牲畜。
③
后汉与南匈奴
中国的贡纳制度在后汉应用于南匈奴时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
贡纳制度变得更加严格地正规化。在匈奴方面，单于的政治地位现在清楚地
是一位“臣”。制度要求他在每年年底派遣护送贡品的人和质子前往汉朝。
与此同时，皇帝将派遣一位帝国使者（“谒者”）护送以前的质子回到单于
的宫廷。这些贡纳的行程是如此准时，以致于据报道新旧质子经常在来去中
国的道路上相遇。很可能，由汉朝宫廷设计的这种轮换质子制度，目的在于
扩大中国对所有未来的匈奴领袖们的影响。
就汉朝而言，皇帝给予匈奴统治阶级各色各样人物的礼物和给予整个南
匈奴的财政援助也以年度为基础而正规化了。例如，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 505 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0 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
第 3 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 102 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 1—12 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2 页以下。
总数固定为 1000 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 10000 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
奏疏，公元 91 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 100900000 文。①
第二，对贡纳制度的控制更加严密，以将南匈奴置于汉朝的监督之下。
公元 50 年，建立了一个管理匈奴事务的新官职——使匈奴中郎将。②该官员
的职责除了监督他们的活动和动向之外，还专门参与匈奴人民中间争端的司
法裁定。这些职责要求该官员到处陪伴单于，因此根本违背了呼韩邪单于时
代遵守的惯例，当时单于事实上享有完全的政治自治权。
第三，后汉朝廷作出自觉的努力，使贡纳体例更紧密地符合整个帝国制
度，做法是将南匈奴移入中国，把他们重新定居于边境八郡（在现代的陕西、
甘肃和内蒙古）。公元 50 年冬天发布的一道诏旨，命令南匈奴的单于在西河
郡（陕西）的美稷建立他的宫廷。同时，以“卫护”为名，得到 2000 骑兵和
500 弛刑犯人组成的队伍支援的帝国指导匈奴的机构，在同一地区建立。此
外，汉朝政府又迫使大批中国人移居边境的这些郡，在那里开始出现了匈奴
和汉人杂居的情况。①
随着这些重要的变化，后汉时期在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阶段。经济上，南匈奴几乎完全依赖汉朝的援助。正如公元 88 年单于向
汉帝上书所说：②
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
政治上，汉朝对南匈奴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公元 143 年，
在单于的宝座由于一次叛乱的结果空缺三年以后，汉朝甚至能够将一位居住
在中国首都的匈奴王子立为单于。③在宗教方面，自公元 50 年开始加入汉朝
的贡纳体制时起，与单于对匈奴的“天”履行季节祭祀的同时，他每年三次
向已故的汉朝皇帝供奉祭品。④
毫无疑问，在他们移入汉朝疆域之内以后，南匈奴和汉帝国发展了许多
亲密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将南匈奴的历史看成是后汉时期中国史的组成
部分，实际上是合理的。但这决不意味南匈奴已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事
实上，汉朝与南匈奴的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静的；摩擦和武装突冲时有发生。
除了杂居之外，单于对在政府监督之下产生的多方面的汉朝影响特别愤怒。
而杂居从长远看会削弱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活力。于是，据报道，
公元 94 年，单于安国被拉向新降附的来自北方的匈奴人一边，同时又疏远了
已在中国安居的旧集团。结果他同北方的战士联合在一起，开始了一场反对
汉朝的大规模叛乱。①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 50 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94 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
书》卷四五，第 1521 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 78 页；《后汉书》卷二八，第 3626 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3 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
1955），第 240 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 1 卷，第 79 页、150 页注 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52 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2 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 2944 页。
① 《后汉书》卷 89，第 2955 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
重要的是，与汉朝宫廷的期望相反，边境的中国定居者在种族混杂的边
境社会中并不是经常帮助政府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反之，他们有时与匈奴合
作，反对汉朝的利益。例如，公元 109 年，匈奴宫廷中的一个来自边境的中
国顾问韩琮，随同单于到汉朝首都朝觐。在回到边境时，韩琮对单于说，现
在攻打汉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在洛阳停留时他发现中国内地有很大的水
灾，许多人死于饥饿。单于接受他的劝告便起来造反。②
如同这个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在后汉朝廷采取将匈奴安置于帝国境
内的政策以后，在北部边境一种复杂的和经常是危险的种族关系发展起来
了。这种政策的严重后果，在快到了世纪末沿着西晋全部边境的野蛮人的骚
乱达到令人吃惊的比例时，才为中国政府所充分理解。可能更值得注意的是，
当南匈奴的后裔于 304 年在汉化的能干的刘渊领导下起兵时，大量边境的中
国人投向他们。③西晋于 317 年崩溃后，南匈奴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异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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