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凤呈祥戏曲:湖南时务学堂

湖南时务学堂

时务学堂是晚清湖南绅商共同创办的新式学堂，它的创立是湖南旧式书院制度向近化学堂制度转变的肇始。谭嗣同曾为学堂亲笔撰写一幅对联：“揽湖海英豪力维时局，勖沅湘子弟共赞中兴”。

1896年6月12日（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刑部侍郎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呈送《请推广学校折》，建议让地方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并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1897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各省在省城另设格致等学堂。两折均得到朝廷允准，一时间各省新式学堂纷纷创立，湖南时务学堂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时务学堂开始筹办于1897年初。当时，王先谦、张祖同、蒋德钧、熊希龄等士绅筹议成立宝善成制造公司，同时“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这一动议得到了陈宝箴、黄遵宪等开明官僚及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人士的重视和支持。9月，《知新报》刊发了《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以日本为例，指出广立学校，培植人才为自强之本。公开表明办学目的为“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学习日本攘夷之道，强国保种，并号召湘中同志共同提倡盛举，维持大局。《缘起》对时务学堂寄以莫大期望：“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

接着，趁当年乡试士子齐集长沙之际，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了《时务学堂招考示》。对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经费来源和用途、招生人数和招生办法，乃至学校选址和将来学生出路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招考示》刊布后，反映热烈，原定先期招考60名学生，至八月，投考学生有4000人之多，盛况空前。

时务学堂通过官府拨款和绅商捐款等途径筹集了经费，购买省城北门外侯家垅田数百亩，建筑学舍，作为永久堂址。新址竣工前，先租用衡清试馆，以后又租用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刘权之故宅，作为校址。熊希龄被陈宝箴任命为学堂总理，主持一切行政事物，并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学总教习又聘请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梁启超离湘后，学堂又加聘欧榘甲、唐才常为中文分教习）。

梁启超于1897年11月到达湖南长沙，拟定了《时务学堂学约》，这一学约以康有为创办广州万木草堂时制定的《长兴学记》为蓝本，对时务学堂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学约》分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十个部分，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维新人才。

湖南时务学堂共招考三次：1897年9月24日第一次考试，录取学生40名； 1898年3月22日第二期考试，招收内课生30名，外课生18名，附课生（类似旁听生）7名；同年5月，第三期招收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学生10名；后又补招收学生7名，备取内课生4名，外课生6名和候送武备学生1名。

学堂功课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等四门，专门学包括公法学（宪法、民律、刑律之类为内公法，交涉、公法、约章等为外公法）、掌故学和格算学三门。学生初入学的六个月时间，一律学习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再选择专门学学习，同时仍然学习普通学。

在教学方法上，时务学堂兼采学堂、书院之长，分为外课、内课两种，“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习中文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课堂以教习讲授，学生作笔记为主，课下学生学习时，随时作读书札记，写下读书心得。学堂鼓励学生提问，课堂上设有“待问匦”，学生读书所有疑义，写在待问格纸（专供学生写疑难问题的格纸）上放入“待问匦”中，由总教习当堂批答榜示。学生们在教习指导下互相交流札记本，“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教习们对学生的札记的课卷都进行认真的批改。梁启超任教习期间，每天除上课4小时外，还要批改40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语，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有时教习们竟彻夜不眠。

时务学堂采用一种奖惩方法来激励学生，学生的表现通过分数来显示。学生札记五日一交，由院长（或总教习）批答，凡是平日札记做得好、善于提问的学生都另加分数。学生缺课要扣分。每月设月考一次，每季度大考一次，考后即将三个月内的札记册、待问格及课卷三项通统核阅，汇算分数多寡，并列表刊登在《湘报》上。学堂在学生入学三月期满后，由教习会同绅董严加甄别，决定去留。优异者留校为内课生，次者改为外科生。并规定各类学生因成绩可相互流动。学生有压力也有动力，学习格外用功，学风之勤，学业精进之快，非当时其他学堂可比。

学堂还鼓励学生参加学会的学术活动。1898年春，南学会成立后，每期讲学，时务学堂学生多去听讲。

时务学堂的教习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有时甚至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满清王朝。时务学堂师生的激进言论，引起了守旧势力的惊慌。王先谦联络叶德辉等联名向陈宝箴呈递了《湘绅公呈》，说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这样下去，学生“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对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以及时务学堂的学生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要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面对保守派的进攻，熊希龄“弧怀愤懑”，他上书陈宝箴，对保守派的毁谤进行了辩驳。他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新旧相攻”，并指出这场斗争的胜负将关系到湖南新政的命运。但陈宝箴最终对保守派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对熊希龄施加压力。熊希龄被迫辞职，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被辞退，梁启超于此前已离湘赴京，时务学堂的课艺被改弦易辙。当戊戌政变发生，时务学堂已名存实亡，十月初被撤销，存在时间不到一年。

时务学堂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其中有参加自立军进行反清活动的林圭诸烈士；有推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蔡锷，有知名的教育家范源濂；有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等。为时虽短，却发挥了良好的启蒙作用，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