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1至20回读后感:王羲之绞转笔法（转管笔法）探秘

小引：此文乃余三年前博客文章未尽之作，三年中几欲提笔，奈何琐事缠身，以致兴趣索然，余之性格断无虎头蛇尾之说，今拣出续写，未审言之有理否，特求证于各位方家。

王羲之所处的时代崇尚绞转（以邱振中笔法概念命名，特指中侧锋连续变化）的用笔法，所谓晋人风流正是籍此笔法得以彰显，然晋以后乃至南朝，书法的用笔法逐渐走向以提按为主的方法，迄今未变，是二王以后的人不欣赏绞转吗，恐怕不是，众所周知，唐太宗平生极爱王羲之的书艺，唐人学大王的极多，然得大王笔法的有谁？孙过庭稍好，可是也感觉雾里看花，皮相而已。其实，仔细端详，在大王以后，大令也与其父不同，大令的绞转笔意已淡化许多，为何？

沙孟海先生等前辈曾以古代绘画结合近代西域发现绘画考证，王羲之当时书写的姿势是左手持卷，右手斜执笔管书写，当时是没有高桌、高椅的，高桌高椅到五代时才普遍使用，（见图一传摹东晋《女史箴图》），故此晋人作书不同于唐以后，我始终对这个时间断代有怀疑。即便王羲之是如此执笔作书，大令辈是否如此？正因为大令“改父体”由内恹变外拓以后大量使用提按用笔，我大胆推测可能在王羲之时代已逐渐改变了作书姿势，至于是否凭据桌面下文详细道来。

晋人书法文献除王珣《伯远帖》以外极少真迹传世，只能从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等丛帖探寻消息，《淳化阁帖》中晋人书法早于王羲之的有王导等人，揣摩王导等人书法，其用笔已多使用绞转（见图二传王导《辛酸帖》），王羲之尺牍更是淋漓尽致，与王羲之同时代的郗愔等人也是以绞转用笔为多，据此推导，王导与王羲之辈书写姿势相同，大令改变其父固有格式另创新体，此新体与其父不同在于强调提按，特别是耸肩的出现（见图三唐摹本王献之《二十九日帖》）逐渐简化了绞转的用笔，大令以后的王慈、王荟乃至王僧虔用笔与大令如出一辙，即便王珣皆强调提按，王羲之的绞转用笔至此已渐趋衰退，智永以后用笔法与唐人已无异。孙晓云老师推断古法的终结在唐以后随着高桌高椅的出现人可以垂足坐下凭据高桌作书，我认为有理有据。但是，王献之这种强调耸肩的用笔法有无书写姿势的改变为依托呢？

众所周知，王羲之绞转用笔是手无依托悬空为之，这是符合生理习惯的，王献之以后乃至当代，提按用笔是书法主流用笔习惯，纵是米芾号称得晋人真髓、八面出锋也仅仅是学得献之用笔法而已。我们在学书法时往往觉得米芾易学、孙过庭也不太难、献之与我们不隔，唯独羲之无从得笔法，即便能临，仍是隔靴搔痒，何故？孙晓云老师讲得明白，古法不存了。但献之是古法继承者吗？从用笔法来讲，也不全对，献之外拓用笔法至今沿用，至于是否由献之首创有待考证，但事实是献之同辈人乃至以后外拓用笔长盛不衰，是何道理？基于此，献之革新意识毋庸置疑，但为何以羲之盛名后来人却几乎无人能得其真髓？除了羲之高度太高以外，是否有其他客观原因呢？我以为自王献之（或更早）开始，即便无高桌为凭据，手亦会有一定的依托，如若不然，强调耸肩的用笔很不符合生理习惯。

1980年4月，江苏连云港汉墓出土一只漆几，长95厘米，宽17厘米，高33厘米，几面平整，以宽度计，不便铺纸书写，汉时竹简居多，用纸不多，由汉入晋再到王献之时代，已过至少一两百年，扬之水女士在《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一书中讲到：（前略）汉承先秦，基本原则没有很大的改变，只是使席坐时代的家具不断完备与成熟。比如几案之类。有置于帷帐之前的长案，时或延续先秦已有的名称而呼作桯。桯的上面可以更置食案。食案也还可以细分，如无足而方者曰棜，……桯，其上又可置书几，或书案、奏案。

可见在汉代已有近似书案的家具，到王献之时代即便没有高桌高椅，以席地而坐姿势，纸铺于凭几，右手靠几借力或悬空，凭几高度在33厘米左右，正好符合生理结构，完全可以省力书写，我想凭古人智慧，能做到省力又何必悬空双手书写呢？故我推测从王献之辈开始讲究提按正是因书写姿势的改变，提按更符合省力书写的需要，即便是王羲之从其成熟期代表作之一《初月帖》（见图四唐摹王羲之《初月帖》）也可看出提按的运用比例大大增加，更接近王献之及南朝人书风。我想一个时代的风尚很可能与习惯的趋同有关，明末清初生纸、羊毫开始逐步使用，中国书法又改变了固有的审美习惯，也是时风使然。

孙晓云老师通过宋摹北齐《校书图》推断古人垂足坐姿高案书写应在唐以后，论据充分，我无意改变。我推测的席地凭几书应在南朝之前，当然，仅为推测，目前尚无更多资料佐证。孙老师在《书法有法》一书中还列举出西晋陶俑书写姿势的图片（见图五西晋书写陶俑），与我推测的结果有所不同，但西晋至东晋末期已有数十年之遥，以王献之时代家具的演变，王献之采用与现代人近似的书写姿势也不足为奇，而书圣或因时代进化其经典的绞转笔法亦难找接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