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96回概括300字:中国主义思维与实践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

中国主义思维与实践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

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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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3日

     编写“中国抗日战争编年史”已经5年多，最近，编写了在“西安事变”不久之后发生的，东北军高层自相残杀的“二.二事变”，其中许多线索，又牵扯回到西安事变，网上的资料比5年前更丰富了。故，得以将“西安事变”的史实补充，并重新梳理了一遍。

从“西安事变”，到“二.二事变”，是中国近百年历史中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50多天的历史，再一次仔细并更加深入地研读这段史料，就比原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1936年前后，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候，给中国增加了最不合理的战略负担和无以复加的困难。

同时，也更清楚地明确了一个问题，它可能是毛一生最大的战略失误。

这个问题，已在心中隐忍了5年多。吉安以为，现在，将此问题公开探讨，不但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极大的战略参考价值。因为，这涉及到“五自原则”，而这是正确的中国国际战略永恒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须臾忘记、动摇或放弃的基本原则。

简单地讲，这个问题，就是在西安事变中，“红东西”如何对待及处理蒋介石的问题。

先解释一下“红东西”，这是吉安为作此文，也为将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而创新的一个称名概念，是西安事变中“红”军（毛泽东、中共）、“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这主要三方的简略代称，取自这三方的首个字，也恰与这三方在西安事变中的排列顺序相吻合。

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不难清楚，“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在西安事变中，在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在很短的时间里，前后产生了战与和两种互为矛盾的意见。

在吉安看，前意见，战，正确；后意见，和，错误。

前意见之正确，出于“红东西”，尤其是毛泽东、中共对全局正确的分析、判断和把握；后意见之错误，来自于斯大林、苏联出于对苏联战略利益考虑，而向“红东西”、尤向毛泽东、中共施加的错误的政治压力。

而“红东西”倘若顶住这个压力，完全按照“五自原则”，即按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问题，继续坚持前期正确的意见，那么，“西安事变”将会取得绝然不同的成果，其后紧随的“二.二事变”也就可以完全避免，甚至6个多月后的“七.七事变”都有可能避免，那么中国的历史也将就此改变，而苏联的战略利益也并不会受到影响…..。

由此，又可见，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并不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此远隔万里地发号施令，其实，是他也犯下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结果，当然是害人害己，即，一使西安事变产生的一切可能的积极结果几乎消弭殆尽；二使中国的“红东西”的实力遭受了空前的损失；三并未能从根本上使蒋介石全心全意地抗战；四却使日本更加清楚地了解了中国的全局，以及苏联的战略软肋，而可下定进一步全面侵略中国的决心；五使苏联本身仍然处于来自日本的甚至更大的战略威胁之中。

回顾下列事实：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 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

仅从这份电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在事变发生的最初时刻，即前期，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正确处理意见。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另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记载，中共中央在保安会议，毛泽东主张公审蒋介石，予以应得制裁。

以上两段，无疑皆是“红东西”政治上的正确处理意见，以及更明确的军事上的正确处理意见。

吉安将以上归纳为事变发生后的第一阶段，毛泽东和中共基于自主的立场上得出符合中国利益的完全正确的意见，当然而然的是，这也代表了“红东西”的整体意见。此时不应漏算的重要背景情况是，蒋介石在事变之前，完全不顾已经丢掉东北三省、并已丢掉华北不少地区的耻辱，置日寇侵略中国的恶行于不顾，而一意孤行“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拼命地打内战，已经向北调动了他的30个嫡系师，拟入陕，并拟用东北军、西北军，合力围剿刚刚经过长征抵达陕北不久的红军。而“红东西”，这三位一体已经大致成形的客观态势，正是由蒋多年在各地倒行逆施所逼迫出来的结果，只不过，蒋因自负自傲的愚蠢，还不自知而已。

故，相对如此这般的大背景，“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后的第一时间里，立刻就有了上述从武力上准备、以及从政治上彻底解决问题的正确意见，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换言之，“红东西”若不联合起来对蒋用武，必然就会被蒋迫使“红东西”自相残杀，而中国便只能任由日本与其它外国宰割。而后不久的历史发展的诸多事实，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36年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把事变的发动说成是亲日的阴谋。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

张闻天说：“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

莫斯科消息报社论，谓张学良之反动，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力量之团结，实为中国人民阵线之打击。

另，中共在保安接到上海宋庆龄转来斯大林电（１２.１２发），指西安事变为日本阴谋造成，中国急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如觉悟，应为领导抗日之唯一人物，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蒋表示友善。

以上，按先后顺序，分别为苏联《真理报》、莫斯科消息报、斯大林本人，连续多次、多方面、多渠道地仅为了苏联的战略利益，无视中国的实际状况及利益，向“红东西”，尤向毛泽东、中共施加压力，意图迫使毛泽东、中共接受斯大林、苏联错误的战略意见。致使中共内部开始出现不同意见或分歧。

但，及至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以上仍可看出，斯大林、苏共的错误意见至此尚未对“红东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事变所产生的政治惯性的力量，正朝着有利于“红东西”，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吉安将以上归纳为事变发生后的第二阶段，斯大林、苏联向“红东西”，尤向毛泽东和中共施压，而毛泽东本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有所反抗，有所争执，并尚能坚持“红东西”自己正确的战略意见，因此，是斯大林、苏联与“红东西”，尤与毛泽东、中共的争执阶段。请特别注意，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这一重要的原则性的一点。

193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36年12月19日，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从以上，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中共的态度，开始并一步一步地有了绝然不同的改变。吉安将此归纳为“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向斯大林、苏共的错误意见妥协之阶段。

很清楚，在短短的几天里，“红东西”的意见，发生了三个阶段性的变化。

第一阶段，“红东西”欲在军事上准备战争；政治上准备公审，即彻底解决蒋介石的问题；

第二阶段，“红东西”本着中国的利益，与斯大林、苏共的错误意见有所对抗、有所争执，并能坚持己见；

第三阶段，“红东西”放弃了自己在第一、第二阶段时的正确意见，向斯大林、苏共的错误意见作出妥协。

从第三阶段开始，西安事变便在斯大林、苏共错误意见的压力作用下，朝着有利蒋介石、国民党，不利“红东西”的方面开始转化。

 这，使“红东西”，尤使毛泽东、中共失去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战略机遇，并使“红东西”开始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使日本人更加看清了中国军事与政治的全局，看清了斯大林、苏联的顾忌，即其全球战略弱点之所在，从而，既埋下了一个多月后“二.二事变”的祸根，又埋下了七个月后，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的因种，同时，又使苏联自己在与日本的关系中处于了下风地位，其后苏联与日本长达数年艰难的有关中立的外交谈判，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吉安从战略上看，至少使中国的历史发展迟滞、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十年。

现在，来分析吉安判定斯大林、苏共意见错误的根据。很简单，只要分析欲战、欲和，这两种不同战略姿态解决西安事变的必然结果，就可以很容易明白了。

因为，所谓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已经是发生过了的历史客观事实，这，就用不着再多任何废话，我们只需记住历史，牢牢记住，后来紧接着发生了“二.二事件”、“七.七事变”，以及其后的八年抗战，和中华民族遭受过的空前的火与血的炼狱般的巨大灾难，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恶果。

所以，现在，只需分析以欲战的战略姿态解决问题的后果。而这后果，若站在“红东西”的立场上而言，谁都不会不同意，最糟糕的情况，无非就是可能导致中国大规模的内战，而最最糟糕的，就是“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在内战中招致彻底的失败。

然而，这个最糟的后果，是没有可能发生的。

很明显，如果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得出和吉安一样的结论，如果“红东西”坚持第一阶段的正确意见，本着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中国利益为主，以欲战的强硬的军事和政治姿态贯穿始终地解决事变相关的问题，中国既不会陷入大规模的内战，“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也更不会彻底战败。相反，“红东西”将会成为制约蒋介石的主要力量，将会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将会成为主导中国未来的核心力量。

为什么？

这，就需要再回溯更远一些的历史。

众所周知，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刚刚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而蒋介石之所以能够问鼎中原，傲视群雄，当时依靠的一个至为重要的、也就是绝对关键的因素、或将中国的政治天平彻底压倒向蒋介石一边的最重要的一个砝码，恰恰是“红东西”中的一个部分，即张学良以及东北军对他的鼎力支持，正是有了张学良的支持，才使蒋介石成了中国军事力量最强的势力，之后，便再没有哪一个军阀，敢于对抗有了可以联合张学良军事实力的蒋介石。换言之，蒋介石的地位，完全是依靠张学良的军事实力支助而形成的，这一点，蒋介石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所以，只要失去了张学良以及东北军这个大支柱，各地军阀的势力，便定会重新抬头，那么，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无疑又将被彻底动摇。

西安事变依始，摆在蒋介石面前的局面是十分清楚的，他面对的，不仅是张学良及东北军与他翻脸、摊牌、逼他容共、抗日；而且加上了杨虎城的西北军；最要命的是，还有与他已经打了多年的死敌毛泽东、中共领导的红军，这“三位一体”的“红东西”的巨大实力的力量，绝非任何其它势力，包括他蒋介石的势力在内，所可以单独比对的，当然，他还要更加小心地考虑的是“红东西”背后的斯大林、苏联。

故，善于算计实力、讲究现实主义的蒋介石，面对毛泽东、中共领导的红军，加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再加上杨虎城的西北军，这三大军事实力的合力，由西安事变而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这个“红东西”合力，是绝不会铤而走险地选择与之交战这条路的。

所以，只要“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坚持正确的欲战的军事和政治姿态，蒋介石就必然而然地会接受毛泽东、中共、张学良和杨虎城向他提出的并不苛刻、因此是不难答应的所有条件：

（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那么，中国必然可以立刻走向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日本也便再难有全面侵华的可乘之机；苏联的战略利益就此也自然而然地有了更加可靠的保障。中国的历史，当然将就此而可重写。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红东西”，尤毛泽东、中共最后向斯大林、苏共的错误意见作出了妥协。

故，吉安必要指出，不论出于什么原因，从第一阶段“红东西”已有的正确意见，转变成第三阶段向斯大林、苏联妥协接受其错误意见，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而究竟是些什么原因导致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吉安将其留待以后再分析、探讨。

有一个细节，或可能是一个关键的细节，毛泽东如果能早知道，那么，很可能会使他作出不同于斯大林的最终战略决断。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一个月，蒋介石已经回到南京，1937年1月12日，为了促使南京方面早日释放张学良，与王以哲、周恩来研究后，杨虎城决定派十七路军原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和东北军代表鲍文樾赴南京谈判。主要问题就是，要求张学良早日回陕，并质问中央军为何西进，同时了解南京政府是否准备结束内战，开始抗日。

李志刚见到蒋介石时，他正在治疗西安事变时留下的腰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都希望张先生能早日返回陕西。”李志刚试探道。

听罢此言，蒋介石不动声色地说，“我的腰痛，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读书少，修养差。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

据李志刚回忆，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李志刚。“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样办？”

“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所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中央军又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激愤，东北军、十七路军双方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李志刚按杨虎城的交代说。

话音一落，蒋介石突然坐起身，口气变得强硬起来，“他们要打仗，要打就打，我还怕他们？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内就可以消灭他们。”

见蒋介石声色俱厉，李志刚遂回敬道，“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

 “我并不要打仗，你要告诉虎城，虎城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主席即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听到红军主力已经南下，蒋介石的态度立即缓和了许多。

吉安所说的，就是“听到红军主力已经南下，蒋介石的态度立即缓和了许多”这个细节。这，可以作为以上吉安的分析的根据或佐证。换言之，蒋介石是个现实主义者，面对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这“红东西”联合的力量，再加上对其他各方面军事力量、以及当时全国抗日的民心的向心力，他是绝没有可能一意孤行的。

对这一点，即对蒋介石内心极其虚弱的一面，估算不到位，应该算是毛泽东的漏算，或可能即是前述向斯大林、苏联的错误意见妥协的原因之一。当然，当时斯大林、苏共从多方频频不断施加的压力以及干扰，以及中共内部媚苏派因而产生的不同意见，都是有可能极大地影响当时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的。

谈到这里，就要提自信、自尊、自力、自强、自主的“五自原则”了。

十多年前提出中国主义，在第一条中，提的就是“五自原则”，而将自信列为首位，原因就是自信，至为重要。如果缺乏自信这第一条，后面的就全都免谈了。

在众人的眼里，毛泽东是一个狂得没边的人，就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几个月，他曾向美国记者斯诺表述过他自己的个性，他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一般来讲，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敢于自我张扬个性，其实也就是一种自信的表现。从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来看，说毛泽东是个很自信的人，当不为过。

例如，正是由于有着高度的自信，才有后来，抗美援朝的决策；中印边境反击战的决策；抗美援越的决策；与苏共的决裂；搞原子弹的决策；搞核潜艇的决策等等。而这一切，奠定了中国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强势的国际地位，至今效力仍在，中国人还在吃着毛泽东留下的老本，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如果没有自信，很难想象中国人能办成任何什么事情。

然而，1936年西安事变依始，毛泽东从充满自信，到失去自信，向斯大林、苏共妥协，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少有的憾事吧。

离开了自信，离开了“五自原则”，“红东西”向错误的意见作出妥协，就失去了自我，就急速地走向了分裂，甚至是四分五裂的失败。“三位一体”不复存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自相残杀；而后被蒋介石分而治之；可怜一代民族英雄张学良沦为一世的阶下囚；杨虎城及妻小受尽牢狱折磨之后，更惨死于蒋介石的枪弹之下；“红东西”仅仅存活了短短的50多天，中国大好的前途，毁之于一旦，中华民族几乎灭亡于日寇铁蹄之下。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例如晚清，朝廷处处以欲和姿态示人，然却求和不得，仍然时时处处被动挨打；十多年前的中国，亦是以欲和姿态示人，且以“韬光养晦”为由，送大礼给美国，却换来美国毫不留情的五枚导弹的轰炸；近几年亦以欲和姿态示人，在不断地借给美国近万亿美元之后，换来的是近次美国航母竟然宣称要进入黄海进行军事演习，洋白捞到债主家门口作武力示威；在以欲和姿态示人，不断地让利给台湾，连年对台贸易巨额赤字之后，换来的是台湾拼命地向美国购买军火以抗衡大陆；……。

中国自古兵家有句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所谓勇，首先是须具有必胜的自信心。倘若，连必胜的自信心都没有，那勇字又从何谈起？

又如奕棋，若一方有必胜的自信心，另一方却全然没有，那棋，不必下，输赢的结果，先就可想而知。

在强权就是公理的现实国际关系的条件下，吉安还从未见过谁能以欲和姿态一厢情愿地获得任何形式的胜利，从未见过一例。反之，全部是失败、惨败的例子。

 “红东西”的遭遇，便是其中之一。

纵有难以计数的伟大成功，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难免于在某一刻之间失去自信之后。

就此文的大意，在作文之前，与朋友简略地讨论过意见，有回复曰：“成也苏联，败也苏联。”此言，在吉安看，甚妙，妙就妙在其中，无“中国”二字。关乎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在那段历史中，竟左右于斯大林、苏联之手。

就连自称无法无天的毛泽东，一时亦无可奈何。

不知，中国现在的、后来的人，看得懂此文呼？记得住此文呼？

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战略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