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120回读后感:李白在安陆十年论略

    关于李白的思想，历代学者已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特别是解放后，一些论家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李白的思想性格，放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分析，从而把李白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应该看到，目前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由于对李白的生平缺乏翔实的考证，因而在具体品评李白的的某些作品时，往往出现一些牵强附会、甚至误解的地方，二是对李白思想性格形成的过程分析不够，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其思想性格似乎是天生的，或者是他本身所固有的。本文在考证李白交游、行踪的基础上，试图将其在安陆十年思想性格的形成作一简要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一些著名学者关于李白思想的论述，其基本点：

    一是认为李白的思想复杂，但以道教思想为主。范文澜认为：“道教得到唐玄宗的提倡，所谓神仙如张果等人相继出现，这在文学史上必然要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刘大杰认为：“这些方巾气十足的秀才儒生，他是看不上眼的……他这种排圣贤、反封建、鄙权贵、轻礼教的思想，贯通他的全部作品。”罗宗强认为“李白明确提出的政治主张却更多的包含着道家的东西。”

    二是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儒、道混杂。郭沫若认为：“李白的思想，受着他的阶级的限制和唐代思潮的影响，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游国恩等人认为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作为一个天才诗人，他还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逸人、策士、酒徒等类人的气质或行径。这和他的思想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

    我们认为，要正确分析李白的思想，后人的探讨固然重要，但不应离开当时人的记述和李白本人的诗文。特别是李阳冰、魏万二人，李白曾委托他们整理诗稿，他们直接听过李白的口述。细读李阳冰等人为李白编辑诗文的序，可知他们并不强调李白的所谓道教思想，相对地，一致肯定的，却是他正统的儒家思想。李阳冰说他“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己来，《凤》、《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 魏万则认为李白有强烈的用世之心：“吾观白之文义，有济代命。 其次，刘全白认为李白是“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 范传正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 同样强调了李白的用世思想。当然，我们也不可否定，在李白一生中确有过道教思想的流露，但这决不是他思想的主要基调，至少在安陆十年是这样。再从李白十年诗文来分析，根据现在所考定的李白在安陆的上百篇诗文，可分为三个类型：一是体现儒家正统观念的作品，如《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等，直接表明了“匡社稷”、“安黎元”、“济苍生”的思想抱负；二是体现道家隐逸闲适思想的作品，如《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等，记录了李白与道教人物相往还的踪迹；三是同某些僧徒相过从的作品，如《莹禅师房观山海图》等，是李白向往佛家宁静生活情绪的偶然流露。第一类，在安陆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第二类、第三类实际上是诗人在自己理想和抱负不能 得以实现而寻找精神寄托的表现。

    下面进一步联系诗人的经历结合一些作品加以分析。李白来安陆不久，便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明确表白：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这是一个非凡的理想，它既是李白安陆十年的行动目标，也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纲领。诗人的抱负是不用世则已，要用就要大干一番事业，他希望能以布衣而为卿相，直接辅佐天子。李白的这种想法同当时的社会风尚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唐代，入仕途径多种多样：有通过考试入仕的，如姚崇、宋 、张说之辈；有凭特殊关系而登庙堂的，如王毛仲、王琚者流；有经人引荐而居高位的，如马周、李邕、崔宗之、许莹、黎昕等。李白受自己性格的驱使，不可能同王毛仲等人一样，凭借特殊关系径直上进。或者说，李白应该同当时的一般儒生一样，通过举进士的阶梯，平步青云。但他觉得自己具有同一般知识分子不同的超人才能，因此不愿意按部就班地通过考试而登仕途。他觉得这条道路太缓慢、太平庸了。事实上，在唐代，是否参加进士考试对自己的仕途并无多大关系。朱东润在《杜甫叙论中》对此曾论述道：“虽然有时每年都举进士，但是录取不过三十人，有时不足此数，甚至一个也不取。假如每人任职三十年，当官的进士最多不足千人，而当时的大小官员在万人以上，所以是否录取，对于一个人的前途，没有多大的关系。”王运熙亦认为：“唐代的科举制度虽然向中小地主阶级开放了一部分政权，但大权仍主要掌握在大地主集团手中。即使在武则天临朝时期，前后七十三宰相中，确知为科举出身的也不过二十二人。”还是在蜀中时，广汉太守曾举李白有道科，但他拒绝了。在李白看来考试入仕和凭特殊关系往上爬不是他的进身之阶。

    李白采取另外两条入仕途径，即上书干谒、以求吸引； 闲逸隐居、等待时机。这些办法虽也平常，若一旦风云际会，便可适时而起。所以，他在安陆十年以文会友的活动， 是希望经人引荐能直接辅佐天子干大事业。这种求仕方法，同唐代的行卷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云：“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 《旧唐书?玄宗纪》云：“开元二十三年春，……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可见， 无论是常年的贡举，或是天子主持的制举，都还必须有那些在社会上、政治上、文坛上有地位者荐举。李白在安陆十年中的干谒活动，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干谒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朝廷达宫，下至州郡官吏，都是李白上书求荐的对象。安州地方长官中，就有李长史、裴长史等人；初入长安期间，就有崔宗之、少府崔叔封、司马王嵩、玉真公主、卫尉卿张 、梁公昌、王司士、裴使君， 州长史、郑明府、崔咨议、薛校书等人。从行踪上讲，北至雁门，南达湘沅，东临越中，西抵武功， 他均曾涉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几乎跑遍了全国。这同唐代其它干谒仕进的人相比，差别就很大了。太宗时的马周只不过是代替中郎将常何写了一份奏折，便得到了太宗赏识，提拔到门下省供职。李邕也就是因为能说几句直话，经内史峤及监察御史张廷圭荐举，一跃而拜左拾遗。

    二、百折不挠，始终不渝。李白一旦认准方向后，便一往无前，照自己的路走下去。因此，他的干谒活动贯穿十年的始终。《上安州李长史书》是他来安陆不久的作品，从文末可看出李白行卷的踪迹。他为了得到李长史的宽宥和赏识，投献过 《春游救苦寺》、《石岩寺》、《上杨都尉》三首诗，并希望李长史“幸乞详览”。一入长安碰了许多钉子，仍对自己的前途抱有信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与韩荆州书》是李白从长安碰壁回来后的作品，照常理，他从此应该心灰意懒，采菊东篱了。但他仍然是“心雄万夫”，冀图“一登龙门”而“声誉十倍”。他毛遂自荐，“愿委身国士”，“得颖脱而出”，以便“扬眉吐气，激昂青云”。 《送戴十五归衡岳序》是李白离安陆前不久的作品，虽然现实的轮子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的理想碾得粉碎，但他仍在同戴十五讲述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谋略。很明显，这种“平天下”的思想，正是他“事君”、“荣亲” 正统儒家思想的反映。

    三、急于求荐，但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前人在评述李白思想性格时，总爱用“豪迈”、“傲岸”这一类词语，即使是王安石也不例外。李白在后来回忆自己的遭遇时也说是“一生傲岸苦不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安陆十年悲剧的原因在此，其伟大之处也正在此。李长史、裴长史虽赫然作威予安州，李白也曾投书门下，但绝无谄媚之辞。对于裴长史，李白虽曾“承颜接辞，八九度矣”，但仍不客气地说：“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则“永辞君侯，黄鹄举矣。”李白入长安期间，曾拜谒王司马嵩、薛校书等人，诗中每每自比为谈笑却秦的鲁仲连，辅越成霸的范蠢，躬耕南阳的孔明，及苏秦、乐毅等，从这些比拟中丝毫看不出什么低三下四的痕迹。在上书韩朝宗时，虽然情真意切，急于求成，但也一再显示自己卓越的才华。如：“……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若赐观 ，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等等。都直接反应了李白恃才傲物的思想性格，除了干谒以外，李白在安陆十年中还留下了相当一部分反映他隐居生活的作品。他初到安陆，始居寿山；继而憩迹白兆山；初入长安曾隐居终南。十年中，他与逸人元丹丘过从甚密，并还问道于著名道者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胡紫阳。这种生活从表象上看，似乎与干谒无关，带有一定的消极成分， 但从实质上讲， 仍是诗人为谋取仕进的一种手段。在李白以前，以隐逸而登仕途者大有人在， 象著名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人，就同最高统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卢藏用“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后被召为左拾遗。司马承祯亦曾享受过武后、睿宗、玄宗三代皇帝接见的殊荣。可见在当时，以隐求仕，以隐干政，乃为常事。应当指出的是，李白在安陆十年中的隐逸生活同其后期，特别是他人的隐逸相比，还有其根本不同的地方：

    其一，十年的隐逸生活带有很大程度上的读书习业、养望待时的动机。《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历代注家都认为是荒宴之作。实际上，诗中“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语出魏文帝《与吴质书》“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乃勉励诸从弟珍惜光明，及时努力之意。《山中问答》也决不是什么“归隐” 之作，它恰恰是诗人借用桃花的荣发，溪流的远逝来表白自己不同凡响的内心境界。“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李白胸中的沟壑是一般人难以窥测的。寓居终南期间，也并没有见其超脱的踪迹，有的也仅仅是对张 等人的嫉愤和对功名的渴望。他念念不忘的是“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他首先强调的是“功成”，再才是“隐退”。出将入相，适时而起，才是李白的真正目的。

    其二，同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情趣有关。一些论家极力夸张李白在安陆十年的隐居生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同逸人元丹丘的交往比较密切。李白集中，凡十四篇诗文与元丹丘相涉。应当承认，其中确有一些“本无轩裳契，素以烟霞亲”之类的句子，但就整个诗章的格调来讲，仍充满着积极乐观的情绪。富有代表性的是《将进酒》。这是一篇记叙同元丹丘等一起饮宴的诗作，写于长安浪游归来后。长安不遇，干谒无门，诗人只能借酒排遣胸中的愤懑“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些句子孤立起来看，似乎是对自己意志的消磨和青春的打发，但如果联系“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句来看，诗人对于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十分清楚的，调子是乐观的，情绪是昂扬的，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出世之意。这类生活现象乃是诗人在自己理想不能实现时对污浊社会现实的憎恶和对自己心情苦闷的排遣。此外，李白同元丹丘的几次交往，也多半因元丹丘的“招隐”或“访隐”，并不见李白之“归隐”。如《题元丹丘颖阳山并序》：“仙游渡颜水，访隐同元君”是为“访隐”；《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岩信频及，……兼书共游，因有比赠”，是为“招隐”。我们绝不能把这些都当作李白“归隐”生活的作品。至于他和胡紫阳的关系，则只是因为胡乃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是想以其为牵线人物，尽快搭上同李唐王朝的关系。

    其三，同那些以隐居为名，实则为谋取个人利禄的庸俗个人功利主义者有着根本区别。李白的理想是要“安社稷”、“济苍生”，他虽说过“穷则独善一身”的话，但他并不把“独善”当作他处世的标准。他说过“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是要把自己的才华奉献给祖国和人民。“即仆林下之所隐容，岂不大哉。必能资其聪明，辅以正气，借之以物色，发之以文章……亦遣清风扫门，明月侍坐。此乃养贤之心，实亦勤矣。”可见他是把栖隐当作养贤的手段，真正的栖隐是在建立功业之后。而这种处世方策，在其诗文中则历历可见。在他的人生观中，建立功业才是主要的、根本的。

    (二)

    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白在安陆十年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执着追求的十年，也是他在仕途上失意的十年。他在晚年回忆这十年遭遇时说“酒隐安陆，蹉磋跎十年”。那“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是李白对自己 十年不遇的愤怒呼喊。

    对于造成李白十年悲剧的政治原因，历代论家也有过不少评论。但多半从李白主观上分析得多，而从李白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给李白不公平的待遇分析得少。还是李白自己说得清楚，他在离开安陆之前，曾辛酸地说过“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 他认为是时代抛弃了他。勿庸置疑，研究任何重要作家及其作品，必须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并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因此，我们在探讨李白的不遇时，应该从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寻觅踪迹。

    一、唐玄宗逐趋昏 ，“任贤选能”成了一纸空文。唐玄宗即位前，曾亲身经历过一些政治斗争，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即位后，果断地结束了武后以来经常发生的宫廷政变的局面，特别是铲除了太平公主等重要徒党数十人，对稳定自己的统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不可否认，开元前期，玄宗还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特别是先后起用姚崇、宋 等有作为的宰相，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这时国内安定，国力强盛，出现唐王朝继贞观之治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时期，历史学家习惯于把这个时期称为“开元之治”， 还常同“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行踪，便不难发现“开元之治”同“贞观之治”、唐玄宗与唐太宗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慎终如始”警戒自己，而玄宗却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便以骄侈心代替求治心。正如唐太宗所说，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骄侈心必然带来生活上的贪图享乐情绪的滋长和对外扩张野心的膨胀。据《通鉴》有关记载，玄宗本来就是一个斗鸡走马之徒。开元年间，他几乎每年都率百官选胜行乐，尽欢而去。享受和占有往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玄宗对外扩张的好战心，是他骄侈心的必然反映。开元以来，他毫无节制地安排节度使和经略使，这样实际上助长了边将生事、邀功的风气，对于这些“有功之臣”，玄宗都重赏高封，如杨思勖开元中期曾数次率兵出击南方少数民族，杀戮极惨，仅开元十六年一次，就斩首六万人，玄宗还给他辅国大将军(正二品)称号，后来又加骠骑大将军(从一品)称号，并封虢国公。

    基于玄宗享乐和边战需求，一些聚敛之徒便得到了宠任。 早在开元十二年，玄宗即开始作“大攘四夷”的准备，令其爪牙向人民大肆搜括了。据史载“宇文融性精敏，应对辩给，以治财赋得幸于上，始广置诸使，竞为聚敛，由是百官浸失其职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是后言财利以取贵仕者，皆祖于融。” 又据司农少卿蒋岑奏：“融在汴州隐没官钱钜万计。”字文融的行径遭到朝廷官员的反对，垮台后，玄宗还念念不忘，曾对裴光庭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

    面对朝昏政弊，敏锐的诗人李白一入长安时就留下了文量的诗篇，既倾吐了自己的怀才不遇，又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玄宗的哀怨之情。如《行路难三首》之二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慧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公，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用燕昭玉招贤强国的故事隐喻人主，后两句，说燕昭玉死去己久，再没有人象他那样重用贤士了，表示了对唐玄宗的微辞。而《梁甫吟》中“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日才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白日不照吾精诚，祀国无事忧天倾。”言皇帝为权奸包围，贤能之士要接近皇帝，是十分困难的事。这已经是对玄宗的指责了。然而，李白对玄宗始终是怨而不怒，这种怨也仅仅是停留在自己的才华不被人主赏识，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上。他在长安写的《长相思》则是以比兴手法，表现了诗人徘徊魏阙门下，不得其门而入的痛苦心情。

    二、邪恶势力左右朝政，必然诟陷贤能。历史学家在谈到唐玄宗的昏时，都强调了邪恶势力对他的包围，而从时间上讲，一般都划在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上台以后。但我认为，这个时间还应提前。学习唐史，我们发现，早在开元十八年，宦官专权的势头已经开始出现。“是时， 上颇宠任宦宫，往往为三品将军。”这就打破了唐太宗的定制。太宗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只是守门传命而已。到了玄宗朝，宦官“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高力士是个阴险的阉竖，还是玄宗在藩邸时，就曲尽阿谀之能事。玄宗立太子后，便立即奏高力士为内给事。到了开元十九年，玄宗就将相当一部分权力交给高力士。玄宗曾讲，有高力士值班，我睡觉就安稳些。“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

    高力士不仅自己擅权，而且还采取各种手段网络了一大批徒党，象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皆居高位，都是走的高力士的后门。就是张说也曾得力高力士。开元十四年，张说因贿赂罪被告发，玄宗要问他的罪，后经高力士一句话，玄宗便开释了张说。张说自是对高力士感恩戴德。为此，高力士之养父高延福之碑《唐故高内侍碑》、高力士之生父冯君衡之碑《赠潘州刺史冯君墓志铭》以及《为将军高力士祭父文》都出自张说之手。

    以高力士为中心的宦官集团，实际上成了玄宗权力的化身，宰相只不过是这个集团的附庸，高力士资产殷富，非王侯贵族所能比拟。其余宦官也各有大批财产，京城内外邸第田园，几乎一半为宦官所有。这样一个宦官集团，绝不会将真正的贤能之士荐之于玄宗，必然是横行京师，蒙蔽圣聪。而李白受其性格的驱使，也不会与其同流合污。他在长安时写下的《古风》第二十四，是对宦官集团的直接揭露；《行路难》三首、《梁甫吟》等则是对奸佞当道，不能以遂其志的控诉。在这个腐朽集团的包围下，李白不被知遇，其政治理想也难于实现，于是在思想感情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其隐退的思想表现日趋强烈。如“世路有翻复，前期难预图。”“ 举手谢东海，虚行归故林。”“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希君同携手，长往南山幽。”这些诗句，都是这一时期心情的具体写照。

    在探讨了李白十年不遇的客观原因之后，其主观原因也不可忽视。李白不苟求富贵，不被他人所容，则是造成李白十年不遇的主观因素。李白平生轻视权贵、蔑视王侯，他说“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他常以翱翔宇宙的大鹏自比，刚出川时，写有《大鹏赋》，并在序文中明称是“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这种掀天揭地的大鹏，自然不被权奸所容。他刚来安陆不久，即“远客汝海”，过了一段放诞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 ：“ 一醉累月轻王侯。”他在《将进酒》中亦称“钟鼓馔玉不足贵。” 这些诗句实际上反映了他“轻王侯”的思想。对于这样一个似天马行空的人物，自然会遭到奸佞的构陷。他在后来写的《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一诗中，还清楚地记叙了他在长安期间被那些斗鸡之徒围攻的情景。

    (三)

    李白在安陆十年，正处在二十七岁至三十七岁这段人生的黄金岁月，是他思想性格成熟的关键时期。十年中，虽然在仕途上一无所获，但对他的整个后半辈子的生活道路，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培养了社会声誉。李白在安陆十年期间，广泛接触的各种人物，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给李白带来光明的前途，但对提高李白的社会声誉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这当是李白天宝年间之所以能受到“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特殊待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年期间，他同胡紫阳交游密切。胡紫阳是当时有名的道教徒，是司马承祯的再传弟子，其远祖乃王远知、潘师正、李含光。这一道派同最高统治者保持着密切联系，颇有一套以退为进的道门隐诀。李白刚出蜀时就同司马承祯以诗文相赠，一来安陆就问道于胡紫阳，并称和胡紫阳“殊身同心， 誓老云海”。胡紫阳死后，李白还为其撰写碑文，颂扬胡紫阳“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禀训门下者三千余人。邻境牧守，移风问道。”从李白十年的诗文来看，他还有一部分友情吟唱的诗作，如同孟浩然、王昌龄、贺知章、崔宗之等都有十分深厚的情谊。据孟《本事诗?高逸》载：“李太自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自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滴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说：“昔年有狂客，号尔滴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魏万亦云：“白久居峨媚，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足见李白之名声同贺知章等人的颂扬有着重要关系。基于环境方面的原因，李白还同李长史、裴长史、郡督马公等人有过重要交往。这些人虽然不会看重李白的政治才能，但对其在诗歌方面的才华却是无从否定的。郡督马公曾言“诸人之文，犹山元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李白还同安州附近的一些地方贤俊过从甚密，如廖侯、薛 、独孤有邻、蔡十等人。他们时常在一起举杯豪饮，吟诗作赋，“穷朝晚以作宴，驱烟霞以辅赏。朗笑明月，时眠落花。”通过这些贤俊之士的接触，使李白名播海内， 因而象戴十五这样“兼以五材，统以四美”的人，也都不远千里，闻信而来，“访予以道。”

    第二，确立了人生的理想。李白在这十年中已经确立了匡君济世的理想，虽然初入长安遭受挫折，但他并未因此而自暴自弃，在离开长安后，仍满怀信心地说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李白对自己的理想是执着的、矢志不渝的。天宝元年，李白奉召入京，他欣喜若狂，感到自己施展抱负的机会来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不过同他的实际愿望相反，三年的待诏翰林期间，李白仅只当了一个文学弄臣。李白对这种“但假其名，而无所职”的生活并不满意，虽曾利用同玄宗接近的机会对国家时政发表过一些看法，“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但这时的玄宗已经终日沉溺声色，已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既不能重李白之才，更不会将国事托付于他。再加上恶势力对他的围攻，即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白不得不离开翰林院，最后被遣出长安。但是李白的理想并没有就此泯灭。

    唐玄宗的腐败导致了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爆发。大敌当前，朝廷上下苟且偷生，坐令叛军势力蔓延，俱不力敌奋战。国家的危亡，河山的破碎，又一次地唤起了诗人为国捐躯的热情。至德元年，永王 以抗敌救国为号召， 率师东下，李白又以为“济苍生，安社稷”的时机到了，不料却卷入了统治阶级内战的旋涡。

    上元二年，李光弼以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知河南、淮南、山南东、淮西、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出镇临准， 收复失地，李白己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但他仍请缨杀敌，结果半道病还，于次年客死当涂。

    从上述李白离开安陆后的三次行动，我们可以看出， 李白为实现自己在安陆十年中确立的理想和抱负奋斗了一生。

    第三，陶冶了自己傲岸的思想性格。李白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注，而且还对腐朽的统治集团表示强烈憎恨。安陆十年的遭遇，将李白那种刚出蜀时的天真浪漫情调己荡涤干净。特别是初入长安后，李白对那些权佞之臣，产生了强烈的痛恨情绪。仕途的挫折，人世间的白眼，群小的讪笑，不但没有动摇他安邦定国的决心，反而陶冶了他的思想性格。二入长安时的三年宫廷生活，直接目睹了皇帝的荒淫，认识更深刻了，其傲岸的思想性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他的笔下，斗鸡走马的宦官、朋比为奸的外戚、专横嫉贤的权臣、骄侈淫逸的皇帝，都成了他鞭挞的对象。这种思想性格是他在安陆十年中形成的，而在后来不平凡的生活经历中得到了发展，“一生傲岸苦不谐”则是这种性格的最终结局。

    总之，安陆的十年是李白生平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现在，重新认真探讨这十年诗人所经历的和活道路、思想性格及期创作，或许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伟大的诗人会带来帮助。（原载《华中师院学报》1985年第三期）

    张 昕研究李白著述一览表

    1、1983年11月《李白在安陆》（内部印行本）面世。收录本人文稿近十万字。

    2、1985年5月 《李白在安陆十年论略》（载《华中师范学院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3、1986年12月 《<李白卒年辩>存疑》（陕西人民出版社《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八辑（与陈建平合作）

    4、1986年《李邕生平及其与李白的交游》（四川省社科院《天府新论》第二期）

    5、1986年12月 华中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李白在安陆》一书收录本人论文7篇：

    6、1987年3月 《诸家李白年谱中有关安陆十年系年比较》（巴蜀书社出版《李白研究论丛》）

    7、1987年6月 《李白诗中的“碧山”小议》（《荆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8、1987年8月，《李白旧游地白兆山》（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知识与生活》专栏）

    9、1987年12月 《“归来云卧此为家”——李白和安陆白兆山》（人民日报出版社《楚天纵横》）

    10、1988年2月 《长干行》赏析 （巴蜀书社《李白诗歌赏析集》）

    11、1988年2月 《李白寓家东鲁时间存疑》（《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

    12、1988年9月 《李白旧游地——碧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可爱的家乡》

    13、1988年9月《李白与安陆》（《春秋》1988年第5期）

    14、1989年6月 学苑出版社《李白文选》（副主编）

    15、1990年9月 《唐人诗中的“潇湘”考》（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中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3期）

    16、1991年《李白诗中地名考异》（《中国李白学刊》总第3期 与王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