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帝王谷项目黄了:肾病的中西医治疗及感悟

肾病的中西医治疗及感悟

转中医董洪涛博士后文。 

        下文是我的一位病人朋友写的他的治病过程以及对中医医学的感想。这是一位肾病患者，西医几乎断为绝症了，但经过一年左右的中医治疗，病人却神奇地康复了。现在，病人用他的人生经历和生死感悟来警示我们：中医到底是什么样的医学？西医所诊断的绝症真的无可挽回吗？真正的疾病原因到底是什么？治病的心态应该如何等等。

      之所以完整地贴上此文，亦想告诉天下所有肾病或者其他大病重病或者说绝症的患者，永远也不要放弃康复的希望。正确认识疾病以及良好的康复心态，对于大病重病患者将会有实际的益处。疾病只是一个表象，是一种看似真实确并不真实的人生体验。疾病不应该带走我们宝贵的生命，疾病能来，有其原因，但亦可走掉，我们只需要找到正确的医疗手段。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不一定必需付给疾病。也许西医认为的绝症，在中医看来是完全可以治疗的。

      特别是对于肾病患者来说，千万不要轻易选择肾移植。选择一下中医，换一个角度治疗，也许，你也会经历生与死的考验，你的世界也将因此而完全改变。

      在此祝福天下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从别人康复的过程中吸取经验，不要失去信心，振作起来，寻找属于自己的正确治疗手段和方法，争取早日康复。

                                            董洪涛

                                   于因斯布鲁克2010-07-06

      注：为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文中我隐去了医院的名称，诸位见谅。

      病人来信原文：现将我写的《我的治病经历与感悟》一文发给你，此文是我三年求医治病过程的真实记录与真实感受。文章中如有不妥之处，请予以指正。

      最近为了巩固治疗效果，你出国后我曾按你过去的处方抓了一付药来吃，但吃后又出现一些红疹，于是不敢再吃了，按你治红疹的方子吃了两付药后，红疹又退去。此后我就没有再吃中药。我昨天到医院验了血和尿，尿蛋白为阴性，血清总蛋白，白蛋白和球蛋白等指标也都在正常值，这使我十分欣慰。我想我的肾病也许可以说基本治好了吧，对于你的治疗，我非常感激，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两个大医院用西医方法没有治好我的病，而你用中医方法却医好了我的病，这充分说明中医有其独特的优势。希望你继续努力，争取成为一代名医。但愿你今后能够创办一所中医院，网罗优秀中医人才，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医药这一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重任。我们永远支持你的事业。

      我的治病经历与感悟：

      我自2007年发病以来，经历了曲折的求医过程和悲喜跌宕的心路历程。我曾四次住进自治区三家顶级大医院，两次接受院外的中医治疗。在此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到如今，虽不能说我已经“久病成医”，但也确实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将我治病过程的酸甜苦辣及获得的感悟记述于下，以予我的亲人、朋友及病友们分享。

                                     （一）

        2007年春天，我突然发现自己的双脚踝有点肿，起初并不太在意，照样上班。后来感觉脚肿在不断发展，便开始心生疑虑。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去了自治区一家大医院门诊。医生在检查了我的双脚后，让我去验血验尿，说得结果后再复诊。当我第二次拿着化验结果去给这位医生看时，她很快就把我得的病初步诊断为“肾病综合征”，简称“肾综”。我听后暗自吃了一惊，肾病不是人们闻之色变的一种病吗！医生劝我住院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我在经过几天的犹豫后，还是住进了这家大医院的肾内科。

      主治医生听我说是“区医保”，便放心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让我作各种各样的检查，有些检查我看并无必要，但医生总能说出检查的理由。通过检查，我“肾综”的几大临床表现一应俱全：（1）水肿；（2）大量蛋白尿，我尿蛋白为三个“十”；（3）低白蛋白血症，即血清白蛋白低于正常值；（4）高脂血症，即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等高于正常值。上述四点通常被称为“三高一低”。但我的血肌酐和尿素氮尚属正常，说明肾功能还未衰竭。通过询问，我了解到目前西医治疗肾病的常规手段主要有使用利尿剂、上糖皮质激素、应用免疫抑制剂、抗凝治疗、透析疗法与肾脏移植等几种。我过去虽未看过中医，但看过宣传中医的一些文章，因而对中医素有好感。我对主治医生提出：我的病能否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他冷冷地说：“我们只懂西医，你如果想看中医，请到别的医院去。”听他这话我心中不爽。

      肾病综合征是肾小球疾病常见的临床证候群，但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为进一步查明病因及病理，医生动员我做“肾穿刺”。我听说“肾穿刺”是用一种粗针筒从腰背后扎进肾脏，抽出肾脏的一些活性组织来进行化验。我想，在肾脏上扎一个洞，这不是对肾的直接伤害吗？我爱人更是坚决反对我做“肾穿刺”。我不愿做“肾穿刺”，医生也不给我做什么治疗，这样耗着也不是个办法，我只好出院。

      出院后，我拖着水肿的双脚继续上班。一天，一位同事拿来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叫《难治肾病不难治》。这本书除了介绍一些对肾病正确认识、治疗、护理的知识外，主要是宣传推广由西安肾病专家邵霞龄教授研制、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两种中药新药，即肾炎温阳片和肾炎解热片。书中把这两种药说得很神。我一看是由著名肾病专家研制的，又是由国家批准有国准字号的中药新药，自然相信。于是，在旁人的指引下，我在一家药店的二楼找到了这两种药的咨询推广机构，这家机构的门上挂着“广西肾病中心”的牌子。接待我的是一位退休反聘的老医生和一位年轻人，她们都穿着白大褂。从交谈中可以看出这位老医生对肾病有所了解。从她们口中得知目前两种邵氏新药并没有进各家医院，而是在指定的药店里销售，价格昂贵，一个疗程就要四千多元钱，据说一个病人至少要吃四、五个疗程。我问老医生吃这种药能否治好我的病？她支支吾吾地说：有些人吃这个药效果很好，有些人效果差些。我治病心切，心想我可能就是那部分“效果很好”的人呀。于是，下狠心花了八千多元钱买了两个疗程的药。买药后，我按那位老医生交待的方法服药。服了一个多疗程五千多元的药后，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双腿的水肿反而越发严重了。我所有的鞋子已经穿不进，只好又买了两双特别宽大的鞋子。我心中发慌，邵氏新药不敢再吃了，心想还是到正规大医院求医吧。

      于是我很快住进了自治区某学院一家附属医院的肾内科。这个科的科领导据说都是自治区的名中医。我的主治医生听他说是学中医出身的，后来读博时又学了西医，是一位年轻的医学博士。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位主治医生满嘴都是西医语言，而不说一句中医语言，他所采取的主要治疗措施也全都是西医手段，个别中医措施只是敲敲边鼓。看来这位学中医出身的医生已经“西化”了。主治医生告诉我，我这种病是肾小球基底膜的滤过功能受到了损伤，使血液中的蛋白漏到尿里去了。目前西医只能通过药物降低蛋白漏出，但尚无法对肾小球基底膜进行修复，因而这种病只能控制、缓解，而无法治愈，一时缓解了也极易反复，多数病人最后都会发展为尿毒症，只能靠透析或换肾来苟延生命。天哪，我不是被判了长期煎熬的“无期徒刑”了吗？从此，我的心里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医生又劝我做肾穿刺，说不通过肾穿刺来查明病因，如何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呢，还说这种手术只是个小手术，这里的很多病人都做过肾穿刺。我被迫无奈，只好同意做了。手术后用了很长时间来等化验结果，在此期间，医生通过利尿剂等方法把我的水肿缓解了，这对于一个大医院的专业科室来说是一件并不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解决尿蛋白和血蛋白的问题，于是，最后由分管我这张病床的科领导拍板，决定给我上激素治疗。对于激素，我起初是心存疑虑的，因为我听说激素有许多副作用。医生解释说，激素是这种病目前比较通用的治疗方法（当然是指西医），并举出本科室中一些上了激素效果较好而且身体并无大碍的例子，至于副作用，医生说会采取相应措施，并保证不会出大问题。如果不上激素医生又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来治这个病，最后我只好同意了。由于激素治疗是一个半年以上的漫长过程，我现在水肿又已经缓解了，再住在医院已无必要，于是我便带着医生开的堆如小山的各种药品出院了，并说好出院后定期到医院门诊部复诊。但没有想到的是，我此后的灾难便接踵而至。

      我出院后按医嘱服激素和其它药品，开始个把月似乎有些效果，尿蛋白曾降到两个“十”。但随后激素的副作用开始渐露凶相。虽然引起骨质疏松等副作用由于医生配了相关药品是预防了，然而激素的十大副作用实在是范围太广泛了，怎么可能一一防住呢？我最先感受到的副作用是视力突然下降，看电视画面模糊了。我有点惊慌，但医生说这是吃激素引起的暂时现象，以后停激素后视力会恢复的，我只好忍耐。接着又出现的问题是嘴巴苦涩，口渴多饮，自汗，小便频多，食欲减退，身体日见消瘦。这些都是由于激素破坏了胰腺内胰岛功能所引发的糖尿病的症状，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把这些情况在去这家医院复诊时告诉门诊医生，然而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有一天我去这家医院进行尿常规检查时，化验医生拿着化验结果以颇为惊讶的神情对我说：“你的尿糖太高了！我建议你尽快去化验一下血糖。”我立即把尿常规检查的化验单拿去给医院肾内科那位分管过我的科领导看，她一看就明白我的糖尿病已经十分严重，建议我立即到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我说，我过去从来没有得过糖尿病，现在突然得了糖尿病很可能是吃了你们开的激素而引起的，因此要住院也应该再住回你们肾内科才对呀。她只好同意。

      就这样，第二天我又到这家医院的肾内科“二进宫”了。到科里报到后护士立即给我测量血糖，结果我的血糖超过了测量仪器的最高值，就是说仪器已无法测出我血糖的准确数值了。医生护士们大惊失色，连续测了三次皆是如此，科室里一片骚动。医生护士们慌忙扶我躺在床上，立即给我注射胰岛素等药物，经过一番“抢救”，看到我极高的血糖下降后，医生护士们才恢复了平静。科里很快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医生来给我诊断，结论是类固醇糖尿病，即药物引起的糖尿病。我听后十分懊恼，我到医院是来治肾病的，结果又治出了个糖尿病。没想到祸不单行，“二进宫”后没几天，我又不慎着凉感冒。开始是咳嗽，很快发展为肺部感染，并出现发烧。医生自然使用抗生素，可是我的发烧时起时落，反复不定。医生使用的抗生素不断升级，但我的肺部感染却不见缓解，更可怕的是肺部感染助推了水肿的发展，我的水肿从下肢发展到上身，我的体重由于水肿的发展而急剧上升，病情恶化了。这时，单纯的利尿剂已经控制不了水肿，医生急忙让我做了两次透析。所谓透析就是把体内的血液抽出来，在排除其中的毒素和过多的水分后再把血输回体内。每次做完透析后体重有所下降，可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过两三天，体重又呼呼往上窜。这时，病情已经危险，而医生又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一方面给我家属发病危通知书，另一方面劝我转到本院的重症室，或者转院。我不同意进重症室，因为我知道以往很多进重症室的病人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既然这里的医生对我的病情已经基本失控，我就只有转院了。

      于是，我很快又转到了自治区另一家顶级大医院的肾内科。这个科的一位前老主任根据我的情况，果断决定大幅度地削减我正在服的大剂量激素，此举也许是为了先中止激素副作用对我的伤害。接着医生把对我的治疗重点首先放在解决肺部感染上。然而，不论医生使用何种抗生素，我的高烧总是反复出现。由于我的肾病、糖尿病和肺部感染三种病绞在一起，病情十分复杂，而且据医生后来对我说我的生命体征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鉴于这种情况，科领导十分少见地决定对我的病情组织一次全科大讨论，以集中全科医生的智慧，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讨论前许多医生纷纷来查看我的疾病检查资料，并到床前来听诊和询问病情。据说科里医生讨论后认为，我当前病情的主要矛盾还是在肺部感染，我之所以发烧持久难退是因为我自身的免疫抗病能力太弱，为此，医生决定给我打丙种球蛋白，“丙球”里集中了人体血液中的大多数抗体。虽然打“丙球”针剂需要五千多元钱，而且要自费，但我只能同意。此招果然有效，在打“丙球”后我的肺部感染得到了控制，发烧退去，由肺部感染而引起的咳嗽渐渐趋缓。医生乘胜追击，又通过利尿剂缓解了我的水肿。而对于治疗“肾综”最关键的问题，即削减尿蛋白，助生血蛋白的问题，由于我不能承受大剂量激素的副作用，这个西医科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再加上考虑到科室门窗是封闭式的，而科室里肺部感染的病人不少，科室的空气里飘散着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医生十分害怕我还没有彻底痊愈的肺部感染会重新加重，因此，科里的前老主任建议我脱离这里的环境而出院，然后通过门诊继续治疗。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出院后我按医嘱继续服小剂量激素和其他药品，然而一直没有多少效果，尿蛋白依然是两个“十”或三个“十”，血蛋白依然低于正常值，双脚的水肿依然存在。我想，我这个病难道真的只能控制，不能治愈吗，我以后真的要走向尿毒症吗，我真的要在“无期徒刑”的煎熬中度过余生吗，我实在是心有不甘呵。

      一天，我爱人的一个妹妹告诉我们，她的一位“驴友”是中医博士后，叫董洪涛，最近刚从国外回来，就在南宁，建议我们不妨找他看看。我想，既然我这个病西医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何不找这位中医博士后试一试呢，说不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呀。于是，在2009年3月的一天，在我爱人妹妹的引见之下，我在一间工作室见到了这位董洪涛博士后。董博是山东人，不到40岁，曾在国内四所大学深造，是一位纯中医。我向董博简单地介绍了我的病情，董博“望闻问切”后，对我说：“你想不想治好这个病？”我回答：“当然想。”他又说：“我可以完全治好你这个病。”听他这话我心中暗自惊讶，两位大医院的肾内科主任都认为我这个病难治，他怎么说得如此肯定！看到他那坚定的神情，我心中燃起了无限的希望。

      董博认为我这个病属于肾阳虚，后来我通过看书进一步认识到我这个病从中医的“六经辨证”来说，属于“少阴枢机病”，是比较复杂的深层次的病。董博给我治疗的第一步的重点是扶阳，即把我亏虚的阳气充实起来，这是治本，辅以利水消肿，这是治标。扶阳的主药是附子，而附子有毒，附子先煎虽可减轻其毒性，但仍可能造成病人附子中毒。不同的人对附子毒性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因此，医生找到适合病人的附子的量，是扶阳的重要一环。董博给我开的处方，最初附子是60克，第二次他加到80克，后来又加到90克，我都没事，最后他加到100克时，我就顶不住了，出现了中毒反应。那天晚上我又吐又拉，十分狼狈，而且神志有些恍惚，我爱人一方面让我喝按董博事先交待而备好的蜂蜜，另一方面急忙给董博打电话，董博叫我们不要紧张，并立即开了个解毒的方子，我爱人的一个妹妹马上到药店抓了药回来煮。此时，我腰部剧痛，象要断了似的，使我直在床上打滚，我爱人见此情况一时慌了神，马上出去拨打了120。我当时虽然身体难受，但心里明白这只是附子中毒而已，只要喝了解毒药后会很快消除的，我叫爱人马上退了120。果然，喝解毒药后我慢慢平静下来并入睡，第二天起来已经没事，只是身体虚了许多。

      董博把适合我的附子量确定为60克。我继续吃董博开的药。但董博又要去欧洲了，因为他与奥地利那边签有协议，每年要到那边工作一半时间。董博走后，我与他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我定期把病情发展、身体状况和化验结果告诉他，他则根据我的现实情况调整处方。董博在第一步扶阳利水的基础上，第二步重点解决蛋白尿和提升血清蛋白的问题，为此强化了益气和补肾类药物的运用，其中黄芪加到了200克，这令药店的人都感到有点惊讶。就这样，经过半年时间的中药治疗，我的尿蛋白不断下降并终于转阴，血清蛋白也逐渐增加至正常值，水肿自然也就完全消退。我治病的第一阶段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我治病的第二阶段为巩固阶段。这一阶段继续服中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削减以至完全停吃激素。我根据董博的意见激素半粒半粒地慢慢减。我原计划利用三个月把所服的激素减完，由于中间出现过一次小的反弹，不得不延长服药时间，结果用了4个月的时间终于把激素减到零，而血、尿化验保持在正常水平。

      我知道，治病不能光靠吃药，还要调节饮食和锻炼身体。我的保健口诀是“管住嘴，迈开腿，敲穴位”。在饮食方面，我坚持低盐、低糖、低嘌呤饮食，并注意忌口，即病中的饮食禁忌。我还注意食疗，特别重视两种食物：一是红枣，补脾益气，调和营卫，可增加血清总蛋白和白蛋白；二是淮山，益脾健胃，可治夜尿。这两种食物都很适合我，因而我常吃不断。在锻炼身体方面，我坚持每天步行一个半小时左右，我还每天把全身大部分经络敲一遍，重点穴位多敲几下。此外，我根据自己身体的各方面的需要，自编了一套操，二十多分钟，每天早上坚持做。经过服药、调理和锻炼，我现在气血有所充实，体质有所增强，一些亲戚和同学听到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都说我“中气”比较足。

      正当我以为身体已经逐渐康复的时候，一场意料不到的凶猛的“排邪反应”又不期而至。开始时我身上的一些部位出现红疹，有的逐渐连成一片，我起初对这种情况并不太在意，因为在以往服中药的过程中有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在继续服药后又逐渐消失。可是这次不同，红疹非但不消失还逐渐加重。我找董博看，他问我有没有接触过刺激物或吃了易过敏的食物，我说都没有。他初步判断是排邪反应，给我开了一个服药的方子和一个煮水喝的方子，并叫我看看他所写的《选择中医》一书中的有关章节。董博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我已看过，偏偏就没有看“排邪反应”这一章。回家后急忙翻书阅读，得知“排邪反应”是指病人体内阳气充实到一定程度后，其抗病驱邪的功能增强，进而将体内邪气或毒素排出体外的一种机体反应现象。出诊子是排邪反应的表现之一，长期吃西药的人由于体内积累了许多毒素就比较容易出疹子。

      不知是何缘故，服董博的药后并未能遏制红疹的发展，而且红疹还很快发展到了全身，连脸上和耳朵上都有了，我几乎体无完肤。有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怕把别人吓着了，就好像麻风病人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一样。红疹奇痒难忍，挠痒抓痒几乎成了身体的条件反射，非意志力所能完全控制。而且疹子很快化浓破水，把我的内衣都渗湿了，我不得不用抽盒装纸面巾贴在身上，以帮助吸浓。身上的红疹虽然还不致于致命，但对我精神上的打击很大。莫非我的治病过程就如同唐僧取经一样，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修成正果？我又找董博看，他也开过让我水洗的方子，但也未能奏效。这时，董博一度怀疑这不是排邪反应，而是一般的皮肤病，便开了治皮肤病的方子。服药后开始两三天情况有所好转，但很快又出现反弹，而且双腿越发严重起来，有两天双腿痛得不能站立和走路。这时，我对董博的信心有点动摇，想到大医院皮肤科去看一看，但又想起以前我也有过得皮肤病后到大医院皮肤科看，医生换了好几次药的情况。最后，还是对董博的信任占了上风，再去找董博看。董博听我讲情况后说：邪气下沉双腿，这是典型的排邪反应的表现，于是又调整药方，加大药力。这一回效果不错，吃6付药后，红疹完全消退。

（三）

        我自2007年春天发病至今，已经三年时间。在整个求医治病的过程中，我感受很多，有的甚至刻骨铭心。在此期间，我学习了许多相关知识，思考了一些问题，获得了不少感悟，现将我六个方面的认知和体会陈述于下。

      1、中西医的特点和区别。

      我接受过西医的长时间治疗，也接受过中医的长时间治疗，我既吃过大量的西药，也服过大量的中药，我觉得中医与西医确实各有特点。

      西医研究的对象是疾病，中医研究的对象是人，是人的健康。

      西医的哲学基础是还原论和机械论，中医的哲学基础是整体论和辨证法。

      西医理论形成的基础是物质形态的人体，其所要把握的是人的器官实体及其分子结构和化学成分等。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是人的整体生命状态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其所要把握的是人体功能结构关系及其在生命活动中的作用。

      西医的重点是治已病，追求治愈目标。中医则特别注重治未病，强调养生保健。

      西医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主要在局部上做文章，多是治标。而中医则是调整人体生命状态，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注重人体各部分、各层次、各脏腑组织之间的联系，因而往往能够标本兼治。

      西医治病是采取对抗性治疗法。首先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如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确定人体受损的精确空间定位，然后通过人工合成药物或手术等去直接杀灭、清除细菌及病毒等病原体，从而排除病因和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西医这种方法的结果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首先，病原体及药物的研究存在滞后性；其次，细菌及病毒的耐药性不断增强，并不断发生变异，使得我们防不胜防。中医治病则是采取扶正祛邪法。扶正就是通过中药或针灸等手段，调动和强化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及功能修复力，调整人体生命状态对常态的偏离，从而恢复人体内在平衡。而祛邪不是直接去跟细菌和病毒斗，不是将病邪赶尽杀绝，而是通过改变引起细菌及病毒过量繁殖的人体环境，把病邪控制在人体可承受的程度。打个可能不太贴切的比喻，南宁市的南湖由于各种污染，超出了其本身的自净化能力，使其中的腐败菌大量繁殖，一度出现湖水发臭，鱼儿翻死的现象。如果要中医与西医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就可能不同。西医会先检测湖水中主要有哪些细菌及病毒，然后配制杀灭这些细菌及病毒的药水倾倒湖中，这种方法可能会奏效于一时，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中医的方法则是引活水进南湖使之循环流动，改变南湖的水环境，恢复其生态平衡，从而达到使湖水变清的目的。

      总体说来，看西医比较贵，而且技术越发展费用越高，超出了许多民众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看中医比较便宜，切合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

      西医是在古希腊和罗马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真正的现代医学的诞生还不到200年。但西医由于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而突飞猛进，发展很快。现在西医的学科越分越细，科室越来越多，但医生的知识面却越来越窄。中医早熟，历史悠久，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但发展缓慢，至今基本上还是老面孔、老套路。

      几千年来，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依赖。然而，自辛亥革命起，在弱国心态的影响下，中医药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糟粕，经常受到所谓“不科学”的评价，这使许多中医界人士也自认为是游离于科学大军之外的弃儿，甚至造成部分中医界人士对“科学”一词的反感。实际上，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何谓科学，科学是指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体系，正如民主、自由、人权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一样，科学也并非只产生于西方国家。中医与西医是由于采用不同的认识方法并与认识客体建立了不同的耦合关系而形成的关于生命科学的两大知识体系，是生命科学的两大分支。因此，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中医药学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具有原创性和独创性的东方医学科学，它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在主张天人相应，道法自然；强调整体观念，实行标本兼治；重视治未病，注意养生保健；以及治疗的经济性和“简便廉验”优势等这些方面，代表了世界医学发展的方向。中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并不局限在医学领域，中国科技界泰斗钱学森1988年在《中医通讯》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医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真正理解了，总结了以后，要影响整个现代科学技术，要引起科学革命。”

       2、扶阳学派何以崛起。

      中医药始于炎黄，形于秦汉，兴于宋元，成于明清。中医的理论高峰在中医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早熟。但中医并非就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事实上，中医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着，最近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自清末民初扶阳学派的逐渐崛起。虽然扶阳学派至今仍未被主流中医完全接受，但它的影响日益扩大，它的强大生命力正日益显现。董博显然是属于扶阳学派的。

      扶阳学派在理论上的特色，是在人体阴阳关系上鲜明地提出了阳主阴从的观点，即阳为主导，阴为从属。扶阳学派认为，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人的生命之根本，阴阳平衡是以阳为主导的相对平衡。而主流中医虽然也不否认阳气重要，但在阴阳关系上始终强调阴阳动态平衡，一点不能偏，一偏就是病。中医教材都受这种观点影响，如《中基》中阐述阴阳的关系是：“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相互转化。”应该说，扶阳学派提出阳主阴从的观点是对中医传统理论的一个创新。

      扶阳学派在医疗实践上的特色，是以扶阳为治病要诀。其处方用药的特点是比较普遍地而且是大剂量、长周期地运用以附子、干姜、桂枝为代表的辛温回阳药。对于阳虚证，扶阳学派与主流中医都认为要扶阳抑阴，但在扶阳药的用量上则往往有差别。对于阴虚证，主流中医主张用滋阴潜阳法治疗，即用寒凉药清泄阳热。而扶阳学派则认为，阴精是由阳气凝聚化生而成的，阴虚的本质仍然是阳不足，因而主张用助阳生阴法，即扶阳气，降虚火，化生阴精的方法。这是扶阳学派与主流中医的最大分歧。

      扶阳学派之所以能够崛起，其原因有三：

     （1）它有现实的社会需求。近代中医曾出现过温病学说，虽然它解决了新型瘟疫问题，但它关于阳证多阴证少的观点却在中医界盛行了数百年，一直影响至今。与这种观点相应的是在中医中滥用寒凉药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清热降火成了社会许多民众的一个习俗。然而，现实情况则完全相反。许多年来的多次测试中，发现在广大人群中阴证大大多于阳证，阴阳平衡的健康者约占百分之十几，阳虚者（即阳气不足者）约占百分之八十，阳亢者不到百分之二三。按“六经体质”划分，三阴体质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三阳体质的人则越来越少。出现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现代人工作学习压力过大，生活节奏过快而损了阳气，也许是因为现代人喜好过夜生活，生物钟违背了自然节律而伤了阳气，也许是因为现代人爱喝冷饮，吹空调，常吃西药和寒凉中药而耗了阳气，总之，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正是适应社会上阳虚者众多的现实，正是为了扭转由于滥用寒凉药而导致中医疗效下降的局面，在中医界扶阳学派应运而生，并逐渐崛起。应该说，重视扶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的社会意义。

     （2）它在理论上有辨证法的有力支撑。扶阳学派关于阳主阴从的观点，完全符合唯物辨证法的矛盾法则。唯物辨证法的矛盾法则告诉我们：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扶阳学派正是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阴阳关系和人的生命活动的。传统中医理论视阴阳为人体生理关系和病理反应的总纲。扶阳学派认为，在阴阳之间，阳为主导，阴为从属，在人体生命活动中，阳气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正如当代名医李可老先生所说的：“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危，阳复则生，阳去则死。”

     （3）它相对较好的疗效使之能够脱颖而出。医学中任何流派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疗效。有人曾对扶阳学派医生的治疗效果与其他医生进行比较，发现扶阳学派医生疗效相对较好，治愈率相对较高。这也许是由于众多的慢性病、重病和疑难杂病大都属于阳虚证，重视和强化扶阳的治疗更为对症。当然，任何医生都不可能包医百病，况且扶阳学派医生中也有水平高低和经验多少之分，对于他们比较陌生的、相当复杂的或者已进入晚期的病例，他们的治疗也不一定有把握，但应该说，他们治病的总体疗效，相对较好。

       3、邵氏新药为何不能包打天下。

      中医对治慢性病有优势，那为什么我服了邵霞龄教授研制的国准字号中药新药却又效果不佳呢？现在细想起来，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违背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我并不否认邵氏新药是治疗肾病的有效药物之一，否则它就不可能获得国准字号，然而，任何一种药品都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要知道，肾病是一大类病，肾病中又有许多类型，最常见的肾病就有急慢性肾小球肾炎、紫癜性肾炎、狼疮性肾炎、糖尿病性肾病、痛风性肾病、肾病综合征、肾孟肾炎、肾结石、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等十多种。就算是患同一种类型的肾病，由于病人的体质差异、老幼之分、病因区别、病情轻重、病程始末、并发症异同等多种因素，治疗用药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想用一两种药包打天下，治所有人的和所有类型的肾病，是注定要碰壁的。医生治病的精髓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西医是辨病论治，中医是辨证论治。中医讲的这个“证”，是指一组有机联系的症候群。邵氏新药不对我的“证”，自然效果就不会好。

      还应指出的是，邵氏新药的推广方式也是有问题的。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邵氏新药采取专营店的模式，通过一本小册子的夸大宣传，吸引人到其专营店买药，由一群药品的销售推广人员来指导病人用药。这实际上是一种废医存药、弃医用药的方式。而废医存药、弃医用药战略在日本有过失败的教训。日本没有中医大夫，也没有一所中医药院校，日本的中药（汉方制药）由西医辨病使用，结果就发生过不懂中医的医生不辨证论治仅辨病使用中成药而死了人的“小柴胡汤事件”。药用好了是利，用不好则是害。

      4、激素为何要慎用。

      我在整个治病过程中，受到的最大伤害就是服用了激素。激素虽然对某些病的治疗能起一定的作用，但它有十大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涉及方方面面，根本无法完全防范。以我为例，医生在给我上激素的同时，针对两三种副作用配发了相应的药品，但总不能对十大副作用都配发相应的药品吧，如果那样，我要吃多少药才行呢？

      正是由于激素有许多副作用，所以现在国外使用激素已经非常慎重，倒是我们国内的医生还在滥用激素。国内医生爱用激素是因为它效果往往来得比较快，往往可以使一些病的症状较快得到缓解。但在中医看来，激素之所以效果来得较快是因为它能够把肾精中储存的能量很大的元气释放出来使用，而元气是管人的寿命的养命之气。使用激素虽然可以使某些病的症状得到缓解，但却耗损了人的元气，甚至会使人元气大伤，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可能会比眼前所要治的病还要严重。如果我把使用激素比作饮鸩（毒酒）止渴有点过头的话，那未我把使用激素比作喝自己的血来止渴就并不为过。所以，当医生要决定对病人使用激素的时候，当病人要为使用激素而签字的时候，你们可要慎之又慎呵。

      5、中医院为何被西化了。

      某中医学院在我区有几所附属医院，这些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各科主任大都是当地的“名中医”。按理说这些医院都应该属于中医院，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医院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医院，而说自己是“综合医院”。这些医院的诊疗手段以西医手段为主，治疗用药亦以西药为主，中医方法和中药只是有时“配合”一下，敲敲边鼓而已。可以说，这些本该是中医院的医院都已经被“西化”了。实际上，哪怕是挂出中医院牌子的医院，情况也基本如此。这种状况使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忧虑：如果我们的医院都不愿用中医方法治病，那未作为优秀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药又如何传承下去呢？难道仅仅靠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民间中医大夫来传承吗？

      为了弄清中医院为何被“西化”的问题，我查看了一些资料，这里谈谈自己的一些肤浅认识。

      中医院之所以被“西化”了，其主要原因并非这些医院的领导和医生对祖国传统医学不忠诚，而是现行体制和政策使然。其一，“以药养医”模式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多年来，我国实行“以药养医”模式，使药品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政府补助、医疗服务收费和药品销售差价收入这三个医院收入的主渠道中，药品收入一般占医院总收入的55%以上。而现实的情况是，西药比较贵（尤其是进口西药更贵），中药材则相对便宜得多。据2003年广州的调查，以中医药为主治疗一个SARS（非典）患者约需5000元人民币，而西医治疗一个SARS病人需要10万元人民币。在这种情况下，中医院如果只开中药，收入就十分有限。可见，“以药养医”模式极大地制约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其二，现行政策鼓励投入大、成本高、收费贵的医院。为了增加医疗服务收费，各综合医院竟相引进CT、核磁共振、中子刀、伽马刀等一系列高技术设备。中医院如果只是靠“望、闻、问、切”来诊断，只靠中药处方、针炙推拿等手段治病，其医疗服务收费能有多少呢？遗憾的是现行政策又是厚前者而薄后者的，例如许多省市对同级中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定额结算标准，中医院都低于综合医院。由于定额结算标准偏低，超支费用由医院承担，使许多中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在“负成本”状态下运行。这不是逼着他们“西化”吗？其三，现行体制使追求经济效益成为医院的核心任务。在我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确立市场经济模式后，政府卫生投入的比重一度逐年减少。1980年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至2000年下降为不足15%。在这种情况下，医院的“创收”成为与其生存发展攸关的大问题。许多医院为了增加医疗收入，追求经济效益，不同程度地出现诸多不良倾向，如叫不必住院的病人住院，增加不必要的检查，中医大夫开西药，西医大夫开贵药，小病大治，动员病人做不必要的手术，拖长病人住院时间，诱导病人长期服药和购买贵重保健品等等。这些情况，我与许多住院病友都有切身感受。病友们私下议论说：现在的医院商业味道太浓了！

      这些年来，医院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福利待遇也水涨船高，然而，伴随而来的却是医药费用的剧增，医疗卫生成本的大幅上升和国家卫生资源的巨额耗费，这给政府（医保）和民众都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不少医院的经济效益是上去了，但医德水准却下来了。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卫生总费用10年间增长了近5倍，占GDP的比重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进行排序，中国却排在第144位。我国医疗卫生绩效如此之低，这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新确认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也应该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公益事业单位，而不能把医院一概等同于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医院追求的不应该是医疗收入，而应该是价格效益比。为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对医院的投入，解除他们生存发展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应在政策上鼓励哪些花少钱又能治好病，群众满意的医院，而不是鼓励哪些成本高，收费贵，使民众和医保不堪重负的医院。我们期待新一轮的医改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效。

      6、治病是一个人生大课堂和大考场。

      这次治病过程我的一大收获是前所未有地关注起自己的健康问题。我61岁以前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因而对自己的健康问题不太在意。这次得了大病，我可谓亡羊补牢。在治病过程中我读了很多有关书籍，尤其是读了许多中医和养生保健方面的书，真是获益非浅。我觉得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确实是优秀中华文化的瑰宝，应该千秋万代传承发扬。社会上的人们兴趣各异，喜好不同，而在我看来，读书学习，其乐无穷。

      治病过程对于患者来说又是一个大考场。一是考你人生态度是否积极，对疾病能否坦然面对，既来之则安之，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二是考你的意志力，面临病痛折磨是否坚强，配合医生治疗能否坚持不懈，往往疗效就在你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半途而废则前功尽弃。三是考你的学习力，能否在治病过程学到一套养生保健，强身驱病的知识，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治病对病人来说是一个大课堂和大考场，对医生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大课堂和大考场呢？一个医生，既要在自己确诊的病例中增强信心，又要在自己误诊的病例中吸取教训，既要在自己治愈的病例中总结经验，又要在自己没治好的病例中反思原因，只有善于从正反两个方面学习的医生，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医生在治病过程中的考试，一是考其医术，二是考其医德。医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现实中那种真正不计名利，一切为病人着想，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精诚大医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