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酷跑5000人群号码:厚黑学宗师李宗吾身后大寻踪

厚黑学宗师李宗吾身后大寻踪
李宗吾(1879一1943)，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幽默讽刺文学大师。1879年2月3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管辖的自流井中心地带彙柴口(今自贡市自流井区)，1907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在校期间已加人同盟会。他一生多致力于教育，自1912年起，以一部惊世奇书《厚黑学》震惊华夏、波及世界，由此自称“厚黑教主”，人称“厚黑大师”，名列“影响中国文化的二十大奇才怪杰”。这部惊世奇书连同他此后陆续面世的《厚黑从话》、《我对圣人之怀疑》、《心理与力学》、《制宪与抗日》、《社会问题之我见》、《政治经济之我见》、《中国民族特性之研究》、《考试制度之商榷》、《中国学术之趋势》、《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统系》等著作一道，一版再版，历经数十年之久而长盛不衰，并以各种译本传遍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成立了《厚黑学》的研究会。
面对这样一位“近代之新圣人”(林语堂语），许多学者都不免会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后怎会如此萧条，竞没有一张照片，一页手迹，一件遗物，一篇遗搞留存于世?直到近年，这一令人扼腕叹息的奇怪现象，才在其家乡自贡一批热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了惊人的发现!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一群“黑学”痴人
地处我国大西南一隅的自贡，是一座以“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仅在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便涌现出一大批名震华夏的历史人物:红岩英烈代表人物之一的江竹筠，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阵亡于遵义城下的彭德怀军事搭档、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邓萍，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雷铁崖，还有杰出的诗词书画大师赵熙，著名盐业资本家侯策名等。
自贡因盐设市之前，本属富顺县和荣县分别管辖的两个大的盐业区——自流井和贡井。现自贡市所辖四区两县约320万人口。两县即富顺县和荣县，前者为有名的“才子之乡”，后者为有名的“诗书之乡”。“厚黑大师”李宗吾正是在这样人杰地灵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氛围中脱颖而出的，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原因，他在曾经的辉煌之后，却在故乡沉寂而长久不为人知。
当时间跨入二十一世纪后，在自贡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有一群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自发地行动起来，研究《厚黑学》，开展李宗吾身后事件的大追踪，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谛，恢复李宗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应有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这位已经辞世半个多世纪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后竟留下了一座精神富矿、思想宝库，为后人留下了足可构建一座学术殿堂的“厚黑”奇学。而这一群人，就是被笔者在本文中称之为“黑学”痴人中的一拨热心于中国文化事业的人。
早在新世纪之初，这群人中的四位便常常聚在一起，或到李宗吾的故居之地挨家挨户寻访，或在垒柴口、东兴寺的茶楼酒肆中慢饮轻谈。这四个人是：在国内赫赫有名的红学家邓遂夫，著述甚丰的青年诗人兼散文家蒋蓝，对地方风情掌故颇为娴熟的随笔作家陈思逊，还有一向热心于地方文化的原文化局干部李仁勋。他们深深地为李宗吾身后的萧条冷落而悲叹，为偶尔寻找到的一点有关李宗吾手稿遗迹和后人线索而兴奋，同时也为构想中的李宗吾研究计划振奋不己。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各自为此事奔忙。
长住北京的邓遂夫，于2001年热血沸腾地写了一篇题为《李宗吾断想》的长文，发表在《蜀南文学》上，并事先将文章寄给市委书记，希望能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后来，长住成都的蒋蓝和身居自贡的陈思逊，分别写出《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和《李宗吾的最后五年》，发表在《成都晚报》上。李仁勋则四处去拍摄李宗吾故居之地彙柴口和墓葬之地富台山、青龙山的资料照片，为未来的研究作准备。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着蒙蒙细雨，有三个人来到了自贡市区一家名叫“天一阁”的茶坊里品茗论诗。这天街上并不热闹，市民大多在家中与亲人团聚，宰肉、杀鸡、炖汤、忙乎吃喝。茶坊在这一天也并不见拥挤，反而有几许清静。在这一老两少三个人中，一个是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诗人、散文家蒋蓝，一个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联退休老干部、市作协名誉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是李加建的学生龚伟。三个平时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没了以往的诗兴和豪语，不知是谁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学》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后便各自心情沉重起来。
说起渊源关系来，李宗吾堂妹是李加建的干妈，而李宗吾的堂侄(在二十世纪三四十代就已经有名的杂文家李石锋)则是李加建的好友加兄长。儿时李加建叫李石锋为“疯子哥哥”。现在他们把话题拉到了李宗吾身上，李加建慨然叹道:“现在，还有没有人记得他哟?恐怕连他的坟在哪里都没人能弄得清楚了!”
“有，记得他的人、研究他的人在自贡就有很多。”蒋蓝说道:“我也在研究他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万字长文《作为思想家的李宗吾》，已经在网上传开了。他的坟墓我们也打听到在他祖上老家的大岩村七组的一座荒山上。晦，要不我们今天就去为他扫个墓！”，
李加建说:“好，我们今天大年三十就去为他老人家扫个墓!”于是3人立马就从茶坊里出来，往地处市区的红旗乡大岩村走去。
一路打听，来到了青龙山上。查找了好久，终于发现了李宗吾后人立的墓碑。好在有这块墓碑，要不根本发现不了在荒草丛中的这个小坟包。谁能想像得到，这个犹如锅底般大的小土包，会是“厚黑大师”李宗吾的墓葬之地呢?他们隐约听说这里只是李宗吾的衣冠冢，那李宗吾真正的埋身之处又在哪里？老少三人连忙就地采摘野菊花，编织了一个小花圈，放在墓碑前，在细密的雨雾和除夕的鞭炮声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深深地三鞠躬。
回过头还得说一说前文提到的陈思逊。在这座城市另一端的一套居室中，陈思逊的心情同样不平静，他正在赶写有关李宗吾的文稿。他是市艺术馆退休干部、市诗词学会副会长、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陈思逊的父亲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写过一篇与李宗吾交往的回忆文章《李宗吾逸事》。受其父影响，陈思逊也对李宗吾及其《厚黑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早在三年前就写了文章在台湾的《国语日报》上发表。此时，陈思逊经过多年研究积累和深人的寻踪采访，正在赶写一篇题为《李宗吾的最后五年》的纪实性文学作品。两个多月后，这篇作品在《成都晚报》的秘闻逸事版发表了。
这些年来，有一件事一直感动着陈思逊。那是在2000年的一天，陈思逊家中来了一位壮年大汉，见到陈思逊就自报家门说是“古盐道餐厅”的老板，有一件关于李宗吾的事要请他帮忙。陈思逊好生纳闷:这做生意的老板怎么也对“厚黑大师”的事情来了兴趣?来人叫方志勇，其父是老红军，以前因“上山下乡”从江安来到富顺，接触到《厚黑学》，对李宗吾十分钦佩。回城后又辞职涉足商场，在李宗吾晚年隐居著书立说的地方一垒柴口古盐道边开了一家“古盐道餐厅”。他想在餐厅大门边岩石壁立一块李宗吾的纪念碑，将李宗吾生平简介和他的肖像刊刻在纪念碑上，供人凭吊拜渴。现在碑文和石材料已备好，但还差李宗吾照片，他想尽办法也没查找到，后听人说陈思逊在研究《厚黑学》，便来找他帮忙提供一张李宗吾的照片，以便将纪念碑早日刻好安放以尽心情。陈思逊听完方志勇的叙说，大为感动，便向他说明李宗吾的照片尚未找到，仅有一张从书上扫描下来的李宗吾的画像可以提供给他暂且刊刻.如以后有缘查找到李的照片，一定通知他。
2001年3月2日，长3米、高1米的李宗吾纪念碑终于安砌于“古盐道餐厅”大门石壁边，立时引来不少游人在碑前拍照留念，凭吊拜谒先贤。连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外国游人和港台游客也慕名而来，伫立碑前仔细观看碑文，寻访李宗吾故居地址和生平事迹，其良好的社会反响连方志勇也始料不及，感慨道:“大师就是大师啊!”
接下来，就该提到那位红学家和另一位文化官员了，红学家邓遂夫原是市歌舞剧团创作员，因涉足红学研究二十余年，在海内外颇有影响。另一位官员便是刚从市文联党组书记兼市文联主席岗位上退休的邓科。前者是中国红学会理事，后者是市文联顾问、市作协顾问、市诗词学会副会长，也是市政协委员。他们两人早有深交，后又因“黑学”之事亲密地走到了一起。
邓遂夫早在十年前便开始关注李宗吾的研究，于2001年初从北京回乡，与陈思逊、蒋蓝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学、探寻李宗吾遗迹遗物之事。紧接着便写了一篇长文《李宗吾断想》在故乡《蜀南文学》上发表，同时还向市领导写信建议尽决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成立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等。后来他一直为此四处奔走呼吁，终于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听说自贡市第二天就要召开市人大、市政协“两会”，便决定借此机会搞一个能够真正引起人们重视的活动——以一个故乡文化人的名义直接向“两会”上书。当天晚上他就起草并打印好一份题为《关于尽快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的意见书，然后在第二天早上打电话找到了正准备出席会议的市政协委员邓科，请他在市政协会议上代为宣读并递交这份意见书。
邓遂夫接着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时引起市人大代表对此事的关注。邓科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深知这一材料意义重大，便在宣读了邓遂夫的意见书后，与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钟达文、市政府副秘书长漆成康、《自贡日报》副总编林念劳和市公安局局长杨卫等委员一起，联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的建议》作为正式提案。大会《简报》很快以《尊重历史，打造品牌》为题，摘录刊发了邓科的相关发言，引起与会委员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后，邓科和邓遂夫为“黑学”走到一起的时候就更多了。继而，又有一个极关键的人物走到了一起，那就是民营企业老板黄鹤邦鼎。黄鹤邦鼎也是个“黑学”迷，多次与自贡市党校讲师李中一和《自贡日报》记者黄兆华等人商议策划如何从旅游文化方面去打造李宗吾的名人品牌。邓遂夫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同黄鹤邦鼎联系，两人一拍即合。就这样，在邓遂夫、邓科、黄鹤邦鼎、陈思逊和市文联、市作协等相关部门一些有志之士的积极倡导邀约下，自贡“黑学”痴人陆续汇集到了一起，商量筹备成立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事情。黄鹤邦鼎向大家表示:“我晓得这个事清是要讲奉献的，短期内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回报，但我愿意把我的夕阳红老年公寓办公室拿出来，作为目前的活动场所，等学会正式成立后就作为办公室。以后开筹备会和成立大会的一应开销，都由我来出资。”
黄鹤邦鼎这一“出”，不到一年便出了近3万元。而笔者采访他们时，黄鹤邦鼎却对此只字不提。倒是邓科、邓遂夫连声说:“黄鹤在这件事情上功不可没，出了大力哟!”邓科为此还题了一首《赠邦鼎君》的诗:“金秋时节夕阳红，盛会群贤起汇东。教主有知当感慨，龙峰釜水自从容。”
李宗吾墓地的真相
自贡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之前，筹备组成员便达成了共识:设法解开一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即李宗吾本属现代名人，去世时间并不长(1943年)，为何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页手迹、一件遗物?比如李宗吾的照片，他去世之前照相馆在社会已很普及，难道就没留下一张与家人、与友人的合影？她本人难道就没有一张生活照、社会活动照?现在所知的李宗吾像，仅有其好友张默生所著《厚黑教主正传》一书的封面画像，那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是'厚黑教主李宗吾造像”，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照片。至于李宗吾的其它遗物，目前尚无任何发现，也未见任何有关报道。还有，李宗吾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手稿难道没有被其后人收藏，没有一篇文章手迹散存报馆、流落民间？没有只字片言的题签、书信被人保存?过去已知的李宗吾唯一手迹，仅为其赠送给北京太庙图书分馆一本书上的签字:“太庙图书分馆惠存，李宗吾谨赠”，作为一代大师的李宗吾，其手迹就仅仅这13个字存世?大家都觉得应该各自努力去寻踪觅迹，争取在这几个方面有所突破，为此后建立李宗吾故居纪念馆积累实物实证，为学术研究提供依据、拓宽领域。
此外，关于现存于大岩村七组的李宗吾墓，尚有衣冠冢一说。真是这样吗？
2003年，是李宗吾辞世60周年，自贡市诗词学会会员李仁勋是《厚黑学》研究爱好者，与诗词学会副会长陈思逊多有来往，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研究心得。他在这一特殊的日子很想为这位名震海内外的先人做点什么，于是想起了去李宗吾墓地拍照.配上文字在会刊《紫薇诗简》上发表，以纪念大师。
于是，李仁勋寻访到了大岩村七组，拍下了李宗吾墓碑的照片，并记下了碑文:
吾祖李宗吾乃前清举人，同盟会员，四川自贡市人。生于一八七九年元月十三日，卒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终年六十五岁。早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历任富顺县立中学校及四川省立绵阳中学校长、省教育厅督学、省府政闻编审委员、省官产清理处长、四川省府秘书、四川大学教授、省参议会参议员、省府委员、顾问等职。
吾祖一生秉性梗介，为政清廉，家业绵薄，惟著述甚丰，影响极广之厚黑学为其代表作。后为自由撰稿人。
碑文后面的落款，则表明是李宗吾的几位嫡孙辈后人于1992年移葬此墓时所立。但李仁勋亦听说在大岩村七组的这个墓是衣冠家，真正的李宗吾墓在其晚年著书立说的小竹弯附近的富台山上。李仁勋查找到那里，只见山上已是住宅遍布。几经打听，人们都说李宗吾墓是在这一带，但具体位置则说不清楚。李仁勋只好以墓碑照片为准，附以碑文在《紫薇诗简》2003年第三期刊发了出来。
此后，陈思逊、李仁勋、蒋蓝等人经多方打听，寻访到了李宗吾的外曾孙女何智伟、外曾孙女婿秦承和（原自贡市人防办主任、副厅级退休干部)，进而寻访到了李宗吾的孙女李若英。
随后，邓遂夫、黄鹤邦鼎、陈思逊等人上门看望了已年近八旬的李若英，终于弄清了李宗吾原墓葬的真实情况及种种隐情，同时也证明那座移葬的墓并非衣冠冢。
原来，李宗吾于1943年9月28日中风不治去世后，成都、重庆、自贡的各报馆均报道了“厚黑大师”辞世的消息，各界人士闻讯赶往李家吊唁，场面极为隆重。大师遗体被装殓入早已备好的黑漆描金内棺外椁寿棺，安葬于距他居所不到300米的富台山上。之后的四五年，李宗吾遗孀钟性荣因拖家带口操劳过甚而病故，其后人将她的寿棺与李宗吾墓“合坟”安葬，被称为“双棺坟”。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一股极“左”之风刮到农村，大搞“红山黑水”，铲草皮烧草山，大砍树木烧高炉炼钢铁。安葬李宗吾的地方虽在市区附近，却属农村地界，有个队干部一下想起李宗吾墓“双棺坟”中的棺材是黑漆描金棺，便打起了这两副棺材的主意。青天白日之中，竟带着一群人去李宗吾墓掘坟取棺，将李宗吾夫妇遗骨胡乱抛弃在坑内坑外，然后将两口棺材运回了生产队保管室，不久便作为木材变卖了。
其时，李宗吾后人已搬离老宅，一部分人迁去了外地，一部分人虽在自贡，但没有得到这一消息。倒是住在两公里外的大岩村李氏宗族后代听说后纷纷赶去现场，见坟地烂泥杂草中丢弃着李宗吾夫妇的遗骨，其景让人惨不忍睹。李氏家族后人个个气愤异常，还有人跑去生产队的保管室见到了李宗吾夫妇的棺材，但在那种极“左”的年代却不敢发作，只好忍气吞声将李宗吾夫妇的遗骨收集起来，重新填埋入原坟坑中了事。
到了1992年，李宗吾原墓地周围经数十年变迁，已是房屋密布，老宅也已成了居民住宅街区，又因建设征地，埋于此处的各家坟墓均被通知迁移。李宗吾之孙李长靖、孙女李若英等孙辈后代，代表李家后人，准备好经坛、香烛、纸钱，前往富台山为祖父母迁坟。此时，所埋墓坑中的遗骨已无法辩认分装，只好将祖父母的遗骨收捡到一起放入经坛，考虑到此后有赖李氏宗族后人就近照看，也由于坟地之需，他们便将祖父母的遗骨送去了李氏宗族的祖居之地红旗乡大岩村七组，埋于青龙山上，并立了墓碑。
至此，李宗吾墓是衣冠家的说法已不能成立，这里确为真正的李宗吾墓，只是从原埋葬地富台山迁葬于此而已。但让人不曾想到的是:李宗吾作为一代大师，其身后竟遭如此大劫!
2004年4月4日清明节，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筹备组诸同仁和部分文艺界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来前往大岩村为大师扫墓，其情景一如媒体在报道时用的黑体标题那样——《“厚黑宗师”身后不寂寞》。
寻源觅踪大师手稿今何在
对于红学家邓遂夫来说，一个研究对象的手稿，对于研究本身有何等重要的价值，那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早在三年前，他就开始追踪李宗吾的手稿。他坚定地相信，李宗吾从读书开始到此后服务于社会直至最后去世，一生中几乎都在四川度过，虽然由于写了《厚黑学》，使得不少人对他产生误解，真正的知心朋友并不多，但他晚年著书立说之地毕竟在家乡自贡，且其孙辈人数不少，是个大家庭，他的一些文稿的手迹应该极有可能在自贡被发现。
几经努力，邓遂夫得到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李宗吾的堂侄、20世纪40年代便颇有名气的李石锋，曾于80年代去世之前，将一批李宗吾遗作手稿托友人转交给自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希望在《自贡文史资料选辑》上面世。但此后这批遗稿似平并没有刊出，下落亦不清楚。得此线索后，2002年春节前夕，邓遂夫再度从北京回到自贡，请求市政协文史委知情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相关资料档案，结果只查到一篇署名王善生的《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曾在该刊刊发。至于李石锋托人交来的李宗吾手稿有没有刊用以及后来的去向，因当年经管此工作的何青、王柔德等人先后谢世，则无从说清了。文史委热心的何桂清女士见邓遂夫着急的样子，便答应再为他在现存的80年代来稿登记案卷中查找一下。何女士查出来的结果，除发现孙柏蔚、梁思尧回忆李宗吾的文章各一篇登记未用外，其他再未找到以李宗吾署名的或别人写李宗吾的文稿。既然是这样一个结果，邓遂夫也就只好作罢另觅他途。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闲时爱去旧书摊淘书的邓遂夫，偶然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5期，一翻目录，其中有署名李世楷的三篇文章——《廖绪初小传》、《杨泽溥事略》、《王俭恒小记》。邓遂夫刹时心跳加剧:李世楷不就是李宗吾的本名吗?此前文史委的同志没有查到李宗吾的文章，看来还是由于不熟悉李宗吾的各种名讳所致。这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文章既已刊出，保存其原稿就应该是常理，邓遂夫急不可待地立即联系在家养伤的何桂清，再次前往文史委查找历年已用稿件的档案。很快便查到了那三篇文章的原稿。但让邓遂夫吃惊的是:经仔细辨认，这三篇稿子并非李宗吾手稿，而是文史委作为编辑用的一种抄件。
李宗吾手稿又到哪里去了呢?
当年转交这几篇文章的金文达老先生明确告诉邓遂夫:文章是用毛笔书写在一种陈旧的黄纸上的，不是现在见到的用圆珠笔和钢笔写在稿纸上的。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因其弥足珍贵而送交市档案馆保存呢?邓遂夫又请市档案局局长兼市档案馆馆长许建同志代查一下，许建爽快地答应了，查的结果还是没有。邓遂夫又请当年负责处理这三篇稿子的何青遗孀曾德彬女士查找一下何青遗稿，看能否从中找到一些线索。曾女士当即答道:“我因整理出版何青遗著，已对他的遗稿作过反复的清理，并没有发现你说的这几篇稿子。”
现在，所有的线索似乎都中断了，那么李宗吾手稿会不会直接退还给了提供稿子的李石锋后人呢?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邓遂夫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李石锋的四子李长志家，但因李长志外出而未能见面。接下来的日子，邓遂夫因忙于参与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便暂时放弃了对李宗吾手稿的追踪。但他一直放心不下此事，后来研究会筹备工作进人尾声并终获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审批机关正式批准，其成立大会也定于2004年8月8日召开。邓遂夫便想利用研究会成立之前的短暂时间作一次最后的冲刺，看能否查找到李宗吾手稿。
这一次，他决定到文史委去用笨办法——亲自对一些堆积如山的散乱文稿等资料进行逐一排查。炎炎夏日，闷热难当。邓遂夫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量文稿堆里埋头苦干，直弄得汗流侠背、灰头土脸，连续忙了两天下来，仍无任何收获。万般无奈之下他又去清查文史委工作人员借阅文稿的登记册和来往公函，在这些让人极可能忽略的文档里，邓遂夫终于有了重大发现。
首先，他从1984年5月7日的登记中，发现了已去世的王柔德有一次在借阅这三篇文稿之外，还同时借阅过一份题为《谢缓青事略》的稿子。邓遂夫在随即查到的省政协文史委公函里证实:当年李石锋托人转交市政协文史委的稿子中，确有一篇题为《谢缓青事略》的文稿，而且后来将其转交给省政协文史委后，省政协文史委甚至还给在文稿上署名的李世楷发了一封回执函:
李世楷同志:
来稿《谢经青事略》共一件，已收到，办理情况，另行奉告。
此据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盖了印章)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
有意思的是，当年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经办人员也不知道李世楷就是李宗吾，更不知道李宗吾已去世41年，以致这份根本无法送达作者本人的公函，便被市政协文史委搁置保存了下来。如此看来，李宗吝的遗稿并不只《自贡文史资科选辑》上发表过的三篇，而是四篇。但这篇《谢缓青事略》，市政协文史委并没有保存，只能到省里去查。但省文史委的资料档案肯定更加堆积如山，而且经过多年的变迁，能否找出也是一个大问题。正在为难之际，邓遂夫无意间查看了一下过去未加注意的一份稿件审阅处理意见表，上面清楚地批写着当时任文史委委员的王柔德签署的意见:“据何青同志说，李世楷即李宗吾，有名〔之〕人也。此文作于1932年，不知是否曾在报刊发表，如未发表，同意编入15辑，定稿时请李石锋同志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以免讹误。王柔德 84、5、4”。这一处意见上明确写着“定稿时请李石锋同志将原稿携来核对一下”，说明至少在此之前，李宗吾的“原稿”已经不在文史委。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原稿已退还李石锋，二是李石锋主动来要回去，无论哪一种可能，都说明手稿还在李石锋家里。
得到这一结论走了多少弯路啊!邓遂夫盯住那份审稿意见表，好一阵发愣，良久才长叹一声，转身直奔李石锋之子李长志家。找到李长志后，邓遂夫了解到如下信息:李石锋共有子女八人，现在有三个儿子居住在自贡，其余则散居在湖南、北京、陕西、台北等地。
李石锋因在反“右”运动中错划为“右”派，纠正平反后又患多种疾病，晚景十分凄凉，于1984年去世。去世前将自己的文稿装在一个编织袋里，交给了好友李加建保存整理。
过了一段时间，李石锋的子女们从各地赶回自贡吊唁，听说父亲去世前已将文稿交李加建保存，觉得不太妥当，便去找李加建要回了父亲的文稿，存放于四子李长志家。李长志后来又将文稿交给了来家探视的、原在市政协文史委工作的父亲生前好友关继西，请其代为整理保存。而在此之前，李家兄妹均未清理过这批文稿，亦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李宗吾手稿。
邓遂夫得此信息先向李加建打听，回答是当时还来不及翻看这批遗稿，就被李家的后人要回。于是邓遂夫又经过多方打听，与关继西之子关白明联系上，才知道关继西早已在12年前去世。邓遂夫给关白明讲清情况后，关白明回答道:“我爸爸这一辈子受了许多磨难，吃亏就吃在舞文弄墨上。他老人家去世后，我想这些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处，就清拢一堆，烧了。”但他又说，他在烧父亲的遗稿时，并没有见到邓遂夫所描述的别人用毛笔书写的稿子，不知父亲在世时是否见过，也不知父亲是否放了稿子在其他地方。
他答应今后再找找。线索追查到这里，似乎是真正地断了。
那么，关白明烧掉的那些文稿中，有没有李宗吾的手稿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让李宗吾这一共约七字的手稿保留在人间?笔者同李加建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他退休后也同笔者多有交往，曾谈及此事。李加建忆起往事，十分伤感，说:“石锋临去世之前的前三天晚上，曾带信把我找去，将一大塑料包文稿交给我代为保管，并嘱我以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他未发表的文稿发表一些出来。我将文稿带回家后，第三天他便去世了。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一直无心打开塑料包整理那些文稿。后来他的子女们来要文稿，我有什么理由不交还他们呢?如果这批文稿中有李宗吾的手稿，以后又被无意间烧掉了，也确实是太可借了!”
邓遂夫确实是努力过了，虽然最终未能寻觅到李宗吾的原手稿，但也不是一无所获，毕竟查出几篇遗作的抄件，可是第四篇还能找到吗?邓遂夫仍抱着一线希望。他和李石锋的诸多后人在查找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因而继续请求他们不要放弃在各自的家里寻找有关李宗吾、李石锋的照片、文稿、遗物的努力，争取能有所发现和突破。这一愿望果然很快有了结果。
李石锋之女李长淑在外地参加工作后很少回到家乡。在邓遂夫反复动员下她答应尽决抽时间翻找一下家中的旧物。她说以前只记得父亲曾经放过一点旧稿在她家里，但放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的稿子，已记不清楚了。就在2004年8月8日早上8时，邓遂夫驱车前往参加终于获批准的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途中，手机突然响了——是李长淑从陕西打来的。李长淑告访邓遂夫，她找到了一部父亲在解放前写的书稿，是关于李宗吾先生的，里面正好附有李宗吾的四篇遗稿。邓遂夫一听，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上，赶紧问:“那四篇作为附录的遗稿是李宗吾的手迹还是你父亲的?”李长淑回答说是父亲的。邓又说:“你在电话里给我念一念四篇附录稿子的标题呢！”李长淑就念了，当念到第三篇《谢缓青事略》时，邓遂夫差点在车上跳了起来。于是，他请李长淑将她保存的这部书稿复印一套寄给他。很快邓遂夫便收到了厚厚一个大信封的书稿复印件。邓遂夫一看书稿题名为《破风楼文丛五:关于李宗吾先生》，是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书稿，书中写到了李宗吾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有一专章写到了李宗吾“恋爱的谜”。
查到了李石锋书稿的手稿，又找齐了李宗吾的四篇遗稿，这当然也算是对邓遂夫倾心努力的回报了，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没有查找到李宗吾这四篇遗稿的原手迹。
但同时，在李石锋这部书稿的目录中，还提供了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信息:第一行列着“李宗吾先生单照一帧”；第二行列着“李宗吾先生与作者合照一帧”；第三行列着“李宗吾先生遗墨”。既已列人目录，当然是要刊于书中的，这说明李石锋这部书稿中，原本附有李宗吾的照片和手迹，同时也说明:李宗吾与家人及亲戚间都曾有照片的交换，有时还会一起合影留念。但迄今为止，却一张也没有找到。就连找出了这部遗稿的李长淑，也始终没有找到目录上列出的照片，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难解的谜。
乐山，李宗吾笔筒现身
2004年明8日上午9时，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自贡市汇东新区夕阳红公寓举行。首届会员共61人，经民主选举邓遂夫任会长，邓科、黄鹤邦鼎、陈思逊、周开岳任副会长，黄鹤邦鼎为法人代表，邓科兼任秘书长。
一部分被查访到的家住外地的李宗吾后人如李长城、李长玉、李建军、李咏雪、李素明等，与家住自贡的李宗吾后人及族人如李若英、李长策等，作为嘉宾被邀请到会。通常，名人手迹、照片、遗物是最容易在其后人手中寻找到的，尤其是遗物。邓遂夫、黄鹤邦鼎抓住部分李宗吾后人到来的机会，请他们今后多多留意寻找。但由于李宗吾的两个儿子都是英年早逝，又由于李宗吾的《厚黑学》一书曾被蒋介石列为禁书，并下令通缉李宗吾，后虽经吴稚晖从中说情免余被抓，但其后代大部分都屡经搬迁分散于海内外各地；加之当初对祖上遗物也没有看得那么紧要，很少带走或保存。所以问来问去，唯有有家住乐山市的李宗吾之孙李长城，因其老母一直操持李宗吾的家务到90余岁才去世，说家里可能还有一点李宗吾遗物的线索。
李长城的父亲李泽文(字仿先，是李宗吾的次子，1932年大学毕业后因染上霍乱不治而去世，遗下一个女儿长玉和一个遗腹子长城。李泽文去世后，其妻张仲华一直没有改嫁，不但要承担起抚养两个幼子的责任，还要为一大家人的生计操劳。因当时李宗吾夫妇年事已高，长子李泽恒（字慎思）也英年早逝，女儿又出嫁离家，事实上李家老宅就只留下一大群孙辈后人，其艰难可以想见。知书达礼而贤惠的二儿媳张仲华就成了李宗吾夫妇的得力帮手。
李长城告诉黄鹤邦鼎和邓遂夫，他母亲不但保存了一些祖上的照片，而且还保存了祖父李宗吾的一些遗物，如砚台、笔筒什么的。李长城儿时也同祖父李宗吾照过合影，他一直保存了下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当时动乱之中怕招祸上门，将照片上的祖父影像剪去，只留下了自己那半张影像。邓遂夫说，能把这半张照片找出来，也是有意义的。李长城表示开完会后返回乐山，可以试著翻找一下。
对于现在仅能见到的李宗吾画像，其孙辈后人则提出了一些质疑。说李宗吾画像面部形状大致是不错的，但在他们的记忆中，李宗吾并没有蓄八字胡。但刊有李宗吾画像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一书的作者张默生是李宗吾的挚友，在他的记述中也有同李宗吾的合影照，为什么不用照片而用画像，委实让人费解。
提及李宗吾遗物，李长城说他现在较有把握能找出的只有一个瓷笔筒。本来还有两个砚台，一个在1979年被他念小学的儿子李庆丰打碎丢弃了；另一个是很名贵的端砚，也被儿子打碎。当时因其珍贵，虽被打碎，也仍没丢弃。但事隔多年，现在能否找到还说不准。
他老母亲张仲华因两方砚台先后被打碎，十分心疼，临去世前还再三叮嘱儿子李长城:“这个笔筒是你祖父留下的唯一的东西了，是个纪念，你一定不要再损坏了。”李长城牢记着母亲的话，一直将笔筒妥善保存在不易损坏的地方，现在回去找一找，可能很快就能找出来。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听了李长城的讲述，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他们逐个访问的已知李宗吾后人中，所获得的最乐观、最可靠的线索。
李长城在自贡参加完成立大会返回乐山后，果然不食其言，翻箱倒柜地寻找起来，虽然没有找到那半张照片和端砚碎片，却很快找到了笔筒，并打电话告诉了邓遂夫。
鉴于在研究会成立后，要出一期名为《李宗吾研究》的内部资料性刊物的创刊号，集中发表一批研究成果，很缺实物性图片，邓遂夫便和黄鹤邦鼎亲赴乐山，打算为笔筒拍几张照片刊印在创刊号上。
那是2004年9月7日.邓遂夫、黄鹤邦鼎赶到了乐山，在距乐山市10公里左右的峨眉石油疗养院李长城家里，见到了这个李宗吾陶瓷笔筒。笔筒高约11厘米，直径约7厘米，圆筒形，外面是白色珍珠瓷，上有一组褐色堆花图案。虽不是什么古代名窑的制品，看起来倒也光洁美观，稍感美中不足的是:笔筒内壁已有几处陈旧的裂纹。但这是目前发现的李宗吾唯一的遗物，已经是弥足珍贵了。
从李长城口中，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得知，过去他将此砚放置案头，曾有古玩贩子多次找他购买。出价自然不高，说这顶多是清末的东西，又有裂纹，值不了几个钱。李长城说，这些古董贩子并不知道这是李宗吾的笔筒，所以开价多以文物角度审视这件东西，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我祖父留下的遗物，出再高的价钱我也不卖。李长城见邓遂夫他们专程从自贡赶来，十分感动，真诚地向他们两人说道:“现在你们研究会用得上它，你们就把它拿走吧!”
李长城的决定，是邓遂夫和黄鹤邦鼎始料不及的，连忙推辞，并反复解释说:此次前来，主要是想拍几张照片回去，原物最好还是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待今后有条件建李宗吾纪念馆时，再来和他商量以何种方式收藏展出这件文物。李长城似早已深思熟虑，笑着断然说道:“就这样定了，你们把它带走。我要跟你们说清楚，我是无偿捐赠。交给你们这样的热心人士，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就是我祖父和我妈妈地下有知，都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9月9日，邓遂夫、邓科、黄鹤邦鼎请自贡的文物鉴定专家杨源对李宗吾笔筒的文物质地和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李宗吾笔筒为清末民初瓷器——珍珠瓷堆塑松鼠吃葡萄笔筒，其本身文物价值并不是很高，但因属名人之物，价值自然不可估量。
李宗吾后裔寻踪
应当说，邓科几乎是在一开始筹备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时便注意起一件事来，那就是寻找李宗吾的所有后裔。
正是因为李宗吾为“黑学”痴人们留下了太多的谜，寻找他的后裔并试图在他的后裔中寻求更多的突破，显然是一种最便捷可行的办法。如李宗吾照片、手稿、题签、书信、遗物、与友人交往中的礼品等等，通常情况下是最容易在他的后人中发现的。
李宗吾原名世全，后改为世楷，字宗儒，25岁时基于以其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的想法，又改字宗吾。8岁入塾，20岁就读于自流井三台书院，次年入东兴寺炳文书院，中秀才。
1902年考人四川高等学堂，加入同盟会。
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学部特授举人，随即返乡就任富顺中学教习、监督。
1912年应邀出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旋出任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此后先后担任过自贡地方议事会议员，教育科长，富顺县视学、省立二中校长等职。
1916年，升任省视学，1918年任省长公署教育科副科长，次年冬辞职返乡，至北伐战争开始后再度人省府任编纂委员。
1938年解职回乡隐居，著书立说，于1943年谢世。
以上大抵便是李宗吾的简历。
相对而言，李宗吾的子女并不多，仅两男两女(其一女在6岁时即夭亡)。这在他所处的时代，应当说生育还是有节制的。且由于其长子泽恒、次子泽文均英年早逝，所遗后人并不算太多，尤其是泽文一房，仅一女一男，次子还是遗腹子。即便如此，他的后人也达六七十口。另外李宗吾兄弟姐妹八人，他自己行六，在老家人称李六爷。如以堂房计，从他那一代算起，李氏后人当逾千口以上。如果弄清李氏各支后人，实在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非民间社团能力所能及。邓科决意先弄清李宗吾一房的后人情况，以作联系之需。
寻找到李宗吾嫡孙女李若英，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喜讯。当邓科、邓遂夫、黄鹤邦鼎、陈思逊等人先后和李若英女士见面后，才发现这个年近八旬的老人思维清晰敏捷，言谈儒雅得体，不愧是李宗吾的后代!通过李若英女士，邓科很快记录下了李宗吾目前健在孙辈联系电话。统计下来，李宗吾后人的分布地区大体为:自贡、重庆、都江堰、乐山、马边、键为、河南、台湾等地，其后人已至五代，上面的孙辈仍有12人。
至于李宗吾第四代、第五代的后人，由于分散在各地，平时来往不易，连李若英女士也弄不太清楚了。
2004年8月8日，自贡市李宗吾学术研究会成立这天，李宗吾的部分后人应邀来到自贡作为嘉宾与会。邓科便想利用这次机会对李宗吾后人来一次全面统计调查，把名单搞出来。但后来正式与会的只有李长城、李长玉、李咏雪、李素明、李若芳等少数几人，邓科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这是由于到会的李宗吾的孙辈和曾孙辈人士，虽能大致说出其他各房孙辈、曾孙、玄孙辈包括外孙、外曾孙、外玄孙的人数，却说不全所有人的名字和确切地址、联系方式。所以，会后邓科一翻笔记本，连他自己也傻眼了，已记录下来的李宗吾后代姓名，有的没有分房，有的没有列名，有的竟连辈分也分不清。
邓科决意重新统计登记，这一次，曾干过会计的邓科决定采用会计学统计法，将李宗吾后代分房、分代列一个统计简表，统计登记完毕后再整理成一个检索表。有了这个检索表，便可以一目了然地尽知李宗吾后代各房各代的情况。于是邓科再次来到李若英老人家里，重新核对了孙辈各房的分布情况和电话号码，然后回到家里，分别打长途电话一房一房地了解记录，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李宗吾后裔检索表》。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李宗吾为第一代，其子女为第二代，并由此传下各房后裔的大致情况。
邓科说:“目前这个统计结果表明，李宗吾后人有69人，但还不能说完全准确，只能说较为准确。因为目前在第五代中还有6人只搞清了姓而未弄清楚名，这是不完备的。我们目前还在想办法联系，以求最终编制出准确的李宗吾后人检索表。”
现在已知的李宗吾后人中，不少的人已成为高素质人才。他们中，有高级工程师、主任医师、高级教师、科学工作者，还有不少的人担任教委主任，科委主任，直辖市人大代表和专业学(协)会理事长等职务。总之，在各条战线上的李宗吾后人多有建树，有功于国家和人民。若一代大师李宗吾地下有知，也该大感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