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辅：挺立全球金融界的中国人

作者毕亚军
时间2008-03-12 10:19来源 评论 打印 .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DIV.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DIV.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h1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22pt; MARGIN: 17pt 0cm 16.5pt; LINE-HEIGHT: 240%; TEXT-ALIGN: justify}.h2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h3 {FONT-WEIGHT: bold; 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FONT-SIZE: 16pt; MARGIN: 13pt 0cm; LINE-HEIGHT: 173%; TEXT-ALIGN: justify}.union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union TD {FONT-SIZE: 14px; LINE-HEIGHT: 18px}　　编者按：由中国经济管理类权威刊物《管理世界》杂志华商韬略编辑委员会历时一年筹备，遍访全球著名华人金融领袖编撰推出的大型纪实文献——《华人金融家——80位华人金融领袖访谈录》已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并于近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

　　《华人金融家》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以国际大16开精装出版，共808页，160万字。是全球首部由中国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起编撰，以全球华人金融业及从业者为着眼点，广泛赢得全球性华人金融大家互动参与，并在内容上具有权威参考价值的精品力作。全书一共在全世界选择报道了80位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杰出华人金融领袖，其访问报道对象既包括有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等华人金融高官以及中国金融学奠基人黄达、《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黄奇辅等华人金融学家；也包括有原中策集团主席黄鸿年、菲律宾首都银行董事长郑少坚、台湾国泰金控董事长蔡宏图等华人金融巨头；同时还包括有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等中国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负责人，以及贝尔斯登副董事长唐伟、汇丰亚太区主席郑海泉等多家大型外资金融机构的华人高官。这些要么在金融政策制定与金融秩序维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么在金融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要么在金融业界拥有巨大实力和话语权的领袖人物，不但通过该书分享了自身的成就历程、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还通过访谈一一表达了各自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展的前瞻观点以及趋势分析。

　　新浪财经频道现正陆续刊发《华人金融家》文献入编人物报道，今日推出世界著名金融教材《金融经济学基础》作者、原美国长期资金管理公司合伙人黄奇辅博士专稿，敬请关注：

　　他是对现代金融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金融学人之一，由他和罗伯特?李兹森伯格(Robert H.Litzenberger)合著的《金融经济学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以来，被许多世界级大学金融院系作为金融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长期使用至今，引领一代代金融院系的学生进入到现代金融的殿堂。而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他才刚刚三十而立。 他也是少数既经历过大成功又遭遇过大失败的国际金融家之一，他曾作为合伙人的，由两位世界顶级金融宗师和一群金融天才创建的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曾在短短4年里累积管理了超过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产品，并赚取到高额利润，但却最终人算不如天算，几乎一夜之间一败涂地。 他曾被人称为是天才，他也是天生的不服输的弄潮人。现在，由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创办的一家名为PGAM(Platinum GroveAsset Management)的公司已在华尔街重新崛起。

　　挺立全球金融界的中国人 ——PGAM共同创办人兼CEO黄奇辅 

　　既是学界大师，又是业界大家的黄奇辅(Chi-fu Huang)，是一位极其神秘而低调的人，当我们试图在互联网搜索他的资料时，得到的除了一些只言片语，就是那本《金融经济学基础》上不得不提到的他的名字。当我们想进一步找到他的照片，期望率先一睹尊容时，更是用遍各种搜索引擎也毫无所获，可谓是“神龙既不见首也不见尾”。

　　挺进金融学核心

　　黄奇辅祖籍福建，1955年生于中国台湾。

　　黄奇辅的父亲是一位菲律宾华侨，但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他的母亲仍然留在国内。1952年，黄母离开家乡，计划途径中国香港转道菲律宾与丈夫团聚。但那时，菲律宾禁止所谓的中国难民入境，黄奇辅的父母二人只得改变计划，决定到中国台湾相聚，将台湾作为安身立命的家园。

　　黄奇辅的父亲是一位生意人，他虽然未能在那个动荡的岁月积累到多少财富，但却让儿子对商业产生了兴趣。

　　在台湾大学读完经济系以后，黄奇辅进入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就读。他回忆说：“选择弗吉尼亚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学校本身还可以，有上百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学费很便宜。”

　　当时，黄奇辅的母亲拿出全部家当才筹集到送他前往美国的费用，所以，他必须要靠奖学金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但30多年前，一个台湾学生到美国念书，而且是念商科，要拿奖学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只能做出这样最现实的选择。

　　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第一年，黄奇辅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奖学金。但读到第二年的时候，他开始有了新的想法。“我那个时候念的是MBA，读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对当时的金融市场的研究很有兴趣。就开始申请其他的学校，希望向这个方面发展。”黄奇辅回忆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能申请到，就去念，申请不到，就去做其他事情，或是回到台湾。

　　黄奇辅对申请学校的要求很苛刻，既要是名校，又得给奖学金。因为必须要有奖学金才能读得起。为了提高成功率，他一口气申请了好几所名校。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他都寄去了申请信。

　　结果却不太如人意。麻省理工没能录取他，芝加哥大学同意录取他，但却不给奖学金，唯一还有一些希望的斯坦福却一直没有消息。

　　4月初就要做决定，而到了3月中旬还无消息，黄奇辅有些着急，于是主动给斯坦福去了电话。

　　查询的结果还是令人失望。接电话的人告诉他，第一批人选已经正式决定了，但他被确定在第二批人选里。只有在第一批人选有人缺席时，第二批人选才有机会。“他们还告诉我，如果他们不主动打电话给我，我就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们，意思是让我不要烦他们。”黄奇辅回忆说。

　　4月很快就要过去了，黄奇辅还是未有收到斯坦福的电话，这让他很是失望。但不久，转机来临了。“5月初收到一个很大的邮件，斯坦福寄给我的。他们决定录取我。一个大惊喜。那是1979年。”

　　1979年秋天，黄奇辅正式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而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攻读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此领域实现自我价值。

　　斯坦福是现代金融学的发源地之一。黄奇辅入校期间，正是现代金融进一步向前突破的关键时期。所以，他在那里全情投入，不但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在研究上独树一帜，赢得世界级声誉。

　　“在斯坦福期间，我对金融理论研究很入迷，进学校的第二年年底，我想到要做一个研究。研究的课题是金融市场和数理知识的一个交集。我的一些老师们知道我的想法后，对我说，如果我对这个课题感兴趣，继续研究，可能会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很难有结果，二是即使有结果，毕业后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好的教职。”黄奇辅说。

　　黄奇辅要开展的研究，既可以说是一个古老课题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一个超前课题的开始。说其古老，因为早在20世纪初就有法国数学家对此进行了一次伟大的，但当时却被众人冷视，当然也是初步的尝试。说其超前，因为他具体要研究的课题虽早已公开，却没有多少人去做。

　　故事得从1827年说起。当年，英国植物学家布朗(Brown)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水中的小花粉在不停地作不规则的运动。后来，人们将他发现的这种在自然现象中存在的不规则运动称为“布朗运动”(Brownian Motion)，并试图对这一运动找到规律，提出解释。

　　布朗运动原本是物理现象，但1905年，法国数学家巴契里耶(Louis Bachelier)却将它带到了金融领域。当年，巴契里耶将有关布朗运动的知识用在研究巴黎股票市场上，并发表了长达70页的《投机理论》。在这个论文里，巴契里耶不但写出了布朗运动的数学模型，还率先运用理性的思辨和各种数学工具解释了股市存在类似布朗运动的特性。他将股票投资者和交易者的每次交易，看成是布朗运动中的分子与微尘的随机移 动，并得出一个让那些股市预测家们颜面扫地的结论：因为人们在股市的投资都是有随机性的，所以股市的未来难以预测。

　　在提出股价不可被预测的同时，巴契里耶也提出了肯定的观点：如果把时间区域拉长，市场的波动幅度将会扩大，但这个波动的幅度与时间区间长短的平方根成正比例关系。他希望通过数理模型去计算波动的幅度，进而建立“与市场瞬间的价格波动一致的价格波动的概率法则”。这也是人类社会最早提出的关于确定股票期权价格的均衡理论方法。

　　巴契里耶用布朗运动的数理模型解释巴黎股市的同年，另一个人也写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是第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并同样在论文中给出了布朗运动的数理模型，只不过，他没有用此来解释股市，而是以原子论解释了“布朗运动”。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写出布朗运动数理模型的爱因斯坦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用布朗运动研究股票市场的巴契里耶却遭遇了冷漠。在那个股市不登大雅之堂的年代，他的想法无疑是太过超前，他本人也被导师、著名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认为是不务正业，甚至被逐出师门。

　　直到50多年后，金融学逐渐演变成专门的学科时，人们才想起并重新审视他的观点。期权的研究也因此活跃起来。如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以及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Robert C.Merton)就于1960年代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但这些研究，都算不上是最近30年来金融市场理论上的最大突破。

　　真正伟大的突破发生在1973年。当年，黄奇辅在斯坦福的导师斯克尔斯(MyronScholes)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费合?布莱克(Fischer Black)合作，给出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Black—Scholes)，为期权的交易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建立在许多严格假定基础之上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加以应用。后来，以默顿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又对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对其中一些限制条件进行了放宽，使之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并广泛应用于其他金融商品的期权交易。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方股票市场的期权交易。黄奇辅的研究，正与之紧密相关。

　　“当时，大部分金融市场的研究，都假定股价能用某种随机过程为模型推演出来，然后去问：股票的购买权价格应该如何计算？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发布以后差不多10多年的时间里，大家都是在问，如果股价可以被某种随机过程描述，它的衍生性产品的价格该如何计算？”黄奇辅说，“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课题很有趣。在经济学里面，价格都是从模型里衍生出来，而不是假定出来的。价格的产生必须要假定你有什么样的买方和卖方，而且他们要交易。或者说，价格是一个经济模型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经济模型的输入。但当时的金融市场里的模型，价格都是输入，而不是产物。”

　　黄奇辅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输入变成产物。

　　“我想研究的是，金融市场的研究人员他们假定的股价的随机过程，是不是可以在一个经济模型里面，把它给衍生出来。”他回忆说。

　　黄奇辅要破解的这个课题，其实早就被很多经济学家关注，而且大家都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始终无人真正去做或者取得明显的进步。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他还是决定迎难而上。“或许那个时候年轻，而且的确对这个课题充满了兴趣，所以，我就没有听取那些不太支持的意见。”黄奇辅笑着说，为此，他还作了最坏的打算：“也不害怕找不到好工作，实在不行，我可以回到台湾，或者到银行去做事情，不见得要在美国的名校做教书的工作。所以，就选择这个课题作为了我的博士研究论文。”带着这样的决心，黄奇辅投入到研究中，很快就取得重要突破。“因为，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位老师，非常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戴维?克雷普斯(David Kreps)对我感兴趣的这个课题已经做了不少的研究，于是我选择他做了我的指导老师，将他的研究念得很详细，不久就有了一个想法，去破解我要解的问题。”他回忆说。

　　思路有了，还要有方法，这是黄奇辅需要攻克的一个重要难关，也是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止步不前的一个原因：必须要运用很高深的数学。

　　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同样也没有难倒本身不是学数学出身，后来却被称为数学天才的黄奇辅。 “从进斯坦福的第三年开始，我整年时间都在数学系，和数学系的研究生一起进修他们的课程。”而且，他还非常注重学习的方法，并从中找到了捷径。“因为我已经对解这个课题很有兴趣，所以，我选择学习的数学知识都是紧紧围绕这个来展开的，都是为了解决这个课题。”

　　在这样的全力投入和科学的方法下，黄奇辅很快取得了突破：“从决定做到真正做出成果，只用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篇文章，奠定了黄奇辅在金融学界的地位，也让他离金融的核心越走越近。赢得世界级声誉

　　1983年取得斯坦福金融学博士学位后，黄奇辅开始找工作。他的理想是进入一所名校，从事金融研究和教学。但老师们依然对他的理想不抱什么信心。大家都认为他做的东西虽然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这更像是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金融学的。最重要的是，在当时市场尚不发达的时候，他的研究好像不能解决什么现实的问题。

　　但黄奇辅还是决定试一试，老师们也帮助他写了一些推荐信。

　　黄奇辅向美国六、七所名校进行了自我推销。结果让他自己都感到惊讶。除芝加哥大学之外，其他名校全都给了他工作。

　　当时，麻省理工与斯坦福一样，也是全世界研究金融市场的重镇。一番考量后，黄奇辅最终选择了麻省斯隆学院，继续向金融学的高峰攀登。刚刚28岁的他，无疑已成功地站在了世界金融学的至高殿堂。

　　黄奇辅进入麻省理工后一帆风顺：1989年获得麻省终身教授职位，1990年成为斯隆学院的正职教授，36岁更获得讲座教授头衔。

　　与此伴随还有学术上的进步。“我做的课题，开始是比较冷的，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市场越来越发展，于是这些研究都繁荣起来。”

　　黄奇辅在学术上的成就，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教学与编写教材，二是开展学术研究。在这两方面，他均取得让常人高山仰止的成就。

　　在全球许多著名商学院金融系里，有一本已经使用了将近20年时间的经典金融教材——《金融经济基础学》，《金融经济基础学》的两位编写人之一，就是至今仍只有50来岁年纪的中国人黄奇辅。

　　《金融经济基础学》于1988年正式出版，但其理论形成的时间却可追溯到黄奇辅在斯坦福的学生时代，那时，他还只有20多岁。

　　当时，黄奇辅有奖学金可以继续学业，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去缓解经济的压力，因此常常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而且，他还深得他的另一位导师罗伯特?李兹森伯格(Robert Litzenberger)的器重，并成为其助理。作为助理，黄奇辅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导师撰写教学讲义。

　　进入麻省理工从事教学工作后，黄奇辅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和导师商量，看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合作的讲义整理汇编成一本书。”导师同意了他的想法，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行动。因为他最初写的那些讲义都很不正规，要整理成教材，还需要用不少的时间，而他们却没有时间。

　　进入麻省后的第三年，黄奇辅开始担任博士班金融学基础课程的教授。这进一步增强了他要将那些讲义改成教材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着手整理起来，并尽量使其变得完整和规范。

　　再下一年(1987)，黄奇辅拿到Batterymarch金融管理公司资助的一个奖学金，编写教材的事情也有了更大的进展。

　　“有了奖学金就不用去工作了，这样就有时间静下心来写这本书。1987年暑假到1988年暑假，我整个一年没有教书，基本上都在将讲义变成书。” 黄奇辅回忆说，“真正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一年。”

　　《金融经济基础学》有系统全面地讲解了现代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具体内容共10个章节，并且重点讨论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体消费和投资组合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对于证券估值的含义。

　　该书1988年正式出版后，迅速成为金融经济学经典教材，被美国及欧洲的许多著名商学院广泛采用，而且曾经一度绝版，不得不因市场需求而大量印制影印版。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等都长期使用该书作为金融学和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习金融经济学导论课程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其影响力在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绵延不衰，黄奇辅和李兹森伯格也因此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世界顶级商学院金融系学子的宗师级人物。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这本书的出版，却并不被看好，就是黄奇辅他们本身，也从来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其实，决定写这个书的时候，我的一些同事觉得我花这么多时间来写这个书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在几年前出了一本书，也是讲金融市场原理的。那时，大家都在用他的书，他又很有名。于是，我的同事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和他去竞争呢。”黄奇辅笑着回忆说，“我还是没有听他们的话。时间也刚好凑巧。所以，就把这本书完成了。”

　　《金融经济基础学》洛阳纸贵的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意或无意间领导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而且以出色的内容满足了时代的需求。《金融经济基础学》的结构和运用的理论，基本上都是他们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可谓是集大成于一体的精心力作。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基本上是李兹森伯格的研究内容，后半部分基本上是黄奇辅的内容。这后半部分的内容，正是先前已有的那本书所没有的。而当时，市场上又刚好开始对这些内容有很大的关注和兴趣。再加之黄奇辅以最容易理解的表达，清晰地阐述了这些原本需要运用很高深的数学才能掌握的知识，所以，他们的书一出来，就受到欢迎。而且随着市场的越来越发达，以及他们的理论越来越广泛地适用于市场，被越来越广泛采用。

　　作为世界级的经典金融学教材，《金融经济基础学》一些章节的内容陆续被编译进了中国的一些中文书籍中，但直到2003年，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宋逢明教授的推动下，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在中文版的作者序言中，黄奇辅写到：“我很高兴与罗伯特?李兹森伯格合著的书有了中文译本。这对于我的华人天性具有特别的意义。”

　　除了编著《金融经济基础学》之外，在麻省期间，黄奇辅在学术研究上，也不断取得突破，并赢得世界级专家的声誉。

　　黄奇辅1983年进入麻省时，正是现代金融学的完善时期，而斯隆管理学院又是现代金融学研究的前沿阵地，所以，系里的每个人都承担着较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并走在世界金融学研究的最前沿。

　　在黄奇辅的记忆里，斯隆金融系不仅是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更是一个激励人做研究的地方。在此期间，他和天才般的同事们一起愉快地合作，做了许多对金融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比如，他曾与约翰?考克斯(JohnCox)合作，将完全市场中的动态最优消费——投资组合问题化为比较容易处理的静态最优化问题，并且给出了解题的答案，同时，还与人合作，创建了许多套利交易的数学模型，成为金融数学的世界权威。

　　在此期间，黄奇辅还与前面已经提到的，丰富了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的默顿展开合作，为默顿写作《连续时间金融》提供了帮助。默顿既是黄奇辅在斯坦福时期的导师斯科尔斯的亲密战友，和与斯科尔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级人物，也是代表麻省斯隆学院接收黄奇辅前往任教的人。默顿在1987年写作了《连续时间金融》一书，完整的向那些具有完美数学背景的读者详细阐述了有效市场资产定价的基本要素。而黄奇辅的很多研究，都被默顿采用，并运用在书里。

　　《连续时间金融》至今仍是难得的经典著作之一。在《连续时间金融》的开篇，读者便可看到莫顿本人对黄奇辅所给予帮助的真诚感谢。

　　也正是在巴舍利耶、萨缪尔森、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黄奇辅等一代代学家们的艰苦努力下，原本游离于正统经济学之外的金融学，才日益向严格的经济科学靠拢，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天才俱乐部的合伙人

　　在那些把学界看得重于业界的人看来，1993年的黄奇辅无疑是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当年，正处于学术研究黄金时代的黄奇辅离开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重镇——麻省理工，转投了现代金融业的重镇——位于全球金融核心地带的世界金融巨头——高盛公司(GoldmanSachs Group,Inc.)。

　　从学界进入业界，这本来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但命运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你的人生航向。

　　当时，黄奇辅已在华尔街多家公司任顾问，他在斯坦福时期就已开始研究的，那些当时认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以及所建立起的一个个数理模型，也越来越现实起来，并渗透和影响到华尔街。

　　为什么世界会突然被改变呢？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现代金融市场开始发达，以数理模型来解释和把握市场的理论及方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逐渐成型与完善，并被运用到了现实经济中。二是计算机技术的发达，为完成这些数理模型创造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比如，一个以前需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甚至几个星期才能计算的数理模型，现在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由一个人在几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了。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数理模型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运用，也让先前发展缓慢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飞跃式地向前发展。

　　一个新的市场也快速成长起来。一些相关的金融企业自然谁也不甘落后。一场新的竞赛在华尔街开始了。斯科尔斯、莫顿、黄奇辅等以前被认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学者们，则成了被竞争的对象。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游戏是他们发明的，游戏的奥秘也只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游戏自然应由他们来主导，才最为合适。

　　“衍生性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数学模型，没有数学模型就没办法做业务。数学模型不好也要亏本，因为价格都是被算出来的。但那时，真正懂得用数学模型去做事情的人很少。”黄奇辅解释说。

　　包括黄奇辅在内的一些金融学者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黄奇辅是在1992年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委婉邀请。“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访问一个暑假，但我当时兴趣不大，而且工作比较忙，所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虽然此前，黄奇辅从未与高盛有过接触，但高盛似乎深深地爱上他了。一年后，他们再次给黄奇辅打去了电话。“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我去访问一年。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多和市场有一些接触，对研究和教学也很有好处。于是，就去了。”

　　1993年的夏天，黄奇辅挥别麻省理工，到了高盛为他准备的办公室。从此，麻省的经历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回忆。

　　到高盛后，黄奇辅才知道自己早已被高盛当作了志在必得的，用来开展新业务的核心武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高盛特别新增了固定收益证券研究部的计划，黄奇辅则被高盛当时的固定收益部主管、后来高盛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乔恩?科赞(Jon Corzine)认定为出任该部门的核心智囊成员之一，虽然科赞还没有把握能让他下决心离开麻省。或许，这也是高盛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希望黄奇辅去访问的一个原因。

　　读博士时期就已堪称是这个领域世界级专家的黄奇辅不辱使命，轻车熟路就将自己的研究和学识转化到现实之中，再加上有科赞这个坚强的后盾，他的工作就更是如鱼得水。

　　世上总没有完美的事情，有关报道就说，后来成为高盛共同董事长的劳埃德?布莱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当时就对科赞以及黄奇辅的模型不太放心，对黄奇辅在模型中使用的高深数学感到难以理解。

　　“布莱克费恩是负责外汇和资源部门，科赞叫我每周五下午到布莱克费恩的部门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认识布莱克费恩。布莱克费恩当时是不是有过这些想法，我不知道，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做我这样的事情的人很少，确实比较难理解。”黄奇辅笑着回忆说。

　　但科赞一如既往地对黄奇辅抱有特别的信心，并在当年年底向他发出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邀请。就这个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又出现了。黄奇辅的导师斯科尔斯和被他称为“第一个老板”的默顿，开始不断给他打电话，并希望他能加入到他们已经创建的伟大事业之中——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TCM)。“他们都是LTCM的创始人之一，希望我过去了解他们的业务，然后帮助拓展亚洲业务，争取做公司合伙人。” 黄奇辅说。

　　总部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格林威治的LTCM，是一家主要从事定息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该公司于1994年创立，其掌门人麦利威瑟(John Meriwether)是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套利之父，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莫里斯(David Mullins)，以及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Rosenfeld)也是其合伙人，再加上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金融宗师斯科尔斯和默顿，其团队堪称是全球金融业有史以来最为耀眼的“梦幻组合”。

　　LTCM是金融业内的高科技明星。甚至，他的创始人都不愿称它为对冲基金公司，他们将LTCM看作是一个像银行一样为市场提供资金、具有很强艺术性的金融中介机构。银行是将从储户那里借来的钱贷给其他个人或企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是它向借款人收取的费用和他向存款人支付的费用的利差。LTCM则是以抛空某种债权的方式“借钱”，而以买进另外的债券“贷款”，其收益也是来自于“借钱”和“贷款”利差。另一个与银行操作形式相似的是，因为债券市场的波动很小，差价也很少，所以，LTCM也会动用大量的财务杠杆将规模做大，进而获得较大的利润。

　　从另一个方面讲，LTCM也像是一间提供金融风险再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他们在有利的时机，以相对较低而且固定的价格购买金融风险，确保买方能有一个稳定的风险收益，同时，他们又用一些金融工具对冲这些风险的价格变动所衍生的风险，并从中赚取差价。

　　LTCM的投资手法也十分特别，他们在深信“不同市场证券间不合理价差生灭自然性”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投资数学化，他们运用电脑建立数量模型分析金融工具价格，利用不同证券的市场价格差异进行操作，却不太注重交易品种的后市方向。他们将金融市场历史交易资料、已有的市场理论、学术研究报告和市场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电脑数学自动投资模型，并通过连续而精密的计算得到两个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正常历史价格差，然后结合市场信息分析它们之间的最新价格差。如果两者出现偏差，并且该偏差正在放大，电脑立即建立起庞大的债券和衍生工具组合，大举套利入市投资；经过市场一段时间调节，放大的偏差会自动恢复到正常轨迹上，此时电脑指令平仓离场，获取偏差的差值。概括地说，通过电脑精密计算，发现不正常市场价格差，然后利用杠杆将业务规模放大，并入市图利，是他们的赢利主策略。

　　而所有这些，特别是运用和建立套利模型，正是黄奇辅擅长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LTCM一成立即一炮而红，到1995年时，其刚刚播种一年的业务就已结出硕果，并以外人眼中不可思议的方式所赚进的，高达16亿美元的利润和含手续费在内高达到59%的收益率，开创了基金业有史以来最迅速的成长奇迹，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天才般的赢利能力。

　　如此好的发展平台，再加上与LTCM两位精神领袖即莫顿和斯科尔斯的亲密关系，以及公司许诺成为亚洲业务主管及公司合伙人的无限前途。长期资本的邀请对黄奇辅来说，几乎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但最初，他还是谢绝了。因为他的妻子不愿意来亚洲，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电脑博士和耶鲁大学的知名电脑教授，是一位注重事业的女强人。“她觉得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不愿意来亚洲。”黄奇辅说。

　　但最终，在经过包括麦利威瑟本人在内的一轮盛情邀请后，黄奇辅还是像华尔街那些开始拒绝，但最后一个接一个、将巨大资金交给了LTCM的世界级金融财团一样，没有抵挡得住这个空前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动摇了，我太太也同意，表示可以尝试一下。”黄奇辅说。

　　1995年，黄奇辅正式加入到了LTCM。科赞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并且请他推荐人选接替自己位置。于是，黄奇辅推荐李兹森伯格加入到了高盛，李兹森伯格先是接替黄奇辅的工作，后来成为了高盛的全球风险管理主管以及合伙人，负责公司的全球交易风险，一直做到退休。

　　黄奇辅在LTCM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拓展亚洲业务，而且是从零开始。最初，他直接在公司总部格林威治上班，跨洋开展以日本债券市场为主的交易。“1995年到1997年，都是直接在美国总部做，因为时差，我每天下午两三点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4点。白天睡觉到上午11点前后，起床后游泳，游泳以后，吃口饭，又再去上班。”

　　在此期间，LTCM快速发展壮大。到1996年初，公司基金总额已上升至60亿美元，通过财务杠杆可以控制的资产也要大过许多世界级的投资银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到1997年底，公司当年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已接近万亿美元之巨。《纽约时报》曾专门报道称，LTCM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超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还有更多的银行和投资银行等在他们的门口，希望成为其投资人。尽管它当时仍然只有不到100名从事具体业务的交易员，尽管它只有4年的历史。

　　公司合伙人的财富也快速增值，到1997年年底，合伙人在基金中的总值已高达14亿美元，比他们最早投入的1.5亿美元，增长了9倍。

　　黄奇辅所负责的亚洲业务也越做越大，仅从交易员的增加就窥见一斑。“我刚去的时候，公司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然后是我一个人，再然后成了10多个人，亚洲业务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黄奇辅说。

　　到1997年时，LTCM已开始正式考虑在亚洲设立业务据点，并于当年5月选择东京作为亚洲业务的大本营。黄奇辅也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与另外一个伙伴一起，带了15个人从美国来到东京，开始了在亚洲从事亚洲业务的新征程，而且连家也搬到了东京。

　　黄奇辅负责亚洲业务期间，不但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在日本债券市场的交易，为LTCM网罗了一批在亚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量级客户，而且还与区域内的各大中央银行管理人建立起了紧密的往来关系，进而让亚洲业务逐渐成为了LTCM的重点市场之一。

　　就在黄奇辅准备更上层楼，大展拳脚之际，已经习惯了成功的LTCM，遭遇了他们早已陌生的失败，而且是惨重的失败。

　　在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中，曾经以过山车一样的速度赚钱的LTCM，同样以过山车的速度滑落近了深渊。从当年8月末到9月末，在短短不到40天内，LTCM的资金净值下降了90%，进而走到了破产边缘。

　　众所周知，第一颗不良的果子来自于俄罗斯的金融风暴。但真正落井下石的，则是他们一直擅长的7大工业国的债券市场的巨大波动。

　　“一般的报道都认为我们在俄罗斯亏本很多，事实上不是这样。俄罗斯业务很小。”黄奇辅回忆说，“在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10多年里，俄罗斯每两、三年都有面临金融危机的考验，但是每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德国等等国家或者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就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核子武器，如果他们破产，结果会很严重。1998年，真正的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也是说会有危险，于是它的债券价格下降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大型银行机构和很多投机者，都觉得好机会又来了，债券大跌，趁机收购，到时候又有别的国家会出面帮忙，价格又会上升，这样就又可以大赚了。于是大家都去买俄罗斯的债券。”

　　让包括LTCM在内的许多投资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替俄罗斯买单。“结果真的宣布要破产了，于是大家亏损连连。”

　　危机也从此蔓延。“例如国际银行，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做国际业务。他们怎么算自己的资本是不是足够呢？他们是要算资本对资产的比例。一旦他亏本很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过减低资产来减低风险。俄罗斯宣布破产的时间是1998年8月17日，星期一，当天，俄罗斯债券价格大跌。那天我们也亏了一点，但没有多少。”黄奇辅说，“LTCM真正的大量亏损是在21号。很多国际大银行在8月17日大量亏本后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就有一些大银行决定减低风险。他们要减低风险，尤其是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完成的，因为在俄罗斯已经亏掉了，而且市场已经封闭；他们也不能去小规模的市场里减低风险。真正要减低风险，就要到最大的市场区去减。因为这些市场才有比较大的流通性，而且大多数风险都是在7大工业国。”

　　当这些几乎都是LTCM客户的大型银行机构，开始到7大工业国减低自己的风险时，一场更大的危机爆发了。“这些大银行大量的卖掉风险，于是这些风险的价格就大幅度变动。刚好我们手上有很多7大工业国的金融风险，于是这个价格变动就直接冲击到我们的资产。特别是8月21号当天，债券金融风险的价格发生了有史以来幅度最大的波动，我们当天就大幅亏损。”黄奇辅说，“为什么银行减低风险会殃及LTCM，而不会殃及其他人呢？因为国际大银行通常不能握有股票，比如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衰退后，就出台法律严禁银行握有股票。这样一来，大部分银行手上都持有债券，所以，他要减低风险只能是在债券上去减低。”

　　1998年8月21号是长期资本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当天开始，长期资本一泻千里，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站起。这一天，对黄奇辅来说，也是终生难忘。当天，他正和LTCM的掌门人麦利威瑟在北京旅行。

　　那天晚上，他们还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共进晚餐，相互交流了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看法。黄奇辅回忆说，他们大约在晚上8点半结束会餐，回到下榻的酒店——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的深夜，他和麦利威瑟在房间给总部已经上班的同事打去了电话。

　　噩梦一般的消息席卷而来，黄奇辅和麦利威瑟听到消息后，两人都径直走到酒店大厅碰头。当他们恍若在梦中一样确认这个消息后，当即做出了立即取消中国剩下的行程，一个回总部，一个回东京的决定。

　　从8月22号开始，LTCM开始不断召开各种会议，听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比一个可怕的坏消息。“比如一家保险公司，一旦传来资本亏损的消息，客户就知道你将来可能无力偿付这个保单，于是就会来退保。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客户，比如银行，它们相当于向我们买了再保险了，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拿出他的资本，但他们知道我们手上有很多风险，所以他们怕我们亏损巨大后，没有偿还能力。于是就在市场上做了很多的行为，让我们手上所有的金融风险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动，于是我们每天都在亏本。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90%至95%的资本，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7大工业国亏损掉的。”黄奇辅说。

　　一天接一天的亏损中，以麦利威瑟为代表的管理层开始了大量的自救活动，但终究未能再有奇迹。因为LTCM的规模实在太大，其管理的各类金融衍生品已超过10000亿美元的规模，如任由其亏损，它最终将带着这些巨大的风险砸向整个华尔街，并带来更加灾难重重的影响。

　　LTCM日益下落的时候，黄奇辅在高盛时期的老板，其时已是高盛共同董事长的科赞，开始和LTCM亲密接触。“我在高盛的时候，科赞给我的业务之一就是要建立数理模型，使高盛能在此方面和LTCM竞争。所以，LTCM出事之后，科赞就很有兴趣和LTCM合作。”

　　科赞提出的方案是，高盛帮助LTCM解决资金的问题，但LTCM要将至少50%的股权交给高盛。LTCM接受了这个安排，但科赞却没能解决资金的问题。同时，科赞还将LTCM的巨大亏损告诉了他的前任，原高盛董事长，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这个消息让罗伯特?鲁宾大吃一惊，紧接着，美国政府开始介入LTCM。

　　1998年9月23日，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了以高盛、美林、J.P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基金的90%的股权，共同接管了LTCM，避免了它倒闭的厄运。

　　一个被认为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巨人就这样轰然倒下。它再次以活生生的事例让世人更加明白了中国人所信仰的那句老话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包括黄奇辅在内的LTCM的天才们，用他们的模型算到了一万种正常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没有算到那一种不正常的万一：不按规矩出牌。比如俄罗斯宣布不再为自己的负债买单。

　　那段时间，是黄奇辅40年来人生旅程里最绝望的日子。

　　当时，他在东京的房租高达250万日元/月，他的三个孩子也在昂贵的国际学校念书。以前，不但这些费用是由LTCM直接支付，而且他还在LTCM有一比巨大的财富。但现在，仅仅这些必须的支出就已让他感到难以承受。因为，虽然他负责的亚洲市场是LTCM唯一没有亏本的业务分支机构，但他的遭遇却并不比LTCM的任何一个合伙人好。他投入到LTCM基金的几乎所有财富，也与LTCM曾经的辉煌一起成为了历史。

　　“LTCM从经营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规定，合伙人应将赚到的钱大部分继续投入到公司的基金中。但事实上，大部分人是将赚到的钱全部都投入到了公司中。”如今黄奇辅可以哈哈大笑地和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形，但当时，其承受的压力以及失落感都是难以言表的。

　　1999年8月初，黄奇辅与几位合伙人一道，离开了奄奄一息的LTCM。开始了新的，注定会有一段艰难曲折的旅程。
走罢艰险又出发

　　短暂的挫败感之后，似乎天生无惧挑战的黄奇辅，从自己在LTCM的遭遇中看到非常积极的一面，并很快重新开始。

　　“这个经历让我受益匪浅，LTCM的创始人都在商业领域有很多的经验。我进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习和吸收了他们20多年的经验，然后又有机会建立亚洲的业务，从无到有，这个也很宝贵。LTCM的巨大亏损，我也身临其中，这是一个很昂贵的经验，但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他说。

　　带着这个昂贵的经验离开LTCM后，黄奇辅与斯科尔斯重新成立一家名为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新公司。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两个人都是学者出身的背景，而且刚刚遭遇过巨大的失败。一方面是背着巨大亏损的包袱，一方面要背着学者不能做生意的包袱。”他回忆说。

　　经济上的压力也十分巨大。最初，他们的基金只有4500万美元的规模。而要开展这个被公认为是金融高科技的业务却需要大量的投入，不但要找一批高素质，价钱贵的交易人才，还要购买很多先进的系统设备，要有一些写程序的人，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钱。

　　最初几年，公司很难有什么利润。“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这个事业到底还能维持多久。”黄奇辅说。

　　或许是为了验证那些由自己一手创建和完善的数理模型的正确意义，或许是为了打破学者不能做生意的咒语，或许是要找回那些原本就不该失去的荣誉。黄奇辅和斯科尔斯坚持下来，并在第三年的时候，将公司带到了不再担心明天怎么办的新台阶。

　　当年，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基金到达10亿美元的规模，开始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向上发展。

　　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业务基本上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相同。即通过一系列的数理模型，去依靠对投资组合的平衡和控制赚钱。“我们的收益，你如果算相关系数，它和证券市场、和利率的相关系数都几乎是零。另外，我们的收益和对冲基金指数的收益，相关系数也几乎是零。”黄奇辅说，“我们的业务是以债券为主，证券为辅。大部分业务都集中在债券领域，债券领域又是以国债为主。操作工具基本上都是国债和利率交换。主要是7大工业国的国债和利率交换。”

　　黄奇辅认为，LTCM所留下的最大教训是：不能有那么多的风险。他说：“当时，我们每年的报酬率都是40%到50%，你要有那么大的报酬，就要有很大的风险，要运用很大的杠杆原理。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此，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成立后，他们极大的降低了对财务杠杆的使用，以尽可能降低风险。这虽然给他们的起步带来困难，因为降低财务杠杆意味着不能把有限的规模做大，并且只能获得比较低的收益率，但这样的安排，却非常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并赢得更多相对保守的投资人的支持。

　　“我们极大的减低了风险和利润期望值，尽量少用杠杆原理。我们现在的报酬率大概是10%。7年多都是这个水平。我们现在每一块钱的资金，手上的风险大概是长期资本时代的1/4。当然，报酬率也是那个时候的1/4。但我们这个业务是一个可以很持久的业务。”黄奇辅说。

　　黄奇辅坚信，只有真正为市场提供有需要的服务的公司才可以有条件持续发展，而他们则正是在为金融市场提供着有需求的服务。

　　他以一个稻米的例子，通俗易懂地解释了LTCM和他所创办的公司的业务，在金融领域存在并发展的道理。他说：“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很久了。我们都知道，人们对稻米的需求很平稳，每个人每天需要一点。当然也会有变动，比如说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但是你去看他的供给，一年只是几次而已，因为必须到收成的时候才可以上市，而且都是集中上市。等到稻米上市的时候呢，种稻米的农夫就要考虑一个问题：要把稻米卖给谁？个人不会一次买一大堆稻米到家里来。那么农夫就发现原来这个稻米不能直接卖给他的消费者，因为他是一次性集中供给，但消费者却不会一次性购买。于是，这里就有一个商机。批发商出现了。他知道这里既有需求，又有供给，但这个需求和供给却不对等。批发商怎么赚钱呢，他是赚取这个不平衡中的差价。比如，他会和农夫说，你如果现在不全部卖掉，你的稻米恐怕会发霉，因为你不会管理等等，而且，你不卖，如果下一年收成很好，稻米的价格就会大量下降，这样你就会破产。于是，农夫就会低价卖给他，他呢，就会收过去，存起来，每天卖一点，如果有差价，就可以赚到钱。”

　　从稻米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供给和需求有很多自然的不平衡，而且不平衡的两边都有风险，比如，在稻米案例中，个人买不到合适价格稻米的风险，农夫的稻米卖不出合适价格的风险。大家都是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如此，一个潜在的需求就出现了：让两边的风险降低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于是，批发商应运而生，它可以通过专业化的集中收购和零售去平衡或者说调剂这种自然的不平衡，并且让两边的风险降低，他自己也可以从中通过差价，赚取到一定的回报。

　　黄奇辅的公司所做的事情，正好是在金融市场的自然不平衡中扮演了一个“批发商”的角色。他说：“金融风险的供给和需求也是经常的不平衡。我们就是在不平衡中间提供一个服务，在金融供给多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下跌，我们把这些金融风险买下来，然后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金融风险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冲掉，我们所赚的就是差价。”

　　目前，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除了在香港股票市场投资了一些在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外，未在中国开展任何金融交易，但黄奇辅和他的同事一直对中国经济保持高度的关注。

　　他说：“我们的投资大部分是在7大工业国里面。但是，7大工业国的经济都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如说物价、经济成长等等。”他说：“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们必须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保持高度关注。不仅是我们，对任何一家比较大的公司而言，不管他在中国有没有业务，他也必须高度关注中国。”

　　黄奇辅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1993年，当时，他在高盛工作。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大陆，现在，依然每年到中国大陆2到3次。

　　“去年，来了4次。”他说，“我每次来，都会跟一些政府、银行界的人士了解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观点。”

　　当我们谈到假如当初不离开学界，他会是最有希望为华人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荣誉的人选之一时，黄奇辅十分谦虚地说，谢谢大家的看法，不敢当。“我觉得受宠若惊，很惭愧，你们有这种看法。”

　　他说：“诺贝尔奖的获奖人，大部分人虽然看起来是他们做了一两件大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看你从年轻一直到年老这几十年的成就，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也不敢想。”

　　进入商业商界，也同样是他所没想到的。“是高盛给我机会，是一系列的巧合使得我离开学术界。”黄奇辅始终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将自己很多经历，包括在长期资本的学习和磨练都看成是幸运，一连串的幸运。

　　“我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一连串的幸运。”他说。

　　“一连串的幸运”下来，如今的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百人团队，基金规模达50亿美元(截至2007年7月)的重量级基金公司，并且得到一批重量级客户的加盟，成为了华尔街的新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