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站错队”：欲扭转庐山会议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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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6 14:31
•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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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庐山会议（资料图）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部委负责人。会议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纠“左”。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另外，也有不少与会者不愿意多讲缺点，认为纠“左”已经过头，使干部、群众泄气，出现了右的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为界，将会议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神仙会”，气氛比较宽松；后期“反右倾”，变成一边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会”阶段，“秀才”们（当时一般指参与为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大都表现出对前段“大跃进”的否定和对继续深入纠“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们大都与某个积极促进“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发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办副主任等职。他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官司”在庐山打到了毛泽东那里。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到四川进行蹲点调查。在新繁县大丰公社近四个月的调查中，田家英掌握了这个所谓“高产丰产”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党内通知）下达，信中特别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讲真话两条。这两条所涉及的问题当时在四川普遍存在且争论激烈。但毛泽东的指示信被封锁，四川省没有在县级以下传达。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锁，在蹲点公社广播了指示信。
　　这样，大丰公社在密植问题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四川省委会议上，因为田家英反对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发生了争论。最后省委决定，全省继续实行高度密植，只是让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点。
　　上庐山后，田家英把公社浮夸虚报产量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与田家英发生了争吵。在开小组会时，田家英谈到下面受压而虚报产量等问题时，组长李井泉批评了他，以致讲不下去。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没有明确判定谁是谁非。

　　李锐和柯庆施
　　李锐自1958年初担任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庐山会议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在庐山，李锐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矛盾尖锐。
　　据李锐回忆，矛盾在1958年春就开始显露。3月的成都会议期间，柯庆施找到李锐，要李替他写一篇文章，主要意思是教育和文化的“大跃进”、大革命。李锐勉强写了一两千字敷衍，效果不好。此后，柯庆施曾对人说：李锐的文章没有写好。5月，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地区计划会议，工交部门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聚集上海，帮助华东地区制订1959年的“跃进”计划，李锐代表水利电力部参加。会上，华东地区钢的指标涨到600万吨，而李锐却泼了冷水，认为电力无法保证。柯庆施很不满，多方做工作，李锐仍然坚持己见。之后，李锐还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按华东地区的计划，全国缺电要在100亿度以上，认为计划没有留有余地。此信没有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在此次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于7月20日的小组发言中特别提到：华东地区600万吨带头，就想得过高了，远远超过客观可能。这些话应该说是针对华东地区的负责人柯庆施的。23日，毛泽东讲话后的两三天里，会议形势急转直下。这期间，柯庆施曾在吃午饭时过来和李锐干杯。李锐大声说：柯老，你是见过列宁的人，何必跟我们后生小子过不去，并转回餐桌不予理会。

　　陈伯达和叶飞
　　陈伯达自1939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庐山会议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他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矛盾所见叙述不多，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著的《我的“文革”岁月》中叙述：“‘大跃进’时期，陈伯达到福建蹲点，以‘钦差大臣’自居，对福建省委指手画脚，乱提意见。叶飞看不惯他的某些做法，顶撞了他，两人发生争执。叶飞直率地说他是‘书生之见’。陈伯达回北京后，向毛泽东告了叶飞一状，但毛泽东没有表态。”
　　对此事的另一种记载是：1959年一二月间，陈伯达回到家乡福建晋江地区，在南安南厅乡满山红大队居住20多天，参加工作组进行蹲点调查。2月26日，他写信并通过福建省委报告中央和毛泽东。信中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闽南土地千差万别，农业生产不能一刀切；制订农业生产具体计划应该同群众共同商量决定；晋江地区为提高穷村和山区收入水平，采用挖肉补疮的办法去填补，有平均主义；在解决社员报酬问题上，应使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