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帅中刘伯承最先被打倒：与彭德怀早有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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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2-19 11:11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一起（资料图）

　　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军事院校被斥“大本营”横遭“反教条”

　　风暴冲击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随即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淡出军界中枢。

　　军事理念各持己见历史误会无缘面解

　　不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但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而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随着军队任务发生霄壤之变，加之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者个人专断作风渐生，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

　　同是国家“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么子打吗？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指挥红军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当时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到了“土洋”之争的前台。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带，地势开阔，既便于集结部队，又便于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第三师向南丰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三百余人。敌军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火力网，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记述自己“昏则家卧，清则外游，但淋漓天候竟不许可”。8月6日，他致信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原来就是残疾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使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学院这么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中将任政委。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决策中枢的林彪主持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斗争推向了高潮。他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要求“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对于军队院校工作，他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

　　彭德怀也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在军委主要领导会上严厉地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说的红军时期教条主义逼死过革命同志，其实也是一场误会。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争执后来发展到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谁也没料到，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四方面军最年轻的军长折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事，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的；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多说什么，只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残酷，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4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竟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老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1953年军内制定颁布，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音刚落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和帽徽关押起来，后来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申辩。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烈焰蒸腾，斗争完全偏离了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的哟！”这些话，对于当时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有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接军委指示，刘伯承拖着病体回到北京。回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未眠，左眼球红红的。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协和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己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难受，赶到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深明大义的刘伯承坚持带病出席。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但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屈、违心处，刘伯承即语调哽咽，几不成句。检讨罢了，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总算过了关。

　　但刘伯承检讨想保护一批同志的愿望却未实现。事情发展越到后期，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接连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均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有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

　　一代战神挂印罢官是非功过后人评说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家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院长廖汉生将军喟然长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呵！”

　　刘伯承就此进京闲居，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军事院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悼词中特地指明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全部彻底予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