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蜜社小甜心视频:山海割不断的血脉2

    一

    【采访1】 渔民

    就是要预祝新一年风平浪静，吉星高照，还有个好收成！

    【采访2】 渔民

    放海灯古时候就有，俺家老太爷说，最少已经传了两三百年了。

    【采访】 大连市史志办研究员 王万涛

    最迟在明代就有了天后宫，比如旅顺的就比较早。大连地区，天后宫的分布主要在一些靠海的集镇，庄河天后宫、复州天后宫、旅顺、金州、小平岛，分布面广，凡是沿海集镇地方都有。金州天后宫在清代属于规模最大（的天后宫），建于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金州天后宫就是山东的船帮集资兴建的祭祀海神娘娘的庙宇，但是它还兼有山东船商集会、仓储的功能。

    【采访】 大连市史志办研究员 王万涛

    民间习俗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随着人群的移动，习俗必然要由原先的地方带到新的地方。比如大连地区从汉代开始移民，中原的文化随着移民一并带到大连地区，一些中华民族传统的习俗，春节、元宵、清明、端午，这样的重要节日在古代就有比较详细的历史记载。

    【采访】 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董志正

    在诸多港口考察之后，觉得大连和旅顺的位置正好处在半岛尖端上，中间距离很短，这样的话，对防护渤海、防护进军是十分有利的。所以才决定在这里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海防，甚至包括大船坞的修建，成为北洋水师的根据地之一。

    【采访】 大连工运史专家 刘功成

    应该说这样一批大连最早的工程技术人员，为大连近代工业奠定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旅顺港口的修建，要建立拦潮大坝，在风浪中操作风险非常大，常常被卷入水中，有许多工人因为事故献出了生命，包括外地来的，水土不服，有十几个人牺牲了生命，但是姓名也没留下。

    【采访】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林拓

    从人口上讲，这样一些从事工程、技术的移民，来这里大概有近万人，如果再加上英德法相关的一些人员，大概有一万多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不亚于当时当地的人口，所以在旅顺这个地方，从一个渔村，一夜而成为一个城市。

    【采访】 旅顺博物馆研究员 王珍仁

    旅顺沿“十字街”每天都有粮市、草市、牲畜市、菜市、杂货等，由于店铺林立，很快成为有一定规模、商贾云集的大型农村集镇。大批河北、山东和旅顺周边地区的农民脱离了土地，走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藩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活的城市居民。

    【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虞和平

    我认为，没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和沙俄的侵入，旅顺、大连这个地方随着后来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现代化也会发展起来，只不过可能会在速度上、规模上、产业结构上有所不同。

    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海边就会亮起点点烛光，一只只微型灯船轻轻地漂入大海,海面上好像撒下了无数颗金黄色的星星。这时岸上会响起鞭炮和唢呐的声音，璀璨的焰火漫天绽放。

    这是农历正月十三，据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在这天大连沿海渔民们都要到海边放海灯。

    大连地区渔民敬奉的海神娘娘，其实就是“妈祖”。“妈祖”的原型名叫林默，是五代十国时期福建莆田沿海地区的人物，因救助海难而献身，死后人们立祠祭祀，从此开始了对“妈祖”的崇拜信仰。从元朝到清朝，我国沿海地区先后修建了很多海神庙，在大连黄渤海之滨，凡是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城邑，也都有这样的庙宇，名称大抵叫天后宫、娘娘庙或者是天妃庙。

    没有人会知道，原本萌生于中国南部沿海的海神崇拜，是如何逐渐被大连地区的人们所接受。但也正是这些原本萌生于外地、扎根于乡野的民间风俗，勾勒出今天大连市民文化的原始风貌。

    这些习俗与我们祖先的血脉相依，在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传播、融合、变化，成为一个地方百姓们的普遍文化认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共同的文化土壤上，一代代移民用血汗筑起了我们今天的城市，于是这座城市就像孩子一样慢慢成长，逐渐有了自己的性情，不管风吹雨打，哪怕惊涛骇浪！

    二

    1876年，清朝光绪皇帝登基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旱席卷山东、直隶、河南等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旱区。旱灾引发蝗灾，蝗灾之后又瘟疫横行，中原大地人口锐减，满目疮痍。到了灾难的后期，国库空虚的清政府竟然无力援助灾民，只能听之任之。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从这一年开始急转直下。1876年2月，近邻日本逼迫当时的朝鲜政府签订了所谓的《朝日修好条约》，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半殖民地，大清帝国的东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面对日益逼近的战争阴影，清政府不得不在扩充北洋水师的同时，在山东半岛的威海卫以及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和大连湾，修建陆上防御工事。

    从此，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旅顺口的海面上，飘着龙旗的舰船往来不断；通往港口的山路上，出现了装饰讲究的车马冠盖。从山东、河南、河北等省招募来的工人多达万人，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外籍工程师的指导下，逐渐学会了操作大型机器，使用先进工具；而从上海和天津聘用的数百名熟练工匠，成为修造船坞和炮台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在大连地区的移民史上，这些工匠几乎是沧海一粟，但这一点点的微光，却照亮了大连地区进入大工业时代的航程，一个近代工业城市的雏形在他们的一锤一斧的劳作中逐渐形成了。

    1885年，在军机大臣吴大瀓和秦清的力主下，旅顺口架起了一条经凤凰城边门外到当时的朝鲜国都汉城的电报线路，这是中国最早的跨国电信设备之一。1888年，随着始建于1879年中国北方最早的自来水设施“龙引泉”的完工，旅顺口的军民们喝上了自来水；1890年11月9日，旅顺建成了船坞电灯厂，船坞内外亮起电灯。

    这就是清朝末年大连地区的社会风貌。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旅顺口已发展成为市井繁华、交通便利、常住人口达两万的近代化小城。而在不远的金州，据《大连通史》记载，当时共有商家300多户，金州城内就有164户，街头摊贩甚多，出售布匹，贩运猪、鸡、鱼、蛋、菜、果等的行商数以千计。

    这个时期，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土地上，著名的西进运动已经进入中期，很多来自英法等国家的移民走进广袤的西部，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快速发展。如果旅顺口和大连也沿着这样的轨迹前行，也许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会发生改变，但历史不容假设。1894年9月，黄海深处的隆隆炮声响彻天际，还陶醉在辽南和煦海风中的工匠们不得不直面战争的残酷。在日军登陆旅顺口的1894年11月21日这天，这些工匠们和他们辛辛苦苦建起的旅顺口一起，遭受了灭顶之灾。

    【采访】 《大连晚报》特约记者 黄本仁

    那时兄弟俩才十几岁，当时周文贵的大哥背着他们的妈妈，带着弟弟们，还有一些乡亲一起往外跑，躲避日本兵。尽管拼了命地逃跑，但是，日本兵还是追了上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竟然没有动手杀人，就这样，周家人得以幸免于难。

    【采访】 周文贵的曾孙 周利

    这就是周家在旅顺的老宅，这个是周家的一个主体建筑，在它四周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是建了80间民宅，所有房门都是朝外盖的，是供给贫苦老百姓免费居住的。

    【采访】 大连市史志办研究员 王万涛

    城市建设之初，他先把老百姓迁出去，之后把市区规划三个功能区：行政区、欧罗巴区(含商业区和俄国人住宅区）、中国人居住区。城市的建设者就是他从山东以及其他的一些地区招募来的工人，这些工人是大连真正的建设者，我们大连从诞生那天起就是由我们的工人阶级用血汗建设起来的。到了1902年，大连城市人口是4万人，基本构成是以中国人为主。

    【采访】 《大连晚报》特约记者 黄本仁

    当时正好南方打仗，还有天灾、水灾、旱灾不断，很多工人失业、农民破产，所以不少人需要找活干，好活下去呀，日本人就利用这个，派汉奸工头用欺骗手段招募华工来大连。

    【采访】 《大连掌故》作者 韩悦行

    他们弟兄俩人好、活好、人的口碑好，所以他们铁匠铺的生意越做越大。

    【采访】 旅顺博物馆副馆长 王若

    现在所说的大连八大家，并不包括周家，但是周家才是真正的首富，东北首脑张作霖当时开办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到周家的企业实习，遍布全国，所以后来称周氏兄弟是“东北民族工业之父”是有原因的。

    【采访】 《大连晚报》特约记者 黄本仁

    他亲身经历过旅顺大屠杀，又亲眼看到日本人在大连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他能不恨吗？他是有山东人那股子热血和豪气的，他是爱国的。

    【采访】 《大连晚报》特约记者 黄本仁

    他看到了当时旅顺发生自然灾害，他毫不犹豫拿出钱，到黑龙江、到吉林去买大批高粱玉米，包括小米粉。一共买多少呢？买上28个车皮，就是火车皮，从北面运到旅顺，运费相当高，他也不在乎。一到旅顺马上散发给旅顺的平民百姓，所以旅顺老百姓到现在为止，老一辈人都知道感谢周家的恩德，他们告诉下一辈子孙，永远不忘周家炉。

    【采访】 《大连晚报》特约记者 黄本仁

    周家炉被迫停产，日本人特别高兴，认为这下日本人封杀彻底成功，你周家炉肯定低头。日本人以为周家炉完了，周家炉可贵，就是不低头，就是为了维护民族正义，明知日本压迫我，我不低头。怎么办？干！继续干！就是化仇恨为力量。

    【采访】 旅顺博物馆副馆长 王若

    周氏兄弟有着山东人特有的性格，他们勤奋而又充满智慧，为人仗义而乐善好施，在大连地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他们受到工业化的熏陶，不保守，敢于创业，勇于学习，终成大家，他们是大连民族企业家的代表。

    三

    在1894年那次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当中，有一对亲兄弟侥幸逃生，他们就是周文富和周文贵。

    周家到旅顺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嘉庆年间，他们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周家大疃，如今在甘井子区和普兰店市，都有周家同根同宗的分支。在闯关东的后裔当中，周文贵和周文富兄弟无疑是出色的。他们有着淳朴善良与坚韧不拔的性格，同时又在大连最早领悟了近代工业的文明先声，也许这就注定会成就一番不同常人的事业。

    侥幸逃过1894年那次灾难之后，周文富被俄国人招去，成了旅顺大坞上的一个铁匠，弟弟周文贵则在旅顺以赶马车谋生。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阻断了旅顺口自主步入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却又使辽东半岛南部地区成为日本和沙俄两个列强争夺的宝地。那时的大连还不是一座城市，但已经有40多个自然形成的村庄，包括今天青泥洼、香炉礁、春柳等地，都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1898年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1899年的9月，大连商港一期工程开始动工，几乎同时，城市规划和建设也迅速展开，野心勃勃的掠夺者要在这里建造一座新城。

    1904年，沙皇俄国的梦想还没有完全实现，日本人就打了回来，战败的俄国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大连这座刚刚起步的城市。

    日俄战争后，侵占旅大的日本人在原来的基础上，围绕他们的所谓“大东亚梦想”继续扩建城市。为了弥补大连本地劳力的不足，日本人又开始在中国灾害频发的山东等地，大批招募工人。

    在农村，工头们欺骗农民说：“到大连给洋人干活，吃大米、白面、猪肉粉条，住洋楼，有戏院和澡堂，一天挣好几块钱。”对于因为连年战乱和饥荒，在老家活不下去的山东人来说，这样的条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就这样，前后数十万山东人被诱骗到了大连。随着山东工人数量越来越多，日本人在今天寺儿沟南山上建起了一大片工人宿舍，正式名称叫“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常住华工收容所”，日本资本家又把它叫做“碧山庄”，但劳工们却称它为“红房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周文贵和周文富兄弟从旅顺来到大连，在当时被称作小岗子，就是现在北京街的附近落了脚。小岗子是中国穷苦工人、店员和贫苦市民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之一，两兄弟在这里开了一间铁匠铺，当地人称之为“周家炉”。

    到1910年，周家炉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铁匠铺，而是相当全面的大型手工业作坊了，两兄弟把“周家炉”正式定名叫“顺兴铁工厂”，希望生意一直顺利兴隆。又过了三年，顺兴铁工厂已经成为旅大地区的三大铁工厂之一，与日本川崎造船厂和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鼎足而立。这时全厂职工增至1300余人，可谓盛极一时。1912年，周文贵集资20万日元，又创建了哈尔滨振兴股份有限公司铁工厂，产业逐渐向东北腹地拓展。

    所谓的大连八大家，是指在解放前大连地区的八位华人富商；进入“八大家”行列的标准，是根据日本人规定的资产在200万日元以上的华人，这里面包括刘肇义、郭精义、张本政等八位华商。不过，他们发展产业的共同特点，大多是投靠日本人，以获取政策上的扶持，自然也就不会去得罪日本人，但周家兄弟不是这样。1916年，哈尔滨发起救国储金活动，在同乐戏院召开的市民大会上，周文贵当场用钢刀将自己左手无名指上节砍掉，血书“储金救国，勿忘国耻”八个字。又当场捐献3万多元，会场一时群情激昂。

    这一举动奠定了他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形象，但也由此成为日本侵略者更加公开的敌人。

    就在周家产业兴盛的时候，1914年至1925年间，旅顺十年间连续发生三次大灾荒，加上日本殖民当局横征暴敛、草菅人命，一时间路见饿殍、民不聊生。

    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旅大百姓永远记住了断指爱国的周家炉，也记住了赈灾爱民的周家炉。1918年，站稳脚跟的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加紧打压中国的民族工业，周家的顺兴铁工厂自然不能幸免。

    1928年深秋，52岁的周家炉创始人周文贵，在乘船去往复州湾途中意外溺水遇难，近代东北工业之父爱国兴邦的梦想，从此埋葬在汹涌的波涛中。周文贵的离去，让企业经营变得混乱起来，哥哥周文富勉强维持了三年后，日本商人乘人之危，想以低价收购周家厂矿，周文富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决定将厂矿全部捐献给张学良主持的辽宁省政府。1931年，周文富抑郁而终，享年57岁。自此，由周氏兄弟周文贵和周文富创建的东北最大的民族企业——顺兴铁工厂，就像一叶小舟，淹没在了殖民统治的浊浪狂涛里。

    这就是位于旅顺口区长春街上的周家老宅。经过世纪风雨的洗礼，老房子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鼎盛华丽，只有周家为当地百姓修葺的这口水井，依然清漪粼粼、泽被苍生。

    【采访】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韩树英

    有个露天市场，现在叫博爱市场、小岗子，说相声的、耍把戏的都集中在那里了。那就是像北京的天桥一样，柳琴戏调子都一样，都是山东人，就是分“此地巴子”和“海南丢”。海南丢就是后来的海南人，先到的海南人明清两代领地的都是此地人了。马子沟就是乱葬岗子，沙河口山下有一批乱葬岗，“海南丢活不到秋，死了就上马子沟。”就是这样的，所以瞧不起海南人（山东人）。

    【采访】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韩树英

    大连市的人我说90%都是山东人，此地人和海南丢都是山东人，90%叫海南人，山东是海南。还有一部分人大概是10%叫海西人。什么叫海西？海西就是天津、河北、冀东。为什么大连变成这样一些人？大连本来都是山东人，但是城市生活这一套，海南人（山东人）不懂，在农村种地可以，城市里出点苦力可以，城市这些东西都不是山东人能干的，都是海西人、天津人或者冀东来的人做的。

    【采访】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韩树英

    我在这念的，成绩又很好，给日本人气坏了。因为头一年学日本文言语法，（有）200人，最后老师批卷子，我考第一，81分；别的日本人都没有，校长气坏了。战后我回来以后，日本同学告诉我，校长说，你们怎么搞的，就那么两个中国人，让他们考了81分，不行，你这样子丢死人了。

    【采访】 老码头工人

    王乐堂：一块来了五十多人，都在一块干，不到一年死了一半还多，剩了没几个了。

    周秀云：扛大豆包，扛豆饼，一下扛四块。

    王乐堂：扛不动了，撂了，趴下了，“小鼻子”看见就使皮带抽。

    周秀云：铁块往肩上扛，一扛手都粘到上面，粘完一掀，血淋淋的，那手上的皮都撕掉了。

    陈志：后悔（来）啊，后悔也没办法，你就得受着，回家吧，没有钱怎么办？

    周秀云：相当苦，一天要干五六个车，一个车366包，五个人，一个人搭肩，四个人扛，有时候四个人，一个人搭肩，三个人扛。

    陈志：在红房子你要想跑出去，叫当头的抓住能被砸死。

    王乐堂：有一个姓刘的，在码头叫那个日本人使撬杠，铁的撬杠，一撬杠就打死了。哎呀，打死的太多了，没法说。

    【采访】 邵桂兰

    我那时候遭的罪（老多了），没衣服穿，撕大窟窿眼儿，就揪一揪，那些人都是红房子招劳工在这干苦力，死在厕所，这个死了（那个）把衣服扒下来接着穿，这是我亲眼见的。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人吃人的社会，死人哪有好衣服，他们冻得（扛不住），水泥袋子纸绑一绑，哪有衣服穿。死的很多，龇牙咧嘴的，死在街上东倒西歪的。

    【采访】 邵桂兰

    俺爹得了伤寒病，很厉害，是一种传染病，幸亏有些红房子工人善良的人，把俺爹偷着送到山东老乡的家了，在山东老乡的家里藏了起来，老乡们还把他送到慈善医院，一点点好起来了。

    【采访】 邵桂兰

    我一想起来我从小遭那个罪我真想哭，十二三岁就去缝破麻袋，手冻得在嘴里哈一哈，再缝。没有办法，家里等着吃，穷得等我挣钱。缝不起来开不着饷，哭得在外面给我起个名叫小哭孩，一打听小哭孩，谁都知道。我挣不着钱我着急，我虽然是个孩子，我过穷日子但我懂事，我知道家里妈妈等着我挣钱回去买吃的。

    【采访】 大连市史志办研究员 王万涛

    1942年3月到7月，仅仅5个月时间红房子死掉工人数量达到3500人，要按照日算，每天16个还要多。当然不是每天（平均），多的时候一天死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死掉160多个人，工人就把它叫阎王殿、杀人场。

    四

    1932年，一位从前牧城驿来到大连上学的青年，穿过喧闹的小岗子。那时周家炉的主人已经不在了，工厂的厂房却并没有拆掉。这个青年从周家炉门前经过，前面就是喧闹的博爱市场。

    这个青年叫韩树英，是明朝末年从山东文登移民到大连的韩氏家族的第14代长孙，“文化大革命”后曾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由他编写的《通俗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纲要》两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一直被中国哲学界所推崇。而对于故乡大连旧时的人文掌故，这位如今已经88岁的老人可谓知之甚深。

    年轻时的韩树英是个好学生。虽然家里穷，但为了能让他念好书，将来能改变全家族人的命运，韩家一直咬着牙给他筹集学费。1938年，因学习成绩优异，韩树英考上了当时由日本人创办的大连中学。当时大连中学的学生主要是日本移民的子弟，中国学生很少。

    尽管是日本人的学校，韩树英虽然受到歧视，但总算还能勉强把书念下去，学校的大门外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大连殖民当局为了战争的需要，又扩大了从山东骗招工人的数量，据当时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的董事长相生由太郎在《支那之苦力》一书中供称：“经营中的大连码头，每年吞吐一千万吨以上的货物，全部是用‘支那苦力’装卸的。”随着山东码头工人数量越来越多，集中居住穷苦工人的红房子里很快人满为患，疾病丛生。

    梦想破灭了，苦力这一名词的出现，让人不得不承认，日本殖民用语的准确与残忍，而海南丢一词的出现，更平添了多少失去家园的辛酸。这位老人叫邵桂兰，是跟着母亲从山东老家逃荒到大连的，她的父亲早年就来到大连，在码头上给日本人扛大包，就住在红房子里。

    邵桂兰的父亲，当时也差点死在红房子里。就在邵桂兰父亲睡的那铺炕上，二十多号人全感染上了瘟疫，一个晚上过去，就有几个人再也见不着了。

    为了给父亲治病，十二三岁的邵桂兰就出去干活挣钱，遭罪挨饿已经成了必须接受的习惯。

    在那时，能活下来就算是天大的幸运。据资料记载， 1942年3月到9月， 短短七个月的时间，红房子里的大连码头工人死亡3500多人，有的一天死亡100多人。大连的老码头工人常说：红房子不是用红砖砌成的，而是用中国人的鲜血染红的。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到底有多少人死在红房子里。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座港口的规模在那时进一步扩大，大连街上一栋栋风格各异的建筑拔地而起，一项项城市基础设施陆续竣工。1908年，大连街头亮起了237盏电灯；1909年，第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大连街头；1914年，大连地下自来水管网铺设工程正式交工。这座用移民的血汗甚至生命建起来的城市，正在殖民者的残酷压迫下，痛苦地生长着。而那些山东移民们，则以一种最坚忍的方式，融入到了城市当中，他们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在苦难中迎来新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