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进行曲的音乐:胡耀邦与西藏

据有“左王”之称的前中共“理论家”邓力群（一度有“中共地下总书记”别号）回忆，1980年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邓力群回忆说，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邓力群回忆说，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但尽管邓力群肆意诋毁胡耀邦，老百姓心中却自有一杆秤。胡耀邦，是历代中共领导人在民间口碑最好的前总书记。他的个人品德和政治魅力一直是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楷模。其对于西藏的功德，也不时令人回想。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陈维仁在《人民心中的胡耀邦》著作中，深情地回忆了胡耀邦与西藏的点点滴滴。

陈维仁当时随胡耀邦考察西藏。他说，飞机按预定时间平稳地降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噶机场。胡耀邦、万里高兴地走下舷梯和前来迎候的自治区的同志们热烈地一一握手问好。几位藏族同志向领导同志们献上洁白的哈达。从踏上西藏自治区土地的第一分钟起，我们就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从贡噶机场到拉萨还有一百多公里路程，要跨越雅鲁藏布江，沿拉萨河北上行车两小时。我原以为雅鲁藏布江一定是急流奔腾、浪涛滚滚的大川。其实不是。它江面宽阔，但水流却像镶嵌在浩瀚平沙中的一条碧绿的玉带，沿著险峻的山脚缓缓东去，没有风时，江面平稳得像一面镜子。大自然的奇异风光，引起我们这些第一次来到西藏的人的好奇心。车行途中，大家不断地向陪同我们的同志问这问那。

到达第二天，是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签订二十九周年纪念日。经胡耀邦提议，要在这一天举行一个茶话会，邀请西藏各方面的人士参加庆祝，同时征询他们对西藏工作的意见，动员大家“同心同德建设新西藏”。茶话会一片欢乐，非常热烈。充满了亲密团结的气氛。许多藏族上层人士，穿著节日的民族服装出席了这次盛会。遗憾的是，胡耀邦由于过于劳累，到晚上已发烧三十八度多。没有能够出席。万里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和胡耀邦对参加茶话会的藏族、汉族干部和各方面人士表示亲切的慰问，表达了中央对西藏人民的关怀，并扼要地讲了中央为发展西藏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将要采取的一些非常措施，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

陈维仁说，这次中央领导同志来到西藏，正逢全自治区各地、县的主要负责同志齐集拉萨开工作会议，总结工作，座谈讨论如何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精神的问题。这样，就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直接接触各地、县的负责人，向他们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下边的同志也可以面对面地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问题、意见和要求。胡耀邦生病期间，万里一直在不倦地工作。他分批地把参加会议的地、县委书记们请来座谈，听他们汇报情况，耐心地向他们讲中央的政策。胡耀邦稍有康复，两位领导同志就一起继续在拉萨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访问，同多方面的人士接触谈心。每次座谈会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思想解放。

离开拉萨回北京的头天晚上，胡耀邦在同自治区的同志研究完工作后嘱咐说，中央的方针定了，你们就大胆工作。杨静仁、赵振清都还要留下来同你们工作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随时同他们商量。中央拨给的钱，你们要好好用，每年都要为西藏人民扎扎实实地办成几件好事。明天我们走，你们开你们的会，办你们的事，不要送我们。……

西藏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虽然全区人口还不到二百万，但是，这个地区举世瞩目，特别在同西南亚地区的联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建设西藏，中央下决心对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目的在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胡耀邦在西藏各地亲自听到干部、群众的反映，都一致认为，中央的决策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抓住了要害。好几位县委书记说，他们听到胡耀邦的讲话特别受鼓舞。而对他们鼓舞最大的是指出西藏人民还很穷这个最基本的事实。过去，谁说西藏“穷”，人民生活不好，就说你这是“否定成绩”了。有的藏族干部也不敢反映藏族群众的意见，比如反映藏民不喜欢吃小麦，要吃青稞，有人就问：“旧社会你们吃什么？现在有小麦吃还嫌不好！”等等。现在好了，中央指出了“穷”这个基本事实，并且决心要治“穷”，这就有奔头了。有的说，实行免征农牧业税，休养生息，原来我们连想也不敢想的。一些书记说，只要照中央确定的政策办，保管一两年、两三年，西藏的经济就会有个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很快会得到改善。陈维仁说：总之，从接触到的干部、群众对这次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到西藏解决问题的反映来看，由于中央的政策符合实际，大得人心，西藏地区的发展一定会是相当快的。西藏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

陈维仁说，他与胡耀邦有五年的工作关系，去西藏是仅有的一次跟他外访。记得中央领导离开拉萨前夕，他们一行从日喀则很晚赶回来，当时胡耀邦正与自治区领导们作最后一次座谈，叮嘱再三，向他们道别。即将结束谈话时，胡耀邦顺便问了他们下去有何观感，他简单汇报了两点：一是西藏的自然风光是既“美”又“奇”；二是基层的群众和干部生活确实太苦太穷了。胡耀邦点点头，没说什么。“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胡耀邦等中央领导考察西藏后那几年，在贯彻特殊政策，即“六字”方针（“免税、放开、走人”）中，好的反映居多，陈维仁碰到过几位从西藏回到内地工作或治病的同志，他们对中央关怀充满由衷的感激之情。但也有非议的，说三道四，说“考察”造成进藏干部不安心，思想搞乱了，等等。陈维仁说，在那以后，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及“西藏考察”的话题。直到1988年秋天在烟台与胡耀邦巧遇叙旧聊天，再次提到西藏考察的那次经历。那时，他已“辞掉”总书记一年多，健康状况不佳。交谈中说到1990年将是去西藏满10年了，到时我想再去一次，看看十年后到底变化多大。他听了很高兴，欣然赞成我的设想。

当时，他们交谈的话题颇多，单凭涉及西藏那几句问话，足见时间虽已过了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的年代，耀邦这位可敬的永不放弃国计民生大事的革命老人，仍在关心著那块他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神秘”土地——西藏。那次交谈不久，胡耀邦就不幸辞世了。陈维仁后来也再没去西藏。可惜，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句老话：“人存政举、人亡事废”。

陈维仁还着重回忆1984年春在北京开过的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这次座谈会，是胡耀邦亲自提议召开的，由中央书记处主持。会议的具体成果如何，是否也受到过什么“干扰”陈维仁说“讲不清楚”。“但我确有根据这样说，这次座谈会留下了丰硕的思想成果。这种成果，对我们的民族工作，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至今都还值得从事这些方面工作的同志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为什么要开这个座谈会，如何把这次会开好，座谈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胡耀邦都有很具体、很周到的思考。

在追忆这次座谈会之前，不妨先回顾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简言之，这个会欣逢盛世，乃“治世之正道”也。从1980年到1984年这四五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乱而后治”的一个巅峰时期。就全国范围讲，已胜利完成“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历史大转折，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已进入第3个年头。此时的改革开放事业，正方兴未艾地向前迈进。尽管思想解放的道路上仍有不少“暗礁”，或者说是节外生枝的阻力和干扰，党和国家的面貌确实有了很大改变。人们都在说，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为了争取各方面（包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党中央决定今后数年要在全国范围分期分批公开进行整党，以继续提高党的领导威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此时召开，并非只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全局的需要，它不仅推动了西藏工作前进，在一定意义上，这次会议及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还为整党工作，端正党风与政风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

从“西藏考察”到“西藏工作座谈会”， 陈维仁所憾者，就是对后者，没有像上次去西藏考察那样的机遇和亲身感受，连信息都是两三个月后从当时书记处研究室发给“阅读”的一份《情况通报》上得知的。《情况通报》只刊登了胡耀邦在“座谈会”上的七次讲话的“摘要”。陈维仁所知道的有关会议情况和讲话内容，主要就是从那份已成“历史档案”的材料中得到的。

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三七二期）刊登胡耀邦七次讲话“摘要”时有这样一段“按语”：“胡耀邦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第二两部分，提出为了把西藏工作推向前进，必须对西藏情况来一次“再认识”。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具体、深刻地阐述了自觉地对客观事物和我们的工作进行“再认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进行这种“再认识”问题，它对于各地方、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在抓好经济建设和整党两件大事中，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工作，走改革的路，努力开创新局面，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现特刊出，以供阅读。”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并注明“本期《通报》发至省、军级，可翻印至县团级”。可见，当年知道开过西藏工作座谈会和耀邦讲话内容的人还是不少的。

会议开始，胡耀邦有这样一段话：“请了你们这么多同志来，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和你们一起专门座谈西藏工作，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也是西藏解放以来的第一次。请你们来干什么？第一，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任务；第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不是说西藏发生了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应当肯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和中央对西藏工作指示精神的指引下，这几年的西藏工作，总起来说是有成绩的，自治区党委和各级领导，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辛辛苦苦做了工作，是出了力的。那么，请同志们来干什么呢？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们，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了一些对西藏工作的反映和意见。有党内同志提的，也有党外同志提的，有在北京的同志提的，也有在西藏工作的同志提的。其中有些意见，可能过分一点，但是我们书记处几位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许多意见都很值得重视，值得中央重视，也值得你们重视。听说有些意见你们也知道，但是不大赞成，或者感到委屈，甚至有些同志有点气愤——怎么把西藏工作说的一无是处啊！最近还有些传闻，说中央对西藏打算如何如何。这纯属妄测，没有那回事。但是，既然有不少反映，又有种种想法，那就索性请你们来，当面座谈一下。或者说，中央书记处同志和你们一起，把西藏的情况，把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再深入研究一下。用一个哲学名词来说，就是对西藏的情况和工作问题，来一次‘再认识’。”胡耀邦讲话，一如既往，“话如其人”，符合他的性格特点。这段话更是如此，生动地再现了他一贯“从谏如流”又“循循善诱”的领导风格。像跟老朋友话家常，用轻松平实的语言，把一件大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以往工作中，人们曾不止一次地听他讲过，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党的高级干部，要学会尽量用“轻松的形式”去解决“严肃的问题”。“西藏工作座谈会”可说是一个极好的典范。

针对西藏的情况，中央决定用开“座谈会”的形式去解决存在的问题，是胡耀邦的“点子”。会上他有一段回顾决策过程的话是这样的：“原来曾经设想，派几个年轻的同志去西藏了解一下。但是中央书记处年轻的同志太少了，只有两三位，其余的同志都是六十岁以上，能去的不多。这个办法不行。所以还是请你们来，索性多来些人。一方面中央书记处同志可以和你们一起认真谈一谈，一方面还可请你们到这几年经济建设发展较快的江苏、广东等地去参观。参观有两个作用：一是休息休息，二是对重新认识西藏有好处。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有利于开阔眼界，多方借鉴。因此，人来多一点，时间也可以稍长一点。”

胡耀邦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担任党的总书记后经常讲党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话题，其原因，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党的历史上，教训太多了。这个制度是真实行，还是假实行，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在高层领导人中，胡耀邦应该说是一位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西藏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他说：“会议怎么个开法，刚才启立同志讲了，先听你们汇报。汇报的时候，别的同志可以插话，也可以提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不是坏事。要把一件事情搞好，就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党内对于某个问题的认识，某项政策的制订，某些经验的总结，有不同意见是经常的，也是正常的。只有经过反复讨论和比较，才能求得统一，归于正确。五十年代，苏联人喜欢讲一句话，说中苏之间‘没有丝毫的意见分歧’，‘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假话。”

胡耀邦“以苏为戒”的话，主要是警策自己。他说：“一点意见都没有？一丝一毫都没有？不可能的嘛！有不同意见，经过比较分析的研究和讨论，摆事实，讲道理，取得一致，这才是符合思想认识的发展规律的。我们所以需要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个缘故。应该允许不同意见，讲错了也不要紧，不记帐。不能因为人家讲了点不同意见，就问人家为什么前几天不讲呀？去年不讲呀，这次才讲呀？人家原来不敢讲，或者不好意思讲嘛！今天讲出来就好嘛！”胡耀邦说：“座谈会最后，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要通过一个《纪要》。这个‘纪要’经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作为中央文件，你们带回去，今后西藏工作就按这个文件精神办。”

胡耀邦的这些话，我以为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最好的诠释。西藏的特殊性究竟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胡耀邦系统地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讲到历史、文化、宗教，以及一般国内外人士对西藏的传统印象。他说：“由于各方面的特殊情况，西藏在世界广大人们心中是个很‘神秘’的地方，为世界舆论所关注。这里一旦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舆论反映快得很。北京出点什么事，有时还不大引起注意，而拉萨、日喀则出点事，外国报纸就大登特登。尤其是那些对中国不友好的人，总想插手。”他说：“因此，我想再强调一下这个观点：一是西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比全国其他省市区都更加特殊；二是这种特殊性将长期存在，需要上百年或者几百年才能逐渐消失。我们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门的同志，尤其是在西藏工作的同志，究竟对这点认识够了没有？是一个很值得认真想一想的问题。”

胡耀邦说，特别是西藏的同志，你们处于这种情况中，在思想上应该注意什么、防止什么呢？他说：“在我看来，你们是不是在有些问题上，担心太多了一点？而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想得不那么够呀？我看你们无非是‘四个担心’”：第一，担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或者说害怕不能用同内地一样的模式来搞社会主义。脑子里总有这么一个阴影。这样一来，首先就把自己思想束缚住了。第二，担心党的领导会不会削弱。第三，担心宗教的影响会不会愈来愈大。第四，担心有朝一日会不会重新出现大叛乱。对这些问题，如果想得太多，考虑太多，不联系相关的条件，不结合西藏的特殊情况和实际需要，而是孤立地加以强调，那就很难真正解放思想了，也就不可能认真思考另外一些本来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了。结果你们担心的那些问题，反倒不可能真正解决。”

哪些才是应当更多思考的问题呢？胡耀邦说：“我看你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想得不够，至少兴趣不浓。”胡耀邦指的“三个兴趣不浓”：第一，是对如何“因地制宜”按西藏的特殊条件和广大藏族同胞的接受程度把西藏的经济搞上去兴趣不浓。第二，是对要认真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做好宗教工作兴趣不浓。胡耀邦问大家，平时你们对这方面，是主动积极去开展工作，还是消极被动的呢？他说：“在西藏，如果你们不能积极热情开展工作，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所以，你们对统战工作的兴趣，一定要加强。”“我们同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总是有很多差异的。但一定要注意，多找共同点，突出共同点；而不要突出差异点，突出分歧点。要看到那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一是爱国的，是拥护祖国统一的；二是想把西藏的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胡耀邦问大家，你们对西藏的固有文化，包括语言、文艺、历史等等，兴趣浓不浓？“如果不认真保护和发扬西藏固有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西藏的文化建设就没有根基，就会丧失其自己应有的特色。”胡耀邦特别强调，要大家注意：“决不能忽视甚至抹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特点。因此希望西藏的同志，对于西藏的历史、语言和文学艺术中的一切优良东西，一定要尊重、保护，并且认真扶植。”

关于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他还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汉族干部如果不尊重人家，甚至想用汉族文化去取代人家的文化，肯定是要碰大钉子的。首先应当尊重人家的东西，再同人家一道，精心加以分析，区分哪些是优良的，哪些是落后的，然后再经过人家自己，发扬优良的东西，抛弃落后的东西。这才是对待民族文化问题上的正确方针。”胡耀邦批评道，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在我们文艺界的某些同志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他说：“我们进藏的汉族干部，究竟有没有这种观念？我看不单单在西藏，同样在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尊重民族文化的观念很可能是非常淡漠的。”

胡耀邦讲完“四个担心”和“三个兴趣不浓”后，深情地说：“我主张你们翻一个个儿，把‘三个兴趣不浓’搞浓起来，而把‘四个担心害怕’大胆放下。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你越害怕丢掉的东西，越是缩手缩脚抓住不放，就越是会丢掉；而当你思想解放，视野扩开，索性把单纯怕丢掉的心理抛掉，反而随著整个事业的发展，更加牢靠。几十年来，我们就有这么一条经验。比如多年来一股劲只抓粮食，却老是缺粮，索性放开了，不是只想粮食，而是多种经营，粮食反而多起来了！这难道不是生活的辩证法？”

最后，胡耀邦一段总结性地说，“同志们，你们丢掉‘四个担心’，提高‘三个兴趣’，就有可能使西藏工作大进一步，你们的思想水平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党的领导下，使西藏逐步富裕繁荣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碰到过的艰巨任务，是‘困难又特殊的’，又是‘特别崇高的任务’。”

这段话也是胡耀邦在“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主旨讲话的结尾。今日读之，犹感那位曾对西藏人民、对西藏的改革与发展前景充满期待与祝福的人的那颗炽热心脏仍在强有力地跳动，他激越昂奋的话音还在中国大地回荡。

人们都知道，胡耀邦是不讲“套话”的，并十分厌恶那种“党八股”恶习。这里引的最后一段虽也多少有点“套”气，但很“提神”，很鼓舞人心。也因此，，西藏两百万藏族同胞将因他的“期待与祝福”而永远地怀念他！

胡耀邦与西藏，虽然时过境迁，但耀邦的精神却将长久地照耀那块神奇的土地。回忆耀邦和西藏的感情，可以用“自由”、“民主”、“人权”六个大字来概括。没有自由的思想，就不会有民主的理念，更不会有人权的概念，只有专制、极权和谎言与暴力的泛滥，这个世界也将永远没有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