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卡门有多少段合唱:谋杀毛泽东：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真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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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杀毛泽东：林立果“五七一工程”真相 2
2008年03月03日 07:45解放日报网
八、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十一、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诲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十四、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
2008年03月03日 07:45解放日报网
八、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十一、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诲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林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十四、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