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成cody:“三遇”启示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19:10:15

“三遇”启示录

  昨天中午,与朋友一起吃饭,他说起去日本旅游的印象与感想。这是我在半天之内,第三次与“日本”、或者说“日本问题”——相遇。

  一遇

  早晨上网,看到崔永元与《中国青年报》记者的对话,话题是崔永元已经拍摄完成即将推出的的两部纪录片:《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崔永元请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对着镜头回忆自己的经历,留下音像方式的“口述历史”。崔永元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

  前几天是南京大屠杀74周年纪念,有报道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在的已不足200人,其中年龄最小的赵斌老人前不久发生意外,病重住院,生命垂危。报道传达了一种担忧:这些幸存者离去后,这段历史会不会被遗忘?

  崔永元的努力,似乎让人略感宽慰。但是,这件事情,是崔永元自己募集资金来做的,也就是说,这是民间行为。

  “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我回来后就呼吁相关部门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只好自己筹钱做了。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那么政府呢?政府责任、国家责任呢?那些多由国家财政供养的社科院所、高校研究单位在干什么?

  一人之力,终究有限,拍摄中途,崔永元发不出工资来。拍摄完了,片子的价格被压低到青菜萝卜价。崔永元说:“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

  这个区别,是否标示出我们与“文化大国”的距离?

  二遇

  读了崔永元专访,随手翻开今年第12期《中国记者》,有一篇文章介绍,获得2011年中国新闻奖的作品中,有一篇《八卦话题“打败”抗战老兵》,是说在电视剧《滇西1944》首播式上,中国远征军老兵、92岁的鲍直才,被请到台上讲话,娱记们在台下聊天;自由采访时,记者们团团围住扮演中国远征军军人的演员王学兵夫妇,问的都是他们的私生活话题。鲍直才老人被冷落在一边,独自一人向场外走去。

  娱记或媒体往往说:观众喜欢什么我们拍什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媒体”?还是“什么样的媒体造就什么样的观众”?最大的可能是:互相造就,互相抱怨,互相需要。

  三遇

  午饭时,去日本旅游回来的朋友,说起这么一个细节:每次上车下车,没有一个中国旅客,向上了年纪的日本司机说一声“谢谢”。这位司机呢?一路上只做两件事:开车上路,停下擦车,不说一句话。后来,朋友送了一套纪念杭州申遗成功的明信片给这位日本司机。朋友用日语说:“这是我的家乡杭州。”这位司机不敢相信:“这么美丽!真的吗?”显然,他很少接触有关中国的信息。

  第二天早餐时,这位只开车不说话的日本司机,把自己盘子里的一个寿司,夹到朋友的盘子里。其他中国游客觉得很奇怪,你跟日本人弄得噶亲热作啥?但是他们拉动日本内需的热情,令我的朋友自愧不如。

  同在一辆车上好几天,人与人也可以一直形同陌路;同是中国人,心与心也可以很隔膜。

  补充一句:中青报这篇专访,标题是《每个人活得有尊严国家才会体面》;崔永元的原话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