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制造工程师'208:民国文人书法

20111212新民晚报 阅读版
民国文人书法　　管继平 著
　　■ 林纾尺牍　　■ 林纾尺牍  ■ 林纾尺牍
　　沪上“笔墨双栖”作家管继平，被戏称为“作家中的书法家、书法家中的作家”，他前后花了十余年时间，近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约30万字的《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该书以文人书法的角度切入，专写民国时代的一批著名学者大师，将学术融于炉边的闲聊之中，从书法的特点分析文人的多样性情以及性格命运。在此撷取几段，以飨读者。

　　林纾：译才并世数严林
　　在上世纪初，向国人译介大量西学名著并使国人眼界为之大开的，有两位重要人物不可不知，一为有“中国近代思想先驱”之誉的严复，二即有“中国传统古文殿军”之称的林纾。当时，“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并行天下，成为出版界销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两套翻译丛书。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界的那一批著名人物中，如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以及稍后的冰心、钱锺书等，几乎无不从他们的译著中获得启智，并以此为起点而走上自己的文学道路。
　　作为翻译“奇才”的林纾，最为出奇之处，还不是他的译著数量，而是他作为一个名闻天下的“翻译家”，其实根本不通外文！他所谓的“翻译”，实际是由其他精通外语的人口述，然后他再凭借自己深厚的文学素养，精到的古文译笔以及对原文故事人物的理解，一一记录成篇。他的译笔轻快简练，既能保有原作的情调，也注重人物的细节，甚至时有“画龙点睛”和“颊上添毫”的神来之笔。难怪当年他翻译的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出版即轰动京城，一时竞相争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林纾除翻译外，还精于诗文书画，可惜均被“林译小说”的盛名所掩。他的画以山水为擅，灵秀处略似文徵明，浓厚处稍近戴醇士。他曾为康有为画了一幅《万木草堂图》，康氏特意赋诗一首以酬答，诗曰：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这首诗被钱锺书评为是“草率应酬之作”，但也许是康有为的名气太大之故，它的传播也甚广。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康有为的诗尽是夸赞林纾的好话，却不料他的第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竟把“严林”两位都得罪了。
　　首先是严复的不满，虽说他俩是福建同乡，但严复却一向瞧不起林纾，看了康有为的诗后认为这简直是胡闹，说天下岂有一个外国字都不识的“译才”，居然还与自己并称。而林纾的不满则是，既然评我的画，就应紧扣题旨，即使提及我的翻译而顺带着严复，那严复只能是个陪衬，何以称“严林”？至少也应 “林严”才对。如果要押韵，难道非要用“十二侵”韵不可，就不能用“十四盐”韵乎？
　　文人之间的争风好名，历来都有。有时只要不过分，往往还显示出其性情可爱的一面。时过境迁，也为文坛平添几则趣闻佳话与热闹。
　　林纾晚年居北京专攻山水画，潜心绘事以自娱。可能是他的名气大之故，所以他晚年的山水画很受青睐，京沪两地的收藏家也纷纷慕名而至，以求得一幅“林家山水”为幸。他的朋友陈衍将他的画室戏称为“造币厂”，意即他如欲要来钱，只须动动笔就行。林纾曾以一把团扇求齐白石为其题字，白石竟也题诗称：
　　“如君才气可横行，百种千篇负盛名。天与著书好身手，不知何苦向丹青？”
　　齐白石作诗，多以浅近平易之村言白话，有时也不乏诙谐幽默，此诗意思不说自明，即你已经有著述译书这副好身手了，何必再来画画同我们“抢饭碗”呢？

　　陈衍：三坊七巷多才子
　　十多年前，钱锺书晚年时，曾从旧稿中检出一篇他年轻时听老先生聊天后的笔记，影印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册子叫《石语》。文中记下老先生与之讨论学问、评骘时贤的片言只语，虽不免略有狂狷自负之态，然也不失风趣可爱的一面。这位老先生即是鼎鼎大名的晚清诗人陈衍，又号石遗老人。
　　当年的诗坛，陈石遗可是个实力派，他和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都是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而陈衍、郑孝胥，且还都是三坊七巷的邻居呐！
　　说起福州的“三坊七巷”，那可是个才子云集的著名区域。自唐代进士黄璞算起，直到民国时期的谢冰心、庐隐、郁达夫等，在此居住过的名人竟有六七十位之多。尤其是晚清时期，三坊七巷更是名人荟萃，士子扎堆，如梁章钜、沈葆桢、严复、陈衍、郑孝胥、林旭、林白水、林觉民等等，若是再加上一些有家族关联和姻亲关系的则更多，像名将林则徐、帝师陈宝琛、还有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等，如果夸张地说，此地聚居的通学硕儒几乎占了当时整个福州乃至福建的一半以上了。难怪陈衍在一首《畏庐寄诗题匹园新楼次韵》的和诗中有一流传甚广的名句：“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
　　作者以诗人自居，以“三坊七巷”自傲，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同光体的几位代表诗人，书法可谓个个精擅。尤以沈寐叟、郑孝胥堪称大师级人物，而陈三立、陈宝琛也不弱，相比之下，倒是陈石遗稍逊一筹。其实陈衍的字，虽无郑氏之大名，但也是自有其特点所在的。若是仅仅以诗风来看书风的话，我觉得在石遗先生的身上，也颇有一致性。他的诗学唐宋，隽永清健、骨力雄奇。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说他将韩愈之雄奇诙诡、白居易之萧闲旷适、梅尧臣之洗练、苏轼之谐畅、杨万里之拗折、陆游之宏肆，能“熔裁而出之一手”，实在是至高赞誉。我们再看陈衍的书法，确实也从唐人入手，书学欧阳询、柳公权等数家，能楷能行，线条古拙凝练，峻峭清刚，尤其是一手尺牍体写得更是生辣奇崛，线条犹枯藤老树一般。在同代的诗友中，陈衍与书法大家沈寐叟、郑孝胥也颇交好，时有唱和，受他们书风乃至审美取向的影响，上溯索靖、钟王，乃至从黄道周、倪元璐等处汲取养分，都是顺理成章的。
　　陈衍和郑孝胥一直往还颇密，郑常为之写对联、题签并切磋诗学等。而当郑孝胥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之后，陈衍愤然割席，并将以前曾请郑孝胥为自己的诗集题签也挖去，即便前曾有过的感动也已一笔勾销了。
 ■ 马衡篆刻　　马衡：不朴不华是谓真
　　民国时期在北京活跃的一批文人学者中，我时常觉得姓“马”的都很厉害，像嵊县马寅初、会稽马一浮、余杭马叙伦以及鄞县马幼渔、马叔平等等，都是响当当的超一流学者。但由于姓“马”的名人特别多，我又时常被搞得“头晕”，他们中有的是同乡，被誉为“浙东三马”；有的是兄弟，被称为“北大二马”或“一门五马”，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则很难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凑巧的是，“马”姓名流们似乎多半都出自浙省，难怪，当时北京的学界就把这批文人教授戏称为“浙江群马”。
　　在“群马”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是“鄞县五马”了，“五马”中以二哥马裕藻（幼渔）为首，携四弟马衡（叔平）、五弟马鉴（季明）、七弟马准（太玄）、九弟马廉（隅卿），兄弟五人都曾在北大、燕大等高等学府任教，一门俊彦，故又有“五马行空”之美称。
　　这里暂且只说一个马叔平。
　　马叔平先生以金石、考古称名于世，代表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石鼓为秦刻石考》等，而《中国金石学概要》，被誉为是中国传统金石学的集大成者。郭沫若称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而又锐意采用科学方法，使中国金石博古之学趋于近代化”。马叔平精研六书，对青铜器、汉魏石经、石鼓文等文字都了然于胸，在书法上，他几乎是篆、隶、真、行、草的全才，我看过几页他的行书诗简和楷书对联，与沈尹默的路数也稍接近，属“二王”、智永的风格，章法平匀，线条灵动自然，儒雅而有书卷味。当然，作为一名金石大家来说，他更精于篆书，同道故友如王国维、钱玄同、刘半农纪念碑上的碑额篆字，皆出自马氏手笔。他一幅篆书联：“执吾执射唯所好，不朴不华是谓真”，气息古雅，线条工稳，风格上倒也恰好属于“不朴不华”。难怪周作人在一篇回忆马叔平的文章赞其待人很是谦恭，人如其名，“既衡且平”，因此，在圈子中他有很好的人缘。
　　除了书法外，马叔平先生同样还精于篆刻。不过相对而言，他治印倒真是大金石家事雕虫艺，举重若轻，游刃有余。马叔平先生爱好金石考古之学，喜欢赏玩碑版书画，全出于个人的兴趣。他十九岁时即考取了秀才，后转而来上海考上南洋公学。因父亲与上海的“五金大王”叶澄衷交好，故马叔平被叶氏看中，成了叶家之“东床快婿”。所以结婚后，马叔平一直住在上海的洋房里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他兴趣广泛，能诗文书画，善昆曲、骑术等，地处江湾的“叶家花园”，就是他与妻舅们游园骑马的私家园子。说来不信，当年二哥马裕藻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网罗人才，召四弟马叔平入北大。其时，蔡元培还不知道他于金石学上的深厚造诣，看他骑术不错，就让他兼任体育老师，专门教学生骑马哩。　 ■ 吴宓诗稿        吴宓：三洲人士共惊闻
　　早年留学哈佛的吴宓教授，主攻的是西洋文学，曾与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然而，吴宓这个人，在生活常理、人情世故方面，他又出奇地单纯和幼稚，为此，他的轶闻趣事也最多。
　　吴宓先生的个性应该说非常独特。当年清华教授温源宁有一篇写吴宓的文章相当精彩，他说：“有的人非要介绍一百次不可，而且到了一百零一次，还得重新介绍。”但吴宓“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 。他形容吴宓的脑袋“瘦削、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也“像炸弹一样似乎就要爆炸”……
　　不过，吴先生最让人记住并传说的，不是他的形象，也不是他的学问，却是他的人生故事；而在他的各种故事中，则又以他失落的爱情故事最为凄婉。或许在旁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笑话或闹剧，但对真诚而又坦率的吴宓而言，却是他情感历程中一场失败的“马拉松”。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曾出版了煌煌十巨册的《吴宓日记》，其中颇多记载了吴宓内心丰富多彩的“情感历程”。不光是写日记，即便是写信、著书、讲课等，吴宓都是直抒胸臆，大胆剖析自己的感情，丝毫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自从爱上了自己太太的同学毛彦文后，便惊天动地，一发不收，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他都会表白自己的爱意，尽管多次遭拒，但他从不灰心。为了以示决意，吴宓还不惜丢下三个幼小子女，与自己结婚七年的发妻陈心一离婚。
　　然而，吴宓几乎是孤注一掷的良苦用心，却未能为他修来爱情正果，或许被他纠缠得厌烦了，也是为了以示决意，33岁的毛彦文却突然宣布欲嫁66岁、曾任民初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而饱受爱情痛苦的吴宓，一气写下数十首失恋诗，如：“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尽管悲愤归悲愤，但吴宓心里却非常坦诚，他不仅拿自己的诗四处发表，还于课堂上向学生诵读讲解，于是又成为学生们课余饭后之笑谈。难怪他的学生钱锺书也说他“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
　　吴宓的字，多见以楷书。就我看过一些吴宓先生的信件、诗稿以及日记等，确实就是一手端正但说不上漂亮的小楷书，而且他的楷书稚气刻板有余，洒脱灵动不足。我估计除楷字外吴宓先生就不能草书或其他诸体，虽说他“本性浪漫”（陈寅恪语），但他的“浪漫”却被他的性格“缺陷”所制约，正如他的书法，或许也同样是性格的因素，决定了他始终停留在机械、笨拙的楷书阶段。
　　性格上的莫名冲动、无端猜疑、反复犹豫以及事后悔悟等等，使得吴宓先生在爱情之路上饱受挫折。然而可笑的是，尽管他不断“悔悟”，但“悔悟”了一百次，在一百零一次时他还是要“尝试”。当获知熊希龄驾鹤西归时，吴宓顿时又重燃希望爱火，再次向毛示爱，不料又一次彻底地铩羽而归……
　　“三洲人士共惊闻”，这就是吴宓，当然不是他的书法，而是他的爱情。　　摘自《纸上性情——民国文人书法》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