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杨洋与刘亦菲现场热吻: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08:39:31
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五）
作者： 凌志军
新人类 新生活
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激励之下开创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一代人多已不在世间，还活着的，也都是超过百岁或者即将百岁的人了，他们会发现自己钟爱的事业仍然受到后人的尊敬。2001年这种印象特别强烈：北京的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那里；建党八十周年的庆典分外隆重；革命圣地；歌颂前辈伟大业绩和崇高品德的电影、书籍和座谈会……但这一切似乎只有象征意义，过去的辉煌现在都不管用了。“不但伟人没有了，”一个中国记者写道：“你就是想在星期六找个导师来给你指点迷津，也没处去找。因为周围个个都是和你一样的凡人，不是若有所失地怀念旧时代，就是忙忙碌碌地投入新生活。”“五十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两千年的儒家教义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位置，”一个英国记者这样描述中国青年，“新生活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丰富，从选择头发的颜色到工作到性伴侣。”
从很多方面说，新生活在开始时是奇妙无穷的，而且还意味深长。2001年夏季的某一天，在上海这座闹市的中心点上，一片房屋有了一个新名称：“新天地”。它被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和马当路环绕着，有
香港瑞安集团投资一亿五千万美元建成的这个“新天地”，有个蛊惑人心的口号：“让昨天和今天相会在明天”。看来，历史在这里是故意抱着为未来献身的动机。你沿着一条灰砖路面走进狭窄弄堂，两边是石库门旧屋，覆盖着红色和黑色的老砖。乌漆大门、铜制门环、巴洛克风格的门楣镂花、落地玻璃窗、青石板、老路灯、墙上的黑白老照片、遮阳伞，以及坐在伞下喝啤酒的不同肤色的人们。此外还有上海旧时的里弄风情，箍碗担子、馄饨挑子、修鞋摊子和木制马桶，还有两层三开间的石库门住宅，卧房、客堂间、书房、厢房、天井、楼梯间、二天井和厨房，厨房的上面是亭子间，亭子间上面是晒台。还有西洋风格的穿衣镜、梳妆台。还有中国山水画，书法条屏、毛笔架、砚台、算盘，比邻而立的是英文打字机、欧洲座钟、铸铁台灯、老式电话。桌面上摊放着写满蝇头小楷的宣纸信笺和线装书，旁边是一盒英国香烟、一本英文辞典和一本百科全书。墙角摆着老式收音机，墙上糊满了上海最古老的报纸《申报》，挂着全家福、电影明星照、美人月历牌……这一切都是这座城市的最能触动人心的部分。张爱玲就是拿这些故事做背景，写了那个如泣如诉的《倾城之恋》。可是设计者弄了这些东西到这里来，拼命地把百年老上海装在一间房子里，显然不光是为了谈情说爱，甚至也不是出于对历史的崇拜。他们更希望所有人都能跨出“老房子”，走进“新天地”。那里有一家叫做“I T”的高级时装店刚刚开张，有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最新时装，模特造型亦真亦幻，男女售货员个个一袭黑衣，一头彩发，充满了戏剧味道。夜幕降临时分，街头一幅巨大的电子屏幕突然响声大作，流光异彩，那是“X ONE上海形象店”的时装表演开始了。
你走累了，选择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来，喝一杯浓咖啡，吃一份点心，或者冰激凌，听着老式留声机里转动着周璇的缠绵悱恻的《四季歌》，任凭淡淡的灯光洒在你的肩上。又有肤色淡褐，长发披肩的菲律宾歌手来到你面前，问你想听什么，你随口说一个《永恒的旋律，他于是弹起吉他，眼睛看着你，浅吟低唱，即美丽又忧伤：“I need your love，are you still mine？”你沐浴在柔和的旋律里，心里感叹“这么简单的话竟能唱得如此荡气回肠”，眼睛透过落地玻璃窗，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老建筑，幽长的弄堂、斑驳的墙面、雕花的木窗，上面满是崭新的英文。你也可以坐在街边伞下，啜一杯黑啤酒，和三两知己闲谈，或者独自欣赏形形色色的人们从你眼前走过：有黄皮肤的，也有白皮肤和黑皮肤的，有爱意缠绵的、东张西望的、兴致勃勃的、百无聊赖的……你就这样沉浸在一种既古老又新鲜的空气中。历史学家说它“看上去旧意浓浓”，新闻记者说它“别样的风华”，作家们说它是“上海的一个童话”，经济学家说它“提供了二千零九十三个就业岗位”。石库门博物馆是用下面这句话来描述它的：“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它很洋气。”
这并不都是新世纪的产物。社会的变革在过去一百年里早在酝酿之中，推翻清王朝、抵御外侮、内战、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年代、“文革”岁月、思想解放、大包干、城市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所有顺从民心的决策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所有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行为，都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种因素使一切权威的象征失去了万民的景仰和信任，从“主义”到“公章”，从中央政府的领袖到每个家庭的父亲。尽管如此，从1990年到2002年这一段时间还是起了决定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党的领袖更加成熟，不再左顾右盼，懂得动员各种力量，阶级界限不那么分明，对人人都能一视同仁，也不“你死我活”了。更重要的是，改革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转移到那些原本无权无势的人身上。下层阶级变得殷实，那是过去五十年里攒的工资以及节衣缩食的习惯带来的。那时候大手大脚被认为是败家子，而且物资紧缺，政府与通货膨胀做斗争，号召人们勤俭持家，后来和通货紧缩做斗争，又号召大家多消费，少存钱，连续七次降低利率，让储户少得利息几千亿元，可是老百姓照样存钱。银行存款每天增加五十七亿元，到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总书记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十六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十三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八百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标签和LB的标志。他们在2001年拿出一万六千三百七十一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亿元去购买消费品。二十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一百个家庭中有三十台空调、五十部电话、八十台电冰箱、九十台洗衣机、一百二十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四千五百万互联网用户，还有两亿部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二十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十辆中有三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八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七个千分点，死亡率也在下降，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三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
九家电视机厂开了一个“峰会”，组成彩电业有史以来第一个“价格联盟”，其实是串联起来保护自己的产品价格。有个叫李东生的总裁说，如今这市场正在“恶性竞争”，还说“产品一味降价不仅不能激发市场需求，反而会助长消费者‘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大家都说有道理，于是当场限定最低售价，还商量好了第二天大家一同涨价。可是马上就有千万消费者群起攻之，媒体也煽风点火，说这是个“非法组织”，向消费者发动“价格保卫战”，“是一种变相垄断”。政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信息产业部一个名叫程光辉的官员说，这是“电子行业自我保护、自我约束、自我联合的一个健康趋势”。可是国家计委价格处的官员却告诉记者，这种行为违反了早就生效的《价格法》。中消协秘书长杨竖昆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价格联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是搞价格联盟的企业，说白了就是害怕竞争、限制竞争。这会让国内行业失去消费群的。”
话是不错，可是价格竞争如此激烈，生产商真是扛不住了。在改革带来繁荣之前，中国是人找商品的国家，现在出现了所谓消费者社会，是商品找人。彩电竞相降价，打得如火如荼，“价格联盟”也是面和心不和，没过几天就告解体，这只是其中一例。那些最有效率的流水线现在遇到的麻烦，是维持不住自己产品的价格。有八十种商品产量世界第一，有百分之七十的商品供过于求，仓库里面放着四万亿元的货物。生产这样激增，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所有生产者在十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局面啊。起初，他们只是在寻找市场的空白，然后放手生产，越多越好。而今天，种种生产奇迹已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它们的深远影响也开始显露。政府的领导者开始制订减产计划了。几乎所有最辉煌的行业——粮食、棉花、蚕茧、油料、纺织、钢铁、煤炭，都在减产的序列中。连续两年少收获粮食五千万吨，不仅没人着急，报纸上还大叫这是“好事”。政府开始劝工厂“主动减产”，说是“一种时代进步”。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也让记者转达他的意见：钢产量“只可减少，不可增加”。2001年弄出来一亿五千万吨钢，世界第一，让他发愁：照这样增长，“最多也不过两到三年，我国钢铁行业将会遭受到严重灾难”。市场迫使政府和企业连手对付生产过剩的问题，砸了九百六十八万纺锭、关闭了八十八个钢铁厂、一百二十八家糖厂、九千万吨水泥生产能力、三千万箱玻璃生产线、一千二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五万个煤矿。记者们用很多壮丽美好的词汇来歌颂那些场面，就如同他们当年歌颂那些大干快上的场面一样。
和过去的岁月比起来，90年代没有那么热闹，没有那么激动人心，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浪潮卷过来卷过去，它甚至有些平淡，一晃就过去了。可是今天回头看，我们的国家却在这些年里向前走了很长一段路。党宣布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政府放弃了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定价权，还放弃了至少一千个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取消了一千九百六十五项农民税费，关闭了五万五千五百家国有工厂，同时还有几倍数量的私营企业开张了。人民代表大会把宪法里的“人民公社制度”给取消了。私营企业主不用担心被整得“倾家荡产”，还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甚至还有机会加入共产党。五百万个村庄的干部是老百姓直接选出来的。国有企业的职工说不定哪天就没有工作了。农村孩子可在城里上学了。粮票被取消了，户口和档案也不再那么重要。北京报纸有个标题：“把保障和束缚一起扔掉”，这是在怂恿人们不要再去理睬“档案”——这个棕色牛皮纸口袋曾经多么重要又多么神秘啊：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谁都知道它能决定自己一生的命运，可谁都不知道那里面装着什么。知识越来越重要，档案越来越不重要；能力越来越重要，资历越来越不重要。“社会”越来越值得依靠，而“单位”越来越靠不住。单位不再分房子了，不再分肉分鱼了，不再监视你是否偷听“敌台”，不再调查你有没有海外关系，不再过问你下了班到哪里去，不再管你爱谁恨谁和谁结婚，不再保证永远不叫你离开，不再保证永远发给你工资，不再管你找谁看病吃什么药，也不再给你养老送终了。80年代“跟着感觉走”的那首歌，很少有人唱了，90年代的“涛声依旧”也不够味了。现在人们喜欢哼的是“走进新时代”。
华尔街经济学家、摩根斯坦利总经理史蒂芬·罗奇将其二十次访华的观感集中起来出版了，取个书名叫《全世界惟一的增长故事》。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邵善波说：“这应是中国近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过去十多年里都增加了四倍，把自己在世界贸易中的名次从第十五位提前到第六位。每周二十多万人到国外去，有十多亿美元投到中国来。海关的官员说他们越来越忙，十年前这里每天的作业单据用一辆三轮车就拉走了，现在要是把电脑里的那些单据用车来衡量，那就要用一辆十吨的载重汽车才装得下。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信誓旦旦地说，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双中国鞋和三件中国衣服。还有人说，每个美国人身上都有中国制造的东西。这有点吹牛，不过，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大城市里都有“中国制造”倒是真的，一本以这四个字为名的新书，由此大为走俏。这是鼓舞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的。这一年，从年初自豪到年末，他们的确应当自豪：申办奥运成功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还召开了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会议。像美国“九·一一”、阿富汗战乱、印巴硝烟、阿以冲突之类让人心里发慌的事件，还有后来发生在印尼的“巴厘岛爆炸”、发生在俄罗斯的“劫持人质”，中国一件都没有。全世界似乎只有中国没有被恐怖主义的阴云笼罩，当然也有些被叫做“东突分子”的人在捣乱，在新疆搞了几次爆炸，散发了一些传单，可是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都是在天边发生的事情，离自己的生活远着呢。“我们生活轻松，歌舞升平，满心都是升官发财的念头。”一个记者这样说，“亚洲刮起金融风暴以来，还能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恐怖主义横行以来，还能拥有安全感的，也只有我们中国人。全世界都精疲力竭了，而我们却没有。”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可惜他们错了，又有些外国人说中国将要崩溃，可惜也错了。一个高速发展二十年还能生生不息的国家，让全世界都感到迷惑不解，而中国人却在心里偷偷乐呢，他们等着更多的外国资本在自己的土地上登陆。“‘世界五百强’中，已经有二百家在中国落户”，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得意地说，“全世界早晚会发现，中国是最安全的。”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说“中国人富裕起来了”。十年以前，没有哪个人想到，“财富”这两个字里居然会有那么多新奇生动的故事。北京倒是有两个年轻人想到创办《财富》杂志，还做过一个类似的计划，可是没有人肯为这想法投资，于是他们把那计划书随手丢开，很快就忘了。如今这两个字被编辑们最频繁地使用着，就像当年说起“革命”一样。以“财富”为主旨的刊物有好几十种，用它冠名的网站有二百零一个，那些不拿它当名称的网站对它的热情也一点不少。你打开电脑，随便启动一个搜索引擎，就能看到无数的网页在谈论“财富”：雅虎有四十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五个；新浪有五十五万一千个；网易有八十四万九千个，就连党中央机关报办的“人民网”上也有一万一千七百七十一个。官员们和有钱人比肩而坐，称兄道弟。学者们接受有钱人的邀请，发表演讲。记者们到处追逐有钱人，还赔笑脸，认定有钱人也一定有见识，又是广告源。有个报社的总编辑说，他的办报宗旨就是要教给有钱人“让钱生钱”，至于穷人疾苦以及种种社会不公，可以让别人去关心。另外一个报社的总编辑号召属下“学会与富人打交道”，还批评那些只往贫困山区跑而没有一个“富人关系网”的记者，说他们不能与时俱进。
2002年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有件事成了报纸上的新闻：牛奶厂的“工人表情凝重地拧开巨型奶罐的阀门，牛奶喷涌而出。”根据当时的报道，在成都和南京都有这样的事。有个新华社记者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情形：“散发着香气的牛奶在车间里面四处流动，上面是白皙细腻的泡沫。牛奶的去处竟是下水道。车间地面的牛奶几乎要淹没工人的脚背。”不是这些牛奶都坏了不能喝，也不是牛奶多得让中国人喝不完，而是因为买得起牛奶的人喝不了那么多，想喝牛奶的人却没有那么多钱买。这让人想起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论》里描述过的生产过剩和绝对贫困同时发生的情形，也开始怀疑大多数中国人是否像报纸上说的那么富裕。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他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不错，有一些大企业脱胎换骨，还有一些企业，比如电信、民航、铁路和银行，虽然没有脱胎换骨，但却仍旧可以随心所欲，仰仗垄断地位获取的利润养肥了一群人，这都是让中国人既羡慕又痛恨的职业。但是，从收入的情况看，改革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在十年以前还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甚至被视为破坏者的小企业。他们大都拥挤在新兴行业中，不知不觉地创造了一亿二千万个就业岗位。城市里每四个新的就业者中，有三个在小企业里；国有大企业中每十个下岗者中，有七个人又在小企业找到一份工作，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重获新生”。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二百六十四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二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八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六万八千二百八十八元。她如果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三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占百分之三十一、中等偏低收入户占百分之三十二。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一亿六千万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四百三十五元，2002年又增加了三十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五千五百八十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三分之一，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六分之一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忌富人。如果人类世界真像某些学者说的，是一个“宝塔”，那么他们打量这“宝塔”的眼光和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人们用毕生的精力向“宝塔”顶端攀登，他们不在乎你的起点有多么低，而在乎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们特别崇尚那些从底层爬到顶点的人们，把那些人当作英雄。他们通常会认为，“最不幸的生活是山脚，最幸福的生活是山顶。”普通中国人也相信“山脚”是不幸的，但却不一定同意“山顶”上最幸福。他们更崇拜那些从生下来就在宝塔上面的人，至于他们自己，则又相信“是什么人就该待在什么地方”。这样的古训在中国太多了，“曲高和寡”、“树大招风”、“高处不胜寒”，等等，都是在教导人们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知足常乐。直到2002年，盖洛普公司有一次询问了三千五百七十六个中国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生活，结果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人的选择是，“我们生活在半山腰”。
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战略与管理》杂志的阐述：“非政治领域的多元化，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些都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该文作者名叫萧功秦，就职于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他这一番用词艰深、学究气十足的论述，其实就是在说今日中国是个五彩缤纷的国家。同样的意思，在陆学艺的笔下表达的更加直白也更加彻底：“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陆学艺面色黝黑粗犷，看上去像个饱经风霜的农民，谈吐却是一个地道的学者。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中国农民，可是他在京城中心的“银街”附近拥有一套公寓，在东长安街一栋浅色大楼里还有单间办公室。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所长。过去十二个月以来，陆学艺和他的一个十九人的小组，在东长安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楼里，潜心研究社会阶层的变动问题。他们与大约一千人谈了话，研究了一万一千份调查问卷，到2001年年底，还有七十二县市的抽样调查没有结束，但是初步报告完成了。对照党的理论库，它同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着异曲同工的感召力。陆的报告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把党的经典理论给改了。根据他建立起来的逻辑：人们不仅可以依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来支配社会资源，而且还可以“依据国家政权组织和党组织系统而拥有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所以划分阶层应当“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在中国，对“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陆学艺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阶级”，而用“阶层”来建立他的理论体系，可是这么一来，中国人还是被分成十种，有了“上中下”之分，让人看上去浮想联翩：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
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
他绘制的社会结构图是个变了型的“枣核”，如此精致又是如此赤裸裸，不免极大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情感，也在外国人中引起激动。共同社记者说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它让党的传统理论感到难堪，因为按照陆学艺的逻辑，官员的权力现在成了“组织资源”，还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源”。由此成为“社会上层”，和大企业经理、大私营企业主、高级专业人员们一起，生活在“山顶”上。在“山腰”生活的人群，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也叫“社会中层”。至于工人、农民和失业者，全都生活在“山脚”。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七千四百万人，2001年七千八百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一亿二千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五十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两万多人，每年有八百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两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两千五百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一百九十万人，2001年三百五十万人，还预计2002年五百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六百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百分之七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做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二十五个学者和二十五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百分之六，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百分之八，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鎔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一千九百三十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一百五十二元。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一百零五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五十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三千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一千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两千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和领取“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去参观他们的住宅区，首先会发现这里有好些东西不同于十年以前：大门口站着警卫，路面有黄色的箭头指示你的去向，院子里还有深蓝色的泊车标志。大树都被砍光了，但是道路两边却有草坪、灌木和花坛。邮箱不再是那种墨绿色的大方筒，而是不锈钢的方格子，精巧美观；牛奶也不再用那种又厚又重的玻璃瓶装，而是一种乳白色的塑料袋。一个典型的中产者为自己选择的公寓，通常是
中产者冬天在家里取暖都是用中央供暖设备或者空调，以电力作为能源，那种依靠人工加煤的取暖炉子已经被淘汰。20世纪北京这座城市一年要燃烧两千六百万吨煤，由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挨门送，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到家家大门口，把一种制成蜂窝状的煤块搬到墙角，再压进生铁制成的炉膛里，这也是这座城市遭到严重污染的原因之一。夏天在家里的降温使用空调，不再像70年代以前那样摇着芭蕉扇，也不是80年代那样依靠电风扇，所以耗电量大增，每天要用五十七亿千瓦时。用电需要提前到银行去买，一个家庭一个夏天需要多少度电，写在一张卡片上，是一千度还是一百度，银行职员一看便知，也成为学者们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一个中产家庭的用电量，通常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十倍。”有个学者在做了一番比较后这样说。
家庭主妇开始用热水洗碗。大多数中产者的家里还没有“二十四小时中央热水系统”，所以全都装了电热水器(也有煤气热水器)和淋浴设备。他们开始学习西方人，每天早晚洗澡，吹发，剃须，淡妆浓抹，把很多时间花在卫生间里。主妇们开始抱怨家里房间太多，打扫卫生太累，在做那些繁重的清洁工作之前，要先戴上乳胶手套，以便保护自己的手不至于变粗糙。丈夫们一般自己不动手，但却买来无数工具为妻子帮忙：清洁剂和消毒水、防虫药和地板蜡、一种让她不用弯腰的地板擦、一种让她不用伸手的抹布、一种不用把身体探到窗外的玻璃清洁器、一种德国制造的墨绿色的吸尘器，它可以把地毯、窗帘、沙发和被褥内层的灰尘都吸出来。2002年全中国有几百种吸尘器，但全都不如这一种好使。所以尽管它价格昂贵，可主妇们人人喜欢。
姑娘们已经懂得怎样抹口红。在她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母亲就告诉她们，体面人家的女孩子每天换衬衣，在裙子下面穿上衬裙，在上衣下面戴上胸罩，胸罩质地要好，做工要精，既不能大又不能小，既柔软又挺括。而母亲自己像女儿这么大的时候，在妇女用品商店里看到这东西还脸红呢，那时候她们的母亲总是警告她们不要把胸脯挺得过高，以免招惹男人的目光。而现在，她们不仅教给女儿怎样才能更性感，还知道怎样让自己更年轻。
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女人比起来，有地位的女人的最大不同就是：年轻的时候显得更成熟，年老的时候显得更年轻。此外一个中产阶层的妇女还有很多好处：她不像富家女人那样寂寞而缺少真情，也不像穷人的女儿那样，周围满是喧嚣而没有宁静。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有几个知己可以倾诉衷肠。男人们喜欢恭维她们，让她们走在前边。她往轿车前边一站，就有人为她开门。她往柜台里面一望，售货员就笑脸相迎听她吩咐，看中什么衣服就可以试穿，要买那条鱼的哪一段肉就切下来。她们喜欢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连卡佛”和“恒隆广场”、北京的“赛特”和“燕莎”。尽管北京人都嫌那里的东西贵，还把“购物到燕莎”说成是“京城第一傻”，可她们还是喜欢去。有一项调查提到，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最看重购物环境，百分之二十五最看重服务水平，百分之十五看重商品质量，而在乎商品价格的人只有百分之十五。到“燕莎”来的人中，每一百个里有二十三个是自己开车来的，这里环境幽雅，没有那种人挤人的场面，头顶灯光的色温是三千五百，溢出来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而且不会影响服装的色调。但是她们现在的最新享受已经不是购买时装了，而是另有去处。她们有自己的发型设计师，每周做一次美容，还至少参加一个俱乐部，其内容有形体芭蕾，或是网球、滑雪、击剑、骑马、游泳，完全是兴之所至。
中产者身上有些让工人农民讨厌的东西。他们既贪得无厌又精打细算，过分看重利益，不讲义气，从没听说他们中间有谁“为朋友两肋插刀”，事实上如果缺少利益的纽带，他们就很少有亲密而持久的朋友了。不过，他们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最有信心，都认定过去五年来自己的生活改善了，并且相信在未来五年里将会过得更好。一个中产者家庭和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还不完全相同，后者必须把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九拿去购买食品。可是一个中产者的主妇，只把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用来购买食品就足够了，而且吃得更讲究。她仍然把家庭收入当作最重要的事，不过，已经不在乎职业的稳定，不再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而且还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工作一年就想“跳槽”了，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在三年内产生“跳槽”的念头。即使是那些年过三十不再年轻的人，当他们被赋予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时，也有一半人想换一换。他们心目中新的就业选择是父辈匪夷所思的：时尚观察员、钟点文秘、新闻线人、专业道歉人、房产经纪人、市场侦探、现代镖师、精神陪护、自由举报人，还有刚刚在京城崭露头角的职业“星探”。
但是中产者家庭的主妇们现在越来越不情愿出去工作，甚至开始羡慕西方的家庭主妇：“她们是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我们是在外面忙了一天之后，晚上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尽管如此，她们仍然是西方女权主义者的榜样。是啊，这一代中国女性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薪水，还有自己的思想，可以不用看丈夫的眼色行事，没有向丈夫要钱时的那种依赖感，晚上不想和丈夫做爱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累了”，想做爱的时候又会痛斥丈夫“越来越没‘性趣’”。这后一句话好多已婚女性都会说，其实始作俑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潘绥铭。此人带领三十六名研究员研究了一年，居然发现中国每一百对夫妻中有二十八对“每月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还有六对在过去一年里不曾有过一次做爱。研究者把这叫“无性婚姻”，分析出两大原因：“竞争压力”和“灯红酒绿”——恰恰都是中产者生活的一部分。
中产阶层的母亲的确比那些富家和穷家的母亲都要累，甚至比她们自己的母亲也累。她们小的时候，母亲都是满怀奉献精神、早出晚归、一心为党工作，很少管她们。她们是在兄弟姐妹的关爱、打闹和争抢之中成长起来的，母亲很少管她们。可是现在不行了，她们的孩子都是独苗，比她们更优越、更聪明，但也更脆弱，更孤独。而她们却已饱经风霜，有教养、有知识，也有更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子女身上花费心血最多，对子女的期望最大，影响也更大。中国大多数男孩子身上缺少阳刚之气，柔情有余而野性不足，还有股奶油味，阴盛阳衰成为大城市里普遍的社会病，以至于有人怀疑，这同家庭中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太大有关。
中产阶层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幸福、同时也是最不幸的孩子。他们大都忠于家庭，不想违背父母的愿望。他们在幼年时总是以号啕大哭来表达自己的不能实现的想法，等到成了少年，就选择沉默。他们很少把自己与父母的矛盾告诉别人，但也很少对父母讲述自己的苦闷。他们违背自己的心愿，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常常只有一个理由——那是父母喜欢的。而父母也为孩子安排一切，一个杂志取名《为了孩子》，就成了父母必读，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孩子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中国人自古就有“十年寒窗苦”的说法，证明多少年来的中国孩子都不能从学习中感到快乐，但是还没有哪一代人像过去十几年来的孩子这样紧张、压抑、单调和缺少生机。一个孩子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学会了把双手背在身后，坐在椅子上丝毫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下了课也不能到操场上去跑。早晨六点半起床去学校，傍晚五点才回家，每周学习十一门功课，每天六节课，再加一小时的辅导。
这时候他或者她只有六岁。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十二岁，又迎来更加紧张不安的中学生活。在大城市里，中学一般被分成“五个世界”：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比较好的普通校、中等的普通校、最差的学校。这不是政府划分的，是老百姓心中的“世界”，但却相当确定，其衡量的标准就是升学率。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进入“第一世界”，但只有很少人能够如愿。这需要好成绩，还要讨老师喜欢，当然也可以依靠父母的关系和金钱，后者有个很堂皇的名称，叫“择校生”，也叫“条子生”。它酿成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成为社会舆论的一个焦点，也是报纸上反复讨论的话题，几天几夜都说不完，所以《北京青年报》说到最后，只好用了一个标题《一言难尽择校生》。
三年之后初中毕业，那就更加“一言难尽”。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高中，而且高中像初中一样，也是“五个世界”。父母整天告诫孩子“考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把孩子说得不是惊惶失措，就是郁郁寡欢。
2002年6月第一个周末，北京地坛公园像往年一样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依次排开，有九十多所。市民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出来，汇聚到这里。早晨8点，人流的高峰已经到来，比预计早了两个小时。至少十万人拥挤在园内，还让安华桥到安定门桥的一段交通陷于瘫痪。一看就知这些人都是家长，而他们的孩子，这时候正在家里埋头苦读——又说是“最后的疯狂”，准备迎接五周以后的“决战”。
父母对孩子的期待成为商家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个新名词在报纸上反复出现，叫做“考试经济”，这天上午的地坛公园正是检验它的规模和力量的最好证明。学校图文资料每份五元，很快就被“抢光”了。一大堆专门为学生制作的营养品也上市了，都说自己可以“健脑补身”、“增强记忆”、“减轻压力”、“镇定神经”。有“智力宝”和“脑轻松”，还有苋芪、枸杞子这一类滋补中药。考场地址早早公布，全国有十几万个。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宾馆饭店现在开心极了，不是因为旅游旺季，而是因为高考将临。他们开始推销一种“特别服务”，有“考生楼”、“特价房”、“小时房”和“免费班车”。北京友谊宾馆提供清淡而有营养的高考套餐和免费接送，还在大厅内醒目地摆着“楼内住有考生，请保持安静”的警示牌，保安人员接到命令，阻止游客高声喧哗。这不是吓唬人的，因为五号楼里的确住满了考生。燕京饭店地处复兴门外，是个偏僻的地方，可是经理助理李京现在兴奋起来，因为旁边居然有三个考场：“占尽天时地利，”他搓着手说，“真没想到我们还有这样的地理优势。”他准备了一大堆高考客房，居然供不应求。
“天之骄子”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另外一句话是异曲同工的：“十八岁，奋斗结束”。九百年前创办第一所大学的意大利人波洛尼亚有句名言：“大学大学，大家来学”，可是中国的大学里却在流行“大学大学，大家不学”。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对这些最聪明的青年来说，这是一个解放的季节，也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是一个恢复人的本性的季节，也是一个图名取利的季节。北京有个调查说，高校计算机专业中有九成学生参与兼职。上海还报告了2002年大学生暑期工的报酬行情：做一天翻译可获二三百元，做一天礼仪公关或接待可挣一二百元。当然这都是公开的，此外还有私下的，它张贴在所有高校的厕所、水房和电灯杆上，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欲求四级英语辅导员，价格面议。”
辍学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弄得“易得方舟”的总裁鲁军也跑来劝告大家：“休学创业当谨慎。”可是他下面的话又有煽动意味了：“一旦决定了，就别再回头，即使头破血流也不能退缩。”此人曾经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便不想学了。学校支持学生创业，可他还有些犹豫，有一天忽然听说有人申请休学去办公司了，于是决心跟从，想不到那是个假消息，结果他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学生休学创业的第一人”。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四岁，清瘦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学生气还很浓，身上的西装也不合身，可是他的“易得方舟网”却吸引了几百万元风险投资。他也就成了大学生们心中的英雄。他告诉他们，自己的休学是个“不幸”，却又一点也不掩饰得意之情，这让他的追随者们既羡慕又激动。
可是老师们越来越激动不起来了。他们最激动的日子是在二十四年前——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那时的学生是多么好啊，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课，眼睛里透出如饥似渴的光芒，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可现在这些学生呢，不上课，上了课也不听讲，听了讲也不做作业，连做论文都是抄来抄去。撰写毕业论文的季节也是学校图书馆的学术论文类期刊蒙难的季节。有个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三分之一的期刊被撕走了最精彩的部分，另外一些干脆失踪了，还有上网下载论文的，贴小广告买卖论文的。这名记者不敢相信，于是在网上找到搜索引擎，又找到三十五个论文网站，结果发现“一个运行仅仅两个月的网站，点击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北大物理学院的主讲教师俞允强实在忍无可忍，在2002年春天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上级。这位老教授说，现在学生的考试结果“足以让老师吐血”。还说他曾做过统计，发现“大量同学的主要精力完全不在正课上”。
这话说对了一半。年轻人的确不喜欢很多“正课”，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文学历史和哲学，甚至对数物化的兴趣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强烈了，还不喜欢动手的专业，所有大城市的报纸都提到，中国奇缺“高级蓝领”，每个高级技师有七个岗位等着他。有个消息说，青岛一家制造公司急招一个高级模具技工，肯付年薪十万元，却没人去应聘。这说明如今有教养的青年人出现了新问题，他们的志愿有很强的指向性。他们喜欢钱，但有些钱他们是不喜欢挣的。他们喜欢动脑子，不喜欢动手；喜欢“白领”和“金领”(这是最近两年新兴的对金融领域职业的说法)，不喜欢“蓝领”；喜欢穿着时装上班的工作，不喜欢穿工装的工作；喜欢金属乐器的铿锵，不喜欢金属机器的轰鸣；喜欢每天都有新花样，不喜欢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喜欢名扬天下，不喜欢默默无闻。他们的父母在很多方面看不惯他们，在这一点上却和他们结成最牢固的统一战线。中央戏剧学院有个表演系，每年才招收几十个学生，可是2001年有两千个报考者，2002年有四千多人。人们在“明星梦”的激励下汇聚起来，浩浩荡荡一大片，谁看了都害怕，不过没有人退缩。大家相互鼓励，都说这是在考验大家是否具有明星素质。有个人说：“考试肯定非常残酷，可我不怕。”又一个人说：“我要是不来，那才后悔呢。”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刘元声赶快跑来告诉人们：“我们要培养的是艺术家而不是单纯的明星。”可是没有人信他的。有个叫王春宁的考生，是西安邮政艺术团演员，说了实话：“这么多考生过独木桥，谁要说不是为了当明星，不想名利双收，那就是虚伪。”有一对母女是从沈阳赶来的，等了二十多天。母亲名叫王小玉，说起女儿，又是忧虑又是自豪：“确实是苦，说起来，都想哭。但是如果女儿能考上，我也认了。要是能成为明星那多好呀！你说我女儿漂亮，要是再漂亮一点，就更有希望了。”
除了希望自己更漂亮，孩子们自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相信，真正有用的学问其实只有外语。这一代中国人对英语的热情是从他们对英语文明的热情转化来的。其实全世界的青年都在学习英语，英国每年通过教英语从别的国家赚回七十亿英镑，有个专家说是“英语教学工业”。这是应了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孩子只是特别敏感特别投入罢了。2002年北京至少有三十万人参加英语培训，花了三十亿元去交学费。上海还要多。记者冯瑞看了不禁惊呼：“大嘴就是印钞机呀，上嘴唇碰到下嘴唇的瞬间，价值就产生了。”当“新东方”宣布他们“一年培训英语学生二十一万人”的时候，当数以十万计的中国留学生都把那位校长俞敏洪叫做“留学教父”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询问：新世纪里最受欢迎的学校还是不是清华和北大？也许是这个远在京西山沟里创办不过八年的英语学校。一个英语娴熟又有教学经验的中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极受欢迎的，一个小时标准工资是二百五十元。任何一个英语国家的人，只要愿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就能在中国当老师了。如果你有一些教学经验，那就更吃香，一小时薪水四百元人民币。如果你从来没当过老师，也不必紧张，因为你只要用英语和中国青年说话就足够了，一个小时付给你一百五十元。有个美国青年就是这样做的，他本来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却又是安华西里的京客隆超市“英语角”的深受欢迎的英语老师。这老师的课程非常简单：每周日准时到这里来，同那些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年轻人交谈。
到了这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孩子和西方的孩子是多么不同。如果真的可以用“天堂”和“地狱”来描述人类的幸福与痛苦，那么西方国家是儿童的天堂，他们的艰难时世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的，而中国的孩子正相反，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的生活痛苦异常，就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个一年级学生说的：“生不如死。”
“那么现在呢？”母亲于是问儿子进入大学后的感受。“活着！”儿子回答。
2001年春天至2002年年末的一段时间里，中产家庭的少年男女几乎都被“新新人类”这个说法迷住了，而“小资”已被他们看做“过气的情调”。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寻求“另类人生”，把头发染成棕色、红色或者紫色，而且故意弄得深浅不一，乱七八糟，身上套着又肥又大的纯棉T恤上衣和阿迪达斯运动裤，脚上登着耐克鞋，鞋后跟印有“AIR”字样，运气好的还能从家里要来一千五百元买个“随身听”，随时随地挂在腰间。在这个到处谈论钱财的年代里，他们不会不明白钱是多么重要，但是他们最不把钱当回事。对于他们来说，钱来得很容易，只要向爸爸妈妈开口就行了。一千五百元，是北京这座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倍半，是“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五倍，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算多，只能买一双最新款式的运动鞋、一个稍稍过时的手机、一把吉他、一个暑假的上网费、一次短途旅行、或者为自己的电脑更换一套音箱，或者买一部颜色鲜艳的“吉安特”牌山地车，配上脚刹和防滑轮胎，不骑的时候就用四十元一把的U型钢锁锁住后轮。城市里每天有上千辆自行车被人撬开车锁偷走，警察也没办法，越是漂亮的车就越是容易成为盗贼的目标，所以通常要不了一年，那些孩子就要买一辆新车了。
妈妈给的零用钱总是不够，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街头拐角处的小商店。你可以看到他们喝着一瓶可口可乐，在一堆新潮CD唱盘里面挑挑拣拣。有些大学生去做家教，做网页，或者给人家推销产品，陪人家聊天，挣得几个钱，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卡拉OK歌厅、迪斯科舞厅和餐厅。如果兜里还剩几块钱，就去书摊。女孩子可以买一本《时尚》，她们中有一半人喜欢“日韩时尚”，另外一半更喜欢“欧美时尚”。还可以买到《世界时装之苑》和《青春一族》，后者是2002年创刊的时尚杂志。男孩子可以买到最新的《看电影》，那里面夹着他们最崇拜的明星画像：罗伯特·德尼罗、皮尔斯·布鲁斯南、布鲁斯，还有F4。电影杂志里面的英雄都是英俊、潇洒、怪诞的，总是用一双既热烈又冷酷的眼睛望着世界，读者以为自己也同他们一样，于是极力模仿。英雄们获得青睐，常常是因为自己身在虚幻之中，却去诱惑尘世男女。无论报纸上的英雄还是银幕上的英雄，都是一样。有意思的是，这两年城市里的孩子最喜欢的英雄也是个孩子——哈里·波特。
自诩为“新新人类”的人们从来不叠被子。他们最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是：既然晚上还要把被子打开，那么为什么早上要把它叠起来？他们通常是在十七岁到二十三岁之间，未婚，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一个自己的小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衣服和袜子胡乱堆放在床上和地上，书桌上扔着四个挎包，墙上挂着明星像，床头堆满杂志，内容不是娱乐就是时尚。“新新女孩”的梳妆台上倒是整整齐齐，摆着六瓶香水，八盒眼影，十瓶指甲油，十二根眉笔和唇线笔，还有各式各样大人叫不出名字来的化妆工具。“新新男孩”从十八岁开始使用吉列牌剃须刀，还用头油、发胶、男士专用面乳和鞋袜除臭剂，当然还要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摆上电脑。宽带网正在接进来，这是“新新男孩”的最爱，它占据了他的所有周末。
女孩子不会把那么多时间花在电脑上，她们通常是在各种各样的聚会上度过周末的。她们在周五下午出门去，带着一大包衣服和化妆品，不是去歌厅，就是去“泡吧”。她们喜欢向同伴炫耀：“我把酒吧泡得跟我们家厨房似的。”“泡吧”的确已是她们中的时尚，不过，一般不去“网吧”，最常去的是“迪吧”、“果吧”、“琴吧”、“书吧”、“玻璃吧”和“影吧”。“自助”的概念长盛不衰，现在不光是“自助餐”，还有自助“影吧”，自己创意，自己拍照，自己冲洗出照片来。还有自助“陶吧”，吧台上放着一些泥巴，有各种各样的模型可供参照，但她们通常是随心所欲把自己心中所想的东西捏出来。有人说这叫“吧文化”，也有人说是“吧消费”。她们自己说，“管它是什么，玩得开心就好啦。”玩到天亮才回家，倒头睡觉，早饭不吃、午饭也不吃。到了下午，房间忽然响起麦当娜的歌声，那就是她要起床了。然后就到了晚饭时间，她终于走出房间，在饭桌前站一站，看看爸爸，看看妈妈，把饭端到茶几上，一边吃一边看电视上的“娱乐新闻”。周六晚上电视里有“佳片有约”，都是世界经典电影，可惜都太严肃，太文化，还让外国人说中国话，没味道。她们喜欢看DVD，一直看到后半夜，大都是盗版片。有《燃情岁月》，还有《盗火线》，那才叫电影，爱就爱得死去活来，打就打得天翻地覆，而且句句都是地道的外国话。
“新新人类”个个都聪明，可是不肯用功读书，平时从来不看课本，到了考试前三天才通宵鏖战，凭借着小聪明通过考试，还能有个不错的成绩，不过，考完就忘。他们不屑于当好学生，认为“三好学生”都是老师的“马屁精”，考试第一名都是书呆子，最好的名次是第十名。他们有自己的主意，总想特立独行，也有人加入了共青团，可并不真当一回事。社会变化得太快，不可能有太远大的志向，事实上他们首先要学会的是什么都不在乎，又总想引人注意。有个叫“小满”的人通过《美容时尚报》告诉他们，因为你年轻，所以有三十件事“不必在乎”，真是句句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不必在乎“放弃”，当新机会摆在面前时，敢于放弃已经获得的一切。不必在乎“失恋”，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是梦想。不必在乎“离婚”，一切还来得及。不必在乎“失败”，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不必在乎“错误”，这是年轻人的专利。不必在乎“疯狂”，这说明你精力旺盛，身心健康。不必在乎“漂泊”，这不是一种不幸，而是一种资格。不必在乎“浅薄”，等你的感觉迟钝了，人们就会说你深沉了。不必在乎“稳定”，那是未老先衰。不必在乎“压力”，它能焕发你的潜能。不必在乎“失业”，过早地固定在一个职业上，才是最大的不幸。不必在乎“明星”，那只是商品社会里的一种消费品。不必在乎“幼稚”，那正说明你还年轻，还充满活力，暮气沉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成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在乎“时尚”，那只是物欲和世俗的同义语。不必在乎“代价”，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不必在乎“薪水”，机会远比金钱重要，将来远比金钱重要。首要目标不是挣钱，而是挣未来。不必在乎“格调”，这是小资的东西。不必在乎“房子”，除非你买房子是为了升值，要么就是你结婚了。不必在乎“存款”，谁都知道钱是有生命的，只有在流通过程中才是钱。不必在乎“谣言”，这是一种传染病，沉默是最好的疫苗。不必在乎“孤独”，这是为自由付出的代价。不必在乎“缺陷”。不必在乎“失意”。不必在乎“出国”。不必在乎“误会”。不必在乎“年龄”。不必在乎“不适应”。不必在乎“评价”，我们最不应该做出的牺牲就是因为别人的评价而改变自我。最后，不必在乎“在乎”。这是一种拿不起、放不下的心态，它的反面不是放弃，而是天马行空，自由自在。
一款叫做“我行我速之文身酷库”的软件，成了他们的新宠。它是制作“文身”和“迷你贴纸”的，页面特别“酷”。没有一个字能像“酷”一样让“新新人类”百用不厌的了，酷代表时尚、叛逆、冷漠和刺激，也很好玩。酷是一种风采、一种智慧，一种处世态度，一种生活品位。有如依明所说，“酷，就是新新人类反抗平庸生命的艺术。”更何况“文身酷库”操作简单，有两百多种新奇图样供选择，还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张情侣照，贴在手机或者钱包上。
除了精灵古怪的图案，还有精灵古怪的流行语。“对不起，我碰到‘围炉’来晚了。”这是在说“打群架”。“您别见怪，他是‘超级恐龙’”，这是在嘲笑一个“反应迟钝”的人。还有“这人286”，是说“落伍了”；“这小子真是CBA”，意思是“酷毙了”；“你不要PMP”，意思是“拍马屁”。在快餐店里说“我要一份13+
“也许某一天，”谢冰清在天津《今晚报》上写道，“另一本属于网络属于人生属于某个特定时代的字典又将应运而生。它将是某个辉煌过的时代的见证，或许这个历史是短暂的，但是这段回忆却是真实的。”成年人总喜欢回忆。今天回忆昨天，又想象着在明天回忆今天。父母们年轻的那个时代，人人抄录名人格言、背诵伟人语录，可是现在这一代人对数字比对思想更敏感，“数字时代”之所以能兴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了“新新人类”。这两年大家不是说“网络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就是说“因特网上新生活”。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总裁李汉生说，北大方正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联想集团说，他们正在全面进军网络领域。科利华集团也宣布，为出版界建立网上通道。大家公认“1999年是向网络进军的转型年。”看来是有预见性的。在那以后的三年里，每个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有一项调查说，大学生的数字生活中最常见的内容有五个：百分之六十八的大学生用它“交流情感”，百分之四十“浏览信息”，百分之三十七使用“电子邮件”，此外还有“下载软件”和“网络游戏”。“在因特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这句话让所有生活在网络世界的人都觉得精妙无比。
史卫说：“一代新人换旧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是这样的。70年代美国人对年轻人有个“昵称”，叫“新人类”。他们敏捷、好动、多思、有创见、能花钱也会挣钱。现在中国的“新新人类”，虽然多个“新”字，其实和他们挺相像，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问年龄，不问婚姻，不问收入，不问住址，不问经历，不问工作，不问信仰。每逢他们的父母问人家“年龄多大”、“结婚没有”、“家住哪儿”、“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眉头皱起来，还会冲口说一句：“不关你的事。”他们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节奏疯狂的“HipHop”。后者是源自美国黑人区的街头舞蹈，而今成了二十六岁的中国街舞教练冰凌的事业。每天傍晚六点，此人站在马华俱乐部的健身房里，手拿麦克风，蹦到台上，展开瘦削健美的身材，口中呐喊，节奏鲜明，轻松随意，活力四射，几十个穿着T恤衫牛仔服的青年男女闻声起舞。“街舞使人心情放松，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冰凌说，“将烦恼紧张抛在一边，还能增强记忆力。”而《北京晚报》则说，这叫“个性时代，狂飙街舞”。
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八十年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政府，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还在不知不觉中和他们的父母分道扬镳了。
虽说两代人“分道扬镳”，但那些描述“代沟”的书籍和电影仍然很煞风景。那是因为它们夸大了普通人心灵深处价值取向的差别，同时又缩小了人性中的共同处。不错，父与子之间差异很大，可是他们之间共同的东西也更强有力了，比如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就是很一致的。父母和子女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都知道三文鱼的价格比鲤鱼贵，也更好吃，坐在同一个沙发上看DVD，都觉得那比“新闻联播”更好看。都关心天气预报，当报纸上说“城市人进入指数生活”的时候，谁都不会表示不同意见，因为媒体定时发布的指数已有三十多种，他们都关心。感冒指数、紫外线照射强度指数、人体舒适度指数、空气清洁度指数、洗车指数、晨练指数、登山指数、游泳指数、划船指数、滑冰指数、冷饮指数、啤酒指数、一周常见病发病指数……这对无论男女老少都一样。人类有很多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共同的。父亲头上白发多一些，儿子身上名牌服装多一些，可是由于他们都不再压抑本性，对未来生活也就形成共同的期待。他们同样渴望富裕，渴望创造，渴望真诚，渴望有个真人代替电影杂志上的封面女郎，渴望有所真的房子代替广告上的“家园”，这样，他们之间就越来越相似了。这与报纸头条新闻、领袖风范以及种种道德和主义的感召，全不相干，那是政治家们考虑的未来。另外一种未来，是那些满脑子新生活的普通人的未来。这些人时刻牢记为房子分期付款，精心挑选一份医疗保险，排上两个小时的队伍去买降价鸡蛋，有时候抱怨东西太贵，有时候惊叹东西便宜，男人看见豪华汽车就想坐进去，女人看见漂亮衣服就流连忘返，买得起的东西不喜欢，喜欢的东西又买不起，总是觉得兜里钱不够花，可是月月有节余，最要紧的是，还能乐呵呵地过日子，不失豁达、幽默、尊严和希望。这是北京市长刘淇所说的“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未来；这是《家庭》杂志说的“使我更美丽”的未来；这是广告上说的“春暖花开，正是出游好时机”的未来；这是当年大寨“铁姑娘”宋立英、如今开个小卖部兜售旅游纪念品、一年里有三十万游客走过她家门口的那个未来；也是北京大学的梁柱教授完全不能理解的那个未来，他竟然认为21世纪无论如何还要继续革命，又论证“反动的社会力量掌握着随时可以对付人民的暴力手段”，因而“不可能排除暴力革命”。
梁柱教授的道理过于深奥，没人能想明白，也没人敢去想。有个人说：“不管你怎样舌粲如花，无非是说‘暴力革命’多么好，可我一想起这几个字就害怕。”又有个人说，“看看90年代，还是没有暴力的中国更可爱。”这都是中产者的想法，也许穷人和富人另有看法。看来学者们所谓“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因素”，是有些根据的。事实上就连最严肃的学者现在也能明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这一年北京图书大厦举办了“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签名售书”活动。于的新书居然不是他精通的经济理论，而是谈论烹饪、酒、茶、休闲、旅游、围棋、麻将、看电视、收藏、宠物、流行歌曲。一句话，专讲“吃喝玩乐”。新消费主义的潮流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与“暴力革命”相比，至少它不叫人害怕，而且讨更多的人喜欢。2001年秋天在上海筹备亚太经合组织会说的那些人也是知道这点的。他们为二十个经济体的首脑设计了一种大红大绿的中式服装，让他们穿了去照相，还把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弄得全国人民都瞪大眼睛，看着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穿同样的衣服，做出同样的笑脸，也不觉得滑稽。服装专家出来说，这叫“唐装”。服装经销商顿时精神百倍：“你的橱柜里虽然挂满了衣服，可是总没有唐装吧！”于是悄悄回去准备。元旦到春节这段时间，北京多了一条唐装街，几十家唐装店开张了，更多的商场设立了唐装柜。秀水街上一天卖出去一千多套唐装，最便宜的二百元一件，贵的可就不着边际了。这个冬天，唐装让人们激动起来，街上到处滚动团纹织锦，无论男女老少，全都镶金嵌银，《北京晚报》还在锦上添花，公然号召读者：“春节吃什么？吃饺子！穿什么？穿唐装。”后来统计局报告说，这一年北京人均衣着支出增加百分之八，有个人一看就乐了：“大概是因为人们听了报纸的话去买唐装吧。”
由于新技术层出不穷，还由于生产过剩，逼迫生产商想破脑袋推陈出新，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计下一周市场上又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冒出来，只有那些专搞市场预测的人，既有敏锐眼光，又有资金，还有大批“海归派”从旁相助，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推波助澜。大米、食油、肉类、蔬菜、水果，还有四季服装，这些东西全都种类繁多，一天比一天更加新鲜更加优质，价钱也不见涨，这是说得通的，因为城市里衣食供应过剩。好多东西还在降价，有家用中央空调、数码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话、电烤箱、唇线笔……十几年前买个
“价格大战”在每一行业都打得如火如荼，前沿阵地就在每一家商店的柜台上，可是东西越是便宜，顾客就越是挑剔。生产商怨言很多，不明白消费者怎么会越来越刁，回答只有一个，而且老是得意洋洋的：“你难道不知道，这柜台里的东西我是样样都有啊？你是非卖不可，我却是可买可不买。”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可是商家仍不灰心。他们坚信“买的不如卖的精”，战胜消费者的奥妙不在于你有什么，而在于你没有什么。人的欲望是一座看不到顶的山，不仅仅要丰衣足食，而且还要别的。结果他们让每个消费者在2001年花了五百八十七元住房子，花了七百五十一元受教育；花了一千四百二十九元去娱乐旅游买书看报；花了六百七十七元去看病，花二百六十七元去坐车，花了五百零一元打电话，花了六十四元去买滋阴补阳药。还让每个大学毕业生花了三千元去告别过去，花一千零七十九元去追寻未来——找工作。
凡是能引诱消费者掏腰包的话题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人觉得津津有味。从1995年开始实行“五天工作日”，人们的空余时间普遍多起来。政府从来就是鼓励人民“一年干三年活”的，现在第一次鼓励人们多休息，家庭生活自然受到影响。主要的娱乐方式还是看电视。不过，“假日经济”渐渐叫响了。人们到家庭以外的地方寻找乐趣：业余摄影，舍宾，集邮，打麻将，打高尔夫球。北京流行击剑，上海流行网球，所有的大城市都流行出国旅游，还开始放开眼光看美国电影了。中国人真正了解好莱坞，是从1994年看到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亡命天涯》开始的，一年以后又有《阿甘正传》、《狮子王》、《生死时速》、《真实的谎言》，每一部都把中国人逗得热血沸腾，都在开创新的票房纪录。可是现在他们要在家庭影院看美国电影，街上流行的DVD影片有几千种，既有老片子，也有最新的。
报纸首页有个新闻标题：“新婚洞房=商家金矿”。当然，这是把新婚夫妇当作很好的目标：“喂，我告诉你，把枪瞄准他们吧。新人、新房、婚照、婚纱、婚车、婚礼、婚宴……这都是摇钱树啊。”如果真能拿“摇钱树”来描述他们，这可是一片浩浩荡荡的森林。这一年全国有一千万对男女结婚，光是为办婚礼就花去二千五百亿元，提供五十万个就业机会，为政府增加五千万元税，还让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半个百分点。不过，最能引起大家兴趣的，还是国内的广告。过去人们讨厌这个，现在就是想看到它。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他们总想先睹为快。用掌上电脑炒股是2001年的新东西、用手机传送短信是2002年的新东西，可以“传送天气预报和彩票号码”，还能“浪漫搞笑”。有个广告说：“请推荐给朋友”。还有个广告说，“金秋十月，快递你的爱情”。当然传递爱情是要花钱的，“每月只需五元钱，图片铃声随心换！”此外还有“体育新闻，每月三十元；非常笑话，每条两毛；两性学堂，每条五毛。”广告商仿佛猜透了情人们的心思，于是又说：发短信不但获积分，还拿大奖。一等奖是“价值七百六十元的减肥系列产品套装一套”。
“五一节”是黄金周，中国人有七天可以在家待着，于是减肥广告就塞到邮箱里来。其中一个标题是“找回曲美身材”，里面说上海有家减肥防治中心举办免费减肥活动，在全国招募肥胖指数严重超标者。另外一个宣布，本周是“愁恨告别周”，因为任何喝了“减肥茶”的人都可以不再为肥胖发愁啦。还有一则典型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请您参加‘减肥有奖征文’。” 前一段说“写出你的故事，道出你的感悟，说出你的减肥经验与教训，抒出你的格言，献出你的减肥经典。”中国人越来越胖了，到2002年夏天，北京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肥胖病人，而且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新增减肥人口五十二万。上海更多，每八人中有一个胖子，所以那些“故事”还真有吸引力。可是那些人不光给大家讲故事，你看了下面就会知道，做广告的是个专卖减肥药的公司。有个调查报告也在这时发表了，说北京的减肥者人均年支出减肥药九百零九元。他们之所以肯花钱，就是因为相信这些“减肥经典”。所以另外一个公司也不示弱：你不是说你的药是减肥经典吗，我就说我这药“容易减过度”，“见好就要收”。
另一则广告说，“丰乳是女人成功的选择”。其实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如果能让她漂亮，她是愿意放弃成功的，所以这广告的下面一句话就有点意思了。它说有一种办法，不用开刀，只需注射，“可令扁平、松弛、萎缩的乳房立即丰满”，而且“术后无疤痕”。这是抓住了那些既需要美丽、又不愿冒险的女人的心理。原来尽管“隆胸”的女人越来越多，可是有消息说，十年前那第一批“隆胸女”如今正闹“复原”呢。南京康丽整形美容部的刘荣清主任说，他已经做了四十二例复原术，而且“要求复原的越来越多”。因为她们的身上正在发生变化：乳房硬化，变形变色，硬结疼痛，甚至还有假体露出来。所以你能想象“只需注射，立即丰满”的技术对女性来说有多好。
2002年春天最著名的广告是“京城第一家水煮活兔”。它挂在西坝河一家餐厅前，黄底黑字。《北京晚报》一个记者知道了，就去查看，结果听到有个人站在那广告下面说，“太残忍了吧？”然后又听到他的同伴说：“不吃怎么知道，要不然先尝尝？”记者认为这都是过分之举，有损大雅，但至少这广告在食客的脑子里勾画了一幅既残忍又刺激的图画，那正是中国人性格中最隐秘的所在。
凡是能够供大家哄堂大笑或者咬牙切齿的消息，都是极受欢迎的，都让记者们蜂拥而上，就像苍蝇喜欢追香也喜欢逐臭。除了寻求残忍和刺激，大众媒体最有影响力的广告其实是那些关于明星的新闻。在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媒体上最流行的新闻是下面这些：胡瓜偶尔逢场作戏但没打算离婚；布兰尼收拾心情搭上沙滩小子；王菲谢霆锋选在同日离开香港；藤原纪香有望露三点拍写真；汤姆·克鲁斯与新欢共建爱巢；歌星关淑怡未婚怀孕六个月；吴辰君丰胸成功展现丰满身材；张艺谋与女模特王海珍的恋情曝光；伏明霞穿脏裤子……你一看就能明白，吴勇所谓“荷尔蒙与汗水一块儿挥发，媒体与明星互相传染着彼此的浮躁”，并非过甚之词。
媒体与明星之所以让人既讨厌又喜欢，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的本性中日愈膨胀起来的欲念，以及信守不渝的道德准则。新的生活使中国人渴望像明星那样风光，就算不可能，也渴望听到激动人心的故事，明知那都是夸张，也还是愿意听。实在没有故事，就说废话也行。一个在80年代已经成名的作家刘震云又写了一个故事，叫做《一腔废话》。“我们在废话中生活，就是生活资源的再生利用。”他后来解释说：“垃圾重要吗？如果没有垃圾，就没有垃圾之前的所有生活。”李枫写道：“普通人越来越习惯并善于在镜头面前表现自己。这可以成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其实人们要表现自己是用不着上镜头的，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姑娘门都在翘首仰望明天，嘴里哼着刚刚在电视里面播出的宋祖英的新歌：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 打开了家门咱迎春风 明天又是好日子
而在那些失意者中，也有一首旋律快乐、胸怀宽广的歌，对所有的男人都有感染力：
没什么了不起 生活中谁都难免出错 别泄气 和我一起开开这辆幸福的快车 跟我走 抬起你的头
“幸福的快车”越来越多，纷纷跑到大街上，
这年夏天，中国发生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掩面长思的插曲。插曲的核心问题是，私人轿车的车牌号码可以由车主自己来确定。这在以集体主义和国家精神为宏旨的国家中，真是难以想象。那些在中国人心中大吉大利的数字，本是属于少数人的，“001”、“002”在大多数城市中是书记市长的“专利”，而有钱人则去购买“666”、“888”、“999”这些数字，普通人家即使买得起一辆自己喜欢的轿车，也没有办法搞到一块自己喜欢的车牌。他们都是到交通管理所去排队，轮到哪块是哪块。
如今这个白色底盘六位黑字组成的牌子(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私人轿车都是蓝底白字)来到北京、天津、杭州、深圳四个城市的大街上。报纸总有先见之明，有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它们纷纷站出来评论这件新闻，说“政府在鼓励人们张扬个性”。公安部说它是“2002式机动车号牌”，但是所有报纸都把它叫“个性车牌”。有家报纸说：“个性化就是人性化”。有个学者说，这“表现了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一个开明、进步的社会对个性化的选择是尊重的、提倡的。”有个人在“人民网”发言，说它“使车牌号资源分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公平和公开。”又有一家报纸说：“公民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舒适，而社会生活也由此变得更加人性化了。”《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是“制度创新的一个抢眼的范例。人们在‘抢’到一个称心如意的车牌号之后，往往能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感，而精神满足是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削平了由特权导致的‘数字鸿沟’，那些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特殊数字牌照将不再具有身份意义，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特权’，每个人都有希望在大街上‘吸引眼球’。”大家越说越觉得这事意义重大，最后有个结论：“这是公共资源的极大分享，是平民化时代的又一个明亮的信号。”
可惜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看得出来，直到这时，大家还是鼓励个性的。“个性”这东西的确奇特，不论你压制它多少年，只要给它一个机会，它就会肆无忌惮地爆发。就像《南方都市报》盼望的，现在它“在老百姓自身的生活中生长起来”了。新颖的牌号层出不穷，分外鲜艳，也越来越不像话。有CHN，这是“中国”的英文缩写；有USA，这是“美国”；有WTO，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有FBI，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有263NET，一个网站的名称；有IBM，这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有NBA，这是“美国职业篮球赛”；有UFO，这是“不明飞行物”；有ISO，这是“国际紧急呼救信号”；还有TMD，这是中国人的国骂“他妈的”。那些天，四个城市的道路上，行人全都张大眼睛寻找这些车牌，看到一个新鲜的就大呼小叫。真是满街笑语，满城兴奋。当然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USA911”和“SEX001”。前者是2001年震惊全世界的那场大灾难；后者挂在一辆金黄色的“现代牌”两厢轿车上，译成中文，就是“性·第一号”，媒体介绍车主其人，说是个“年轻的白领女性”。
于是人们纷纷掉转舌头，抱怨“个性超过规范难以接受”。人民网上有个网友说：“以他国的国难作素材，拿公众普遍厌恶的‘性’话题来调侃。如此一人‘张扬’众人不堪的‘个性’，值得去鼓励和纵容吗？”《中华工商时报》的编辑留言：“追求‘创意’的车主们应否有所‘避忌’？”但是这些来自道德意义上的指责显得不够有力。交通管理局还在犹豫，打算再看看。接下来的几天，事情闹得更大了。政府不断接到投诉。北京电视台查证那块“BTV”与自己毫无关系，于是说：“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一位律师也说：他们公司的简称绝对不能随便乱用，这公司到现在还不知道“IBM”被人挂在哪辆车上，但却认为会给自己“造成影响”：人们会以为这辆车是属于这家公司的，还有可能把车主的行为与公司联系起来，如果那是一辆低档车，就算车主什么也不做，也会影响公司形象，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一场法律上的争论”。《北京青年报》现在不再欢呼“个性车牌创造了什么”，而是关注这些法律问题了。记者看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明飞行物”、“他妈的”，还有“性”，全变成车牌号满街乱跑，于是写道：“国外的政府机构在做出一项重大决策之前，必不可少的参考文件是《法律意见书》。”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二十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然则更加重要的事情：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
如果这是中国民族精神中一个全新的方面，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它还有另一个方面。今天中国对变革的恐惧和对变革的期待一样强烈，即使是那些最富有未来精神的人，也难免生活在尚未消逝的过去中。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惟一在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依然对传统保持敬意的国家，把“承前”和“启后”、“继往”和“开来”当作一回事，永不分离。继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就像文学家笔下的爱情和生死一样。
因此，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巨大变革后，中国人再次把注意力放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他们要扬起风帆，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不间歇地向未来驶去，同时还在喋喋不休地回忆着过去的日子，怀念已经辞世的伟人、已被放弃的思想，一步一回头。
尾声 后继者
后继者在
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化拉开了序幕。
这一天的北京阳光灿烂，天气寒冷，刮着北风。夜间气温已经降低到零下，可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些从南方移过来的棕榈树依然生机盎然，成为这座城市的罕见的绿色。从早上8点钟开始，二千一百三十四名代表陆续登上人民大会堂东大门高高的台阶，报纸上说他们代表六千六百三十五万五千名中共党员。此外还有一千三百七十一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比以往历次党代会都要多。让中国记者感到意外的是一个来自上级的通知，要求他们在自己的新闻中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都称为“同志”，而不要再提职务。但是“同志”这两个词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有些生疏，不要说那些对“同志时代”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了，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不习惯了。让境外记者不能习惯的是另外一个通知：采访会议代表必须先向新闻中心提交申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寻找机会自行其是。一个女记者看到一些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代表在广场上照相，就觉得有机可乘，径直走向一个穿着彩裙的女代表，操着汉语说她很想问几个问题：你从哪里来？是哪个民族的？是第一次来北京吗？其实她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却又不敢造次，憋了半天只好赞叹：“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几分钟后她就开始后悔自己过于谨慎，坐失良机。因为她看到一大群港台记者正在把代表分割包围，问这问那。大多数记者心里关心的问题并不复杂，却牵涉几个月以来这个国家最敏感的神经：党在理论方面的演变和中南海的后继者。国内记者是不能随便这样提问的，但是那些境外记者以为自己言论自由，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你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不会使共产党改变颜色吗”这类问题。有几分钟他们围住了郭凤莲，知道这位“文革”时红遍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曾经信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所以觉得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有个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混在其中，竖耳倾听，就听见郭的浓重的大寨口音响起来：“这要看他是什么样的资本家。有剥削人民的资本家，也有为社会谋利益、给社会增加财富的资本家。”又听见一个中国记者打断了她的话：“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肯定是为自己谋利益的了！”接着是一阵笑声。这外国记者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上，看到中国人如此放胆说笑，不禁惊道：“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和耳朵。”
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强化，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江泽民只宣读了报告摘要，而将全文留给十三亿中国人自己去读。人们在里面读到了过去十三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这有点不合常规，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说说十三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十三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真可以说是授命于危难之中。他决心尽一切可能防止中国出现混乱局面。如果有人预言十三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那时候我们听到的预言，都是说共产党几年之内就会垮台。可是今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都说第三代领导人实现了承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说，这十三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真像中南海新华门前那条标语所说的“万岁”，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匪夷所思的事。
此后两周媒体上天天在说“发展是第一要务”，还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的主题词，其实这是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富裕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其中。这是江泽民时代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现在他似乎打算把这份遗产留给后人。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九十处”。他在有意无意间看到了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不过，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为多，只是其中最富有刺激性的部分，被官方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八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这样说的：“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不再被作为“异己”，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说，苏联将走向全民国家，还宣称这是“现代的共产党宣言”。这些话在当时令人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做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的组织土崩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这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五年中加入共产党的一千一百八十九万人中，有四分之三是三十五岁以下，有五分之四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腰缠万贯的人，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五十年代曾经占百分之九十，后来占百分之七十，如今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了，其中还有不少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收入也少，正在成为这个国家的“弱势群体”。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变成孤家寡人，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组织资源和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与其说这个变化是在建立全新的理论体系，倒不如说是在瓦解一种过时的组织体系。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党的领袖说破，但是，他们的确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乌拉尔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挡不住。
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理念正是共产党八十一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它。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致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个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发展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阐述过不少思想。他说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说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说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说过“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说过“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当多样化”，说过“科教兴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说过“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过“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说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很了不起，可以算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杰出的创造。但是时代在前进，共产党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新时代的理论大厦又能建筑在哪里呢？于是他指示属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还说要“理论创新”。
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的贡献。
江的讲话两万三千字，洋洋洒洒，这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表明他所谓“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不是随便说说的，后来他的这次演讲被简称为“七一”讲话，他的思想被概括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所有的省委书记都站出来，表明自己站在总书记一边。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十三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
一个领袖无论多么英明或者多么昏庸，都会有拥护他的集团，也有反对他的集团。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诅咒他，有人歌颂他，也就有人嘲笑他。总书记呼吁党的组织“紧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可还是有些人现在连党组织自己的团结也不想维持了。对于江的这番努力，“左”的人士又惊又怒。反对的意见来自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有些人认为“三个代表”都是因袭前人，并无新意，有些人则认定，“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政变。”有意思的是，后者这一回借助他们一向仇恨的西方媒体来表达自己的愤怒。有个名叫哈利·哈丁的美国人说，“‘七一’讲话基本上是赫鲁晓夫50年代全民党的翻版”，他们认为这是一针见血。美国《纽约时报》说，“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日本《读卖新闻》说，江的讲话“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说，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试图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则基础上发生的一个最急剧的变化”。这些材料都被他们收集起来，成为他们控诉总书记的有力证据。他们指名道姓地质问，看看吧，对于“七一”讲话，“谁最高兴？谁唱赞歌？谁在担忧？”然后自己回答：“西方媒体无不欢欣鼓舞，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资本主义化，终于开始变成资本家的共产党了。”
夏天还没有结束，一个新的联盟就在北京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那位年迈的理论家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警告：总书记正在开创一个“理论政变与和平演变的范例”，倘若不加制止，“将引起党内党外的疑虑和思想混乱”。赞成这位理论家的人，有些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他们在五年以前就曾表达过对90年代中国改革进程的愤怒之情。奇怪的是，还有一些本来不怎么热衷于意识形态争论的人参与其中，自称“一群共产党员”。他们说：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直接违反了党的有关规定，这是出尔反尔的做法”。还会导致共产党的理论蜕变和思想分化，进而“导致党组织的分裂”。所以，“‘七一’讲话不是什么重大的理论创新，而是重大的理论修正。它涉及到根本改变党的建党学说、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如此为私营企业主“充当政治代言人”，“无异于向国内资产阶级投降，这等于公开‘傍大款’”，“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年来带有方向性的转折。”在说了这些之后，他们便宣布：“我们同‘七一’讲话的分歧，决不是无关宏旨的意气或派性之争，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前途和命运之争。”
说起来有些奇怪，这些人如此愤怒，把话说得如此严重，其实引起争论的焦点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中国出现了一些“新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就算这真的是一次“理论修正”，充其量不过如此。
党的十六大在江泽民卸任前的最后一刻确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这是给中国的未来之路扫清障碍的，同时也是回答那些“左”派人士的。那些人曾经指出，总书记擅自以个人名义决定重大问题并向全世界公布，“违反党章第十条第五款的规定，是对党的纪律的粗暴践踏和公然违反”，“是建党八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违反党章行动之一”，还号召“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根据党章来及时纠正这一严重错误！”现在，党的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两千多代表全都站在总书记一边，表达的意见也很一致，还把《党章》也给修改了，就组织程序来说，江的报告再也无懈可击，而且还像胡锦涛说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行动指南”、“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代表大会在秘密气氛中又开了几天，普通中国人都知道里面正在讨论人事的更迭，但谁也不清楚究竟在说什么，国内的记者们不去采访，媒体不置一词，只有外国的媒体胡乱猜测。
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在一篇可以被看做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五百多个记者当场聆听这一番话，全都明白：“左”派人士要想卷土重来真是难上加难了。
胡锦涛祖籍为黄山脚下的小城绩溪，尽管这里消息闭塞，但人们还是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开通了。那天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胡接任总书记的消息传来，小城立即沸腾起来。乡亲们冲出家门，跑到大街上。外面下着大雨，但是根据当日报纸报道，大雨“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兴致，小孩们也在积水的马路上忘情奔跑，分享大人的欢乐”。北京的记者们把电话打进来，可是没有人接，因为“这时的绩溪已经万人空巷，举城狂欢。比过新年还要热闹”。游行队伍阵容严整，锣鼓喧天，浩浩荡荡，而且和新一届常务委员会的人数正相吻合——九个方阵、九条龙和九只雄狮。有个记者看了，马上猜测这是经过严密的组织和演练。有家报纸说，县政府早在一个月前就在准备“一个特别的庆典活动，并进行彩排”。没有人证实也没有人否认这些说法。在胡锦涛祖辈居住的瀛州乡，早有几大平板车的烟花整装待发，现在爆竹声声，礼花满天，硝烟的味道飘向几公里外。胡家祠堂门前，孩子们只穿背心，赤裸双臂，表演一个叫《丰收》的节目，把大人都吸引过来了，也把欢乐的气氛在寒雨中推向高潮。“有些事情就是神奇，不由得你不信。”有个农民说，“干旱快两个月了。十六大闭幕那天，天下起小雨。今天胡锦涛当选总书记，又下起大雨，庄稼都有救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啊！”现在小城百姓相互询问的问题只有一个：“胡总书记什么时候才会回老家来看一看呢？”
人民大会堂里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在十三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五十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八十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当然只有那些真正洞悉中国政治的人才能体会到。
2002年就要结束，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的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做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人民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当然对今天这些在超音速飞机的轰鸣声中、在移动电话的悦耳铃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有些奇迹看起来无惊人之处。21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对于“谁是伟人”这样的问题，也抱着超然的心态。他们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
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四十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甚至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许比她已经取得的成就清单还要长：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亏损依旧、农村迄今无振作之象、农民的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再也没有多少土地可以出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做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十三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二十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
胡锦涛带头为他鼓掌，两千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在过去十三年中，撤销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脱颖而出、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开发浦东、开发西部、开放边境口岸、修建三峡大坝、两次修改宪法、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总书记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继承了前辈的思想，居住在前辈居住过的地方，使用着前辈使用过的亭台楼阁，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