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奥格 坐骑:周瑞金：改革开放30年的思考

　　一、30年思想解放思想历程与四篇“皇甫平”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後，在“两个凡是”思想弥漫，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选择关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强烈反响。这背後支持的就是胡耀邦和邓小平。邓小平後来在党的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

　　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平反。此後几年，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农村逐步推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企业改革也迈出步伐，走向市场化；四个经济特区相继诞生，对外开放形成格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打破，市场化改革方向初步确立。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又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以後，邓小平一再强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

　　1989年春天，我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接着，世界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柏林?”被推倒了，两德统一；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先是解散共产党，紧接着联盟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急剧衰落了。

　　从1989年到1991年3年间，由于治理整顿和国外制裁，我国经济不断下滑，1990年跌到改革开放30年中的最低点。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清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连篇累牍。有些理论家、政治家发表大篇文章，重提阶级斗争，提出两种改革开放观，认为东欧、苏联剧变是改革引起的，把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批判，对改革开放进行“姓资姓社”的诘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有人公然提出，在经济为中心外，要增加反和平演变为政治中心；要停止改革开放，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由一个中心改为两个中心，把两个基本点改为一个基本点。

　　面对这种情势，我联想起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召开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确立的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的路线，都是正确的。然而不久，波兰发生了波滋南工人罢工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後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政治冤案遍及域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

　　1990年底，在召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召集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说，“八九风波”中有各种口号，没有一条口号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党中央国务院1990年4月，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以浦东的改革开放这张“王牌”来推动全国新阶段的改革开放。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过第四个春节。他频频外出视察企业，参观工厂，还在新锦江宾馆旋转餐厅听取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开放的谈话: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

　　“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我当时担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有幸从市委领导手中看到邓小平的谈话材料，内心十分激动。邓小平要求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我想《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不就应当带头讲吗？1991年春节前夕，为了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我找了报社评论部一位同志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处长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

　　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些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17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以及“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等话，都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熔基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後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鲜明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这篇文章是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为什麽取名“皇甫平”。人们一般把“皇甫平”当作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其实，我当时取这个署名是有更深层次的考虑。“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皇甫平”文章发表後，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每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总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问文章作者是谁，并说读了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也收到很多电话，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说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份量为主旋律，说出了我们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

　　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公开表示支持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当时海外媒体也迅速作出反应，有的报导文章内容，有的进行评论，还有对文章发表背景作出种种猜测。好几家外国驻华媒体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皇甫平”文章写作背景。应当说，一家地方媒体几篇署名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媒体如此广泛关注，确很少见，出乎意料。

　　与此同时，国内有些媒体发起了责难和批判。当年4月，有一家刊物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 接着，又有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另一家杂志则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麽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麽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总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处境，为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亲笔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并没有批评文章本身，只是对文章发表事先没有送审提出意见。後来我们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当时市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参阅。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终究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茍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麽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他认为，有人批评薛暮桥“神化”商品经济就属这一类。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夜，江泽民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中央电视台晚上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两处“要问姓社姓资”字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又指名道姓严厉地批评了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对当时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次日，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广大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要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後，市委决定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评论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思想交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 。

　　邓小平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麽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党的十四大，为了创造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邓小平全力支持江泽民，采取以“南方谈话”批“左”统一思想；解散中央顾问委员会；集中党政军财权力于领导核心；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高干子女暂不进中央委员会等重大措施。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两个凡是”的问题，那麽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决“一个凡事”的问题，就是凡遇到改革开放的事总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用斯大林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即“纯粹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邓小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突破，这就破除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迷信，与第一次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一样具有深层次意义。与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政治斗争风云不断）不同，这次不换人，换脑筋，从思想理论上解决问题，结束了高层领导的震荡。

　　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把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思想、理念变为现实，贯彻到实践中来，积极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了科学论述，突破了“公”与“私”的束缚，并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外贸体制、以及国有企业体制等“五大体制”，进行了市场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思想和体制的突破，奠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重要组成部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组成；要毫不动摇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一样看待，同样发展；强调公有制多种实现方式，肯定公有经济控股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等等。这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接着，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解决了建设一个什麽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中共指导思想组成部分。这是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邓小平主导的解放思想的延续和深化。

二、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成就和存在问题

怎样看待中国这30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年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发表了不少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视角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评论。除了极少数人持全面否定外，大多数论者对我国改革开放都给予积极的评价。下面三点取得共识比较多： 

1、 经济发展取得突出成就。国民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8%速度递增，持续30年不衰。到2007年达24.66万亿元（财政收入5.1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1.8665万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7.4%。2007年是1978年的105.3倍。特别是入世後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增长，外贸顺差呈爆炸式增长，2007年达2622亿美元，三年增长八倍多。外汇储备年均增长36.74%，2007年是1978的9161.6倍。2007年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劳动生产率2003年创造高于1978年的33倍，国家统计局计算，1978年一年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2003年的11天。这个事实说明，说我国经济增长全得益于人口红利，并不尽然。

2.、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从1978年农村贫困人口2.5亿减少到2007年1479万人，降幅达到94.1%。农村劳动力转移了1.5亿到2亿，到大城市当“农民工”的就有1.2亿人，推动了城市化，而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扶贫减贫的“中国模式”。联合国向世界推广了中国的扶贫减贫经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343.4元，2006年为11759.5元，增34.4倍（按可比价格为6.7倍）。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1978年是133.6元，2006年为3578元，是1978年的26.8倍（按可比价格也是6.7倍）。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从57.5%降到35.8%；农村居民从67.7%降到43%，进入小康阶段和宽裕水平。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国每年净增人口1500万左右，30年增长了5亿人，还能平稳地走上小康水平，真是非常不容易！

3、30年中实现了三大社会与体制的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国家与人民面貌焕然一新。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圈地运动，羊吃人，曼彻斯特纺织童工的悲惨状况类似于我们地下的“黑砖窑”。美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上世纪初美国的“扒粪运动”震惊世界。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体制转型，3000万工人下岗，5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一亿二千万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也是奇迹，值得引以自豪。

市场化改革带来很大变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积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对头带来的，而是在改革推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应当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来逐步解决。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六个方面：

一是三大差别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拉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财富,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後。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後。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2004年中央及时总结教训，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重新认识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不仅经济要发展，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都要发展；而且经济与政治发展要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要协调，经济与自然发展同样要协调，等等，这样才有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还要搞“希望小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积累起来了，一时难以得到解决。

四是发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才换来GDP的增长速度。2006年中国以全球 不到5%的经济总量，消耗了全球32%钢材，40%水泥，25%铝，23%铜，30%锌，18%镍，31%新增需求的石油。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

五是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饮用水短缺现象严重。

六是贪污腐败蔓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不好，社会治安环境亟待改善。

由于市场化改革积累了这些问题，终于在2004年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当时有人抓住几个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极力全盘否定国企改革，同时对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态度。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问题，所以引起反响非常强烈。这次争论，和前面两次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实际的民生利益问题，因此争论延续时间较长。

到了2006年1月，我又以“皇甫平”署名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我觉得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争论双方没有什麽大的分歧。但是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引起的，搞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差距拉大、贫富拉大，带来很多腐败现象。而我则认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引起的。不是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改革的路径出了问题，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後引起的。

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从理论角度，即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变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没有改变，没有转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不知道在衣食住行这些私人品基本解决之後，要进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对称、民主权利等等。所以我说现在是“端起碗来吃肉”，说明我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又“放下筷子骂娘”，“骂”的就是就业难、住房贵、看病贵、上学难、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参与权、监督权等等。这就是我们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所以我在文章最後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社会主义”。

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後，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有位中央常委专程来上海调查这篇文章的发表背景，然後他很快就表态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国“两会”召开的时候，胡锦涛总书记就到上海代表团发表了“要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讲话，提出提高改革开放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性，改革开放成果要让大众普遍享受的问题。这是中央对第三次大争论发表了定调看法。

市场化改革产生的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的问题，究竟原因何在？现在理论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倾向于我们现在只是搞市场经济，而没有顺应搞政治体制改革，资源配置没有让市场起主导作用，而让不受制约的权力介入市场，这是引起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根源所在。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这两年对这个专题做了调查研究。他发表文章说，无论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还是从俄罗斯、东欧转型国家来看，他们搞私有制、搞市场化，国民收入差距都没有中国这麽大。

陈志武认为，中国在没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又偏偏什麽资源都控制在行政权力的手中，通过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等等，让老百姓的多数资源由政府来配置，他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既然政府权力不受监督制约，同时通过国有制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和发展机会必然是按照有权力、有关系的人进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是“第一世界”，国家的分配向这里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区所谓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後到县一级就又更少了。国家投入多，当然有利于当地的GDP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越到县一级、镇一级就更少了。陈志武认为这种收入的金字塔结构和权力的金字塔结构的吻合，说明谁有权力有关系就能够发财，就能够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过来也使每一个想发财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结的道路。

政府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时，资源的配置既不会符合效率的原则(不按市场规则分配)，又不会符合公平的原则(没有民意问责制约)，因而只会按照权力的原则，这样的经济就是权力经济了。他认为这是造成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无独有偶，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後果，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威胁社会安定。他说，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三、新一轮思想解放：以人为本 还权于民

新一轮新的思想解放，是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後，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广东走在了全国前列。去年12月，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发表了《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最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发动以“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为主题的思想大解放，也引起海内外较大反响。

不同历史阶段的解放思想，当然具有不同的特点。新一轮解放思想，具有与前两次鲜明不同的特点。其一，前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论争，这一次却注重利益格局的调整，真正关注民生，保证人民得到实惠。

其二，前两次侧重于还利于民，还民以发展经济的自由，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一次主要是还权于民，切实保证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社会公共品公平、有效的分配，从而达到还财于民，使国家财政真正向民生财政倾斜。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还权于民”，并不是要把政府公共权力还给老百姓（那是搞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而是要把公民应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落到实处，把社会的基层自治权利落到实处，改变政府的全能主义管理模式。这里的“还权于民”的“权”是指“权利”，而非“权力”。

其三，过去两次思想解放侧重于从人事和思想层面解决问题，而这次却侧重于制度创新，规制的建立，从法治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和还权于民，这两个本身就是制度性的东西，所以只有通过制度创新，规制建立，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

归纳起来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起实践标准的权威，第二次树立起生产力标准的权威，而这一次要树立以人为本标准的权威。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经济、改善政治、解决民生的一个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人的发展为宗旨，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既保障物质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续为原则，保护生态环境，关心生命，关爱下一代。

新一轮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破除传统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树立新的发展方式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改变“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要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体制改革和建设发展。

最近，许多经济学家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定要沿着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前进。吴敬琏就强调要抓四大改革：一要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由于受到改革争论的影响，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经济改革显然存在着两种严峻的前途，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16年前我们解放思想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那麽今天我们思想解放，就一定要进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走向权贵市场经济的道路。

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过去政府包办社会的一切，所有民众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来，这是几十年来一贯的政治社会管理模式，现在要改变这种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政治体制改革的确是个敏感的问题，应该慎重推进，但并不是洪水猛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做了不少政治体制改革的事，它与经济体制改革伴随进行，问题是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滞後了，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改革国家制度的问题。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和法制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借鉴，提出鲜明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政治体制改革于是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80年10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被称为“中共庚申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中提出了关于党政分开、人大改革、司法独立、新闻公开、企事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党的领导机构实行分权制衡等六个方面内容。今天来看，这六个方面都是很切中时弊，很有超前意识的。然而，後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影响到我们中央对国内局势震荡的担心，第一次政治改革的机会稍纵即逝，由此偃旗息鼓。

时隔六年，1986年5月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于贯彻”。

从1986年到1987年，邓小平多次发表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党政分开，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当时，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经过中央研讨小组和办公室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形成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邓小平批示“完全赞成”。1987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总体设想》这个文件，但没有对外公布。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这场成功在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之交臂，痛失良机。

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学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负责同志代表中央领导听取了学员意见後，曾代表中央领导说，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中央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历史再次带来遗憾，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和“法轮功”事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又一次胎死腹中。

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仅公车改革一项，费时十年，耗资不菲，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说明政治体制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十分艰难！

不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两大成就，我们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一是党与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我们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结束了领袖人物终身制。中央核心领导层年龄界限和任期虽然没有具体规定，但实际上已经约定俗成，形成规范。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带头实现最高权力的平稳交替，到十七大曾庆红标志性地退下来，说明政治局常委任期两届，六十八岁退下来，已成为制度。这个很重要，应予充分肯定。

二是网络媒体推进政治民主的作用突显，特别是从中央到地方高层都能利用网络这个新媒体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得到从政有益启示，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山西黑砖窑事件在网上被揭露了出来，山西省政府公开道歉，显示了政府的公信力；还有“周老虎”、“吴老虎”、“欧阳坑”、“刘羚羊”等等弄虚作假(有的非主观故意)，都是通过网络监督曝光的。厦门政府也是听取了网民意见，将污染环境严重的PX项目转移出厦门的。轰动全国的广东许霆案，更是在网民们强烈要求下开庭重审，由原来判处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五年。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大地震，网络媒体在及时沟通信息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网络媒体舆论的这种多元化，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的新空间、新平台，推动了政治民主进步，让广大民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应该也是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回顾30年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经历，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要正确把握战略机遇。危机逼出改革，挑战也是机遇。改革的领导集体要有一种对国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负责的胆识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邓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朱熔基强推五大体制改革那样一种理想主义情怀。

2、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调整，需要领导人果断调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要求领导集体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廉自律，勇于牺牲，至少力戒贪婪，不陷入钱色泥坑。

3、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这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推动力。

4、意识形态变革是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有调查表明，地方干部最为信奉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场的“潜规则”。公权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员财产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积贪腐，使得正统意识形态的立国之本受到普遍怀疑和蔑视。由于经济利益格局的深刻重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的谎言、虚伪到了惊人的程度。为推动意识形态变革，一要推动网络媒体、都市媒体的发展，建设网络民主平台。二是推动新闻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特别是放开体制内舆论，鼓励专家建言议政，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刺耳的声音。

5、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极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制度设计和策略推进，少说多做，避免起哄，吊高胃口。要小步渐进，允许试错，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总之，中国的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拐点。经济实力的巨大增长，与贫富分化、贪腐蔓延、社会不公的发展，到了需要认真对待，切实解决的关口了。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这主要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将其变成服务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预微观经济，不要站在招商引资第一线，不要与开发商打得火热，而要着力干好宏观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的事，把力气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这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义政府。为什麽现在有些地方政府贪污腐败蔓延？就是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执掌许多审批权，有许多寻租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土地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那个地方必定产生腐败。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定要围绕这个主题进行。

“大部制”千万不要变成大权独揽制。令人高兴的是，张国宝兼任能源局长後，甫上任就明确宣布不管定价权，能源价格由市场定，这就是政府管理观念上一个大转变，也就是解放思想带了头。政府公共权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政策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步，要从党内民主做起。党内民主包括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先从党内差额选举做起，候选人由上下结合,按比例提出,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有人提出，县市党委可以尝试民主差额选举书记，两个候选人选上为书记，差下来的当纪委书记。这就有从体制上和组织上监督了，有利于不让“一把手”变成“一霸手”。所以，实行民主先从党内做起，因为党员、干部素质比较高，从党内做起是有条件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止党内出现特殊利益集团，把市场经济引向权贵资本主义歧途。

第三步，民意机关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们国家权力机关，既有立法权，也有决策权、监督权，尤其要对政府监督问责。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大功能偏离，只搞立法。人大在财政预决算方面要起重要的决策和监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从财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腊古罗马最早就是推行财政民主。那时国王要打仗没有钱，向富人征税，要先向富人说明打胜仗对经商的好处。富人怕国王挪作他用，提出要“专款专用”，国王就承诺了。这就是最初的民主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加强人大对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和监督作用，因为利益格局的调整实际上就是财政的调整。所以这一次温总理提出，要把财税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来。财税是源头，收多少税，收来以後怎麽用，怎麽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国外的议会审议政府的预算需要花几个月的时间，监督得也很紧，一发现政府开支违规马上进行问责。这一点我们做得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改革。

最後是社会民主，建立公民社会，实现公民自治，逐步推广基层直选。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实行干部公推公选，做得不错，几个局长公开在社会招聘。干部的使用和选拔是今後推进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动就有成效了。从村一级直选做起，将来推到乡镇，然後推到县一级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选，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民主。

推动民生取向的社会改革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涉及到两大问题，一是解决民生问题，二是建立公民社会体制，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必需兼顾六个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搞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同时，还要搞好职业培训、社会教育、终身教育等等。光靠增拨教育经费是不够的，还要利用社会力量办学。

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提出这个问题，十多年过去了，不是国家财力不足，而是由于政府内部重重阻碍，至今未建立，使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现在建设进度必须加快，尽快建立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扩大就业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础。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税收上多贡献些，扩大中等收入人数，拉小贫富之间差距。

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尤其是农村医疗服务最差，要改善。医疗卫生作为公益性事业，应当以人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上海这些年建了那麽多高楼大厦，但老百姓住房却没有真正解决。新上任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到市中心黄浦区居民点考察，看到不少居民还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说，在上海繁华的市中心，还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是我们政府没有尽责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现在水荒、水污染严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药品有的假冒伪劣，最近发生双鹿婴儿毒奶粉事件，震惊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环境都没有保障，谈何解决民生问题？现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百姓要求很高，对环境要求也高了，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一定要逐步解决。

这里要强调的是，切实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把我们的财政预算从行政财政变为民生财政。中国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据统计，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多亿元，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到7000亿元，增长达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达到19.03%，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还有一组数字：2007年中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三项开支总共6000亿元，相当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国，同样三项开支为15000亿美元，相当与政府总开支的61%，为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国财政税收占GDP18%。美国把61%的财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国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国政府为什麽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拨款？涉及政治体制问题，钱花在官员公车消费、公费吃喝、公费出国三项开支一年就得上万亿元。要坚持以人为本，还权于民，不从财政开支上实行监督行吗？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并面对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织与激荡，人们活动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认识复杂化，成为潮流。所以要改变“全能主义”模式，构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会，即政府的公共权力、社会的自治权力、市场的配置资源权力，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社会。

过去我们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就讲三个内容，即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这次十七大加上一个，就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大进步。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让群众自己解决。今年春节前南方冰雪灾害，人们记忆犹新。为什麽一周後才传到政府这边，因为没有社会组织在活动，等到造成严重问题後才反映到政府，才动员起来。当然我们政府的动员力量很强，一经动员势不可挡。不过，我们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间组织，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动员起来，解决问题。那抗冰雪效果肯定更好。

这次汶川大地震，几乎与政府第一时间启动救灾行动同时，民间的募捐、献血和志愿者行动，也迅即启动。企业家、医生、农民工、教师、记者等充当自愿者日夜兼程奔向灾区，投入救灾工作，其速度、效率几乎与部队同步；传统的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社团之外，各种名目、不同规模的民间团体，迅速转换为志愿者组织，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有组织地投入到救灾行动。到达救灾现场的自愿者就有20万人之多，这标志着我们社会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

可见，不要把民间组织当作是对立面，冲突时不要看作是“敌对”的，应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给予民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让社会配合政府解决问题。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人”要向“和谐人”转变

新中国成立後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国人民都变成“政治人”，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妻子揭发丈夫，儿子批斗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会不安，冤案遍地；而改革开放後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国人民从“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人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这是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前进。但是，“经济人”也带来问题，比如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金钱万能，唯利是图，社会道德风尚缺失，社会治安混乱，腐败现象严重。

今天我们提倡以人为本，“经济人”将变成“和谐人”。在今後岁月里，一定要从“以物为本”中解脱出来，加强人的精神关怀，加强人生价值观的引导，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让人们精神更健康。

改革开放30年，成就辉煌；改革开放30年，又是问题多多。可以说，这3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冲破束缚、改革体制、谋求发展的历史。历史经验表明，坚持思想解放，中国就改革就进步；反之，就停滞就落後。

17年前，邓小平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麽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而今，我们不是依然需要这种勇气和智慧，来推动思想的新解放，改革开放的新突破，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