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机魔兽无经验怎么调:气候变化问题之批判

周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上传时间:2008-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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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 碳循环 水循环 温室气体减排 碳汇交易 国际环境保护 《京都议定书》 IPCC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内容提要: 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与认知的多样性矛盾需要正视和解决。人类既要通过温室气体减排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通过增汇和水利来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效应的修复。“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气候变化利益格局取决于直接经济损益、国际经济格局和治理多向性受益格局。解决现有矛盾的方法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现有的减排增汇机制中加入水循环改善因素，进一步明确各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分工。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发挥水循环修复气候变化的功能。碳汇交易是联接减排与增汇的桥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一、问题的提出
当今气候变化问题既逐步形成了一些主流理念与规则，也在不断膨胀与争论；既被视为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带有国家、集团利益的色彩；既是环境问题，也不断地被赋予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技术等因素。随着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所未有的警告 [1]，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似乎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一方面人们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已经基本形成共识，但另一方面各国家或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趋多样性，国际合作难度加大。在个别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大步倒退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却扬言要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排放关税，一旦实施势必造成新的贸易壁垒，引发环境与贸易更激烈的对抗，气候变化应对的全球合作将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应对气候变化最基本的国际法依据《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上，各国家的主张更是相去甚远。用中国的谚语来形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似乎正陷入南辕北辄的困境，并呈现出一种“同而不和”的窘境。
在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的重视，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提出在未来5年内实现节能20%的目标等。但公众对此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并不一致，特别是2008年初在中国南方大范围内发生的低温气候灾害，使中国许多民众甚至对以温室效应为标志的气候变化问题的真实性也产生怀疑，甚至有气候变化问题是伪问题的说法。既使在专家和学者群体内，这种怀疑也是在增长的，直接导致对气候变化问题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迷惘甚至消极。例如，中国西部部分省份正在实施的“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是中国政府与全球环境基金在生态领域第一次以长期规划的形式，将综合生态管理理念引入土地退化治理之中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该项目对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定义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强调生态系统各生态功能和服务之间的关联（比如碳的吸收和储存，气候稳定和流域保护，有益产品）、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和生产系统之间关联的一种综合管理的方法。” [2]其中完善防治土地退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作为一个子项目，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宗旨本来就是直接与温室气体和气候变化相关联的，但在方案设计阶段，汇集了国内众多顶尖级专家的顾问组却将气象、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内容删除。目前这个项目接近完成，本来中国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不仅是针对国内土地退化问题，而且对温室气体吸收和储存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至少在这个子项目中并未体现这种贡献，更遗憾的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价值并没有充分地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推广和普及。
回避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外学者中也并不罕见。Alan Boyle教授是著名国际法学家，自1998年以来担任著名国际法刊物《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ICLQ）总编。他所著《国际法与环境》（1992年，2002年）中译本已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并在中国环境法和国际法学界产生较重大的影响。但这本70多万字的巨著中，气候变化问题并无独立篇章，事实上相关的内容也极少涉及。
学者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这种态度并不应受到指责，事实上这也是严肃治学的要求。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相关问题的主流认知，即使学者和公众有所保留和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另一方面，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与认知的多样性矛盾确实需要正视和解决，否则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合作就只能停留在国际政治家层面，而这个层面也只能停留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上，国际合作和人类共同努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无论是从气候变化问题及其规则目前发展与建设的程度，还是从其自身面临的非确定性质疑，人们都有必要用批判主义的方法对其进行反思与再认识。本文拟从科学认知、利益分析和对策路径三个方面进行批判与思考。
二、气候变化问题主流认知批判
（一）人类活动与自然力的认知
“气候变化的原因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比如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及气候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等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为原因。” [3]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气候变化的成因究竟是自然力为主，还是人类活动力为主？对此，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2007年在西班牙城市巴伦西亚公布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如今的全球变暖现象“非常有可能”源于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报告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70年至2004年之间增加70%，地球大气层中聚集的二氧化碳气体已超过过去65万年中的自然水平。这个认知已为中国权威部门所接受，而且把这种“非常有可能”进一步升格：有关部门称，“……因而越来越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最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4]
事实上，ＩＰＣＣ的这种结论有一个变化过程。自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权威性认知以来，科学界和企业界曾经有一些意见认为，地球正在经历的升温是更大尺度的自然气候波动的一部分，并不是人类活动所致。２００１年第三份评估报告认为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占６６％，到了2007年ＩＰＣＣ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则使用“很可能”的提法，中国权威人士认为这表示至少90%以上的可能性。 [5]
目前我国已有学者对这种权威性的认知提出质疑，例如郭开先生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和变冷是基于碳循环的自然规律，因为地球上有动植物，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所占比例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全球气候从变暖到变冷一般周期是11万年左右。参加循环的二氧化碳有5万亿吨之多，而现在全世界人类活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不过300亿吨，对基于自然力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本来是微不足道的。” [6]郭开先生的这个报告甚至在主流媒体上都没有报导，这表明与IPCC第四报告和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不同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笔者认为，在科学上认定气候变化因素中自然力与人力的影响力确切比重是困难的，因此IPCC也谨慎地采用“非常有可能”这样的提法，然而这足以引导人类活动为主说成为主流认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关心的应当是而且只能是这种主流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局限于人类活动方面特别是碳排放方面，而对自然力碳循环方面的原因以及人类可以的作为却越来越失去兴趣，至于水循环因素几乎无从谈起。前面所举的“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例子与这种倾向不无关系。
气候变化自然力对于气候变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或贬低。本来《京都议定书》是重视这方面问题的，它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 ，鼓励各国通过绿化、造林来抵消一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将造林、再造林作为第一承诺期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意味着因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时候，可以投资发展中国家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这个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它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统称为“减排增汇”。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2年间)，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中国有满足这种需求一半以上的能力。但IPCC第四报告过度地强调人类活动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对自然力作用的价值认定，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打击碳汇交易。事实上这种倾向正在变成现实。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个目标定位并不是说把气候变化问题与“人为干扰”等同起来，而这里所说的“水平”实际上就是指的临界点。而临界状态的扭转和危机的消除如同医治重病，中医的主张提倡标本兼治。在一定意义上，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原因是标，自然力原因是本。面对自然力带来的气候变化，人类既要通过减排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碳循环和水循环自然力对气候变化的功能，通过增汇、水利等措施来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效应的修复。
（二）温室气体成因的质疑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了6种温室气体，分别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IPCC第四报告认定，“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它们的总体效应是引起气候变暖。”对温室气体的成分予以较为严格的限定。
关于上述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人们曾一直认为是所谓高度经济活动，包括化学物质的使用和石油、煤炭的使用，这类因素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权重要大得多。而在发展中国家较为严重存在的诸如滥用资源、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人口增加等因素，并不认为与温室效应有对应关联。 [7]然而IPCCT第四报告前后，温室气体成因解释呈迅速膨胀的趋势，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例如：
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引起气候变化：一是化石燃料利用排放的CO2等温室气体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温室效应随之增强而影响到气候，这是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力；二是农业和工业活动排放的CH4，CO2，N2O，PFC，HFC，SF6等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也通过温室效应增强气候变暖；三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源/汇变化和地表反照率变化进一步影响气候变化，这包括森林砍伐、城市化、植被改变和破坏等。 [8]
中国农业大学（Yahai Lu）和德国马普学会陆地微生物学的（Ralf Conrad）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大量的土壤微生物对于甲烷的排放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稻田被认为是温室气体一大排放源。 [9] 这个成因似乎是把稻田说成了沼气池，无非是想加重中国等农业大国的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俄罗斯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与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对荒地的开垦是导致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的原因之一。甲烷在温室气体中作用仅次于二氧化碳。地球上只有土壤中的细菌能破坏大气中的甲烷。过去150年来，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了15倍，全球气候也有明显的升高。 [10]
森林一直被认为是遏制全球变暖的一件利器，因为树木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蒸发出清凉的水分。森林与气候的变化关系密切,一方面森林生长可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的吸收汇、贮存库和缓冲器。另一方面森林的破坏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因此,通过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措施,可增强陆地碳吸收量。通过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控制森林灾害,可减少陆地碳排放量。但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温带森林不仅不能减缓全球变暖，相反还会使变暖情况进一步加剧。 [11]这显然对于为增加碳汇做出大量投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佳音。
这种“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产生了三种效应：一是促使人们更加关心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可能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死角，全方位地动员世界各国的参与，这无疑是积极的。二是这种认知客观上引导对于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上的重新分配。显然，农业大国、制造业大国将平添沉重的减排和治理压力。目前发达国家要求减排责任重新分配的倾向很明显，但即使这些原因成立，它与减排义务应否成立因果关系却值得怀疑并将引发争议。三是把问题复杂化了，本来应当是发达国家为主要的减排主体，但目前发展中国家也因被描述为温室气体的更多策源地而被拖了进去。更有甚者，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的产品用于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却把制造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归责于产品的制造国，要求制造国承担全部减排责任，而这种责任完全是按照“泛温室气体成因”说强加上去的。
（三）气候变化危害认知评价
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不同立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气候变化危害的认知的不一致。
1，IPCC第四报告强调以下三方面的危害：
第一，威胁生物多样性。“全球气温本世纪可能上升1.1至6.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18至59厘米。如果气温上升幅度超过1.5摄氏度，全球20%到30%的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如果气温上升3.5摄氏度以上，40%到70%的物种将面临灭绝。”
第二，气候灾害更加普遍。“热带风暴将更频繁、更猛烈地光顾。高温和暴雨天气将危害世界部分地区，导致森林火灾和病疫蔓延等后果。海平面上升将令沿海地区洪涝灾害增多、陆地水源盐化。一些地区饱受洪涝灾害的同时，另一些地区将在干旱中煎熬，遭遇农作物减产和水质下降等困境。”
第三，发展中国家是主要受害者。“世界各地区都将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受冲击最强烈的国家将是发展中国家。最早在2020年，7500万至2.5亿非洲地区居民将陷入缺水困境，亚洲地区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极有可能遭遇水位和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涝灾害，欧洲人将目睹大量物种灭绝，而北美人将经历持续时间更长、温度更高的热浪天气。”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在特别强调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的同时，还淡化对发达国家的危害：“气候变暖将更适合病原体孳生，疟疾、莱姆病、西尼罗热等传染病和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增加；极端天气的增加将令洪水更为频繁，这将影响多个地区的饮用水安全并削弱大自然的自我清洁能力。此外报告还指出，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撒哈拉沙漠腹地的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最严重。发达国家由于其强大的社会财富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气候变暖对其的损害反而最小。” [12]
2，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把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危害主要概括为三方面：
一是温度变化：“近100年来中国年地表平均气温明显增加。升温幅度约为0.5-0.8℃，比同期全球平均值（0.6℃±0.2℃）略强。
二是降水变化：报告显示，近100年和近50年中国年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年代际波动较大。近50年全国平均的年降水量同样没有呈现显著趋势变化,但降水量趋势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从1956年到2000年，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地区、西部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北北部和内蒙古大部分的年降水量有不同程度增加；但是，我国华北、西北东部、东北南部等地区年降水量出现下降趋势。
三是其他要素变化：近50年中国的日照时间、水面蒸发量、近地面平均风速、总云量均呈显著减少趋势。风速减少最明显的地区在中国西北。极端气候事件变化：近50年，中国全国平均炎热日数呈现先下降后增加趋势，近20多年上升较明显。1950年以来，全国平均霜冻日数减少了10天左右。中国近50年来寒潮事件频数显著下降。华北和东北地区干旱趋重，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南地区洪涝加重。
报告还提出了中国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全球相比的差异，这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1）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增温十分明显，远大于全球和北半球平均值。（2）中国的降水表现出“南涝北旱”型，主要反映了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年代际变化（70-100年时间尺度）。（3）近40年，青藏高原冬春积雪的增加与欧亚春季积雪减少趋势也正好相反。其原因尚不完全清楚。因而研究这些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气候变化的特点及机制。
笔者并不否认气候变化基于经济发达程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危害的差异，但不同意把这种差异绝对化，不同意把这种差异定位的不适当升级，不同意把工业、农业活动以及贫困、环境污染等其他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混为一谈。
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与气候变化影响和危害有最紧密的关联性。笔者对气候变化对各国危害的差异试做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土纵深越大的国家和地区对气候变化承受力越强大，而国土纵深越小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承受能力越脆弱。
第二，从生态学原理上，地质气候多样性越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对气候变化承受能力越强大，反之，地质气候越单一的国家和地区，这各承受能力越脆弱。
第三，大陆性气候比海洋性气候对气候变化承受能力更强。
第四，大陆国土比海岛国土对气候变化承受能力更强。
第五，高海拔国土比低海拔国土对气候变化承受能力更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不赞成把中国说成是气候变化最大受害国之一的论断，也不同意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说成是气候变化最大受害者的论断。
主流认知把发展中国家说成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认识论的结论，不符合实际，也并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因为在这种格局下，许多本来因气候变化受危害最大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当然地从受害者的地位上升为救世主的地位，这对于本文后面将要分析的利益格局和对策格局都会产生不正确的影响。事实上欧洲一些国家这种救世主心态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日渐显露，角色的错位必然导致结果的荒唐。
三、气候变化问题的利益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上认知的不同不仅是基于自然科学的原因，而且正在越来越显示出经济和社会原因的主导作用，其核心是经济利益上的原因。
我国主流媒体对气候变化政治格局的描述为：“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呈现群雄纷争，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欧盟、美国和中国，无论是人口、经济，还是能源、排放，在全球都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地位举足轻重，可以说位列三强。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以美国为首包括日、加、澳、新、俄等国的伞形集团是国际气候舞台上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加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同时，中国也积极在77国集团加中国”阵营中发挥协调作用，促进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 [13]这种认知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立场至少克林顿政府与布什政府有重大的不同，其单边主义倾向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充分，说它与日本等国形成一个集团不免牵强。认知判断的错误将导致在气候变化博弈中应对的失当。
笔者认为气候变化政治格局取决于经济利益格局，至少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直接经济损益。如前所述，气候变化对以气候带和地理带为识别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和经济损益，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态度。逻辑上，受害严重的国家更重视也更强硬，而受害较弱的国家则当然不会因气候变化而痛心疾首。（当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则另当别论）《华尔街日报》记者劳瑞·艾特就撰文《对于冰雪覆盖的格陵兰，全球变暖也有光明的一面》。她指出由于全球变暖，原来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出来，一些格陵兰人开始种植一些蔬菜，这对于长期依赖进口的格陵兰而言是个惊人的变化。艾特写道：“格陵兰代表了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全球变暖的另一面……尽管大家在纷纷议论全球变暖后，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但对于居住在这里的格陵兰人来说，全球变暖不是威胁而是恩惠。” [14]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气候变化特别是气候变暖方面是受较大影响的。
二是国际经济格局。如果说温室气体最主要是工业革命后积累的结果，那么工业革命带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当然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欧洲是工业革命最大、最长久的受益者，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次之，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仅仅是起步。气候变化对工业革命以及当今的经济崛起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没有这个制约因素，中国等国将一如当年美、俄、日崛起那样对旧的国际经济格局形成冲击。欧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空前强硬与团结一方面取决于气候变化对欧洲危害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不能排除是出于其捍卫对其有利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能。
三是全球气候治理受益格局。这种受益也是多向性的：
首先，因气候变化受损害较重的国家当然是治理受益最多的国家。目前人们已对气候变化损害与治理受益的非对称提出批评。2005年11月17日英国《自然杂志》Patz等人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了分析，他们提出，“气候变暖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人们生病和数以千计的人早死的原因，并且还可能对未来人们的健康产生严重后果。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一些地区尤其容易受到影响：气候条件受“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主导的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受到城市热岛效应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城市地区已经在遭受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地区预计还会增加。很多情况下，面临风险最大的地区还是那些最不应该对造成气候变化负责的地区。” [15]
其次，从气候治理带来的新兴产业中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一种相对乐观的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政策不仅不会给企业竞争力造成过多消极影响，甚至还有利于鼓励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提高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企业不仅意味着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因此，企业参与‘后京都谈判’的热情非常高涨，成为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16]英国议会的一个科学和技术委员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称，对于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来说，从燃烧的化石燃料中捕捉并封存碳似乎是可行的权宜之计。据路透社报道，该报告预测，碳的捕捉和封存技术（CCS）将得到迅速发展，英国将在该项技术研究中“领跑”；而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将成为该技术的最大需求方。 [17]显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肯定是主角。
再次，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生态效益。这类效益主要有三种，一是碳惠交易。碳汇一般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世界范围内的碳汇交易，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规定，而由法律创设出来的一种拟制交易。它通过技术拟制和法律拟制，将一般意义上不能构成物权客体的气体环境容量资源导入拟制交易的环节，从而创设了一个无形物的交易市场。二是提高农林业固碳能力对农林业也会产生边际效益。三是改善水循环以抵消气候变暖的同时，也会促进农业、林业、养殖业等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因此中国权威人士亦主张，中国农业及生态系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或优先领域，水资源的适应问题也是优先考虑的一个领域。 [18]减少和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方式主要包括减排和吸收两种，其中吸收方式与森林有着很大关系。成片的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大量吸收固定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森林的这种作用被称为森林的"碳汇功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加快发展森林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森林的碳贮存和碳吸收功能。
显然，这类效益主要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但发达国家对此不断降温。据德国《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拟对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交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根据拟提交的委员会建议草案，2013年起欧盟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数量。对于电力企业和炼油企业，其90%-100%的排放指标将通过拍卖途径取得。 [19]
主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不同，对法律调整有不同的主张，规范的制定者如果在理论认知上对这些主张不清楚，或者不能公正对待，就不能制定出有效的规范，更谈不到自觉遵守。当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机制的争议和困境概因如此。
四、对策与路径
（一）联合国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IPCC第四报告与京都议定书显示出有所差别：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3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和联合履行主要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之间的合作；而清洁发展机制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在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具体承诺”中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等。
IPCC第四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可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延缓全球变暖趋势”，例如征收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税、制定更高的排放标准和更严格排放限制、鼓励生产使用清洁能源以及推动相关研发进程等。
对比显示，前者提倡灵活，后者强调严格；前者优先考虑排放贸易，后者优先考虑开征碳税；前者注重有区别，后者倾向无差别。
不难预测这些对策变化将产生的后果：一是压缩了国际合作的空间，扩大了对抗的可能性；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三是强化减排，弱化增汇。
（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对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与IPCC第四报告路径，IPCC更强调强制性的减排，而中国更侧重于生态保护建设达到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即增汇和生态建设。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悉尼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四项主张，并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强化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采用高产、稳产措施，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2，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旱、供水能力及其应变能力；
3，继续植树造林，并提高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及病虫害的防治；
4，根据气候变化以草定畜，改变超载过牧，避免草场退化，增强草原畜牧业抗灾能力；
5，提高防潮设施的设计标准，强化沿海防潮设施的建设；
6，继续加强致病气象灾害预报，建立预报、监测和监控网络，扩大预防疫区。 [20]此外，中国环境保护提出的“节能减排”实际上同时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目前中国森林每年净吸收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中国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将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１８％提高到２３％。 [21]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生态保护建设和增加碳汇最大的瓶径是水资源问题，特别是水资源南北分配本来就不均衡，而气候变化会加剧南涝北旱。因此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与减排、增汇相关联，更与水循环相关联。笔者从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提出如下认识：碳循环与水循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碳循环改变着水循环，而水循环的变化既是碳循环变化的结果，也会对碳循环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包括修复碳循环异常的功能。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就不会有地球气候变化循环往复的周期。
关于碳循环与水循环的关系，英国学者曾提出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水循环，但仅限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导致植物从大气中吸收水分减少，使更多的水进入内陆河流，影响全球水循环，增加洪水发生的几率。” [22]这方面的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与水循环的关联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地球两极，特别是潘基文秘书长描述的南极冰架崩塌。但人们并未注意到地球的第三极，即中国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亚山脉 [23]。气候变暖将会加剧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洪涝灾害，这已是不争的结论，但如何减轻这种不利的水循环后果或使这种不利的水循环转化为有利，国际社会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
与地球两极相比，第三极的水循环是最具人类控制可行性的。在第三极南侧面临洪涝灾害威胁的同时，它的北侧却苦于干旱和高温。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在最近的50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1℃，增温速率为0.22℃/10年，明显高于全球或北半球同期平均增温速率。这表明中国基于综合生态因素变化的程度高于气候变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贡献是地表增温，如果能够降低这种增温，将会大大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均势。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有效途径是改善中国国土的水循环，以及通过水循环的改善增加国土的碳汇能力。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水循环自然状态是最不正常的，无论是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的俄罗斯部分、印度和东南亚次大陆，还是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河流水系都能够比较均匀地覆盖大陆土地，不仅有利于森林植被生长，而且起到给土地降温的效果，而中国的河流和水循环这种效果却是最不理想的。中国著名水利学家翁文灏先生把中国水系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描绘为“三大拐弯理论”，并提出应该利用我国西南高、西北和华北低的地形特点，把西南诸河水源调到严重缺水的西北地区。这一提议后来被写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 [24]。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水循环影响力和完善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同时也是一项改善全球水循环和增加国土碳汇的工程。郭开先生提出的“朔天工程”即中国西南部五大河流向西部和北部调水的方案，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水资源问题，大幅度地增加碳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大大缓解这五大河流流域的许多国家因气候变化已经和未来的严重水患。当然这样的宏大工程需要进一步严谨的科学论证，并需要国际合作与支持。
注释:
[1] 例如2007年11月潘氏在巴伦西亚报告发布会上称：“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太大，全球气候变暖，世界正处于重大灾难的边缘”，“它（灾难）可能不会在100年后才发生，或者说它很可能会在10年后发生。我们不知道，但是一旦发生，它可能是突然间就会发生，几乎是一觉醒来，这些城市（沿海城市）就不见了。”
[2] 参见雷敏、董峻“我国将加强跨部门合作防治西部土地退化”，载http://www.hebei.com.cn/node2/node4/node6/userobject1ai272287.html，2006年11月18日访问。
[3] 秦大河《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来源》，光明日报，2007-7-5
[4]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解读，2007年04月19日 15:32:50 　来源：科技部网站
[5]秦大河《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来源》，光明日报，2007-7-5
[6] 根据2007年5月17日北京环境法论坛郭开先生的报告记录整理
[7] 参见：杨志峰、刘静玲等编著，《环境科学概论》，第7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8]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解读，2007年04月19日 15:32:50 　来源：科技部网站
[9] [日期：2005-08-23] 　[新闻来源：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
[10] [日期：2005-10-11] 　[新闻来源：科技日报]
[11] [日期：2005-12-18] 　[新闻来源：科学时报]
[12] [日期：2005-11-18] 　[新闻来源：新华网]
[13]《多方制衡 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作者：陈迎，来源：人民日报， 2007-12-7
[14]《全球气候变暖的七宗“最”》，[日期：2006-11-16] 　[新闻来源：新闻晚报]
[15] 《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日期：2005-11-28] 　[新闻来源：科学时报]
[16]《多方制衡 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作者：陈迎，来源：人民日报， 2007-12-7
[17]《碳的捕捉和封存技术将迅速发展》[日期：2006-02-22] 　[新闻来源：科学网]
[18] 秦大河《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来源》，光明日报，2007-7-5
[19]《欧盟酝酿碳排放关税》作者：常旭旻编译，来源：人民网。2008-1-11
[20]《我国首次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6年12月27日，来源：光明日报
[21]《中国联合东盟国家发起“亚洲碳汇行动”》作者：王立彬　张周来，来源：新华网，2007-11-5
[22] 《英国学者认为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水循环》，[日期：2006-02-22] 　[新闻来源：央视国际]
[23]  青藏高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蕴藏大面积的冰雪，且降水总量丰富。据唐古拉区实测，最近5年共发生大于5毫米的日降水106次，（其中半数超50毫米）小于5毫米的也是106次（其中小于3毫米的不及一半）年均降水超过700毫米。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年均降水可高达2800-3600毫米，是中国大面积降水最多的地方。
[24]《“大西线调水”首倡者郭开：拯救黄河迫在眉睫》。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0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