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电器城: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我的父亲罗瑞卿——采访罗瑞卿的儿子罗箭

采访时间2002年5月

采访地点北京

采访对象罗箭（时年64岁）罗瑞卿之子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装备部副政委

采访记者董雅丽

黄土高坡——我的家乡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罗箭

记者：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对真正的故乡——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

罗箭：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父亲特别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他“文化大革命”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文革”动乱时都被拆散了。

记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

罗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个男孩，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基本上不带孩子，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很大，他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诉我，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个子高高的，噢，这就是我的爸爸。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没有见过车，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我特别紧张，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都吓得我一哆嗦。那时，我是五六岁的样子。

因为父亲受过伤，那是在红军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从颧骨穿出，把关节打碎了，愈合得不好，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再加上他个子高，比较瘦，显得很严肃。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经常开玩笑。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

罗箭：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把我们都接过去。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把我们都接回枣园（朱德的住处）去，过一个周末再回来。我们小时候，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

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们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们当时也小，不懂得挂念亲人，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在前方，没有时间来看我……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罗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很危险……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罗箭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

罗箭：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相对稳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思想上还未统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过种种途径，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像天津“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把他们引导到延安，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这样一来，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就找八路军，要抗日也找八路军，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

记者：当时您父亲作为抗大校长，听说毛主席还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

罗箭：我父亲担任抗大校长的时候，毛主席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抗大带到前线去。一方面在前线继续办校，另一方面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干部队伍。一般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分到各个解放区担任领导职务。这么一个几千人的队伍，要把他们安安全全地带到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

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与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军事干部情况不一样，那些军事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军事素质都非常高，应付各种情况都是驾轻就熟的，但是这批年轻的学生都没经历过战斗的考验，他们通过封锁线、过铁路，容易出问题。当时中间除了晋绥根据地以外，其他都是游击区，所以敌人的巡逻队也经常来来回回地走，敌人把铁路线作为他们的巡逻线，有铁甲列车来回走，所以要通过铁路线，就要趁这个空当通过，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要组织得非常严密，不能有一个人出现问题。大家都非常紧张，只要有一个人暴露目标，那就等于大家都暴露，因为那些学生也没什么武器，碰上全副武装的敌人，没有什么战斗力，牺牲会很大，因此我父亲很不放心。于是他就站在铁路线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一直往前，永不回头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

毛泽东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记者：您父亲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毛主席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您认为父亲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罗箭：其实毛主席送他这两句话，很难说是批评，也很难说是赞扬，只能说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对人要求比较严格，这是他一生做人的标准，也是对工作的标准。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最后受苦也是因为这个。他这个人容不得一点邪恶，容不得一点污七八糟的事情，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文革”前他是军委秘书长，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直露。“文革”后，他又出来工作，还是以前的处事原则。我觉得他一生就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个结论，他不能委曲求全，只有一直往前，永不回头。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都是急急忙忙的，工作太多，事情太多。当初一进城，他在公安部，我们家住在缎库，下班有时候走回来，还到派出所检查一下工作，民警都认识他。后来到了部队就更忙了，担任军委秘书长，在我们的印象里，爸爸永远都是忙忙碌碌。我记得有一次国庆焰火表演，有一个记者本来想找我父亲，但没找着，问我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我母亲随口说了一句：“忙，你看你见不着他，我也见不着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还有就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达到目标，从不会退缩。举个例子，当时黄埔军校被解散，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党组织。当时他的很多同学，走了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他就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果为了找一个生活出路，他不会那样选择的。

“假党员”的经历

“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他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罗箭

记者：当时您父亲考的是武汉黄埔军校，那时候他只是一名共青团员，“四一二”政变以后，就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曾经到湖南、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听说您父亲有过“假党员”的经历，有这回事吗？

罗箭：当时我父亲考上武汉黄埔分校，分校里头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党决定让这部分力量从武汉沿着长江下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南昌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部队撤回来往广东那边走，所以这个武汉分校到了九江，就被张发奎解散了。

中间经过了很多周折，听说哪个同学是共产党，他就去找人家，跑到湖南，最后听一个同学说党中央在上海，他们俩就跑到上海，几个从四川来的人就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找各种关系他们在上海待着，后来有一天他们跑到外滩公园，当时外滩公园门前立着一个牌子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们几个年轻人看了很气愤，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华人不能进去？所以就偷偷跑进去，结果被巡捕发现了，被关在班房里头，最后是熟人凑了点钱才把他们赎出来。这个故事我父亲经常给我讲，特别是到了外滩的时候。

后来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那个时候革命处于最低潮，很多党内的人都发表声明脱党，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好多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像他这样还要去找党的关系，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其实他当时只是加入了共青团，他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党组织没回答他，所以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共青团员。当然后来有一段时期，团员自动地转成党员，但是没有履行手续也还是不行。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他那个同乡任伯芳给他出了主意，说你是个团员，又不是党员，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了党，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后来因为他很急切，就这么办了。“文化大革命”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当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让他交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因为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后来他用一辈子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把一生都交给了党。

“箭”“宇”“原”

“父亲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罗箭

记者：罗瑞卿有8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很特别，他把三个男孩子取名叫“箭”“宇”“原”，“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您兄弟几个的名字很有意思，应该寄托了您父亲的某种期望吧？

罗箭：我的名字取得有意思。我父亲跟任伯戈很熟，他来表示祝贺，我父亲说你给起个名字吧，任伯戈说你叫罗瑞卿，他就叫罗小卿，所以我一直就叫小卿。因为这个字不好写，我就老写“青”。从101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和你母亲革命一辈子，你们的任务就是建设中国，学理工科吧，学一门自然科学，将来好建设国家。”我记得1958年的时候，核电站、原子能都是尖端科学，父亲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我父亲就说你就学原子能吧。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么一个信念，我一定学原子能。因为我高中功课比较好，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到我们学校来挑学生，保送，我一打听，北京工业学院是以机械为主，没有原子能系，我说不去。中国科技大学有，后来我就考到那里。

到了1961年，我听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招一批插班生，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对“两弹一星”很关心，就抓这个事情，要是从大学一年级培养，5年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就要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这些好的大学里招三年级学生。为这事，我就征求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好啊，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父亲就是管“两弹一星”的，具体抓这个事情。我就从科大到了哈军工，他说改个名吧，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就写了三个字，“箭”“宇”“原”，他说你们兄弟三个人，这三个字，你们自己挑。我小弟挑了“原”字，这是什么意思？三个字从字面上没什么联系，后来父亲就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兄弟姐妹8个。大妹妹叫罗峪田，其他的峪书、罗宇、峪治、峪平、罗原，名字都有来历。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小名，很有意思。生点点时早产，就那么一点，所以叫点点。生了了时，不想生了，林巧稚（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说是个男孩，要吧，母亲说可以要，但这是最后一个了，所以叫了了。

记者：您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您父亲是不是特别喜欢孩子？

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从小对我们都很溺爱，罗宇1944年生，朵朵1949年生，所以无形中我们四个算大孩子，那三个是小孩子，我父亲对那三个小的特别疼爱。每次下班回来以后，三个小的弟弟妹妹都扑上去，他个子特别高，孩子又小，每次他都蹲在地上，有时孩子一上去，都把他弄得坐在地上。

记者：您记得你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罗箭：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吃晚饭时，那是全家一天中唯一团聚的时候。父亲非常忙，想见他，只有在那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只要父亲有空，他晚上一定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常常一家老小都在那儿等他，有时候等到七八点，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那是我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听我们讲学校里的事，社会上的事，那时候看刘三姐，嘲笑那三个秀才，我父亲说得高兴了也跟我们一起讲，爸爸四川口音，语序和普通话不一样。他说“我借你的钱还你不起”，我们就哈哈地笑，“什么还你不起，是还不起”。“文化大革命”前从我到我的小弟弟都是长身体的时期，比较能吃。等他一回来，我们很快都吃光了，父亲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和母亲相视一笑，就说：“哎呀，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邓小平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罗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绝不可能与顶头上司林彪同流合污，他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层干部。

记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您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罗箭：1965年我们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变化，父亲也不出去了，也没有电话找他，突然一下安静下来，当时没多想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经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时间了，要跟我们打扑克，因为平常很难有这种机会，偶尔有个星期天在家陪我们一会儿，他也不会别的，就跟我们打打扑克。我们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较简单，父亲玩游戏也比较认真，谁出什么牌他都记得很清楚，他老怪母亲出错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县研究所，本来已经让我参加新疆第三次核试验。去的头一晚，让我去搞“四清”，我告诉他们，父亲母亲相视一笑，淡淡的。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他们的笑有点儿惨然，我脑子转了一下，没想那么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来，我领导跟我谈话，说我父亲反林彪。

那个时候已经不让我回家了。过了好几个月，我最小的妹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即使父亲犯了错误，但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你也应该回家。我什么也不管了，就骑自行车回去。家里的景象很不好，父亲又住院了。

记者：这么说你们一家人离散的时间相当长了，在这段时间里您相信您的父亲是冤枉的吗？等您再见到他的时候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罗箭：我们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伟大的，尤其是父亲，就像毛主席身边一个大警卫员。父亲从小不会游泳，为了保卫毛主席，到50岁学游泳。他对毛主席一片赤诚，在我们心目中毛主席也是伟大的。所以我们心里有一些矛盾，也跟着大家一起批判父亲。林彪死后，我们就坚信父亲没有犯错误。

“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北京慢慢开始传一些消息，说有的家里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们只知道父母被抓起来，关在哪儿都不知道，这样我们几个都跑回来，住在朋友和同学家里，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说给总理写信，给叶帅写信，就说要求看父亲母亲。后来小弟和小妹就写信，写信以后就批下来，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记着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个驻地，我父亲专门从生活费里要了一点钱，让人给我们买了一些汽水，买了一点水果在那儿等着我们。进去以后，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拄着两个拐，因为我上次见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还是好好的。现在他拄着个拐，非常苍老，不像我父亲原来的样子。然后我们几个一个一个进来，我小弟弟最后一个进来，他很高，我父亲就盯着他看，看了半天，后来我小弟弟就说：“爸爸，我是了了。”父亲这才认出来，抱着我们……

他总是坚信他能够重新走路

罗瑞卿曾这样记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心情：孩子们都回来了，可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1966年3月18日夜，罗瑞卿将军跳楼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没有接纳他，但左腿致残。

记者：您父亲在“文革”中左腿致残，“文革”结束以后，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带着腿伤的他每天要批阅大量的文件，腿伤一直是他的心病，对他的工作影响很大，但动大手术对于老人来说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您父亲是怎样下的这个决心？

罗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关起来以后，我们没有他的一点儿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他还好好的，一点儿事都没有。可是现在，他的个子也大，整个人趴在那个拐上，对他的打击太大了，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让他出来工作，没有腿对他是最大的障碍。他当军委秘书长的时候，军队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么多，他说我上一次厕所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喝水，这样坐着一天都不动，母亲说，你这样不行，这样把身体都搞垮了，你都72岁了。他说耽误的时间太多，部队这么多的事情都要我来办，我只有把72岁当成27岁来过。打倒“四人帮”以后，父亲更忙，虽然我们在家的时间多，但是看他那样，谁也不敢去打扰他。

我父亲出来以后，这个腿伤对他限制太大，当时生活上是我母亲照顾他比较多，他当然也有点依赖，总有个亲人在身边。我母亲先是乳腺癌，在监狱做手术，做得不好，后来乳腺癌又转移到肺上。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很大，他总觉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别人诬陷他，他觉得我母亲是毫无道理地受到牵连。他觉得很对不起我母亲。我母亲得了肺癌以后，要做大手术，身体肯定不行，他当时的想法就是以后我不能让你照顾我，我要照顾你，而我要照顾你，我首先就要站起来。当然支撑他的力量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队去，非要去看前沿阵地的工事，结果那些人没办法，就费了很大劲儿，把他抬到阵地。回来以后父亲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样子，怎么能够视察部队，怎么能够工作。后来他背着我们给中央写信，要求出国治腿，等华国锋已经批了，我母亲才知道。他就怕我们不同意，因为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来，因为他知道家里不会同意他冒险做这么大的手术，当时他的心脏又不好。他自己抱着非常大的信心，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

记者：您父亲常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深，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一直是相互扶持。

罗箭：当时父亲受伤以后，刚开始还让母亲去看他，后来不让去了。为了鼓励父亲坚强地活下去，母亲用一块手绢包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送给他，父亲一看就知道是母亲用过的手绢，他一直把这个手绢带在身上，放在贴胸的怀里头。

1978年，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治腿，手术前他一直坚持锻炼。罗瑞卿对手术充满信心。

罗箭：他一辈子经历了很多磨难，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汉得了很重的病，伤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来喂他点饭，完全靠自己活过来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过来了。他老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也很坚强。“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人用腿来威胁他，那么多的困难和痛苦他都过来了，他没有看在眼里。他总认为自己能够挺过来。

1978年8月2日，手术顺利完成。罗瑞卿苏醒后，德国医生对他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两个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时40分，罗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罗瑞卿总是那么急切并执著地去迎接命运的挑战，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但走时，他依然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罗箭：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父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她觉着应该继续父亲的生命。还有这么多的子女，她要继续教育我们。

现在母亲心情也很平和，画画、写字，这几年有很大的进步，很多人来求她的画。这几年子女们都大了，有了工作，儿孙们也都长大了，对她也是一种安慰。

也许对母亲的爱护和安慰就是对逝去的父亲的一种默默的尊敬和怀念，子女们依旧保持着这个家庭的朴素和宁静。但当作为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大将渐渐被人们以赞扬和纪念的方式放大了的时候，他也同时与我们渐渐地疏远。我们可以从一个家庭、一个儿子的角度去重新审视和判断，这样，我们会离一个同样伟大的父亲越来越近，越来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