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新园酒店:从《论语与算盘》谈日本影响中国

　　在19世纪之前日本一直受到中国的影响，但从19世纪末开始这一局面迅速发生逆转，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清末到民国初期，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是借鉴日本的强盛和通过日本这一桥梁学习西学；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影响集中表现在技术和经济层面，如在十几年中日本的电器成了中国人的最爱。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没有技术和经济方面强烈，但程度不同也在起着作用，我想以我翻译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影响。

走向“经济之路”与“伦理真空”

　　当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展开了一场全新的试验。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相互配合的制度特别是法律规范，而且也需要一套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基础。

　　从贫穷革命的价值观转变为富裕光荣的价值观并不难，难的是大家如何走向富裕之路。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如何把经济、市场与伦理和道德结合起来。但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困境，这种困境之一是，误认为“经济”与伦理和道德是彼此不相干的，有人甚至提出了“经济学不讲道德”这种容易引起混乱的论题；另一个困境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伦理差不多变成了真空，因为以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德不能用之于市场经济，传统的儒家道德又被认为是阻碍经济和利益发展的过时之物，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强烈反传统的表现之一。结果，市场经济同伦理道德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和分裂。这是理论上的，更是实践上的。规范经济活动和市场的法律不健全，伦理道德又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中国市场经济充斥着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现象，自然不难理解。

　　就像现代中国人广泛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时以遗憾和相见恨晚的心态追问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近代科学那样，当资本、富裕和市场经济成为新时期中国人新的理念的时候，中国人也以悔意同样开始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诞生资本主义，虽然有人一直坚持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实际上，20世纪初，韦伯已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中译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当“经济”被看成是整个社会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时，韦伯则从宗教改革产生的“新教伦理”这一侧面来揭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的奥秘。韦伯的基本立论是，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精神同新教的惩忿禁欲、天职（职业）、勤奋、忠诚等伦理之间存在着相应关系，而其他文明如中国（见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印度（见韦伯的《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由于缺少这种伦理而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对“韦伯论式”中“儒教”与中国经济生活的关系，中国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质疑韦伯的看法，并从东亚受儒教影响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台湾等资本主义来论证儒教对资本主义和经济的发展起着类似于新教伦理的作用；与之相反的另一种反应是，认为儒教对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广义的经济生活精神是相抵触的，并诘问作为儒教大本营的中国为什么在经济生活上严重滞后了。

“士魂商才”与《论语》

　　日本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中，对曾经是日本精神传统之一的儒教也经历了以启蒙理性进行批判和创造性转化的两重立场，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代表了前者，实业家涩泽荣一则代表了后者。涩泽荣一原走的是仕途，已经升任到了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但他不顾朋友们的劝阻，果断辞别政界，投身于实业和商业之中。他回忆说：“明治六年（1873年），我辞去官职开始从事多年来所希望的实业，从此，就同《论语》有了特别的关系。这是由于我开始成为商人的时候，心里突然感到，从此之后，我必须以铢锱必较的方式来处世，在这情况下，应该抱一种什么态度呢？我想起了之前学过的《论语》。《论语》所讲的是修身待人的普通道理，是一种缺点最少的处世箴言。但能不能用在经商方面呢？我觉得，遵循《论语》的箴言进行商业活动，能够生财致富。”（P10）

　　在涩泽看来，日本作为近代文明国家需要具有强大的物质和经济力量，为此就必须改变日本传统社会轻视商业的官本位价值观、改变“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劣根性。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根据日本过去提出的“和魂汉才”，提出了“士魂商才”，探寻日本武士精神同商业才智的结合，认为孔子的《论语》是培养武士精神的根基，商业才智也必须以道德为根本。人们一般不会把《论语》与算盘相提并论，这两者看上去似乎风马牛不相极，但涩泽坚信，“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P3）。他认为，孔子决不轻视财富和利益，孔子说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最能说明这一点。后儒视财富与正义不相容，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是对孔子的误解。孔子要反对的只是“为富不仁”、“见利忘义”等卑劣行为和做法。涩泽一直强调，《论语》与算盘是完全一致的，商业与道德必须统一起来。真正的生财之道，真正的商业精神，就是为富而仁、为利而义。任何商业和经营，如果不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都将是短命的。在涩泽的眼里，《论语》不啻是一部商业圣典。涩泽以他自己的实践和巨大成功，亲证了《论语》与算盘、商业与道德的神奇结合，亲证了东方资本主义与孔子儒教之间的相应关系。他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在日本，把《论语》同算盘和经商结合起来，当然不限于涩泽荣一，但涩泽荣一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竞相翻译《论语与算盘》

　　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一些人为了追求财富和利益而失德丧伦。市场经济是以诚信和法律为基础的经济，交易如果没有诚信, 而法律又不健全，市场就会变得不可预期，人们的经营状况可想而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改革政治和健全法律之外，就是如何培养人们的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正是为了解决中国市场经济的失德失范，寻求伦理、道德与市场和经济的结合，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就进入到了中国人的视野中。

　　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的身份，1986年底我到了日本东京大学。在日本学习期间，我从图书馆借出复印了这本书，这是1988年3月回国时我从日本带回的文献之一。回国后，我并没有很快翻译这部书，一直到1993年我才着手翻译此书。199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据日本国书刊行会1985年版译出），也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

　　在此书的《译者序》中，我重点介绍了内容之后，强调此书“对健全地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改变现在的无道德状态大有裨益”。我为此书加的副标题是“人生?道德?财富”，并且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加了许多注释。我希望通过此书在中国传播涩泽荣一的“仁富合一”、“义利合一”、“德财合一”的经营理念，以使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知识界谈到“经济伦理”和经营理念，常常会说到《论语与算盘》，它同我们提出的“儒商”观念有一定的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商业道德和经济伦理的重要性，国内不时召开有关儒商的学术和实践讨论会，也开始产生了一些把儒家伦理道德与自己的经营和致富结合起来的企业家。2007年初，我翻译的《论语与算盘》由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2007年1月）。

　　我的译本出版不久，我得知此前已经有了宋文、永庆先生的译本，这一译本1994年由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我想他翻译此书应该同我抱有类似的愿望，即建立中国的“经济伦理”。

　　2007年7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戴璐璐的译本，题名为 《右手论语　左手算盘》。杨叔子先生推荐此书说：“《论语》就是企业的基础，一个人最大的义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利！”

　　2009年8月，李建忠的《论语与算盘》译本，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这个译本的正封上印有“现代儒商第一读本”、“日本企业之父的商务圣经，现代儒商必备的经营理念”、 “义利合一+士魂商才：儒商精神和人格的基石”等引人注目的口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这本小书，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大进程。这也正印证着一个真理，虚心向他者学习总会有福的。

《论语与算盘》带来的助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价值观等各方面的转型和发展，整体上是“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的每一个分力哪怕是小的分力，都有其积极的意义，就像所有的小河、小溪都加强了大河的洪流那样。说起来，《论语与算盘》不过是一部小书，但它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变迁和进程，是对当代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一部书。

　　当代中国发展的焦点是经济的发展，如何建立现代商业、企业首先需要的是商才和合理的经营。所有的商业和经营活动都需要精打细算，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这是韦伯所说的经济的“合理性”。涩泽荣一用“算盘”形象地概括这一点。他强调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发展商业和财富，这一点非常适用中国改革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他强调“商才”和经营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经济还处在逐步上升阶段的中国人越来越认识到，商业和企业越发展，经营者的知识、管理水准就越重要，他就越需要提高自己。涩泽荣一的提倡，强化了中国人的“商才”观念。

　　《论语与算盘》给予中国人的最大影响，是它在中国经济伦理和商业道德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类似于“现身说法”的作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不少商业和企业在经营中充斥着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见利忘义、富而不仁的“失德”现象。涩泽荣一信守孔子的“义利义合一”和“富仁合一”的理念，结合自己的经营经验和实践，反复强调真正的长远的商业利益，都要以“仁义”为原则；一位真正的企业家，需要把自己的经营和商业活动建立在伦理和道德的基础之上。在涩泽看来，经营的“商才”非常重要，但“商道”更是经营和企业的灵魂。这是《论语与算盘》这部书的精义，它促进了中国“儒商”和“商道”观念的发展。

　　80年代的中国，还有强烈的反传统特别是反儒家的倾向，这种倾向整体上把儒家看成是“现代化”的障碍。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这种简单的反传统中走出来、重新认识传统和儒家价值的过程。一位外国人，重新评价孔子和《论语》，从孔子那里，从《论语》那里找到了商业和经营之道，这对儒家的故土来说，具有明显的示范性。《论语与算盘》成了我们认识传统和儒家重要精神资源和价值的媒介之一，对于我们认同传统和儒家，对于我们把现代与传统的良好结合，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