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谈苏联亡党亡国

李慎明：有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完全正常的，都可以平心静气商量。我们认为，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

第一，不能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笼统地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不能因为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们绝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甚至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苏联体制经过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日益显现。对其进行必要改革的任务，不应由已经去世的斯大林来完成。其没有改革或没有改革好的责任，应算在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集团身上。

第四，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人，是人决定体制机制。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体制机制要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这就是列宁所说的“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

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这似乎不够公道。

回首20年

东方早报：在历次访问苏联和俄罗斯之中，你感受最深的有哪些事情？

李慎明：2002年我到伏尔加格勒访问，从下降的飞机上即看到在宽阔的伏尔加河上高耸着九座大桥墩。下飞机后问前来迎接的州长，回答说这是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座铁路桥，修通后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因联邦政府不给钱，1990年被迫停工。我问，“二战”前，斯大林格勒有六大工业区，矗立在延绵80余公里的伏尔加河两岸。“二战”中，这六大工业区被夷为废墟。“二战”后，仅用3年左右时间，又一座延绵80余公里的斯大林格勒新城在这里耸起。现在的主要建筑还都是那3年建设的，那时有资金吗？他说，没有。

我又问，3年左右时间，可以建一座新城，而12年左右时间却建设不了一座新桥。这是为什么﹖他沉默少许说：“主要是人的精神不一样。那时，人们有信仰，有干劲，饿着肚皮也干。现在很迷惘：我们的过去错了，将来要往哪里走？我们一无所知！”

今年是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地方和军队不少单位请我去汇报我们10年的研究成果。在汇报中，我一直强调，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或没有一点关系。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现状与前景？

李慎明：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的忧郁可能还要延续一段较长的时日。我与俄罗斯一些知名政治家、思想家交谈，他们也有同样的认识。我认为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大概可能还需要十多年及至二三十年，人民才能彻底认清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有了彻底、科学理论的指导，俄罗斯才能得到真正的复兴。

俄罗斯现在的复兴主要是依靠军工，以及包含石油在内的各种资源。它非常富庶，人口又少，但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理论和正确道路。既然跌到谷底，这就需要时间来恢复，经济上的，特别是正确理论上的寻求。

苏联亡党亡国20年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悔恨”。以坚决反共著称的著名作家马克西莫夫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忏悔：“我曾以为（共产主义思想）是妨碍俄罗斯发展、妨碍她成为伟大强国的唯一重负。这是我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我到了老年深为此感到悔恨。”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20世纪30年代还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一名成员的作家和学者季诺维耶夫，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即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曲折中顽强前行，在低潮中艰难复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故乡不会长久沉寂，而人类的历史必将在曲折与苦难中迎来又一个绚丽多姿、无比辉煌的春天。

东方早报：如果我们仔细注视一下近20年来的俄罗斯的转型道路，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普京，更现实的是，梅普换位已成定局。有人说，未来俄罗斯24年政局的剧本都写好了，俄罗斯政坛“二人转”将再唱24年。你如何看待这一政治现实？

李慎明：历史有其偶然性，但有其必然性。其偶然性，是说具体的发展进程与结果，不是既定的，难以预测。其必然性，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最终是人民。对此，我深信不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词，它的本质，是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谁能在俄罗斯解决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问题，谁才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最终站得住，才能获得人民真正的拥戴。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已是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进步，“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马克思在158年前的这一精辟论断，我认为并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