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广州光电仪器美导招聘:中国出版史大事记：明朝（公元1368年）——民国（公元194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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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大事记：明朝（公元1368年）——民国（公元1949年9月）
1368年
明朝建立。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在书外封上印有禁止伪造私历的告示：“伪造者依律处斩，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明太祖下诏除书籍税，并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六：“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书籍、笔墨、田器不得征税。……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
1370年
四月，朱元璋下令实行分封制，将其诸子封在各地为藩王，借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为防止割据，朝廷鼓励各地藩王读书好学，提倡刻书。这些藩王也多附庸风雅，招聘人才，从事刻书。由于财务雄厚，所刻质量精良，成为明代刻书的一支重要力量，后称藩刻。
五月，朱元璋改革科举制度，规定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文体用八股文。这些规定直接影响了刻书业。特别是坊刻，针对科举应试的需要，大量刻印各种各样的科举用书，成为坊刻的主要赢利来源。
1371年
金陵王氏勤有书堂刊刻带图的识字课本《新刊对相四言杂字》，这是已知明代南京最早的坊刻。明代南京书坊林立，是全国性的刻书中心之一。明代南京书坊有坊名可考者93家。书坊多冠以金陵或白下、秣陵、建业，以唐姓居多，次为周姓。各家书坊刻书范围广泛，除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医书外，多以小说、戏曲为重点。
1373年
颁行《大明律》。洪武三十年（1397）又颁《大明律例》。内有禁书条款，比前代更为严厉。“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二年。”
明代建瓯、建阳属建宁府。继宋、元之后，明代是建阳、建瓯坊刻的极盛时期。书坊林立，余氏、刘氏、熊氏、郑氏、杨氏、陈氏、虞氏等均为刻书世家，代代相传，经营兴旺。元末战乱，建阳书坊被焚毁，明弘治十二年（1499），麻沙又遭火灾，损失严重，但均不久即得到恢复。明代建阳书坊大多是编、印、发联为一体，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麻沙在城西70里永忠里，崇化在崇化里，既是刻书集中地，又是书籍集散地，每月逢一逢六都有书市，天下客商云集，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据统计，明代建瓯、建阳有名可考的书坊多达84家。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明代建宁府书坊刻书365种。截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嘉靖《建阳县志》卷五载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书坊书目，记录书目多至451种。此后至明末，其数可能近千种。有的书坊除在本地开店外，还在南京等地设铺营业。
1378年
杭州古杭勤德堂刊刻著名数学家杨辉《算书五种》，7卷，卷首大书“新刊杨辉算法”。这是已知明代杭州最早的坊刻本。据统计，明代杭州有名可考的书坊有24家，以古杭勤德堂为最早。其他较有名的刻书坊肆有钱塘洪楩平山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钱塘杨尔曾夷白堂、虎林双桂堂、武林容与堂、胡文焕文会堂等。胡文焕文会堂是明代杭州刻书最多的书坊，所刻约450种。
1385年
诏颁御撰的《大诰》，次年三月又颁《大诰续编》，十二月又成《大诰三编》，通称《御制大诰三编》。赐国子监及全国府州县学生徒，作为必读之书。进而要求凡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
1386年
诏令规定工匠服役制度。分为住坐匠和轮班匠。工匠服役以外的时间，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产品可以自由出售。这些规定较之元朝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直接关系到从事刻书的刻工和印工，成为促进刻书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1394年
洪武帝朱元璋删节《孟子》，开了皇帝直接干预出版业的先例。在封建社会里，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所撰的《孟子》被程朱学派尊为“四书”之一，历来是士子必读的著作。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句子均被删去，共有85章，几占全书的1/3。删定后的《孟子》被称为《孟子节文》，作为士子诵读的定本。后来，才逐渐被明政府恢复。
1403年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载，明成祖下旨禁毁戏曲书籍。永乐九年（1411），又禁止倡优装扮杂剧和印卖戏曲小说。这项措施开创了明朝禁止传播戏曲小说的先例。
同年，翰林学士解缙等奉命编纂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六年（1408）成书。计22877卷，目录、凡例60卷。以单字为目，依洪武正韵单字。每一单字下，先详注音韵训释，备录各种字体，再分类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项记载。整段整篇抄录原文，一字不改，甚为完整。元以前孤本秘籍皆备。因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部用手工书写，成书后仅抄一份，初藏南京，成祖迁都北京后，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录正、副两本，至隆庆初告成。原本移回南京，正本存文渊阁，副本存皇史宬。明末渐有散失。清乾隆开四库馆时，已佚失2422卷。咸丰、同治年间仅存64册。后经多方搜求，共得730卷。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
1418年
明成祖诏颁《纂修志书凡例》十六则，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以此为开端，开展了地方志的编纂活动，并持续不断，每隔数十年即编纂一次。《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地方志约340种，黄氏《千顷堂书目》著录1500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行本）著录明代地方志有860种。现国内尚存900余种。明代地方志根据上述凡例要求，大多体例严密，分类较细，资料较丰富。缺点则是往往炫耀乡邦文化过头。地方志多就地刊印。但明弘治《兴化府志》有建阳书坊刊本，较为少见。
1421年
明成祖迁都北京。迁都后，南京的六部衙门仍然保留，形成南六部与北六部并存的格局。因此，国子监也有南北两个，北京的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南京的简称“南监”或“南雍”，都是明代最高学府，兼掌刊印书籍，所刊称“北监本”与“南监本”。
迁者后，内府司礼监也扩充机构，下设经厂（分汉经厂、道经厂、番经厂），专司刻书，所刊书称“经厂本”。据《明会典》卷一九八载，至嘉靖十年（1531），经厂所辖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已达千余人，为明代内府规模最大的刻书机构。除刊刻《佛经藏》、《道经藏》、《番经藏》三部大书外，还刻印《大明一统志》、《四书集注》、《文献通考》等书近200种，其版本特点是版面宽大，字大如钱，多用赵体，行格疏朗，黑口双鱼尾，刻有句读，纸墨俱佳。但校勘不精，常有脱误。
1442年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引《英宗实录》载，英宗于正统七年又明令禁止《水浒传》和《剪灯新话》流传。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崇祯十五年（1642），又严禁刻印《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但禁而不止，《水浒传》仍在民间流传。
1445年
钦天监编印《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大统历》。封面有红色印记。文曰：“钦天监奏准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印信，即同私历。”书后并刻有监正、监副、治理历法官员姓名，以示官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大统历。
1490年
无锡华氏会通馆以铜活字排印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150卷，半页9行，行17字，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无锡除华氏外，还有安国（1481-1534）在正德间也以铜活字印书闻名。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正德十六年（1521）用铜活字摆印《东光县志》6卷，是中国惟一的铜活字本方志。
1511
司礼监刊印《大明会典》，均采用线装，蓝绫面。这是现存较早的线装书。书籍装订形式，从唐以前的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演进为宋代的蝴蝶装和元代的包背装，不断改进。明初沿袭元代，书籍装订除佛教典籍仍多为比折装外，多为包背装，包括《永乐大典》。万历以后，线装逐渐流行，主要是比包背装省钱省料。此后，线装逐步代替包背装，成为主要的书籍装订形式。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平装、精装所取代。明代《古今秘苑续录》卷一有《订书十约》，总结了线装装订经验。
1522年
司礼监刊印罗贯中所作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原刻本有“嘉靖壬子修髯子引”字样。这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刻本。
同年，北京台书林主人汪谅在所刻李善注《文选》后刊登书目广告，这是已知最早的图书广告。“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后附书目《史记正义》等。
此后，售书广告逐渐推广。例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印带图《水浒》，广告是：“《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
据统计，明代北京书坊可考的只有13家，远不及南京、建宁、杭州、苏州等地。但作为明代首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书籍集散地，各地所刻书籍，多运往北京销售。因书纸和雕木都来自南方，刻印成本高，所以北京书坊不多而书价较昂贵。
1526年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载，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下牒文，要求翻刻四书五经时必须重视校刊质量，不得粗制滥造，贻误学子，同时要求按照官定版样，照式翻刻，方许刷卖。
1573年
刻书家顾起纶（1517-1518）编刻《国雅》20卷，值得注意的是《国雅》书末附有刻工、写工氏里表：
“梓授：吴郡颐植、顾贤、罗鉴、张璈、方之善，同邑何钥、何钊、邵植、王伯才。”
“笔授：吴郡顾擐、施云、侯愚，家产子顾相、戴卿、朱谟。”
又有题记：“校是编者周天球、童珮、朱在明、俞渊、叶之芳、成淳，从子道潜瀚，子祖源、祖河、祖汉偕余也。”
题记后还有顾起纶复校识语。这充分反映了明代家刻的严谨负责态度，与某些坊刻的粗制滥造形成鲜明对照。
1581年
刻书家凌瀛初彩色套印《世说新语》。套印技术始于元代用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到明代，由湖州凌氏和闵氏两家加以发展，由两色套印发展为三色、四色，以至五色，这在古代印刷史上是一大进步。其所刻《世说新语》除正文外，标有红点、蓝点、黄点，蓝者为刘辰翁点，红者为王世贞点，黄者为刘应登点，共四色。
1586年
藏书家范钦卒。范钦字尧卿，号东明，今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性喜藏书，多方访求珍本秘籍。嘉靖九年（1530）建藏书楼名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历数百年而阁犹存，迄今尚存13000多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天一阁曾刻印过范钦手订的《范氏二十一种奇书》，写刻精良，其中《京氏易传》、《关氏易传》、《周易举正》等均极罕见。此外还刻印《孙子集注》13卷、刘向《说苑》20卷等。清嘉庆间，阮元任浙江巡抚，命范氏后人懋柱编《天一阁书目》10卷。范氏藏印有“四明范氏书记”、“甬东范氏家藏图书”、“古司马氏”、“东鸣山人”等。范钦著有《天一阁集》。
1590年
欧洲天主教会在澳门用西洋活字印书，这是西方活字印刷术最早在中国的使用。
1598年
赵士祯（1552—1611）进献兵器制造书《神器谱》1卷，乞敕下工部制造，未予题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参考西洋武器而编撰的兵器制造图书。
1601年
歙县吴勉学师古斋刻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师古斋为明代徽州著名书坊，主人吴勉学，字师古，所刻医书为最著，其他如《二十子》、《性理大全》、《礼记集说》、《通鉴》、《近思录》、《世说新语》等，刻书种数为徽州书肆之冠。明代徽州盛产纸、墨、砚，歙县虬村黄姓又多刻书能手，版画尤穷工极巧，为时所重。明代徽州书坊有名可考者约10家，刻书以插图版画著名。
1605年
徽州制墨名家程君房用彩色印制《墨苑》12卷。《墨苑》主要介绍制墨工艺和墨料品种，彩色印刷，由画家丁云鹏、吴左千、郑千里绘画，全书使用彩色近50幅。其中《天姥对庭图》的凤凰用红、黄二色，竹子为绿色，尤为妍美。其彩印方法，系先用颜色分别涂于刻版上，然后印出。
1573年左右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引王汉章《刊印总述》注五引：“据叶九如君述，上海未开商埠前，书业盛在苏阊，而以扫叶山房历史最久。远在明万历间，松江席氏买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阁《二十二史》等书板，与苏人洪、谢、陆三人合资在松江开办扫叶山房，不久移设苏州阊门内。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这就是松江席世臣与人合资在松江（今苏州）开设的书坊——扫叶山房。直至清代、近代，经营时间跨越整个清代，刻书数量多，质量好。到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刻版印刷。
1625年-1659年
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1599-1659）在这期间共计刻书600余种，为历史上私家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者。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号潜在，江苏常熟人。喜藏书刻书，藏书刻书处名汲古阁。雇印刷工人20名，刻工甚多。所刻书种类名目繁多，包括《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以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佛教经疏等。每年刻书用纸都由江西特制，原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这种纸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毛晋父子的抄本也很有名，人称“毛抄本”。所用格纸版心上印“汲古阁”标记，格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8个字，缮写精良，其中不少是罕见秘籍，历来为藏书家所重视，被称为“古今绝作”。
1626年
漳州颜继祖雇请江宁吴发祥在金陵刊印饾版彩印《萝轩变古笺谱》，书前有“萝轩变古笺谱书成于天启丙寅”字样。上、下册，49页，98面。这是饾版拱花印刷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笺谱套印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所谓饾版拱花，就是将版画和套印结合起来的刻印方法。
1639年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文庙（指清太宗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敌规范。”这项措施说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已重视儒籍和汉族文化，认为译印汉籍是未来统治天下的需要。
1646年
修成并刊版《大清律》，次年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内府最早的刻书之一。此后多次修订，乾隆五年（1740）又重修律例，编成了一部较完整的《大清律例》47卷。《大清律例》内有禁止坊肆印卖淫词小说的条款：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所谓淫词小说，从此后执行情况看，包括《水浒传》、《西厢记》等。此外，《大清律例》还禁止演唱杂剧，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一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又对普通演剧时间作出限制：“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此后，屡有类似禁令，理由是“伤风化”。
1652年
据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这是记载朝廷下令禁止印卖“淫词小说”。从顺治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均多次重申对刻印“淫词小说”、“小说戏曲”的禁令。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查禁“淫词小说”书目，书目达267种，包括《水浒传》、《西厢记》、《金瓶梅》、《牡丹亭》、《笑林广记》以及一批弹词等。
1663年
康熙二年五月，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被裁处。因书中不尊清室先祖，不奉清正朔，痛斥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被告为大逆大道。主犯庄廷鑨已死，被开棺戮尸，弟廷钺和出书赞助人朱佑明均凌迟处死。两家子侄15岁以上者斩决，15岁以下者充军。参加校订者18人，均为江浙名士，全部凌迟处死。刻书、印书、订书、送版者一应俱斩。卖书、买书、藏书者皆斩。计全案斩决72人，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被杀者在1000人左右。这是古代出版史上直接殃及刻工、印工、售书和买书者的大案。明代以前，雕版书籍的刻工、印工多在刻本上留下姓名，以便考核劳动，计算工钱。后人可以利用刻工鉴定版本。自庄案发生后，清代前期因惧怕文字狱，许多刻工不敢在书版上留名。
1671年
苏州书坊业为了维护同行利益，成立行会组织“崇德公所”，刻字业则于乾隆四年（1739）成立“剞劂公所”。这是清代最早成立的刻书业行会组织。
1719年
据清金填《不下带编》：“康熙五十六七年，泰安州人能锻胶泥成字，为活字板。”山东泰安徐志定用磁板印成张尔岐的《周易说略》与《蒿庵闲话》二书。前者封面上有“泰山磁板”四字，后者书末有“真合斋磁板”五字。真合斋是徐氏书斋名，磁板是将泥字上釉再烧成的。
1726年
开始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时为印造此书，开始浇铸铜活字，雍正初已浇铸铜活字若干万，到是年印造64部。这是中国铜活字印字规模最大的一次，字体秀丽，纸墨精美。这副铜活字藏于武英殿，乾隆初被毁铸钱。
1736年-1820年
福建长洒四堡（今属连城）刻书业繁盛。从事刻书者以邹、马两大姓为主，集中于雾阁和马屋两村。据族谱统计，有清一代，四堡先后有书坊123家，其中业主可考的有112家。这些书坊多是由小家族经营的家庭作坊，祖辈相传。书版来源大部分在当地刊刻，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然后带回印刷。所刻书以科举应试用书、童蒙课本、医药读物和日用杂书为主，能迎合社会中下层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堡各书坊刻书总数达400多种。印数较大，行销全国各地。其经营特点是依靠家族力量，从事长途贩运，在外地销售，或沿途贩卖，或设点坐售，举族投入，分工合作，长途奔波，寄籍客地，互通信息，调剂货源，步步延伸，相互照应。这种举族参加图书销售的现象在古代是不多见的。
1740年
继康熙、雍正两朝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之后，修成《大清律例》。共47卷、436条，附例1409条。其后各朝又有所增改。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印《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在刑律内有“造妖书妖言”条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戊戌维新以后，清政府又相继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规定书报管理办法。
1769年
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记述作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购书情况，对当时琉璃厂各书肆名称、营业及善本书经营等均有介绍，具有史料价值。其后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追忆晚清时在该地访书印象，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这是反映明清时期琉璃厂书肆经营情况的珍贵资料。
1772年
正月，乾隆帝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下诏各省征集图书。至第二年，在各地呈缴之书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设四库全书馆，敕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同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将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以至毁版。销毁的办法是分类处理，分别进行全毁、抽毁和改窜。全毁即将某书全部销毁；抽毁即将书中涉及清朝忌讳的部分抽出毁掉，剩下的仍予保留；改窜即将书中某些忌讳的字句加以改换。
据陈乃乾《禁书总目》考证，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止，全国被禁毁数字，计全毁书2454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这种损失是空前的，也是无可补救的。
《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厂书市的兴盛。当时江浙等地书贾利用朝廷征书、纂书的有利时机，纷纷辇书至京城琉璃厂一带售卖，在此地开设书肆。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当时沿街东西二里许有书肆多家，如厂东门外路北为销售残破旧书的声遥堂，厂门内路北为唐氏嵩口堂、李氏名盛堂，西路南为郑氏带草堂、李氏同升阁，再西路北有曾氏宗圣堂、李氏二经堂，路南有二酉堂、文锦堂等等。四库馆的编修文士经常“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书肆访之。”文人也常汇聚于这一带，访书题咏，使琉璃厂一条街成为真正的文化街。
1773年
金简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内容包括按《佩文韵府》用字频率设字刻字、设贮活字设备的格式、书页行款式样、摆版、补刻缺字、校勘、刷印方法、置备预算及工价计算等，是反映当时活字刻制工艺水平的重要文献。
1777年
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被举报。结果，王锡侯被斩。江西巡抚海成以审案过宽获罪，并株连到两江的主要官员，包括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罪，降两级使用；按察使冯廷丞因阅看《字贯》而未能发现“悖逆”词字而被革职治罪。《东华录》载有乾隆上谕，内云：“……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大逆律问拟，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是何言耶？”
1787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察干乌拉庙，在大喇嘛察哈尔格布希?罗布藏楚勒特木主持下，建立藏文印书馆，世称察干乌拉庙印书馆。刻印有《宗喀巴圣传十一章》等藏文佛教经典，以及《育民甘露》等书。
1807年
据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载，满洲将军武隆阿在台湾镇总兵官任上铸造汉文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注》等书。这是清代台湾地区首次出现铜活字印书。
1815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由他的助手米怜担任院长。英华书院附设印刷所，出版中文《圣经》和中西文书刊。同年8月，该院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和中国教徒梁发编印，至1821年停刊，共出80多期。内容除宗教事务外，还有新闻和新知识介绍。停刊以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包括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1828-1829），在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1833-1837）等。此外还有传教士办的英文刊物，最著名的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所办的《中国丛报》（1832-1853），以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侵华资料为目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翻译外文报刊资料，编为《澳门新闻纸》每月抄报一次，以了解外国人在华动态。
1825年
福州侯官林春祺捐资兴工刻造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工，历时20年，共镌刻大小铜字40余万个。林春祺字怡斋，福清人，早年曾随父宦游洛阳、广东，并在苏、杭读书。为了实现其祖父夙愿，18岁就捐资20万两，耗费巨大财力，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罕有其匹。林氏原籍为福清龙田，因名其铜板为“福田书海”。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和《军中医方备要》等，在《音学五书》的《音论》封面题“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4行16字。卷首有林春祺所撰的《铜板叙》，为中国仅有的铜活字文献。
林春祺《铜板叙》：“……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中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消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而铜字板告成。”
1821年左右
台湾府六品衔职员卢崇玉在台南创立松云轩刻印坊。这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松云轩刻印坊主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
1833年
来华普鲁士牧师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杂志。封面印有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题“爱汉者纂”。共发行7卷，内容除宣传宗教外，兼登一些政治新闻和西洋知识。此后，外商出版的中文报刊有香港的《香港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上海新报》等。《六合丛谈》创刊于咸丰七年（1857），封面书“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每月一册。次年迁日本，不久停刊。《上海新报》为英商所办《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同治元年（1862）出版，为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每两日出一次，后改为日报。
1834年
在广州的一些英美传教士及商人成立中国益知学会。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这个组织出版了一些翻译书籍，在当时是一家较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
同年，涿州卢坤刻印《杜工部集》，将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祯、邵长蘅、宋荦等5人的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等色套印上版，加上正文所用的墨色，共有6种颜色，这是古代印刷史上用色最多的套印书籍。
1838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在广州主编中文刊物《各国消息》，月刊，以刊载新闻商情为主，石印，每册8页，只出了数期。这是现存最早在中国印制的石印品。伦敦博物馆有藏本。最早学会石印技术的华人是在巴达维亚传教士印刷所的印工梁发和他的徒弟屈亚昂。石印技术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国内迅速推广，从单色印刷发展为彩色印刷。光绪三十（1904），上海文明书局雇用日本技师，从事彩色石印。次年，商务印书馆也聘请日本彩色石印技师从事彩印。珂版（即玻璃版）印刷也于光绪年间传入。最早为光绪初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用珂版印制圣母像。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刷馆开始有珂版印刷。
1843年
11月，上海开埠。年底，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从马六甲带来他在马六甲所设印刷厂的印刷设备，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次年开始出书。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最早在上海开设的铅印出版机构，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道光二十九年（1849）聘王韬为编辑。内设编辑、印刷两部。印刷设备有英文活字7种，汉文活字2种。印刷机用牛力转动。出书甚多，从宗教书籍到科技书籍，包括翻译出版《几何原理》后9卷、《代数学》、《重学》，以及《六合丛谈》月刊等，影响较大。同治二年（1863），墨海书馆停业。
1844年
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开列禁毁书目，计有120种，包括《红楼梦》、《红楼梦补》、《绿牡丹》等。此后各地方政府屡有禁书命令。据统计，清代禁毁的小说、戏曲、唱片（即唱本）总计687部。
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花华圣经书房。次年迁往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设有印刷所。咸丰八年（1858），该会派姜别利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所。姜别利带来活字字模和铸字机，采用电镀法造成华文宋体铅字7种，开创了铅字排印书籍。并创制元宝式字架（俗称三角架），排字工立于中间，可以就架取字，提高了排印效率。咸丰九年（1859）迁往上海，实行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式出版机构。所出书籍以宗教类为主，兼出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光绪五年（1879）出版的《英字指南》是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民国十七年（1928）停业。
同年，安徽泾县翟金生经过30多年努力，烧炼了10多万个泥活字，大小5种规格，先后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仙屏书屋初集》等书。翟金生字西园，秀才出身，教书为业。《泥版试印初编》是他的诗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籍。《仙屏书屋初集》是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封面上有“泾翟西园泥字排印”字样。北京图书馆有藏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翟金生的弟弟借用这套泥活字，印成其所著《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4卷，3册。书中有《题兄西园泥活字板》长诗一首，称：“朝思检检罗生徒，暮有成篇不模糊。”以诗歌题咏古代印刷，在这以前，只有五代福建诗人徐寅的“拙赋偏闻镌印卖”，都是难得的文字。
1851年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次年3月，建都天京（今南京）。开科取士，题目出自《旧约》圣经，不用四书命题，并开女科，准妇女应试。同时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凡一切妖书……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并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说一概删除净尽。”
同年，广东佛山镇唐姓书商造锡活字，印制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共19348页，订成120册。字大悦目，黑白分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锡活字印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起，这位唐姓书商即出资1万元铸造锡活字，一年后铸成大小锡活字20多万人。由于锡版难沾水墨，印刷不易，所以未能推广。
1853年
9月，香港英华书院创办《遐迩贯珍》月刊，先后由麦都思、奚礼尔、理雅谷主编，中英文对照。这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竹纸印刷。咸丰六年（1856）停刊。
同年，太平天国于南京成立刻书机构“镌刻馆”和“刷书馆”。设“典镌刻”官4人，从事图书刊刻。先后刊印《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规》、《太平刑律》、《天情道理书》、《资政新篇》等29种。所刻书均于书前加上“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字样。另有400人印制《旧约》圣经，80人印制《新约》圣经。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起初目为“妖书”，严加禁止，后来经过删改，印制流通，如《孟子》称为《改本孟子》等。现存最早的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所刻的《幼学诗》，最晚的是壬戌十二年（1862）刊印洪仁玕的《太平天日》。除《太平天日》为铜版外，其余为木刻本，线装。所用文字或改简体，或称辛亥为辛开、癸丑为癸好、乙卯为乙荣等。
1854年
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发布《删改诗韵诏》：“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
同年，美国旧金山华侨创办《金山新闻》（Golden Hills News）中文周刊，是美洲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同年，美国浸礼会在宁波创办《中外新闻》中文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先后由玛高温、应思理主编。木刻，竹纸印刷。咸丰十年（1860）停刊。
1857年
1月，上海墨海书馆创办《六合丛谈》月刊，伟烈亚力主编。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次年2月停刊。
1858年
英国教会在福州创办英文刊物“The Foochow Courier”，中文译名《福州府差报》，以外侨为对象，介绍福州、厦门的风土民情和省内外消息。这是近代较早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
1859年
湖北巡抚在武昌创设湖北官书局，由汪其铎主持。先后出版《读史兵略》、《大清一统舆图》等书。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悍然抢掠并火烧圆明园，纵火二昼夜，圆明园毁于一炬，园内贮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也被焚毁。文源阁本是最早被毁的一部。
1864年
曾国藩奏请在江浙等地设立书局，刊印古籍。接着在南京成立金陵官书局（又名江南书局），相继设立的官书局有：江楚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江西书局、湖南官书局、四川书局、濬文书局、广雅书局、福建书局、湖北官书局、山东官书局、云南官书局等10余家。这些书局都采用传统雕印技术，质量上乘，刻印经史书籍，多少不等。光绪年间，官书局达到鼎盛时期。据《官书局书目汇编》不完全统计，到清末，官书局刻书达千余种。官书局至清末相继停办。
1866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建官书局，亦称正谊书局。设总校官1人，复校、分校等138人。聘任名儒杨浚为总校官。正谊书局订有编校人员管理的规章，从中可见当时官书局内部的管理情况。
《正谊书局规章》：“复校、分校值日必到局，不得顶替。日读二十页，校一千字，方为中程。其有才力过人，有增无减，记勤一次。年力就衰者，分校字数多少，随时酌定。不到者，记惰一次。勤惰不相抵。记惰十次者出局。顶替者即日出局。均停膏伙。每日提调设立课功勤惰册，以罚课程。”
1867年
浙江巡抚马新贻在杭州创设浙江书局。这是继金陵书局之后成立的另一个官书局。初创时曾得到藏书家丁丙襄助，此后刻书多以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善本进行校刊，质量甚佳。该书局还常用缩小版式、增加行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和书价，以便读者购买。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刻书约200余种。所刊刻的书以《二十二子》、《十三经古注》、《九通》等最为有名。辛亥革命后并入浙江图书馆。
1872年
4月，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日报。该报设印刷部，兼营出版事业，是规模较大的报刊铅印机构。最初以申报馆名义，后又分设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局等，专营出版业。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办。据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统计，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申报馆共刊印书籍160余种，蔚为大观。出书数量多，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铅活字机械印刷。申报馆在中国近代推广铅活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是最早发明金属活字印书的国家。就铅活字而言，早在明代弘治、正德间就有铅活字印书的记载。明陆深《金台纪闻》：“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可证。但铅活字本未能传下来。至清嘉庆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带来了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载：“嘉庆十二年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是役，虽事败受损，而华文改用西式字模铸铅，当以此为嚆矢矣。”铅字排印经申报馆采用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印，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印刷的主要方法。
1874年
为了协调出版界内部纠纷，争取出版界正当权益，苏州出版界金国琛、席威、吴寿朋等组织成立书业崇德公所。不久，朱槐庐、黄熙庭等复在上海组织书业崇德公所会议办事处。苏州和上海都是出版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种组织带有书业公会的性质，可以说是近代书业公会的萌芽。其后，上海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先后成立了上海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作为协调内部纠纷、争取正当权益的联合机构。在这以前，早在康熙七年（1668），苏州地区就成立了崇德书院，用以解决书商之间在业务上的纠纷，后于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解散。
1875年
湖北崇文书局辑印《百子全书》（又名《子书百家》）。全书分9类，共收书101种，是收书最多的一部诸子类丛书。自先秦迄于明代，基本上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子书，有不少为少见之书，如《尸子》、《计然子》、《子华子》、《于陵子》等。
1876年左右
英商美查设立图书集成局，用特制的扁体铅字印制《古今图书集成》。这种活字被称为“美查体”或“集成体”。这套书在发行中率先实行预约的办法，当时称为“股印”，即在印书之前先印发《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言明每部定价360两，欲购者先付定金180两，待全书目录印成后，登《申报》通知取货，并将余下的180两缴足，然后领取32张取书单，此后每出一典，即凭单取货（全书共32典）。这样，可以减少资金投入，效果较好，为此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书的发行所仿效。
1877年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从此开始有“教科书”的名称。
1880年
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设分号。扫叶山房原在上海棋盘街设支店，后以上海棋盘街为总店，并设木版印刷所，继又采用石印技术。印本很多，为上海名铺之一。1955年停业。
1882年
徐鸿甫等在上海开设同文书局。这是继点石斋印书局之后成立的一家著名的私营石印出版机构，也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开创初期备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门翻印古籍。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共印出《康熙字典》、《子史精华》、《御批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等55种。其出版工程最大的是翻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因成本浩大，遂采取预约订购的办法，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两年为期，认股订购，每股先交半价银180两，共订购1500部。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委托同文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历时3年，耗银48万两，按原书大小影印101套。《二十四史》也是认股订购，印1000部。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遭火灾后停业。
1885年
王韬在上海创设弢园印书局，以木刻活字印刷。
1887年
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在上海组成出版机构，名广学会，用汉文著书出版，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主要传播基督教和介绍西学，翻译、编著了许多自然科学、政治、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北京、奉天（今沈阳）、天津、西安、南京及烟台等地设专门机构，进行会务活动。鼓吹改良，对维新派有很大影响。据该会民国元年（1912）统计，自光绪十三年起的25年里，出书168种，其中宗教书籍48种，非宗教书籍120种。五四运动后，出版了《共产主义之研究》、《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反共书刊。总计该会前后出书400余种，其中科学书籍占很大比重。
同年，李盛铎在上海开设石印出版机构蜚英馆。规模很大，内部分工较细，备有当时先进的石印蒸汽机10余部，馆内分设总账房、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抄书处、照相房、印机房、校书房、积书处等。出版过《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段氏说文》等，并大量印行科举用书。后因科举制度废除、营业衰微而停业。
1894年
孙中山（1866-1925）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美国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大量刻印明末清初崇尚民族气节的书籍，并译印西方宣传革命的书，如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干涉论》和各国革命史等。这是近代在美国最早出版的中文书籍。
同年，藏族格迪?洛桑称勒（1849-1905）撰成藏族刻书规章《刻版规章》，收入《格迪?洛桑称勒文集》。格迪?洛桑称勒生于青海南部，清同治十二年（1873）为四川阿坝贡萨寺主持。此书就选版标准、缮写、校勘、镌刻人员的职责和质量要求，以及质量检查等均有具体规定，并提出书版刊刻要因地制宜，刻印时间为春季法会至藏历八月一日等。其《刻版规章》是研究藏族刻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1896年
邹代钧在上海创设地图公会，集资印行各国地图。后迁武昌，改名舆地学会，先后出版各种地图676种。
1897年
2月，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合资4000元，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初创时以印刷业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编译所，蔡元培、张元济相继任所长，积极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业务发展迅速，至民国二年（1913）资本已达150万元。民国五年（1916）成立总管理处，由陈叔通主持，统一管理编译、印刷、发行3所。民国十年（1921）9月，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大加扩充，设总编译所和国文、英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等9个编辑部，成立教科书、中西字典、百科全书等9个编辑委员会；成立《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教育、学生、妇女等杂志的8个杂志社。大量出版《万有文库》、《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各类丛书。以发明、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而闻名，集聚并扶植了许多著名文化人士。民国十三年（1924）开办东方图书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相继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沙、香港等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馆，并在北京、香港设立印刷厂。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0）起，商务开始采用洋装，即精装和平装，以区别于线装。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企业设备居远东第一位。“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厂及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轰炸，损失惨重。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并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和大后方，上海企业仍继续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企业均被日军劫占。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迁回上海、恢复营业。商务印书馆是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
1898年
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主张。6月，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紧接着，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如允许民间办报等。8月，光绪帝批准梁启超提出的“书籍报纸恳免纳税”的建议，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均着照所请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谕禁毁维新派的著作：“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着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下谕：康有为、梁启超仍在沿海活动，“肆行簧鼓”，着各省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所禁之书，几乎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全部著作，以及谭嗣同的《仁学》。
1899年
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出告示，宣布对东文学社翻译印行的《支那通史》等数十种书给予版权保护。告示云：“以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悉，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行翻印，希图渔利。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提案，究罚不贷。”
1900年
商务印书馆收购上海日商所办的修文印刷局，在中国首次使用纸型，加速了印刷业的发展。
1901年
据傅增湘《嘉业堂善本书影序》载，版本学家杨敬刻印《留真谱》，开创了古籍版本记录的新形式：书影留真。所谓书影，即通过影刻和影印，再现古籍善本的若干版式，显示古籍的原貌，以便比较研究。
同年，上海文汇书局印陆钟渭《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扉页反面印有“书经禀请商务局存案翻刻必究”字样。次年，少年中国学会铜印马君武译《女权篇》、《物竞篇》合册，书末有版权页，上印“翻印必究”方框标志。光绪三十年（1904），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英文汉诂》，版权页上印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版权印花。从此，书籍版权用语开始规范。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社会通诠》，双方签订版税合约，规定：“此书版权系稿、印两主公共产业。若此稿作废，版权系稿主所有”，“此约未废之先，稿主不得将此书另许他人刷印”，“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书另页须粘贴稿主印花”等。这是近代早期的稿件出版合同。
1902年
是年，著名出版家、古籍编校家张元济（1867-1959）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被清政府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入馆后，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辑中国近代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大批外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名著，组织出版各科大中型工具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编辑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影印《四部丛刊》，参与编辑《丛书集成初编》。张元济关心图书资料建设，多方访求古籍善本，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重视利用图书资料保证出版质量，开创了私营出版机构设立专职编辑和一系列的编辑制度；倡导、支持采用先进印刷技术，改进排印机，采用塔形轮转圆盘，提高排印速度；重视出版爱国进步书刊和民众教育，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出版；重视编辑出版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对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杰出贡献。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书札》等。
1903年
清政府公布“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接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制，设立学部，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近代教育制度由此建立。新学制的确立和新学堂的创办，由北京推广到全国，引发了大、中、小学教材和课本的大量编辑出版，这是教科书编印的重大变革的开端。
同年，编辑出版家高凤谦(1869-1936)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凤谦号梦旦，福建长乐人。幼承家教，后随伯兄高啸桐习作文。清光绪十九年(1893)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翌年学堂选派学生10人赴日留学，高任留学监督，率学生东渡，同时考察日本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回国后，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馆编译所国文部长，主持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制定全面的编写计划，首先从小学教科书抓起。参加编写的有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后又增加杜亚泉、伍光建、黎锦熙、任鸿隽、傅东华、周予同等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从光绪三十年(1904)到民国元年(1912)，相继编印了“最新”、“女子”、“简明”、“共和国”等4种小学教科书，出版后十分畅销。五年(1916)又进行修订。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凤谦与陆尔奎、方毅等开始编纂大型词书《辞源》，历时8年，于民国四年(1915)编成出版，开创了近代大型辞书的体例，不仅销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不久，高凤谦接任编译所所长。由于高凤谦与林纾有同乡同学之谊，他大力支持林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林纾一生和他人(包括高凤谦的表兄魏瀚)合作翻译了184种文学作品，除未发表者外，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在1901-1920年间出版的。民国三年(1914)，商务又集中出版了《林译小说丛刊》(100种)，开创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以后，高凤谦深感对新文化所知甚少，不能胜任编译所所长重任。民国十年(1921)，高凤谦专程赴北京，邀请胡适到上海，请胡适接任编译所所长。后胡适推荐王云五进商务馆，高凤谦请王出任编译所长，自己退任出版部部长。十五年(1926)退休。二十五年(1936)在上海逝世。
1904年
3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后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出版至第44卷第12号后停刊，是近代中国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设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新书介绍等栏目，并附有许多图片。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教科书》的第一种《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受到教育界欢迎。此后又陆续出齐了《最新初小教科书》、《最新高小教科书》和《最新中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畅销近10年，重印10多次。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名为涵芬楼。他努力搜罗南北诸藏书家散出的图书，经过20多年努力，使涵芬楼成为闻名于世的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5月3日开馆，藏书达20余万册。除古籍旧书外，日本欧美名家著作和每年出版的新书也为数不少。藏书区按千字文分为八门：“天”字为旧书，“地”字为教科书及参考书，“元”字为东文书，“黄”字为英文书，“宇”字为日报、杂志，“宙”字为地图、挂图、杂画，“洪”字为照片、明信片，“荒”字为碑帖。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印书馆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同时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在新馆三楼专辟一室储藏善本，仍用涵芬楼旧称。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被焚，损失殆尽。
1905年
清政府根据军机处五月八日(6月10日)函文发布《查禁悖逆各书令》。内称：“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种种名目，骇人听闻。……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自示之后，倘敢再售前项悖逆各书，一经查出，即饬提严办。其各学堂诸生及士民人等，务各束身自爱，不得购阅，致干咎戾。”同时查禁《革命军》、《支那革命运动》、《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新民丛报》、《热血》、《新小说》、《新中国》和《支那活历史》等书刊。
1906年
1月，《民报》第二期刊载朱执信（蛰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并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十点纲领。这是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月，学部公布《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凡例》。其中规定审定各书局所编教科书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图书送审皆须有著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学部改正之处，必须照改后寄呈复核，审定后可标明‘‘学部审定”字样，并通用5年，5年后再呈部审定。高小教科书除通用期为4年外，余同初小教科书。同时公布经审定的小学和中学暂用书目表各一，列入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官书局、普及书局、昌明书局等10余家各种教科书百余种，列人应予批示及毋庸审定表的有20余种。
7月，清政府商部、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此律分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41款，规定：“凡以出版、印刷或发卖各种印刷物件为主”者，均须到“所在营业地方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字图画，均以犯法论”；印刷物均应“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印刷物对皇帝、皇族、政府有毁谤性言论即“讪谤”者，从重从严处罚等。从此律开始，清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对印刷出版的管理。
1908年
1月，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对报业的办理发行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同年，清政府接受邀请，委派驻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柏林修订公约的大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参加此类国际会议。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辞典部部长高凤谦组织编纂大型中文词书《辞源》。此书由陆尔奎(炜士)主编，参与编写的从几个人逐渐增加到50多人，历时8年，民国四年(1915)完成正编。民国二十年(1931)又编印了方毅主编的续印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正续篇合订本。全书收词目98994条，其中单字11204条，复词87790条，共约680万字。此书以中国旧式字书、类书、韵书为基础，兼取外国词书的长处，打破了旧词书内容分类的框框，摆脱了经传注疏的束缚，开创了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的新体例。为适应“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既收古语，也录新词，体现了内容上的革新。出版后深受欢迎，到1949年，重印达400万册。同时，商务印书馆适应各种读者的需要，先后出版了多种辞书。民国八年(1919)出版《国音学生词汇》，30年间重印500万册。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发行数达200万册。中国开始形成了重视出版工具书的传统。
同年，上海文益书局出版连环画《三国志》。这是近代最早出版的连环图画。此后，这种编辑方式迅速发展。民国五年(1916)，上海出版了讽刺袁世凯做皇帝的连环画《猿政府画史》，遭到查禁。民国十年(1921)以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连环图画，内容最初多根据京剧及通俗小说改编，后来出现了民间故事、武侠神怪等各种题材的连环画。上海、广州等地街头巷尾出现了无数租赁连环图画的小书摊，销路很好。
1909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译《童话》一、二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
同年，商务印书馆请徐锡祥镌刻字模，创制出二号楷书铅活字，并以此为起点，进行了一系列印刷技术的改进。较重要的是：民国三年(1914)，商务馆引进“汤姆生自动字炉”，每日可铸字15000余枚，每字出炉即可使用，毋须进行铲边、磨身、刨底等工作；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请陶子麟镌刻古体活字，创制一号及三号古体铅活字各一副；民国十年(1921)，商务馆购进新式纸型机，用强力高压纸型原纸即可完成；民国十二年(1923)，张元济创制新式排字机，既节省地面，又可减少排字劳动强度。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印刷技术改进，对其他出版企业的印刷技术改进起了促进作用。
12月，清政府颁布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55条。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继承人继续至三十年”。并规定有些著作物通行已久者，或者年限已满、著者亡故无继承人的著作物，可以任人翻印。同时，对侵犯版权者也作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版权法。有些条文为民国初年颁布的《出版法》、《著作权法》所沿用。
1911年
同年，民政部批准公布实行由上海书业公所制订的《著作权章程》，共四章一附则。其中规定：所有著作物一律归民政部注册后即享受版权，个人著作者终身享有著作权，身故后可由其继承人享有30年，以官署、学堂、公司、寺院等名义发行之著作，其著作权得专有30年；对合著、汇编他人著作、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以及讲义、翻译著作、法令等的著作权归属亦作明确规定。凡假冒、割裂他人之著作者，分别处以40元至400元和20元至200元罚金。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著作物版权的具体法规。
1912年
1月，著名出版家陆费逵(1886-1941)、戴克敦、陈寅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陆费逵任局长。陆费逵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移居嘉兴。曾在武昌办新学界书店，后到上海文明书局当职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进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员，第二年升任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长。创办并主编《教育杂志》，卓有成绩。辛亥革命前夕，陆费逵抓住时机，脱离商务创办中华书局，抢先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为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聘请梁启超、马君武、范源廉等名人入局工作。从民国八年(1919)起，陆费逵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发行部部长，民国三十年(1941)病逝，主持工作近30年。精明强干，办事果断，在他主持下，中华书局营业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合并文明书局、民主图书公司及数家印刷局，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分局40余处，并发展到香港、新加坡。民国五年(1916)建成总局总厂，资本由开办时的2．5万元发展到160万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第二大私营出版企业。总局内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附设图书馆，并创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除出版图书外，先后出版期刊《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新中华》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香港设印刷厂，专印钞票、债券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资本达400万元。先后出版图书约4000余种、1万余册，包括胶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综合性、专业性工具书，如《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大字典》、《辞海》等。抗日战争期间，总局迁往云南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陆费逵在30年代曾被选为上海书业公会主席。著有《教育文存》等。
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全文14条。其中规定：各书局之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出版前，须将印本或稿本及定价，呈请教育部审定；已经审定者在《政府公报》上宣布，并可在书面载明“某年某月经教育部审定”字样。民国三年(1914)公布《修正规程》，主要增改为：送审的印本或稿本统一为样本；已审定图书，有效期为5年。
同年，商务印书馆增设博物部，制作标本模型。又设铁工制造部，制造印刷机器和理化仪器。开始使用电镀铜版和轮转印刷机。上海申报馆开始采用平台双轮转印刷机。
1913年
1月，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新学制教科书”，依照上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分初等小学3种、高等小学6种。这是民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新制教科书。此后新制中学师范用书陆续出版，成为中华书局开办初期的主要出版物，发行量很大，与商务印书馆稍后几个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民国四年(1915)，中华书局又编辑出版“新编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民国五年(1916)1月又开始出版‘‘新式教科书”。各科采用浅显文言编写，而国文课本末尾附有4课白话文体，为以后改用国语(白话文)课本的先导。
1914年
1月6日，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签订日方退股的协议。10日登报公告，该馆“为完全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至此，该馆增资到180万元，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私营出版业。
1月10日，出版家夏瑞芳(1872-1914)遇刺身亡。夏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早年在英商所办《文汇报》、《字林西报》、《捷报》当排字工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鲍咸恩、高凤池集资4000元，创办商务印书馆，并任总经理。初以印刷为主要业务，后增设编译所，邀请张元济为所长，成为一个编、印、发一体的出版机构。为发展出版业务，曾亲往日本考察，回国后革新技术，营业日盛，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打下了基础。民国三年(1914)1月6日宣布收回该馆的日资股份，后因此事被陈其美派人刺杀身亡。
1月，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各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国民党)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同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并饬学校及各书坊，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及教授要目编纂会。
4月，北京政府颁布‘‘报纸条例”。条例规定内容包括日报、不定期刊、周刊、旬刊、月刊和年刊。次年7月10日，又加修改。民国五年(1916)7月，黎元洪大总统下令废止。
12月5日，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共23条。其中规定：凡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出版物发行时，应事先禀报和送交警察官署，并向内务部备案；出版物不得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煽动曲庇罪人，揭载军事、外交等机密，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等，以及违反以上规定的各种处罚。民国十五年(1926)1月29日经北京报界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段祺瑞下令废止此法。
1915年
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命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以及《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北京政府颁布《修正报纸条例》。11月7日，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分5章45条，其中规定：文书、乐谱、图片及其他文学艺术美术等著作物，依本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为著作权；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享有，死亡后，其继承人享有30年；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假冒时，得提起诉讼，侵害者应赔偿损失等。
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出版。次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迁北京出版。《新青年》编辑部成员有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在第四卷第一号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仁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该刊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主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以后由民主主义进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提倡新文化，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设立“通讯”和“读者论坛”等栏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从民国八年(1919)第六卷起，实行编辑部成员轮流编辑，后来刊物迁回上海，编辑部改组，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从民国九年(1920)9月第八卷第一期起，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由新青年社发行。民国十一年(1922)7月休刊。次年6月在广州复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纲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国十四年(1925)4月改为月刊。共出版9期。
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式现代大型辞书《辞源》，这是中国新式辞书的开端。
同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文明书局及所属进步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开始由徐元诰主持编辑《辞海》。
1916年
4月，民国教育部通知，凡经内务部立案出版的图书均应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庋藏。民国六年（1917）开始实行，此后形成制度。
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查教科书规程》。
7月，北京政府内务部通知前查禁的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爱国报》、《救亡报》、《中国白话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予以解禁。
同年，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等4人集资在上海创办大东书局。出版图书以中小学教科书、法律书、国学书、社会科学丛书、中医书、文艺书和儿童读物为主。除印刷各类书籍外，还为河南农工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安徽地方银行等印刷纸币和印花税等多种。在北京、杭州、长沙、汉口、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有较大规模的印刷厂。
1917年
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编刻《书林清话》，次年出铅印本。叶德辉字焕彬，号郑园，湖南湘潭人。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后乞归。精小学及目录学。家富藏书。此书分条记述中国古代书籍刻版、印刷、保藏、装订等情况，介绍历代官刻、私刻、坊刻情况，以及刻书规格、纸张材料、刻书工价、书肆起源和版本鉴别等。对雕版印刷和活字印书的起源有所考证，资料丰富。后有李沫《书林清话校补》、张慕骞《书林清话纠谬补遗》。
同年，沈知方(1882-1939)离开中华书局，以广文书局为基础，创办世界书局。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书坊学徒出身，光绪二十六年(1900)进入商务印书馆。辛亥革命前夕，沈知方和陆费逵一起脱离商务，合办中华书局，后任副经理。创办世界书局后，利用赠送书券的办法，吸收“读者储蓄”，筹集资金，扩大经营，出版新学制初小读本数种，参加教科书的市场竞争，并大量出版《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火烧红莲寺》等连环画，打开销路。同时也刊行了一些丛书，如《ABC丛书》、《生活丛书》、《世界少年文库》、《艺林名著丛刊》等。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并入广智书局、东亚书局等，并在北京、广州、武汉、奉天设分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世界书局改组，陆高谊任总经理，出版了不少实用书籍，如《英汉四用词典》等。抗战爆发后，邀请郑振铎、王任叔等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宣传爱国主义。民国三十五年(1946)李石曾出任总经理，成为官僚资本。1950年被人民政府接管。据统计，世界书局先后出版图书5500种。
1918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这是近代以来官方颁布的第一个文字改革方案，并于稍后公布重新审定的教科书。
同年，编辑家孙毓修(1871-1922)撰成《中国雕版源流考》。孙毓修字星如，别署东吴旧孙，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年间，秀才。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曾向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学。后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宣统元年(1909)起主编《少
年杂志》及《童话丛书》等儿童读物，首先创用“童话”一词。民国元年(1912)负责影印《四部丛刊》初编。著译有《欧洲游记》、《重印四部丛刊书录》等。《中国雕版源流考》分10篇，内容以雕版印刷为主，兼及活字、造纸、装订等，记述雕版印刷源流和历代官刻坊刻、家刻情况，是近代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可供研究参考。
1919年
5月，中华书局译印《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与商务印书馆涉讼于法庭。此书中有一节误将商务印书馆列为中日合股公司，译本既未删去，又无说明。商务印书馆认为“借此以为诬陷，其用心不问可知”。中华书局只同意将更正文字补刊于译本卷首，不承认诬陷。双方相互登报辩驳。后由商务印书馆诉诸法律。《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1919)12月6日记有第一次开庭情况。经过多次开庭辩论，于次年2月10日由法庭判决，中华书局赔偿商务印书馆名誉损失1万元结案。这是民国初年上海两大书局之间的出版纠纷。
同年，《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正式公布，共7条。规定各种出版物“未奉法领事允许，不能在法租界内开设”，已批准的出版物“非预将底稿一份送法捕房及法总领事署，不能在外发行”，所“刊行文字内，有违反公众与道德者”，其“经理人、著作人和印刷人，一并送会审公堂追究，按法惩办”等。
同年，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主持编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至民国十一年(1922)全部印成。共影印古籍323部、8548卷(内4种无卷数)，线装2100册。所选均为宋元旧版及明清手稿，印制精美。初印1500套，很快售罄。民国十五年(1926)以后，又重印3500套，在重印过程中，抽换其中21种的底本，补漏一些序跋，比初印本多26卷12册。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商务印书馆又编印《四部丛刊续编》，共收入81种、1438卷，线装500册。民国二十四年(1935)，复编辑出版《四部丛刊三编》，共收入75种、19l0卷，线装500册。《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的编辑出版，标志着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达到了新的水平，影响很大。孙毓修编《四部丛刊书录》，对所收之书著录其书名、卷数、撰者及版本、收藏图记等，可供参考。
同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开始辑印《续古逸丛书》第一种《宋椠大字本孟子》，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先后影印宋刻孤本46种，1957年又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共出书47种。这部丛书所收范围和体例均与黎庶昌辑印的《古逸丛书》相仿，故名续印。尤着眼于版本价值。母本来源除涵芬楼外，主要借自傅增湘的双鉴楼和萧山朱翼盦的藏书，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一部丛书。
1920年
2月，利群书社创办于武昌，恽代英任经理。该书社是以宣传革命新文化为宗旨的书刊发行机构，主要经销革命的进步书报。1921年6月毁于战火。
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4月，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家陈望道(1891—1977)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民国十年(1921)在广州人民出版社重排，译者改用笔名陈佛突。民国十三年(1924)有广州平民社版。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早年就读于之江大学。民国四年(1915)留学日本，八年(1919)回国后即翻译《共产党宣言》，次年出版。同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和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民国十七年(1928)在上海创办大江书铺，编辑《文艺理论小丛书》，发行《大江月刊》。民国二十三年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发起推广“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辞海编委会主编等。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概论》等。
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典名著《水浒》。此后相继出版了同一形式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10多种古典名著，开风气之先。时称“亚东版”。
9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这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图书发行机构。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负责制定书社发展计划，并与全国各有关方面交涉订购书报杂志。至民国十六年(1927)，陆续成立了平江、浏西、衡阳、宁乡、宝庆、武冈、溆浦、岳阳、嘉禾9个分社。民国十六年(1927)8月，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下令查封。
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的影响下，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主持编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分5集，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部出齐。共收书336种、11305卷，采用铅印平装，字体秀美。内容着眼于实用，底本多为精校本，质量甚佳。出版后，中华书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重金征求读者意见，凡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错误的，每一字酬一元。读者纷纷来信，中华书局为此付出酬金数千元。后来重印时将错误一一纠正，使质量更为完善。另外，重印时又将全书按十二地支分为12种，读者可以分别购买。此外，中华书局还编印《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1921年
9月1日，中国共产党根据“一大”的决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党的宣传主任李达负责，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书刊，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其他理论书籍。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康明尼斯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并出版了数种通俗宣传册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接着，1923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上海书店，由毛泽民、徐白民负责出版发行对外宣传的书刊，在成立3年内先后出版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恽代英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浅说》等30多种书籍。1926年2月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1926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创办长江书店，由瞿秋白负责。在半年内出版了毛泽东《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刊50余种后，因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而关闭。到1927年2月，在北伐声中，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复设出版发行机构，即《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总发行所，后称上海长江书店。不久，又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关闭。
同年，中华书局购进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创办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开始用聚珍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字体秀美。
1922年
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增定注音字母四声点法”。
同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增加资本至500万元。当年出版新书289种、687册，占全国第一位。
同年，屠思聪在上海创办世界舆地学社，是出版新式地图的专业性出版机构。先后出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中华分省袖珍地图》等。
同年，湖南省长沙铅印活版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全体罢工，为中国出版业工人最早的一次总罢工。
1925年
5月30日，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许多工人、学生和群众被杀害。中共中央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市、罢课。8月22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以及承认工会等问题，宣告罢工。印刷所、总务处和编译所相继加入，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选举陈云为委员长。推派沈雁冰、郑振铎、王景云、章郁庵等13名代表与馆方谈判。27日达成协议，28日复工。12月，印刷所、发行所解雇与罢工事件有关的职工近百名。12月22日，两所职工要求让被解雇者复工并改善工人生活待遇。25日，大批军警至印刷厂，殴打工人纠警队员，开枪镇压，工人三四十人负伤，四十余人被捕。后经谈判，释放所有被捕工人，馆方同意复工条件。次年1月全部复工。
6月，国华印刷所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最早的秘密印刷机构，隶属中央宣传部。印刷《向导》、《中国青年》、《平民课本》及其他马列主义书籍和全国总工会的宣传品等。
同年，伍联德在上海创办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除编辑部外，自设中型规模的印刷厂和门市部。初为印刷所，次年2月创办《良友画报》，并陆续出版多种画册，成为创办初期的特色。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又先后创办《艺术界》、《体育世界》等刊物，同时陆续出版《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扩大了影响。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一三”事变后一度停业，但《良友画报》仍迁香港出版。二十八年(1939)，《良友画报》在上海复刊，同时成立良友复兴图书公司，以出版文艺读物为主。民国三十二年(1943)迁往桂林，次年迁重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停业。
同年，李小峰在北京创办北新书店。民国十五年(1926)在上海设分销处。次年，北京总店被奉系军阀封闭，乃以上海为出版基地，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如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桃色的云》、《呐喊》等，同时出版鲁迅主编的期刊《语丝》、《奔流》等，并经销新潮社、未名社的书籍。一度被迫停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迁往广州，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53年并入四联出版社，1956年四联出版社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
同年，张静庐、沈松泉等在上海创办光华书局。主要出版新文艺书刊，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幼年时代》，丁玲的《自杀日记》，胡也频的《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出版刊物多种，初期有创造社编的《洪水》半月刊，潘汉年、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高长虹编的《狂飙》周刊。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顾凤城主编的《读书月刊》，姚蓬子、周扬先后主编的《文学月报》等。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无力还债被查封。该书局前后出书200多种，其中近40种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26年
4月，北洋政府查封《京报》，逮捕社长邵飘萍，次日邵被杀害。民国十七年（1928）《京报》在邵的夫人汤修慧主持下复刊。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
5月3日，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民国十六年（1927）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
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和《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
8月，章锡琛(1888—1969)、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章锡琛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光绪末年就读于私立通艺学堂，后在大学任教。民国十一年(1922)进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后任《妇女杂志》主编。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开明书店后，确定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出版了大批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如《开明文史丛书》、《开明青少年丛书》、《开明活页文选》等，并创办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等，深受读者欢迎。同时编印教科书，尤以林语堂编写、丰子恺绘图的《开明英文读本》极为畅销。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文史读物和工具书，如《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十三经索引》、《辞通》等。作风严谨，重视社会效益，倾向进步，被誉为“开明精神”。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据统计，开明书店在20多年中共出版书刊1500种以上。
11月，长江书店在武汉汉口创立，成为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出版发行机构。由瞿秋白领导，苏新甫任经理。主要销售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和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出版发行斯大林著《列宁主义概论》、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长江书店转入地下，仍秘密重印、发行革命刊物。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中试用。
1927年
2月，李石岑、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丁晓先、周予同、丰子恺等发起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发表宣言，以维护著作人权益为宗旨。
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印书馆许多职工参加起义，其中徐文思、陈安芳、胡材根、王金有、余茂宏、俞敬忠等人英勇牺牲。
3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孙伏园主编）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瞿秋白为此文作序，交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书名为《湖南农民革命》。
1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废止前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有关规程。接着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
同年，洪雪帆等在上海创办现代书局。
同年，平襟亚在上海创办中央书店。
1928年
5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公布《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共5章，40条。其中规定著作物包括书籍论著及说部、乐谱剧本、图画字帖、照片雕刻模型以及其他关于文学、学术、美术之著作物，依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均有著作权，乐谱剧本得专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享有，并得于著作人亡故后，由承继人继续享有30年，但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规定著作物如‘‘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内政部拒绝注册等。同时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公布《修正著作权法》和《修正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9月，陈望道在上海创办大江书铺。
12月，国民政府训令内政部、交通部，取缔匿名出版物。
12月，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90余人。郑振铎、郑伯奇、沈端先、李初黎、彭康、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1月发表《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
同年，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策划下，开始出版大型百科丛书《万有文库》，至次年出齐第一集。计收入图书1010种、2000册，另附参考书10巨册。王云五自接任编译所所长后，便着手系统地编印各科入门的小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到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万有文库》时，就是把已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第一集和《国学基本丛书》第一集，连同上述各种百科小丛书汇编而成的，被称为“丛书的丛书”。初印5000部，通过预约销售和大力宣传，许多内地城市都以一部《万有文库》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反应很好。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两集共达800～1000种，内容丰富，各类应有尽有，学校、机关和家庭能“以极低的代价”得到“人人当读之书”，大受欢迎。
同年，编辑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3）在上海创办金屋书店，并主编《金星》月刊。
同年，李达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自任总编辑。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陈启修译)、《政治经济学批评》(李达译)、《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之终结》(杨东莼等译)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著)等论著。一度在北平开设分店。所出书屡遭查禁，民国二十一年（1932)被迫停业。
同年，张资平在上海创办乐群书店。先后出版《新进作家丛书》、《农民问题丛书》、《社会学丛刊》等译著和张资平的小说。同时出版《乐群》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停业。
同年，周佛海、陶希圣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书局。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版机构。先后出版《新生命丛书》、《新生命高等文库》，内有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10多种。另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社会科学常识丛刊》、《新法学丛书》等，以及其他文艺书籍。同时出版《食货》半月刊、《社会与教育》月刊和《新生命》月刊。民国二十六年(1937)停业。
同年，国民党在南京创办独立出版社。后又设在上海。这是一个官办出版机构，以出版时事政治读物为主，也出版一些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初期出版《时时综合丛书》、《建国丛书》等。抗战时期迁重庆，出版《民族复兴丛书》、《抗战建国小丛书》、《抗战文学丛书》、《战时国际小丛书》，以及其他书籍，又先后出版《天地人》半月刊、《民族诗坛》月刊、《生活漫画》月刊等刊物。独立出版社是当时重庆出书较多的出版社之一。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上海，并在一些省会设立分社。1949年被接管。
1929年
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议决《宣传品审查条例》。4月，国民政府密令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6月，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其中规定：“令各地党部宣传部，随时审查该区域内书店销售之书籍，如发现有共产书籍时，会同该地政府予以严厉之处分，并随时呈报上级党部”；“各印刷所及印刷工人，如私印共产书籍及宣传品，经发觉即予以严厉之处分”等。同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的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审查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各发行所、各书局、各杂志社所出宣传品，经审查后令饬修正或停止出版发行而抗不遵办者，加重其处分”等。
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审查军用图书细则》。2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编审处译名委员会规程》。
8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对书刊邮寄进行检查扣发。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修正通过《出版条例原则》。
同年，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由何炳松代理。次年3月，商务印书馆复聘王云五为总经理。王就职后出国考察出版业的科学管理。9月回国后，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在该馆实行“科学管理”计划，获一致通过。民国二十年(1931)2月，因职工反对，撤回“科学管理”原案。次年2月，实行物资、财务的“科学管理”。
同年，国民政府查封创造社出版部。接着，民国二十年(1931)，以“非法”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理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二十二年(1933)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先后遭捣毁。
1930年
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注音符号传习》，制定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
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世界文化》月刊。创刊号载贺非据报纸资料编制的统计称，自民国十四年(1925)5月1日至十九年(1930)5月20日止，全国办报人员有27214人被监禁，12790人被杀害，1273人被通缉。该刊出一期后即被查禁。
12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公布《中华民国出版法》，共6章44条。其中规定：新闻纸或杂志，需于发行前向省、市内政部门申请登记；“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内政部认为出版品有违禁情况者，可“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并得于必要时扣押之”；处罚办法包括罚款、查禁、拘役、判处徒刑等。次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共25条。此后又先后公布《修正出版法》、《新修正出版法》，以及施行细则或说明。民国二十六年(1937)颁布的《修正出版法》条款增至7章54条，并将查禁书刊的权力下放到市、县政府。
1930-1937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辑补百衲本《二十四史》，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齐，为近代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所谓百衲本，即用不同的版本凑成一部书，亦称配本。百衲本作为一种版本名称，始自明末清初。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史记一百三十卷》载：“予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焉。今此本乃集诸宋版共成一书，小大长短各种咸备。李沂公取丝桐之精者，杂缀为一琴，谓之百衲，予亦戏名此为百衲本《史记》，以发同人一笑焉。”
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了宋、元、明、清各种大小字本进行配补，错误较少，质量较高，为古籍整理文面的一大工程。
1931年
1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凡是华兴书店出版的书籍均予没收。华通书局经理余祥森当场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同年3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局。
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转饬各书坊：“将孙中山总理格言及先哲嘉言之不违背三民主义精神者，编入各级学校有关党义、国文及社会科学等教科用书，以树立青年中心思想。”
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福建长汀创办闽西列宁书局。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最早以书局命名的出版机构。下设编辑室、会计科、事务股、印刷所、发行部等，编、印、发统一经营。工作人员30余人，印刷设备有石印、铅印，多从国统区采购。书局负责人由闽西文化委员会主任兼任。创办初期曾通过发行股票集资，带有公私合营性质。主要出版宣传中共和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小册子和文化教育图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红军识字课本》、《革命歌曲选集》、《社会主义浅说》、《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等。据不完全统计，书局自成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先后出版300多种图书，并发行《红旗报》、《闽西红旗》等多种革命报刊和马克思、列宁画像。1932年扩大业务，在永定设立闽西列宁书局永定分局，并出版了一批文化教育图书。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后，闽西列宁书局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山区，仍坚持出版一些报刊，后因形势恶化而停办。
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另据统计，1929-1931年间，国民党查禁书刊531种。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续编。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创设传真版。
1932年
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审查儿童文学课外读物标准”。
4月，上海商务、中华、湖风、昆仑、南强、开明、生活周刊社等6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的请愿书。
7月，邹韬奋等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主持。生活书店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自创办之日起，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重要刊物和《创作文库》、《文学丛书》、《小型文库》、《世界文库》等丛书，大多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成名作，影响极大。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六年(1937)，出版期刊由1种增至10种，图书出版400种，成为当时进步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又创办《新生》周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新生》因发表《闲话皇帝》，日本借口侮辱天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查封《新生》，主编杜重远也被捕判刑。生活书店又创办《永生》，金仲华主编，不久又被查禁。又出刊《斗生》，又被查禁。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韬奋主编《抗战》，充分表现出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倡导“生活精神”，并概括为“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到抗日战争爆发时，生活书店在全国已有45处分店。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
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一书，其中有侮辱伊斯兰教的内容，引起信教回民聚众抗议，向政府请愿，并捣毁书店。经过交涉，北新书局被查封。后经调解，由北新书局登报道歉，并将《小猪八戒》存书销毁，同时廉价卖书10天，将10天所售货款的10％捐助东北难民救济会，遂告平息。
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修正公布《内政部编审委员会章程》。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批评国民政府的宣传品出版发行。
同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正中书局。后逐步扩大经营，分店遍布全国主要城市。
1933年
12月，上海《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
同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侨务委员会共同公布《华侨发行新闻纸杂志申请登记办法》。内政部还公布“修正审查军用图书规则”。
1934年
2月，上海各书店收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国民党中宣部查禁25家书店的公文，涉及28位作家的149种书籍。由开明书店领衔，有关书店联名请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市委会批复：“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三十种；二、禁售者三十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三十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二十二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三十七种。”
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方治、李松风、潘公展、吴醒亚、丁默邨、项发言7人组成。
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共14条。其中规定：“同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凡未经准予免审之图书杂志，不将稿本申请审查者，应予以处分”；“送审之稿本，其内容有问题者，或令饬依照审查意见删改，或将原件送中央宣传委员会核办”；“图书杂志出版后，如发现与审查稿本不符时，由本会转内政部予以处分”，等等。此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十七年(1938)、二十九年(1940)、三十年(1941)、三十一年(1942)、三十二年(1943)、三十三年(1944)相继颁布管理出版的法规，越来越严格压制。据《出版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至三十八年(1949)颁布出版法和施行细则共26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共56项，新闻检查和取缔的法规24项。其中如二十二年(1933)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宣称：“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对普罗书刊，必须“严密查扣，禁止流布”，“毋使漏网”，等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种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查禁了大量书刊。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五年(1936)，查禁文艺书籍458种，其中包括普罗文艺书籍149种。二十三年(1934)，北平政府焚毁进步书刊1000多种。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通令查禁文艺以外的社会科学书刊676种。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三十年(1941)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二十七年(1938)10月至三十年(1941)6月，查禁书刊961种。
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市民公愤，向江苏省法院起诉，要求封闭中华书局。经调解，中华书局停售此书。同年，中华书局开始影印出版《古今图书集成》，共800册，两年内出齐。同时开始出版《四部备要》，并在香港九龙建成印刷厂，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很快恢复了出版工作。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所用石印设备出版书报。1938年延安成立解放社，并即出版方乃宣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次年，出版5卷本《斯大林选集》等。到1947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陕北止，解放区的出版发行机构有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新华书店、大众读物社、青年知识社和抗大编译科、马列学院编译部等编译机构。图书多从苏联运来。如《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1938年在苏联出版，1939年译成中文。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的图书达300种左右，约百万册。晋察冀边区的出版事业也很活跃，除大量翻印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外，还油印或石印出版译著《鹰之歌》、《海燕》等。1940年开始有铅印，出版了《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图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马列经典著作大量出版，一种书常有多种版本，如《共产党宣言》有7种版本，多为各地新华书店出版。
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
同年，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由中国农村杂志社演变而成，主持人为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先后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抗战胜利后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开始时实行发行门市合并而出版分开的方式，到全国解放时，出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科学译著和外国文学作品。
同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全市书店，计260家。其中资产在5000元以下者164家，5000元至1万元者29家，1万至5万元者28家，5万元至10万元者5家，10万元以上者34家。其中商务印书馆4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各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大东书局、神州国光社各40万元，良友图书公司30万元，开明书店20万元，华通书局18万元，北新书局15万元。
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有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民众学校课本，儿童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同时公布促进注音双字推行办法，规定自民国二十五年（1934）1月起，儿童及民众读物一律采用注音汉字印刷。
1936年
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聘杨振声、雷震、顾树声、陈礼江、辛树帜为编委，杨振声为主任委员。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大型辞书《辞海》。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这是继《辞源》以后中国现代兼具语文辞典和百科性辞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57年修订，1972年再次修订，1980年出版单卷缩印本，1983年出版增补本，增补词目16000条。1984年编纂者汇集1936年版《辞海》的单字部分，编辑而成《中华小字典》作为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出版。
1937年
1月，解放社创立，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抗日战争丛书》和马列丛书均用解放周刊社名义出版。从1938年1月起，中央党报委员会主持编印的刊物和图书，用解放社名义出版。
同月，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党报委员会设出版科和发行科。
3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命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学任何书刊一律停售”。同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密令未设邮电检查所地方党政军机关实行临时检查邮电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又下令禁售《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2种刊物。
同月，台湾日本总督府布告禁止台湾一切文章使用汉文书写，全面禁止韩文书房和公学校的汉文教学，中文杂志出版在台湾几乎绝迹。
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驻军，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南侵，“八·一三”沪战继起。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出版业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战前集中在上海等地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出版事业处于流动分散状态，没有固定的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上海沦陷后，出版中心移至武汉。次年武汉失陷后，重庆成为新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战前集中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文化人士被迫分散各地，随处开展活动。桂林和福建临时省会永安也一度成为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出版中心。抗日爱国成为全国书刊出版的首要内容和宗旨。各种抗日宣传品种极多。抗战时期整个出版事业处于不稳定状态。
同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8月公布《新闻检查标准》。
同月，延安中央印刷厂正式成立。
同年，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杀戮30万平民的同时，有计划地进行“文献扫荡”，大肆劫掠中国图书。据统计，原中央研究院、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文化教育馆等70多处被日军劫掠的中文藏书共达88万册左右。日本《赤旗报》1986年8月17日载文称，当时日本派出特工人员和士兵近700人，雇用劳工800多人，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月余时间将这些图书劫运至日本。除南京外，从1930—1945年8月的15年内，中国各地公私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者共计23675种，合2742108册。
1938年
3月，国民政府规定，报纸杂志的原稿必须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1年改名图书杂志审查处)检查通过后，才能发排。7月21日，又发布并施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9月3日，重庆的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21家书店联名要求取消此规定。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等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保障出版自由案”、“改善书刊检查办法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等，并获得通过，但国民政府不予理睬。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共有渝版图书1155种、期刊201种被查禁。同年8月7日，《国讯》、《东方杂志》、《中学生》、《新中华》、《现代妇女》、《中苏文化》等16家杂志签名，于8月17日在重庆各报发表拒检联合声明，重庆联营书店联合54家书店也在各报发表声明，参加拒检。成都、昆明、西安、桂林、上海、北平等地的文化出版界通电响应，提出自9月1日起拒绝将原稿送检。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于9月22日宣布，自10月1日起撤消原稿检查制度。
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其中规定：“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者，“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者，以及“为敌人及傀儡伪组织或汉奸宣传者”，都属于“反动言论”。
10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同年，出版家张静庐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此书以自传体裁记叙作者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出版界的经历，从17岁从事出版事业起，到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过程。内容涉及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机构的出书情况，是研究近代上海出版史的参考资料。张静庐另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必备资料。
同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这部《资本论》全译本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修订再版时，读书出版社主持人黄洛峰通过南京正风出版社主持人陈汝言的活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头版上刊登了《资本论》出版广告，称此书“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引起了国民党高层政要的震怒，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这是近现代图书发行上的一次突破性活动。
1939年
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了《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到县委，都要设立发行部。经过筹备，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发行部(当年9月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与原中央党报委员会出版科、发行科合并，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央印刷厂和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由该部直接领导。它既是出版发行领导机构，又是一个出版发行工作部门，担负出版、印刷、发行的具体任务。1941年，该部改组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
同月，延安边区造纸厂成立。月产土纸10万张。
9月，延安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直接领导，健全了机构，充实了人员，并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同时，党中央设法从上海、西安等地购买印刷器材，延聘技术工人，先后成立中央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印刷厂也逐步扩大，大大加强了边区的印刷力量。据统计，从1937-1947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为止，仅中央印刷厂印刷、由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达300种左右。
1940年
同年，南京汪伪政权颁布《著作权法》。
同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共19条。其中规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及各种教科书之应送教育部审查者外，均须一律送请所在地审查机关许可后方准发行；如所在地无审查机关，得径请中央或邻近地方之审查机关办理。纯粹学术著述不涉及时事问题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者，得不审原稿，但出版时须先送审查机关审核后方准发行”；“送审之图书杂志原稿其言论根本谬误者，停止印行；一部分谬误者，应遵照指示之点删改”；“凡审查机关不准发行及不遵照指示删改而擅自出版者，一律予以查禁处分；其言论反动者并得依法处罚其编辑人印刷人与发行人”，等。
1941年
1月，南京汪伪政权颁布《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对日军占领区进行出版管理。
2月，延安《新中华报》举办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幕，展出国内各种报刊1000余种，并有简要介绍。参观者达2万人。3月5日闭幕。
同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兄弟图书公司、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以及商务、中华等企业所属的印刷厂、仓库、支店共17个处所，并将商务、中华等书局的数百万册书籍劫运到日本，摧毁了“孤岛”上海的出版业。
同年年底，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
同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杂志送审须知》，共13条。其中规定：“业经审查之原稿，出版时不得更动，尤不应将未经审查之稿件排入；每期内容应与各该期送审时所填送之目录绝对相符，以便核对”；“原稿经审查后，如有指示意见，务须遵照详细修改或删削免登。其审查意见内注明再行送核字样者，并应经复核后方可付印”；“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辑者言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其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等。
1942年
同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公布《书店、印刷厂管理规则》。垄断教科书出版业务，由正中书局为首组织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交通等出版机构成立教科书联合发行处。
1943年
同年，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5家书店集资创办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实际上是承印和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的联营机构。业务经理由5家书店的上海发行所所长兼任。该公司还出版5家书店的书籍和《学术界》月刊(倪文宙主编)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接收。
1944年
同月，重庆出版界、文化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6月，重庆新出版业29家联名要求政府实行纸张平价供应，公开评定排印工价，恢复印刷品寄递办法和设立出版文化贷款。
同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抗日根据地河北阜平县西马兰村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32开，精装一册，黄色土纸。书脊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字样。首页印有毛泽东黑白肖像，下书“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当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编选。所选除个别篇章外，大都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在1944年6月间发表的谈话，但出版时间却未作相应改动，以致出现5月出版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现象。
1945年
7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密派少将特务俞嘉庸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会同福建中统、军统头子，派遣军警，包围东南出版社，以“周璧事件”为借口，先后逮捕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永安《国际时事研究》主编羊枣(杨潮)和东南出版社发行人谌震、历任经理李达仁等，以及《民主报》副主编董秋芳以下计17人，省内其他地方被牵连逮捕、扣留的14人，共计31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东南出版社被迫停业。次年，羊枣被虐死于杭州狱中。上海进步文化界纷纷提出抗议。
8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设在重庆的门市部合并，统一人事班子，开始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家书店迁上海，分别出书，并设门市部。民国三十七年(1948)10月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同月，真理书店在长春成立，发行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的革命领袖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
10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公署内设处、局、所、委员会等机构40余个，其中管理出版或与出版相关的单位有宣传委员会、教育处、图书馆、编译馆和国语推行委员会。
12月，东方出版社在台北成立。游弥坚任总负责人兼总编辑，林呈禄任社长，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家出版社，主要出版语言教育及儿童读物。
1946年
1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该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和废止之”，同时还规定，废除战时实行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等检查办法。
8月，台湾省编译馆成立。该馆负责教材、台湾文献及其他图书的编译与出版工作，同时负责教材等图书的审查工作。
1947年
7月，中华书局台湾分局在台北正式开始营业。
同年，从本年起，上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由舒新城等人编的《中华文库》，共100种。这是在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私营出版业日趋衰落的情况下难得出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48年
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公布《晋冀鲁豫统一出版条例》。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建立边区出版局。周扬兼局长，王子野任编辑部长，李长彬任出版发行部长兼新华书店经理，王钊任出版发行部副部长。4月，东北书店出版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5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精装本。6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月，商务印书馆在台北开设台湾分馆，赵叔诚任经理。这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国民教育文库》第一集，98种。同时出版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陈恭禄《中国史》、邓广铭《辛稼轩先生年谱》、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但丁《神曲》(王维克译)、莎士比亚《黎琊王》(孙大雨译)等。
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查封《世界知识》、《国讯》、《时与文》等刊物。5月，《展望》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由潘朗、王元化主编，经理尚丁。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被查封。6月，上海当局查封《时代日报》。7月，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永远停刊。10月，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被查封，9人被捕，株连100多人。赵寿先在审讯时跳楼自杀，郑显芝、焦伯荣、严庚初、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等6人于次日被杀害。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指示”。
1949年
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华应申、徐伯昕任副主任委员。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北平出版。4月，新华印刷厂在北平举行开工典礼。5月27日，华东新华书店迁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恽逸群任总编辑。6月，上海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
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接收了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文化服务社及其所属的印刷厂。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的第一个门市部成立，即现在的王府井新华书店。
5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7月，北平成立华北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15家私营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6．4％，私营占73．6％。董事长史育才，经理薛迪畅。
6月，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总经理林仲易，．秘书长萨空了。同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总编辑徐铸成。
7月，上海成立联合出版社，由62家公、私营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0．75％，私营占79．25％。董事长王益，经理万国钧。上海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官僚资本的文教单位进行接管，共计58个单位。其中出版单位书店、出版社20家，印刷厂8家，印刷器材厂1家。从业人员(包括新闻单位)共2314人。6月，上海512家书报摊创办人民书报供应社。经理钟德秋。
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9月，新华书店聘请胡愈之任总编辑，叶圣陶为副总编辑，筹备统一新华书店的出版工作。新华书店于1937年在延安创办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在根据地设立分店。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华书店分支店逐渐增多。到1949年全国
解放前夕，全国已有分支店735个，许多随军书店也逐渐并入，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出版发行系统。据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五大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至1949年9月，各地新华书店有印刷厂29处，职工8100多人，出版图书5291种，发行4474万册。
以上据《中国文献史（第一卷）》（王余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和《中国出版编年史》（李瑞良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由章雪峰整理
1368年
明朝建立。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钦天监奏准印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在书外封上印有禁止伪造私历的告示：“伪造者依律处斩，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
明太祖下诏除书籍税，并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十六：“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书籍、笔墨、田器不得征税。……命有司博求古今书籍。”
1370年
四月，朱元璋下令实行分封制，将其诸子封在各地为藩王，借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为防止割据，朝廷鼓励各地藩王读书好学，提倡刻书。这些藩王也多附庸风雅，招聘人才，从事刻书。由于财务雄厚，所刻质量精良，成为明代刻书的一支重要力量，后称藩刻。
五月，朱元璋改革科举制度，规定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文体用八股文。这些规定直接影响了刻书业。特别是坊刻，针对科举应试的需要，大量刻印各种各样的科举用书，成为坊刻的主要赢利来源。
1371年
金陵王氏勤有书堂刊刻带图的识字课本《新刊对相四言杂字》，这是已知明代南京最早的坊刻。明代南京书坊林立，是全国性的刻书中心之一。明代南京书坊有坊名可考者93家。书坊多冠以金陵或白下、秣陵、建业，以唐姓居多，次为周姓。各家书坊刻书范围广泛，除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医书外，多以小说、戏曲为重点。
1373年
颁行《大明律》。洪武三十年（1397）又颁《大明律例》。内有禁书条款，比前代更为严厉。“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二年。”
明代建瓯、建阳属建宁府。继宋、元之后，明代是建阳、建瓯坊刻的极盛时期。书坊林立，余氏、刘氏、熊氏、郑氏、杨氏、陈氏、虞氏等均为刻书世家，代代相传，经营兴旺。元末战乱，建阳书坊被焚毁，明弘治十二年（1499），麻沙又遭火灾，损失严重，但均不久即得到恢复。明代建阳书坊大多是编、印、发联为一体，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麻沙在城西70里永忠里，崇化在崇化里，既是刻书集中地，又是书籍集散地，每月逢一逢六都有书市，天下客商云集，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据统计，明代建瓯、建阳有名可考的书坊多达84家。周弘祖《古今书刻》载明代建宁府书坊刻书365种。截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嘉靖《建阳县志》卷五载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书坊书目，记录书目多至451种。此后至明末，其数可能近千种。有的书坊除在本地开店外，还在南京等地设铺营业。
1378年
杭州古杭勤德堂刊刻著名数学家杨辉《算书五种》，7卷，卷首大书“新刊杨辉算法”。这是已知明代杭州最早的坊刻本。据统计，明代杭州有名可考的书坊有24家，以古杭勤德堂为最早。其他较有名的刻书坊肆有钱塘洪楩平山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钱塘杨尔曾夷白堂、虎林双桂堂、武林容与堂、胡文焕文会堂等。胡文焕文会堂是明代杭州刻书最多的书坊，所刻约450种。
1385年
诏颁御撰的《大诰》，次年三月又颁《大诰续编》，十二月又成《大诰三编》，通称《御制大诰三编》。赐国子监及全国府州县学生徒，作为必读之书。进而要求凡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
1386年
诏令规定工匠服役制度。分为住坐匠和轮班匠。工匠服役以外的时间，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产品可以自由出售。这些规定较之元朝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直接关系到从事刻书的刻工和印工，成为促进刻书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1394年
洪武帝朱元璋删节《孟子》，开了皇帝直接干预出版业的先例。在封建社会里，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所撰的《孟子》被程朱学派尊为“四书”之一，历来是士子必读的著作。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句子均被删去，共有85章，几占全书的1/3。删定后的《孟子》被称为《孟子节文》，作为士子诵读的定本。后来，才逐渐被明政府恢复。
1403年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载，明成祖下旨禁毁戏曲书籍。永乐九年（1411），又禁止倡优装扮杂剧和印卖戏曲小说。这项措施开创了明朝禁止传播戏曲小说的先例。
同年，翰林学士解缙等奉命编纂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六年（1408）成书。计22877卷，目录、凡例60卷。以单字为目，依洪武正韵单字。每一单字下，先详注音韵训释，备录各种字体，再分类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项记载。整段整篇抄录原文，一字不改，甚为完整。元以前孤本秘籍皆备。因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部用手工书写，成书后仅抄一份，初藏南京，成祖迁都北京后，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录正、副两本，至隆庆初告成。原本移回南京，正本存文渊阁，副本存皇史宬。明末渐有散失。清乾隆开四库馆时，已佚失2422卷。咸丰、同治年间仅存64册。后经多方搜求，共得730卷。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
1418年
明成祖诏颁《纂修志书凡例》十六则，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以此为开端，开展了地方志的编纂活动，并持续不断，每隔数十年即编纂一次。《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地方志约340种，黄氏《千顷堂书目》著录1500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行本）著录明代地方志有860种。现国内尚存900余种。明代地方志根据上述凡例要求，大多体例严密，分类较细，资料较丰富。缺点则是往往炫耀乡邦文化过头。地方志多就地刊印。但明弘治《兴化府志》有建阳书坊刊本，较为少见。
1421年
明成祖迁都北京。迁都后，南京的六部衙门仍然保留，形成南六部与北六部并存的格局。因此，国子监也有南北两个，北京的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南京的简称“南监”或“南雍”，都是明代最高学府，兼掌刊印书籍，所刊称“北监本”与“南监本”。
迁者后，内府司礼监也扩充机构，下设经厂（分汉经厂、道经厂、番经厂），专司刻书，所刊书称“经厂本”。据《明会典》卷一九八载，至嘉靖十年（1531），经厂所辖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已达千余人，为明代内府规模最大的刻书机构。除刊刻《佛经藏》、《道经藏》、《番经藏》三部大书外，还刻印《大明一统志》、《四书集注》、《文献通考》等书近200种，其版本特点是版面宽大，字大如钱，多用赵体，行格疏朗，黑口双鱼尾，刻有句读，纸墨俱佳。但校勘不精，常有脱误。
1442年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引《英宗实录》载，英宗于正统七年又明令禁止《水浒传》和《剪灯新话》流传。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崇祯十五年（1642），又严禁刻印《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隐匿。”但禁而不止，《水浒传》仍在民间流传。
1445年
钦天监编印《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大统历》。封面有红色印记。文曰：“钦天监奏准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印信，即同私历。”书后并刻有监正、监副、治理历法官员姓名，以示官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大统历。
1490年
无锡华氏会通馆以铜活字排印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150卷，半页9行，行17字，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无锡除华氏外，还有安国（1481-1534）在正德间也以铜活字印书闻名。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正德十六年（1521）用铜活字摆印《东光县志》6卷，是中国惟一的铜活字本方志。
1511
司礼监刊印《大明会典》，均采用线装，蓝绫面。这是现存较早的线装书。书籍装订形式，从唐以前的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演进为宋代的蝴蝶装和元代的包背装，不断改进。明初沿袭元代，书籍装订除佛教典籍仍多为比折装外，多为包背装，包括《永乐大典》。万历以后，线装逐渐流行，主要是比包背装省钱省料。此后，线装逐步代替包背装，成为主要的书籍装订形式。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平装、精装所取代。明代《古今秘苑续录》卷一有《订书十约》，总结了线装装订经验。
1522年
司礼监刊印罗贯中所作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原刻本有“嘉靖壬子修髯子引”字样。这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刻本。
同年，北京台书林主人汪谅在所刻李善注《文选》后刊登书目广告，这是已知最早的图书广告。“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后附书目《史记正义》等。
此后，售书广告逐渐推广。例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印带图《水浒》，广告是：“《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
据统计，明代北京书坊可考的只有13家，远不及南京、建宁、杭州、苏州等地。但作为明代首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书籍集散地，各地所刻书籍，多运往北京销售。因书纸和雕木都来自南方，刻印成本高，所以北京书坊不多而书价较昂贵。
1526年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载，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下牒文，要求翻刻四书五经时必须重视校刊质量，不得粗制滥造，贻误学子，同时要求按照官定版样，照式翻刻，方许刷卖。
1573年
刻书家顾起纶（1517-1518）编刻《国雅》20卷，值得注意的是《国雅》书末附有刻工、写工氏里表：
“梓授：吴郡颐植、顾贤、罗鉴、张璈、方之善，同邑何钥、何钊、邵植、王伯才。”
“笔授：吴郡顾擐、施云、侯愚，家产子顾相、戴卿、朱谟。”
又有题记：“校是编者周天球、童珮、朱在明、俞渊、叶之芳、成淳，从子道潜瀚，子祖源、祖河、祖汉偕余也。”
题记后还有顾起纶复校识语。这充分反映了明代家刻的严谨负责态度，与某些坊刻的粗制滥造形成鲜明对照。
1581年
刻书家凌瀛初彩色套印《世说新语》。套印技术始于元代用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到明代，由湖州凌氏和闵氏两家加以发展，由两色套印发展为三色、四色，以至五色，这在古代印刷史上是一大进步。其所刻《世说新语》除正文外，标有红点、蓝点、黄点，蓝者为刘辰翁点，红者为王世贞点，黄者为刘应登点，共四色。
1586年
藏书家范钦卒。范钦字尧卿，号东明，今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性喜藏书，多方访求珍本秘籍。嘉靖九年（1530）建藏书楼名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历数百年而阁犹存，迄今尚存13000多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天一阁曾刻印过范钦手订的《范氏二十一种奇书》，写刻精良，其中《京氏易传》、《关氏易传》、《周易举正》等均极罕见。此外还刻印《孙子集注》13卷、刘向《说苑》20卷等。清嘉庆间，阮元任浙江巡抚，命范氏后人懋柱编《天一阁书目》10卷。范氏藏印有“四明范氏书记”、“甬东范氏家藏图书”、“古司马氏”、“东鸣山人”等。范钦著有《天一阁集》。
1590年
欧洲天主教会在澳门用西洋活字印书，这是西方活字印刷术最早在中国的使用。
1598年
赵士祯（1552—1611）进献兵器制造书《神器谱》1卷，乞敕下工部制造，未予题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参考西洋武器而编撰的兵器制造图书。
1601年
歙县吴勉学师古斋刻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师古斋为明代徽州著名书坊，主人吴勉学，字师古，所刻医书为最著，其他如《二十子》、《性理大全》、《礼记集说》、《通鉴》、《近思录》、《世说新语》等，刻书种数为徽州书肆之冠。明代徽州盛产纸、墨、砚，歙县虬村黄姓又多刻书能手，版画尤穷工极巧，为时所重。明代徽州书坊有名可考者约10家，刻书以插图版画著名。
1605年
徽州制墨名家程君房用彩色印制《墨苑》12卷。《墨苑》主要介绍制墨工艺和墨料品种，彩色印刷，由画家丁云鹏、吴左千、郑千里绘画，全书使用彩色近50幅。其中《天姥对庭图》的凤凰用红、黄二色，竹子为绿色，尤为妍美。其彩印方法，系先用颜色分别涂于刻版上，然后印出。
1573年左右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引王汉章《刊印总述》注五引：“据叶九如君述，上海未开商埠前，书业盛在苏阊，而以扫叶山房历史最久。远在明万历间，松江席氏买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阁《二十二史》等书板，与苏人洪、谢、陆三人合资在松江开办扫叶山房，不久移设苏州阊门内。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这就是松江席世臣与人合资在松江（今苏州）开设的书坊——扫叶山房。直至清代、近代，经营时间跨越整个清代，刻书数量多，质量好。到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刻版印刷。
1625年-1659年
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1599-1659）在这期间共计刻书600余种，为历史上私家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者。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号潜在，江苏常熟人。喜藏书刻书，藏书刻书处名汲古阁。雇印刷工人20名，刻工甚多。所刻书种类名目繁多，包括《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以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佛教经疏等。每年刻书用纸都由江西特制，原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这种纸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毛晋父子的抄本也很有名，人称“毛抄本”。所用格纸版心上印“汲古阁”标记，格栏外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8个字，缮写精良，其中不少是罕见秘籍，历来为藏书家所重视，被称为“古今绝作”。
1626年
漳州颜继祖雇请江宁吴发祥在金陵刊印饾版彩印《萝轩变古笺谱》，书前有“萝轩变古笺谱书成于天启丙寅”字样。上、下册，49页，98面。这是饾版拱花印刷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笺谱套印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所谓饾版拱花，就是将版画和套印结合起来的刻印方法。
1639年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文庙（指清太宗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敌规范。”这项措施说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已重视儒籍和汉族文化，认为译印汉籍是未来统治天下的需要。
1646年
修成并刊版《大清律》，次年颁行全国。这是清朝第一部成文法典，也是内府最早的刻书之一。此后多次修订，乾隆五年（1740）又重修律例，编成了一部较完整的《大清律例》47卷。《大清律例》内有禁止坊肆印卖淫词小说的条款：
“民坊肆市卖一切淫词小说，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与该部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准借端出首讹诈。”
所谓淫词小说，从此后执行情况看，包括《水浒传》、《西厢记》等。此外，《大清律例》还禁止演唱杂剧，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忠臣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一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又对普通演剧时间作出限制：“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此后，屡有类似禁令，理由是“伤风化”。
1652年
据魏晋锡《学政全书?书坊禁例》：“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这是记载朝廷下令禁止印卖“淫词小说”。从顺治开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朝均多次重申对刻印“淫词小说”、“小说戏曲”的禁令。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开列查禁“淫词小说”书目，书目达267种，包括《水浒传》、《西厢记》、《金瓶梅》、《牡丹亭》、《笑林广记》以及一批弹词等。
1663年
康熙二年五月，庄廷鑨《明史辑略》案被裁处。因书中不尊清室先祖，不奉清正朔，痛斥投降清朝的明朝将领，被告为大逆大道。主犯庄廷鑨已死，被开棺戮尸，弟廷钺和出书赞助人朱佑明均凌迟处死。两家子侄15岁以上者斩决，15岁以下者充军。参加校订者18人，均为江浙名士，全部凌迟处死。刻书、印书、订书、送版者一应俱斩。卖书、买书、藏书者皆斩。计全案斩决72人，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被杀者在1000人左右。这是古代出版史上直接殃及刻工、印工、售书和买书者的大案。明代以前，雕版书籍的刻工、印工多在刻本上留下姓名，以便考核劳动，计算工钱。后人可以利用刻工鉴定版本。自庄案发生后，清代前期因惧怕文字狱，许多刻工不敢在书版上留名。
1671年
苏州书坊业为了维护同行利益，成立行会组织“崇德公所”，刻字业则于乾隆四年（1739）成立“剞劂公所”。这是清代最早成立的刻书业行会组织。
1719年
据清金填《不下带编》：“康熙五十六七年，泰安州人能锻胶泥成字，为活字板。”山东泰安徐志定用磁板印成张尔岐的《周易说略》与《蒿庵闲话》二书。前者封面上有“泰山磁板”四字，后者书末有“真合斋磁板”五字。真合斋是徐氏书斋名，磁板是将泥字上釉再烧成的。
1726年
开始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康熙时为印造此书，开始浇铸铜活字，雍正初已浇铸铜活字若干万，到是年印造64部。这是中国铜活字印字规模最大的一次，字体秀丽，纸墨精美。这副铜活字藏于武英殿，乾隆初被毁铸钱。
1736年-1820年
福建长洒四堡（今属连城）刻书业繁盛。从事刻书者以邹、马两大姓为主，集中于雾阁和马屋两村。据族谱统计，有清一代，四堡先后有书坊123家，其中业主可考的有112家。这些书坊多是由小家族经营的家庭作坊，祖辈相传。书版来源大部分在当地刊刻，一部分从外地购进或在别处请人镂版，然后带回印刷。所刻书以科举应试用书、童蒙课本、医药读物和日用杂书为主，能迎合社会中下层需要。据不完全统计，四堡各书坊刻书总数达400多种。印数较大，行销全国各地。其经营特点是依靠家族力量，从事长途贩运，在外地销售，或沿途贩卖，或设点坐售，举族投入，分工合作，长途奔波，寄籍客地，互通信息，调剂货源，步步延伸，相互照应。这种举族参加图书销售的现象在古代是不多见的。
1740年
继康熙、雍正两朝修订《大清律集解附例》之后，修成《大清律例》。共47卷、436条，附例1409条。其后各朝又有所增改。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印《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在刑律内有“造妖书妖言”条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若私有妖书隐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务搜板书，尽行销毁”。戊戌维新以后，清政府又相继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规定书报管理办法。
1769年
李文藻撰《琉璃厂书肆记》。记述作者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北京琉璃厂访书、购书情况，对当时琉璃厂各书肆名称、营业及善本书经营等均有介绍，具有史料价值。其后缪荃孙在民国初年追忆晚清时在该地访书印象，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这是反映明清时期琉璃厂书肆经营情况的珍贵资料。
1772年
正月，乾隆帝以编撰《四库全书》的名义，下诏各省征集图书。至第二年，在各地呈缴之书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设四库全书馆，敕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同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将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销毁以至毁版。销毁的办法是分类处理，分别进行全毁、抽毁和改窜。全毁即将某书全部销毁；抽毁即将书中涉及清朝忌讳的部分抽出毁掉，剩下的仍予保留；改窜即将书中某些忌讳的字句加以改换。
据陈乃乾《禁书总目》考证，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月止，全国被禁毁数字，计全毁书2454种，抽毁书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这种损失是空前的，也是无可补救的。
《四库全书》的开馆纂修，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厂书市的兴盛。当时江浙等地书贾利用朝廷征书、纂书的有利时机，纷纷辇书至京城琉璃厂一带售卖，在此地开设书肆。据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载，当时沿街东西二里许有书肆多家，如厂东门外路北为销售残破旧书的声遥堂，厂门内路北为唐氏嵩口堂、李氏名盛堂，西路南为郑氏带草堂、李氏同升阁，再西路北有曾氏宗圣堂、李氏二经堂，路南有二酉堂、文锦堂等等。四库馆的编修文士经常“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书肆访之。”文人也常汇聚于这一带，访书题咏，使琉璃厂一条街成为真正的文化街。
1773年
金简撰《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内容包括按《佩文韵府》用字频率设字刻字、设贮活字设备的格式、书页行款式样、摆版、补刻缺字、校勘、刷印方法、置备预算及工价计算等，是反映当时活字刻制工艺水平的重要文献。
1777年
江西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被举报。结果，王锡侯被斩。江西巡抚海成以审案过宽获罪，并株连到两江的主要官员，包括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罪，降两级使用；按察使冯廷丞因阅看《字贯》而未能发现“悖逆”词字而被革职治罪。《东华录》载有乾隆上谕，内云：“……及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大逆律问拟，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乃海成仅请革去举人审拟，是何言耶？”
1787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察干乌拉庙，在大喇嘛察哈尔格布希?罗布藏楚勒特木主持下，建立藏文印书馆，世称察干乌拉庙印书馆。刻印有《宗喀巴圣传十一章》等藏文佛教经典，以及《育民甘露》等书。
1807年
据龚显曾《亦园脞牍》卷一载，满洲将军武隆阿在台湾镇总兵官任上铸造汉文铜活字，印成《圣谕广训注》等书。这是清代台湾地区首次出现铜活字印书。
1815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由他的助手米怜担任院长。英华书院附设印刷所，出版中文《圣经》和中西文书刊。同年8月，该院出版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马礼逊、米怜、麦都思和中国教徒梁发编印，至1821年停刊，共出80多期。内容除宗教事务外，还有新闻和新知识介绍。停刊以后，传教士又陆续在南洋、港澳和广州等地出版了一批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包括在马六甲出版的《天下新闻》（1828-1829），在广州和新加坡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记传》（1833-1837）等。此外还有传教士办的英文刊物，最著名的是美国传教士在广州所办的《中国丛报》（1832-1853），以搜集中国情报，提供侵华资料为目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组织翻译外文报刊资料，编为《澳门新闻纸》每月抄报一次，以了解外国人在华动态。
1825年
福州侯官林春祺捐资兴工刻造铜活字，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完工，历时20年，共镌刻大小铜字40余万个。林春祺字怡斋，福清人，早年曾随父宦游洛阳、广东，并在苏、杭读书。为了实现其祖父夙愿，18岁就捐资20万两，耗费巨大财力，刻成楷书铜字大小各20余万字，在全国乃至世界都罕有其匹。林氏原籍为福清龙田，因名其铜板为“福田书海”。所印有顾炎武《音学五书》和《军中医方备要》等，在《音学五书》的《音论》封面题“福田书海铜活字板福建侯官林氏珍藏”4行16字。卷首有林春祺所撰的《铜板叙》，为中国仅有的铜活字文献。
林春祺《铜板叙》：“……为之实难，成更不易，中间几成而不成者屡矣。半生心血，消磨殆尽，岌岌乎黾勉成此。……岁乙酉捐资兴工镌刊，时春祺年十八，至丙午而铜字板告成。”
1821年左右
台湾府六品衔职员卢崇玉在台南创立松云轩刻印坊。这是台湾第一家印刷机构。松云轩刻印坊主要刊印善书、神佛像、诗文集。
1833年
来华普鲁士牧师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家中文杂志。封面印有格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题“爱汉者纂”。共发行7卷，内容除宣传宗教外，兼登一些政治新闻和西洋知识。此后，外商出版的中文报刊有香港的《香港新闻》，上海的《六合丛谈》、《上海新报》等。《六合丛谈》创刊于咸丰七年（1857），封面书“江苏松江上海墨海书馆印”，每月一册。次年迁日本，不久停刊。《上海新报》为英商所办《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同治元年（1862）出版，为上海第一家中文报纸，每两日出一次，后改为日报。
1834年
在广州的一些英美传教士及商人成立中国益知学会。宗旨是“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智力的一类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授给他们”。这个组织出版了一些翻译书籍，在当时是一家较有影响的翻译出版机构。
同年，涿州卢坤刻印《杜工部集》，将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祯、邵长蘅、宋荦等5人的评语分别用紫、蓝、朱、绿、黄等色套印上版，加上正文所用的墨色，共有6种颜色，这是古代印刷史上用色最多的套印书籍。
1838年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在广州主编中文刊物《各国消息》，月刊，以刊载新闻商情为主，石印，每册8页，只出了数期。这是现存最早在中国印制的石印品。伦敦博物馆有藏本。最早学会石印技术的华人是在巴达维亚传教士印刷所的印工梁发和他的徒弟屈亚昂。石印技术于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国内迅速推广，从单色印刷发展为彩色印刷。光绪三十（1904），上海文明书局雇用日本技师，从事彩色石印。次年，商务印书馆也聘请日本彩色石印技师从事彩印。珂版（即玻璃版）印刷也于光绪年间传入。最早为光绪初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用珂版印制圣母像。光绪三十三年（1907），商务印刷馆开始有珂版印刷。
1843年
11月，上海开埠。年底，英国传教士麦都思（1796-1857）从马六甲带来他在马六甲所设印刷厂的印刷设备，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次年开始出书。这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最早在上海开设的铅印出版机构，也是当时著名的翻译出版机构。道光二十九年（1849）聘王韬为编辑。内设编辑、印刷两部。印刷设备有英文活字7种，汉文活字2种。印刷机用牛力转动。出书甚多，从宗教书籍到科技书籍，包括翻译出版《几何原理》后9卷、《代数学》、《重学》，以及《六合丛谈》月刊等，影响较大。同治二年（1863），墨海书馆停业。
1844年
浙江湖州知府禁淫词小说，开列禁毁书目，计有120种，包括《红楼梦》、《红楼梦补》、《绿牡丹》等。此后各地方政府屡有禁书命令。据统计，清代禁毁的小说、戏曲、唱片（即唱本）总计687部。
美国长老会在澳门开设花华圣经书房。次年迁往宁波，改名为美华书馆，设有印刷所。咸丰八年（1858），该会派姜别利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所。姜别利带来活字字模和铸字机，采用电镀法造成华文宋体铅字7种，开创了铅字排印书籍。并创制元宝式字架（俗称三角架），排字工立于中间，可以就架取字，提高了排印效率。咸丰九年（1859）迁往上海，实行编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式出版机构。所出书籍以宗教类为主，兼出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光绪五年（1879）出版的《英字指南》是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民国十七年（1928）停业。
同年，安徽泾县翟金生经过30多年努力，烧炼了10多万个泥活字，大小5种规格，先后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仙屏书屋初集》等书。翟金生字西园，秀才出身，教书为业。《泥版试印初编》是他的诗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书籍。《仙屏书屋初集》是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封面上有“泾翟西园泥字排印”字样。北京图书馆有藏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翟金生的弟弟借用这套泥活字，印成其所著《修业堂初集肄雅诗钞》4卷，3册。书中有《题兄西园泥活字板》长诗一首，称：“朝思检检罗生徒，暮有成篇不模糊。”以诗歌题咏古代印刷，在这以前，只有五代福建诗人徐寅的“拙赋偏闻镌印卖”，都是难得的文字。
1851年
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次年3月，建都天京（今南京）。开科取士，题目出自《旧约》圣经，不用四书命题，并开女科，准妇女应试。同时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凡一切妖书……静候删改镌刻颁行之后，始准读习”。并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鬼话、妖怪话、妖语、邪说一概删除净尽。”
同年，广东佛山镇唐姓书商造锡活字，印制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共19348页，订成120册。字大悦目，黑白分明。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锡活字印书。从道光三十年（1850）起，这位唐姓书商即出资1万元铸造锡活字，一年后铸成大小锡活字20多万人。由于锡版难沾水墨，印刷不易，所以未能推广。
1853年
9月，香港英华书院创办《遐迩贯珍》月刊，先后由麦都思、奚礼尔、理雅谷主编，中英文对照。这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竹纸印刷。咸丰六年（1856）停刊。
同年，太平天国于南京成立刻书机构“镌刻馆”和“刷书馆”。设“典镌刻”官4人，从事图书刊刻。先后刊印《太平诏书》、《天命诏旨书》、《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规》、《太平刑律》、《天情道理书》、《资政新篇》等29种。所刻书均于书前加上“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字样。另有400人印制《旧约》圣经，80人印制《新约》圣经。对于传统的四书五经，起初目为“妖书”，严加禁止，后来经过删改，印制流通，如《孟子》称为《改本孟子》等。现存最早的是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所刻的《幼学诗》，最晚的是壬戌十二年（1862）刊印洪仁玕的《太平天日》。除《太平天日》为铜版外，其余为木刻本，线装。所用文字或改简体，或称辛亥为辛开、癸丑为癸好、乙卯为乙荣等。
1854年
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发布《删改诗韵诏》：“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
同年，美国旧金山华侨创办《金山新闻》（Golden Hills News）中文周刊，是美洲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
同年，美国浸礼会在宁波创办《中外新闻》中文半月刊，后改为月刊。先后由玛高温、应思理主编。木刻，竹纸印刷。咸丰十年（1860）停刊。
1857年
1月，上海墨海书馆创办《六合丛谈》月刊，伟烈亚力主编。这是上海最早出版的中文期刊。次年2月停刊。
1858年
英国教会在福州创办英文刊物“The Foochow Courier”，中文译名《福州府差报》，以外侨为对象，介绍福州、厦门的风土民情和省内外消息。这是近代较早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
1859年
湖北巡抚在武昌创设湖北官书局，由汪其铎主持。先后出版《读史兵略》、《大清一统舆图》等书。
1860年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悍然抢掠并火烧圆明园，纵火二昼夜，圆明园毁于一炬，园内贮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也被焚毁。文源阁本是最早被毁的一部。
1864年
曾国藩奏请在江浙等地设立书局，刊印古籍。接着在南京成立金陵官书局（又名江南书局），相继设立的官书局有：江楚官书局、浙江官书局、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江西书局、湖南官书局、四川书局、濬文书局、广雅书局、福建书局、湖北官书局、山东官书局、云南官书局等10余家。这些书局都采用传统雕印技术，质量上乘，刻印经史书籍，多少不等。光绪年间，官书局达到鼎盛时期。据《官书局书目汇编》不完全统计，到清末，官书局刻书达千余种。官书局至清末相继停办。
1866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建官书局，亦称正谊书局。设总校官1人，复校、分校等138人。聘任名儒杨浚为总校官。正谊书局订有编校人员管理的规章，从中可见当时官书局内部的管理情况。
《正谊书局规章》：“复校、分校值日必到局，不得顶替。日读二十页，校一千字，方为中程。其有才力过人，有增无减，记勤一次。年力就衰者，分校字数多少，随时酌定。不到者，记惰一次。勤惰不相抵。记惰十次者出局。顶替者即日出局。均停膏伙。每日提调设立课功勤惰册，以罚课程。”
1867年
浙江巡抚马新贻在杭州创设浙江书局。这是继金陵书局之后成立的另一个官书局。初创时曾得到藏书家丁丙襄助，此后刻书多以丁氏八千卷楼所藏善本进行校刊，质量甚佳。该书局还常用缩小版式、增加行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和书价，以便读者购买。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刻书约200余种。所刊刻的书以《二十二子》、《十三经古注》、《九通》等最为有名。辛亥革命后并入浙江图书馆。
1872年
4月，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日报。该报设印刷部，兼营出版事业，是规模较大的报刊铅印机构。最初以申报馆名义，后又分设申昌书局、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局等，专营出版业。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办。据胡道静《申报六十六年史》统计，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申报馆共刊印书籍160余种，蔚为大观。出书数量多，重要原因之一是采用铅活字机械印刷。申报馆在中国近代推广铅活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中国是最早发明金属活字印书的国家。就铅活字而言，早在明代弘治、正德间就有铅活字印书的记载。明陆深《金台纪闻》：“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可证。但铅活字本未能传下来。至清嘉庆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带来了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载：“嘉庆十二年春，伦敦布道会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是役，虽事败受损，而华文改用西式字模铸铅，当以此为嚆矢矣。”铅字排印经申报馆采用后，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雕印，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印刷的主要方法。
1874年
为了协调出版界内部纠纷，争取出版界正当权益，苏州出版界金国琛、席威、吴寿朋等组织成立书业崇德公所。不久，朱槐庐、黄熙庭等复在上海组织书业崇德公所会议办事处。苏州和上海都是出版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这种组织带有书业公会的性质，可以说是近代书业公会的萌芽。其后，上海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先后成立了上海书业公所和书业商会，作为协调内部纠纷、争取正当权益的联合机构。在这以前，早在康熙七年（1668），苏州地区就成立了崇德书院，用以解决书商之间在业务上的纠纷，后于咸丰十年（1860）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解散。
1875年
湖北崇文书局辑印《百子全书》（又名《子书百家》）。全书分9类，共收书101种，是收书最多的一部诸子类丛书。自先秦迄于明代，基本上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子书，有不少为少见之书，如《尸子》、《计然子》、《子华子》、《于陵子》等。
1876年左右
英商美查设立图书集成局，用特制的扁体铅字印制《古今图书集成》。这种活字被称为“美查体”或“集成体”。这套书在发行中率先实行预约的办法，当时称为“股印”，即在印书之前先印发《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启》，言明每部定价360两，欲购者先付定金180两，待全书目录印成后，登《申报》通知取货，并将余下的180两缴足，然后领取32张取书单，此后每出一典，即凭单取货（全书共32典）。这样，可以减少资金投入，效果较好，为此后《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型书的发行所仿效。
1877年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成立基督教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从此开始有“教科书”的名称。
1880年
苏州席氏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设分号。扫叶山房原在上海棋盘街设支店，后以上海棋盘街为总店，并设木版印刷所，继又采用石印技术。印本很多，为上海名铺之一。1955年停业。
1882年
徐鸿甫等在上海开设同文书局。这是继点石斋印书局之后成立的一家著名的私营石印出版机构，也是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开创初期备有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门翻印古籍。至光绪十一年（1885），先后共印出《康熙字典》、《子史精华》、《御批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等55种。其出版工程最大的是翻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1万卷，因成本浩大，遂采取预约订购的办法，从光绪十一年（1885）起，两年为期，认股订购，每股先交半价银180两，共订购1500部。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委托同文书局影印《古今图书集成》，历时3年，耗银48万两，按原书大小影印101套。《二十四史》也是认股订购，印1000部。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遭火灾后停业。
1885年
王韬在上海创设弢园印书局，以木刻活字印刷。
1887年
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在上海组成出版机构，名广学会，用汉文著书出版，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主要传播基督教和介绍西学，翻译、编著了许多自然科学、政治、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书籍。在北京、奉天（今沈阳）、天津、西安、南京及烟台等地设专门机构，进行会务活动。鼓吹改良，对维新派有很大影响。据该会民国元年（1912）统计，自光绪十三年起的25年里，出书168种，其中宗教书籍48种，非宗教书籍120种。五四运动后，出版了《共产主义之研究》、《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等反共书刊。总计该会前后出书400余种，其中科学书籍占很大比重。
同年，李盛铎在上海开设石印出版机构蜚英馆。规模很大，内部分工较细，备有当时先进的石印蒸汽机10余部，馆内分设总账房、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抄书处、照相房、印机房、校书房、积书处等。出版过《正续资治通鉴》、《三希堂法帖》、《段氏说文》等，并大量印行科举用书。后因科举制度废除、营业衰微而停业。
1894年
孙中山（1866-1925）和郑士良、陈少白等人在美国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大量刻印明末清初崇尚民族气节的书籍，并译印西方宣传革命的书，如弥勒?约翰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干涉论》和各国革命史等。这是近代在美国最早出版的中文书籍。
同年，藏族格迪?洛桑称勒（1849-1905）撰成藏族刻书规章《刻版规章》，收入《格迪?洛桑称勒文集》。格迪?洛桑称勒生于青海南部，清同治十二年（1873）为四川阿坝贡萨寺主持。此书就选版标准、缮写、校勘、镌刻人员的职责和质量要求，以及质量检查等均有具体规定，并提出书版刊刻要因地制宜，刻印时间为春季法会至藏历八月一日等。其《刻版规章》是研究藏族刻书的重要参考文献。
1896年
邹代钧在上海创设地图公会，集资印行各国地图。后迁武昌，改名舆地学会，先后出版各种地图676种。
1897年
2月，夏瑞芳、鲍咸恩等人合资4000元，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初创时以印刷业为主。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编译所，蔡元培、张元济相继任所长，积极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业务发展迅速，至民国二年（1913）资本已达150万元。民国五年（1916）成立总管理处，由陈叔通主持，统一管理编译、印刷、发行3所。民国十年（1921）9月，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大加扩充，设总编译所和国文、英文、史地、哲学教育、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等9个编辑部，成立教科书、中西字典、百科全书等9个编辑委员会；成立《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教育、学生、妇女等杂志的8个杂志社。大量出版《万有文库》、《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等各类丛书。以发明、推广“四角号码检字法”而闻名，集聚并扶植了许多著名文化人士。民国十三年（1924）开办东方图书馆。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相继在北京、天津、沈阳、长沙、香港等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馆，并在北京、香港设立印刷厂。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0）起，商务开始采用洋装，即精装和平装，以区别于线装。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企业设备居远东第一位。“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厂及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轰炸，损失惨重。抗日战争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往长沙，并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和大后方，上海企业仍继续营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和香港企业均被日军劫占。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迁回上海、恢复营业。商务印书馆是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民营出版机构，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
1898年
1月，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变法主张。6月，清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紧接着，颁布了一系列新政命令，如允许民间办报等。8月，光绪帝批准梁启超提出的“书籍报纸恳免纳税”的建议，宣布“书籍报纸一律免税，均着照所请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谕禁毁维新派的著作：“已革工部主事康有为，学术乖谬，大悖圣教，其所著作，无非惑世诬民，离经叛道之言。着将该革员所有书籍板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以息邪说而正人心。”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下谕：康有为、梁启超仍在沿海活动，“肆行簧鼓”，着各省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所禁之书，几乎包括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全部著作，以及谭嗣同的《仁学》。
1899年
江南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出告示，宣布对东文学社翻译印行的《支那通史》等数十种书给予版权保护。告示云：“以此示仰书贾坊铺人等一体知悉，尔等不得将该学社前项译印书籍及续印各书私行翻印，希图渔利。敢故违，一经告发，定即提案，究罚不贷。”
1900年
商务印书馆收购上海日商所办的修文印刷局，在中国首次使用纸型，加速了印刷业的发展。
1901年
据傅增湘《嘉业堂善本书影序》载，版本学家杨敬刻印《留真谱》，开创了古籍版本记录的新形式：书影留真。所谓书影，即通过影刻和影印，再现古籍善本的若干版式，显示古籍的原貌，以便比较研究。
同年，上海文汇书局印陆钟渭《四书五经义策论初编》，扉页反面印有“书经禀请商务局存案翻刻必究”字样。次年，少年中国学会铜印马君武译《女权篇》、《物竞篇》合册，书末有版权页，上印“翻印必究”方框标志。光绪三十年（1904），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英文汉诂》，版权页上印有“侯官严氏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版权印花。从此，书籍版权用语开始规范。光绪二十九年（1903），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社会通诠》，双方签订版税合约，规定：“此书版权系稿、印两主公共产业。若此稿作废，版权系稿主所有”，“此约未废之先，稿主不得将此书另许他人刷印”，“此书出版发售每部收净利墨洋五角”，“此书另页须粘贴稿主印花”等。这是近代早期的稿件出版合同。
1902年
是年，著名出版家、古籍编校家张元济（1867-1959）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被清政府处以革职永不叙用处分。入馆后，历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认为：“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为重要”。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辑中国近代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出版大批外国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名著，组织出版各科大中型工具书，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编辑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影印《四部丛刊》，参与编辑《丛书集成初编》。张元济关心图书资料建设，多方访求古籍善本，创办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重视利用图书资料保证出版质量，开创了私营出版机构设立专职编辑和一系列的编辑制度；倡导、支持采用先进印刷技术，改进排印机，采用塔形轮转圆盘，提高排印速度；重视出版爱国进步书刊和民众教育，以出版扶助教育，以教育促进出版；重视编辑出版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以身作则，无私奉献，对现代出版事业做出杰出贡献。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张元济书札》等。
1903年
清政府公布“癸卯学制”。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学制。接着，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制，设立学部，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近代教育制度由此建立。新学制的确立和新学堂的创办，由北京推广到全国，引发了大、中、小学教材和课本的大量编辑出版，这是教科书编印的重大变革的开端。
同年，编辑出版家高凤谦(1869-1936)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国文部部长。高凤谦号梦旦，福建长乐人。幼承家教，后随伯兄高啸桐习作文。清光绪十九年(1893)任浙江大学堂总教习。翌年学堂选派学生10人赴日留学，高任留学监督，率学生东渡，同时考察日本教育。光绪二十九年(1903)回国后，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馆编译所国文部长，主持国文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他制定全面的编写计划，首先从小学教科书抓起。参加编写的有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后又增加杜亚泉、伍光建、黎锦熙、任鸿隽、傅东华、周予同等人，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从光绪三十年(1904)到民国元年(1912)，相继编印了“最新”、“女子”、“简明”、“共和国”等4种小学教科书，出版后十分畅销。五年(1916)又进行修订。光绪三十四年(1908)，高凤谦与陆尔奎、方毅等开始编纂大型词书《辞源》，历时8年，于民国四年(1915)编成出版，开创了近代大型辞书的体例，不仅销行甚广，而且影响很大。不久，高凤谦接任编译所所长。由于高凤谦与林纾有同乡同学之谊，他大力支持林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林纾一生和他人(包括高凤谦的表兄魏瀚)合作翻译了184种文学作品，除未发表者外，绝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在1901-1920年间出版的。民国三年(1914)，商务又集中出版了《林译小说丛刊》(100种)，开创了翻译世界文学作品的风气，影响很大。五四运动以后，高凤谦深感对新文化所知甚少，不能胜任编译所所长重任。民国十年(1921)，高凤谦专程赴北京，邀请胡适到上海，请胡适接任编译所所长。后胡适推荐王云五进商务馆，高凤谦请王出任编译所长，自己退任出版部部长。十五年(1926)退休。二十五年(1936)在上海逝世。
1904年
3月，商务印书馆创办《东方杂志》，后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出版至第44卷第12号后停刊，是近代中国刊行时间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设有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新书介绍等栏目，并附有许多图片。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最新教科书》的第一种《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受到教育界欢迎。此后又陆续出齐了《最新初小教科书》、《最新高小教科书》和《最新中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畅销近10年，重印10多次。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着手筹建图书馆，名为涵芬楼。他努力搜罗南北诸藏书家散出的图书，经过20多年努力，使涵芬楼成为闻名于世的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5月3日开馆，藏书达20余万册。除古籍旧书外，日本欧美名家著作和每年出版的新书也为数不少。藏书区按千字文分为八门：“天”字为旧书，“地”字为教科书及参考书，“元”字为东文书，“黄”字为英文书，“宇”字为日报、杂志，“宙”字为地图、挂图、杂画，“洪”字为照片、明信片，“荒”字为碑帖。民国十三年(1924)商务印书馆决定将涵芬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同时聘王云五为馆长，总理馆务。在新馆三楼专辟一室储藏善本，仍用涵芬楼旧称。民国二十一年(1932)“一·二八’’事变，东方图书馆被焚，损失殆尽。
1905年
清政府根据军机处五月八日(6月10日)函文发布《查禁悖逆各书令》。内称：“近闻南中各省，书坊报馆有寄售悖逆各书，如《支那革命运动》、《革命军》、《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种种名目，骇人听闻。……务希密饬各属，体察情形，严行查禁。”“自示之后，倘敢再售前项悖逆各书，一经查出，即饬提严办。其各学堂诸生及士民人等，务各束身自爱，不得购阅，致干咎戾。”同时查禁《革命军》、《支那革命运动》、《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自由书》、《中国魂》、《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新民丛报》、《热血》、《新小说》、《新中国》和《支那活历史》等书刊。
1906年
1月，《民报》第二期刊载朱执信（蛰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并介绍《共产党宣言》的十点纲领。这是最早用中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3月，学部公布《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凡例》。其中规定审定各书局所编教科书须经学部审定，初小教科图书送审皆须有著者姓名、出版年月、价格、印刷、发行所等，学部改正之处，必须照改后寄呈复核，审定后可标明‘‘学部审定”字样，并通用5年，5年后再呈部审定。高小教科书除通用期为4年外，余同初小教科书。同时公布经审定的小学和中学暂用书目表各一，列入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南洋官书局、普及书局、昌明书局等10余家各种教科书百余种，列人应予批示及毋庸审定表的有20余种。
7月，清政府商部、巡警部与学部共同拟订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此律分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等6章41款，规定：“凡以出版、印刷或发卖各种印刷物件为主”者，均须到“所在营业地方巡警衙门呈请注册”，“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字图画，均以犯法论”；印刷物均应“明白印明印刷人姓名及印刷所所在”；印刷物对皇帝、皇族、政府有毁谤性言论即“讪谤”者，从重从严处罚等。从此律开始，清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加强对印刷出版的管理。
1908年
1月，清政府颁布《大清报律》，对报业的办理发行进行了规定和限制。
同年，清政府接受邀请，委派驻柏林的代办和商务参赞，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在柏林修订公约的大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参加此类国际会议。
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辞典部部长高凤谦组织编纂大型中文词书《辞源》。此书由陆尔奎(炜士)主编，参与编写的从几个人逐渐增加到50多人，历时8年，民国四年(1915)完成正编。民国二十年(1931)又编印了方毅主编的续印本，民国二十八年(1939)出版正续篇合订本。全书收词目98994条，其中单字11204条，复词87790条，共约680万字。此书以中国旧式字书、类书、韵书为基础，兼取外国词书的长处，打破了旧词书内容分类的框框，摆脱了经传注疏的束缚，开创了以单字为词头、下列词语的新体例。为适应“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要求，既收古语，也录新词，体现了内容上的革新。出版后深受欢迎，到1949年，重印达400万册。同时，商务印书馆适应各种读者的需要，先后出版了多种辞书。民国八年(1919)出版《国音学生词汇》，30年间重印500万册。民国十九年(1930)出版《四角号码词典》，发行数达200万册。中国开始形成了重视出版工具书的传统。
同年，上海文益书局出版连环画《三国志》。这是近代最早出版的连环图画。此后，这种编辑方式迅速发展。民国五年(1916)，上海出版了讽刺袁世凯做皇帝的连环画《猿政府画史》，遭到查禁。民国十年(1921)以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大量连环图画，内容最初多根据京剧及通俗小说改编，后来出现了民间故事、武侠神怪等各种题材的连环画。上海、广州等地街头巷尾出现了无数租赁连环图画的小书摊，销路很好。
1909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译《童话》一、二集，是中国最早出版的童话。
同年，商务印书馆请徐锡祥镌刻字模，创制出二号楷书铅活字，并以此为起点，进行了一系列印刷技术的改进。较重要的是：民国三年(1914)，商务馆引进“汤姆生自动字炉”，每日可铸字15000余枚，每字出炉即可使用，毋须进行铲边、磨身、刨底等工作；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请陶子麟镌刻古体活字，创制一号及三号古体铅活字各一副；民国十年(1921)，商务馆购进新式纸型机，用强力高压纸型原纸即可完成；民国十二年(1923)，张元济创制新式排字机，既节省地面，又可减少排字劳动强度。商务印书馆所进行的印刷技术改进，对其他出版企业的印刷技术改进起了促进作用。
12月，清政府颁布第一部版权法《大清著作权律》。分通例、权利、期限、呈报义务、权利限制、附则等5章55条。规定：“著作权归著作者终身有之；又著作者身故，得由其继承人继续至三十年”。并规定有些著作物通行已久者，或者年限已满、著者亡故无继承人的著作物，可以任人翻印。同时，对侵犯版权者也作了具体的处罚规定。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版权法。有些条文为民国初年颁布的《出版法》、《著作权法》所沿用。
1911年
同年，民政部批准公布实行由上海书业公所制订的《著作权章程》，共四章一附则。其中规定：所有著作物一律归民政部注册后即享受版权，个人著作者终身享有著作权，身故后可由其继承人享有30年，以官署、学堂、公司、寺院等名义发行之著作，其著作权得专有30年；对合著、汇编他人著作、出资聘人所成之著作，以及讲义、翻译著作、法令等的著作权归属亦作明确规定。凡假冒、割裂他人之著作者，分别处以40元至400元和20元至200元罚金。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著作物版权的具体法规。
1912年
1月，著名出版家陆费逵(1886-1941)、戴克敦、陈寅等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陆费逵任局长。陆费逵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移居嘉兴。曾在武昌办新学界书店，后到上海文明书局当职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进商务印书馆，任国文部编辑员，第二年升任出版部部长，兼交通部长。创办并主编《教育杂志》，卓有成绩。辛亥革命前夕，陆费逵抓住时机，脱离商务创办中华书局，抢先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为建立共和后的第一套教科书。聘请梁启超、马君武、范源廉等名人入局工作。从民国八年(1919)起，陆费逵担任总经理兼编辑所所长、发行部部长，民国三十年(1941)病逝，主持工作近30年。精明强干，办事果断，在他主持下，中华书局营业规模不断扩大，先后合并文明书局、民主图书公司及数家印刷局，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设分局40余处，并发展到香港、新加坡。民国五年(1916)建成总局总厂，资本由开办时的2．5万元发展到160万元，成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国内第二大私营出版企业。总局内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附设图书馆，并创办中华书局函授学校。除出版图书外，先后出版期刊《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新中华》等。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香港设印刷厂，专印钞票、债券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资本达400万元。先后出版图书约4000余种、1万余册，包括胶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综合性、专业性工具书，如《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大字典》、《辞海》等。抗日战争期间，总局迁往云南昆明。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陆费逵在30年代曾被选为上海书业公会主席。著有《教育文存》等。
9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全文14条。其中规定：各书局之小学、中学、师范学校教科书出版前，须将印本或稿本及定价，呈请教育部审定；已经审定者在《政府公报》上宣布，并可在书面载明“某年某月经教育部审定”字样。民国三年(1914)公布《修正规程》，主要增改为：送审的印本或稿本统一为样本；已审定图书，有效期为5年。
同年，商务印书馆增设博物部，制作标本模型。又设铁工制造部，制造印刷机器和理化仪器。开始使用电镀铜版和轮转印刷机。上海申报馆开始采用平台双轮转印刷机。
1913年
1月，中华书局开始出版“新学制教科书”，依照上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学制，分初等小学3种、高等小学6种。这是民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新制教科书。此后新制中学师范用书陆续出版，成为中华书局开办初期的主要出版物，发行量很大，与商务印书馆稍后几个月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民国四年(1915)，中华书局又编辑出版“新编中华小学教科书”、“中华女子教科书”。民国五年(1916)1月又开始出版‘‘新式教科书”。各科采用浅显文言编写，而国文课本末尾附有4课白话文体，为以后改用国语(白话文)课本的先导。
1914年
1月6日，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签订日方退股的协议。10日登报公告，该馆“为完全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至此，该馆增资到180万元，为当时规模最大的私营出版业。
1月10日，出版家夏瑞芳(1872-1914)遇刺身亡。夏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早年在英商所办《文汇报》、《字林西报》、《捷报》当排字工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鲍咸恩、高凤池集资4000元，创办商务印书馆，并任总经理。初以印刷为主要业务，后增设编译所，邀请张元济为所长，成为一个编、印、发一体的出版机构。为发展出版业务，曾亲往日本考察，回国后革新技术，营业日盛，为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打下了基础。民国三年(1914)1月6日宣布收回该馆的日资股份，后因此事被陈其美派人刺杀身亡。
1月，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各省，‘‘如有散布或售卖该乱党(国民党)各种印刷文件”，从严惩办。
同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并饬学校及各书坊，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教育部设立教科书编纂处、教科书编纂纲要审查会及教授要目编纂会。
4月，北京政府颁布‘‘报纸条例”。条例规定内容包括日报、不定期刊、周刊、旬刊、月刊和年刊。次年7月10日，又加修改。民国五年(1916)7月，黎元洪大总统下令废止。
12月5日，北京政府颁布《出版法》，共23条。其中规定：凡用机械或印版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书图画出售或散布者，均为出版。出版物发行时，应事先禀报和送交警察官署，并向内务部备案；出版物不得淆乱政体，妨害治安，败坏风俗，煽动曲庇罪人，揭载军事、外交等机密，攻讦他人阴私、损害名誉等，以及违反以上规定的各种处罚。民国十五年(1926)1月29日经北京报界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段祺瑞下令废止此法。
1915年
6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命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以及《中国白话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北京政府颁布《修正报纸条例》。11月7日，北洋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分5章45条，其中规定：文书、乐谱、图片及其他文学艺术美术等著作物，依本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为著作权；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享有，死亡后，其继承人享有30年；著作权经注册后，遇有他人翻印仿制假冒时，得提起诉讼，侵害者应赔偿损失等。
9月15日，《青年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出版。次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迁北京出版。《新青年》编辑部成员有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在第四卷第一号宣布：“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仁共同担任，不另购稿。”该刊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主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以后由民主主义进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提倡新文化，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设立“通讯”和“读者论坛”等栏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从民国八年(1919)第六卷起，实行编辑部成员轮流编辑，后来刊物迁回上海，编辑部改组，成员有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从民国九年(1920)9月第八卷第一期起，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由新青年社发行。民国十一年(1922)7月休刊。次年6月在广州复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革命纲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民国十四年(1925)4月改为月刊。共出版9期。
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式现代大型辞书《辞源》，这是中国新式辞书的开端。
同年，中华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文明书局及所属进步书局并入。中华书局开始由徐元诰主持编辑《辞海》。
1916年
4月，民国教育部通知，凡经内务部立案出版的图书均应分送京师图书馆一份庋藏。民国六年（1917）开始实行，此后形成制度。
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修正审查教科书规程》。
7月，北京政府内务部通知前查禁的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爱国报》、《救亡报》、《中国白话报》、《时事新报》等报刊予以解禁。
同年，吕子泉、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等4人集资在上海创办大东书局。出版图书以中小学教科书、法律书、国学书、社会科学丛书、中医书、文艺书和儿童读物为主。除印刷各类书籍外，还为河南农工银行、江西裕民银行、浙江地方银行、安徽地方银行等印刷纸币和印花税等多种。在北京、杭州、长沙、汉口、广州等地设有分局。有较大规模的印刷厂。
1917年
版本学家叶德辉(1864-1927)编刻《书林清话》，次年出铅印本。叶德辉字焕彬，号郑园，湖南湘潭人。光绪进士。官吏部主事，后乞归。精小学及目录学。家富藏书。此书分条记述中国古代书籍刻版、印刷、保藏、装订等情况，介绍历代官刻、私刻、坊刻情况，以及刻书规格、纸张材料、刻书工价、书肆起源和版本鉴别等。对雕版印刷和活字印书的起源有所考证，资料丰富。后有李沫《书林清话校补》、张慕骞《书林清话纠谬补遗》。
同年，沈知方(1882-1939)离开中华书局，以广文书局为基础，创办世界书局。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书坊学徒出身，光绪二十六年(1900)进入商务印书馆。辛亥革命前夕，沈知方和陆费逵一起脱离商务，合办中华书局，后任副经理。创办世界书局后，利用赠送书券的办法，吸收“读者储蓄”，筹集资金，扩大经营，出版新学制初小读本数种，参加教科书的市场竞争，并大量出版《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火烧红莲寺》等连环画，打开销路。同时也刊行了一些丛书，如《ABC丛书》、《生活丛书》、《世界少年文库》、《艺林名著丛刊》等。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并入广智书局、东亚书局等，并在北京、广州、武汉、奉天设分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世界书局改组，陆高谊任总经理，出版了不少实用书籍，如《英汉四用词典》等。抗战爆发后，邀请郑振铎、王任叔等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宣传爱国主义。民国三十五年(1946)李石曾出任总经理，成为官僚资本。1950年被人民政府接管。据统计，世界书局先后出版图书5500种。
1918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表”。这是近代以来官方颁布的第一个文字改革方案，并于稍后公布重新审定的教科书。
同年，编辑家孙毓修(1871-1922)撰成《中国雕版源流考》。孙毓修字星如，别署东吴旧孙，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同治年间，秀才。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曾向缪荃孙学习版本目录学。后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宣统元年(1909)起主编《少
年杂志》及《童话丛书》等儿童读物，首先创用“童话”一词。民国元年(1912)负责影印《四部丛刊》初编。著译有《欧洲游记》、《重印四部丛刊书录》等。《中国雕版源流考》分10篇，内容以雕版印刷为主，兼及活字、造纸、装订等，记述雕版印刷源流和历代官刻坊刻、家刻情况，是近代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可供研究参考。
1919年
5月，中华书局译印《日本人之支那问题》，与商务印书馆涉讼于法庭。此书中有一节误将商务印书馆列为中日合股公司，译本既未删去，又无说明。商务印书馆认为“借此以为诬陷，其用心不问可知”。中华书局只同意将更正文字补刊于译本卷首，不承认诬陷。双方相互登报辩驳。后由商务印书馆诉诸法律。《张元济日记》民国八年(1919)12月6日记有第一次开庭情况。经过多次开庭辩论，于次年2月10日由法庭判决，中华书局赔偿商务印书馆名誉损失1万元结案。这是民国初年上海两大书局之间的出版纠纷。
同年，《上海法租界发行、印刷、出版品定章》正式公布，共7条。规定各种出版物“未奉法领事允许，不能在法租界内开设”，已批准的出版物“非预将底稿一份送法捕房及法总领事署，不能在外发行”，所“刊行文字内，有违反公众与道德者”，其“经理人、著作人和印刷人，一并送会审公堂追究，按法惩办”等。
同年，商务印书馆由张元济主持编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至民国十一年(1922)全部印成。共影印古籍323部、8548卷(内4种无卷数)，线装2100册。所选均为宋元旧版及明清手稿，印制精美。初印1500套，很快售罄。民国十五年(1926)以后，又重印3500套，在重印过程中，抽换其中21种的底本，补漏一些序跋，比初印本多26卷12册。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商务印书馆又编印《四部丛刊续编》，共收入81种、1438卷，线装500册。民国二十四年(1935)，复编辑出版《四部丛刊三编》，共收入75种、19l0卷，线装500册。《四部丛刊》初、续、三编的编辑出版，标志着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达到了新的水平，影响很大。孙毓修编《四部丛刊书录》，对所收之书著录其书名、卷数、撰者及版本、收藏图记等，可供参考。
同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开始辑印《续古逸丛书》第一种《宋椠大字本孟子》，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先后影印宋刻孤本46种，1957年又影印《宋本杜工部集》，共出书47种。这部丛书所收范围和体例均与黎庶昌辑印的《古逸丛书》相仿，故名续印。尤着眼于版本价值。母本来源除涵芬楼外，主要借自傅增湘的双鉴楼和萧山朱翼盦的藏书，为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一部丛书。
1920年
2月，利群书社创办于武昌，恽代英任经理。该书社是以宣传革命新文化为宗旨的书刊发行机构，主要经销革命的进步书报。1921年6月毁于战火。
2月，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校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4月，教育家、翻译家、编辑家陈望道(1891—1977)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民国十年(1921)在广州人民出版社重排，译者改用笔名陈佛突。民国十三年(1924)有广州平民社版。陈望道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早年就读于之江大学。民国四年(1915)留学日本，八年(1919)回国后即翻译《共产党宣言》，次年出版。同年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和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组织。民国十七年(1928)在上海创办大江书铺，编辑《文艺理论小丛书》，发行《大江月刊》。民国二十三年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等发起推广“大众语运动”，创办《太白》半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辞海编委会主编等。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概论》等。
8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由汪原放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典名著《水浒》。此后相继出版了同一形式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10多种古典名著，开风气之先。时称“亚东版”。
9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这是由毛泽东发起的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图书发行机构。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书社特别交涉员，负责制定书社发展计划，并与全国各有关方面交涉订购书报杂志。至民国十六年(1927)，陆续成立了平江、浏西、衡阳、宁乡、宝庆、武冈、溆浦、岳阳、嘉禾9个分社。民国十六年(1927)8月，被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下令查封。
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四部丛刊》的影响下，中华书局由陆费逵主持编印大型古籍丛书《四部备要》，分5集，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全部出齐。共收书336种、11305卷，采用铅印平装，字体秀美。内容着眼于实用，底本多为精校本，质量甚佳。出版后，中华书局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重金征求读者意见，凡能指出《四部备要》排印错误的，每一字酬一元。读者纷纷来信，中华书局为此付出酬金数千元。后来重印时将错误一一纠正，使质量更为完善。另外，重印时又将全书按十二地支分为12种，读者可以分别购买。此外，中华书局还编印《四部备要书目提要》。
1921年
9月1日，中国共产党根据“一大”的决定，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由党的宣传主任李达负责，分别在上海、广州编印书刊，主要出版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其他理论书籍。在一年多时间内，先后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4种、《康明尼斯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4种，并出版了数种通俗宣传册子。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出版机构。接着，1923年11月，在上海成立上海书店，由毛泽民、徐白民负责出版发行对外宣传的书刊，在成立3年内先后出版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恽代英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浅说》等30多种书籍。1926年2月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1926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创办长江书店，由瞿秋白负责。在半年内出版了毛泽东《湖南农民革命》(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刊50余种后，因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而关闭。到1927年2月，在北伐声中，党中央决定在上海复设出版发行机构，即《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的总发行所，后称上海长江书店。不久，又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关闭。
同年，中华书局购进丁辅之、丁善之兄弟创办的聚珍仿宋印书局，开始用聚珍仿宋字排印《四部备要》，字体秀美。
1922年
5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增定注音字母四声点法”。
同年，商务印书馆决定增加资本至500万元。当年出版新书289种、687册，占全国第一位。
同年，屠思聪在上海创办世界舆地学社，是出版新式地图的专业性出版机构。先后出版《最新中华形势一览图》、《中华分省袖珍地图》等。
同年，湖南省长沙铅印活版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举行全体罢工，为中国出版业工人最早的一次总罢工。
1925年
5月30日，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许多工人、学生和群众被杀害。中共中央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市、罢课。8月22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以及承认工会等问题，宣告罢工。印刷所、总务处和编译所相继加入，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选举陈云为委员长。推派沈雁冰、郑振铎、王景云、章郁庵等13名代表与馆方谈判。27日达成协议，28日复工。12月，印刷所、发行所解雇与罢工事件有关的职工近百名。12月22日，两所职工要求让被解雇者复工并改善工人生活待遇。25日，大批军警至印刷厂，殴打工人纠警队员，开枪镇压，工人三四十人负伤，四十余人被捕。后经谈判，释放所有被捕工人，馆方同意复工条件。次年1月全部复工。
6月，国华印刷所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最早的秘密印刷机构，隶属中央宣传部。印刷《向导》、《中国青年》、《平民课本》及其他马列主义书籍和全国总工会的宣传品等。
同年，伍联德在上海创办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除编辑部外，自设中型规模的印刷厂和门市部。初为印刷所，次年2月创办《良友画报》，并陆续出版多种画册，成为创办初期的特色。民国十六年(1927)以后又先后创办《艺术界》、《体育世界》等刊物，同时陆续出版《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丛书，扩大了影响。民国二十六年(1937)“八一三”事变后一度停业，但《良友画报》仍迁香港出版。二十八年(1939)，《良友画报》在上海复刊，同时成立良友复兴图书公司，以出版文艺读物为主。民国三十二年(1943)迁往桂林，次年迁重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停业。
同年，李小峰在北京创办北新书店。民国十五年(1926)在上海设分销处。次年，北京总店被奉系军阀封闭，乃以上海为出版基地，主要出版新文艺书籍，如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桃色的云》、《呐喊》等，同时出版鲁迅主编的期刊《语丝》、《奔流》等，并经销新潮社、未名社的书籍。一度被迫停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迁往广州，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1953年并入四联出版社，1956年四联出版社并入上海文化出版社。
同年，张静庐、沈松泉等在上海创办光华书局。主要出版新文艺书刊，如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幼年时代》，丁玲的《自杀日记》，胡也频的《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等。出版刊物多种，初期有创造社编的《洪水》半月刊，潘汉年、叶灵凤合编的《幻洲》半月刊，高长虹编的《狂飙》周刊。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顾凤城主编的《读书月刊》，姚蓬子、周扬先后主编的《文学月报》等。民国二十四年（1935）因无力还债被查封。该书局前后出书200多种，其中近40种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1926年
4月，北洋政府查封《京报》，逮捕社长邵飘萍，次日邵被杀害。民国十七年（1928）《京报》在邵的夫人汤修慧主持下复刊。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
5月3日，为纪念商务印书馆创业30周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图书馆举行开馆仪式，民国十六年（1927）正式对外开放。馆址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总厂对面。
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和《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
8月，章锡琛(1888—1969)、章锡珊兄弟在上海创办开明书店。章锡琛字雪村，浙江绍兴人。光绪末年就读于私立通艺学堂，后在大学任教。民国十一年(1922)进商务印书馆，任《东方杂志》编辑，后任《妇女杂志》主编。民国十五年(1926)创办开明书店后，确定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少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出版了大批文学书籍和青少年读物，如《开明文史丛书》、《开明青少年丛书》、《开明活页文选》等，并创办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等，深受读者欢迎。同时编印教科书，尤以林语堂编写、丰子恺绘图的《开明英文读本》极为畅销。此外，还出版了许多文史读物和工具书，如《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十三经索引》、《辞通》等。作风严谨，重视社会效益，倾向进步，被誉为“开明精神”。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据统计，开明书店在20多年中共出版书刊1500种以上。
11月，长江书店在武汉汉口创立，成为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出版发行机构。由瞿秋白领导，苏新甫任经理。主要销售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和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出版发行斯大林著《列宁主义概论》、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书。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长江书店转入地下，仍秘密重印、发行革命刊物。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书中试用。
1927年
2月，李石岑、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丁晓先、周予同、丰子恺等发起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发表宣言，以维护著作人权益为宗旨。
3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商务印书馆许多职工参加起义，其中徐文思、陈安芳、胡材根、王金有、余茂宏、俞敬忠等人英勇牺牲。
3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孙伏园主编）发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4月，瞿秋白为此文作序，交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书名为《湖南农民革命》。
12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教科图书审查条例》，废止前广东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有关规程。接着又公布《新出图书呈缴条例》。
同年，洪雪帆等在上海创办现代书局。
同年，平襟亚在上海创办中央书店。
1928年
5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公布《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共5章，40条。其中规定著作物包括书籍论著及说部、乐谱剧本、图画字帖、照片雕刻模型以及其他关于文学、学术、美术之著作物，依法注册专有重制之利益者，均有著作权，乐谱剧本得专有公开演奏或排演之权；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享有，并得于著作人亡故后，由承继人继续享有30年，但别有规定者，不在此限；规定著作物如‘‘显违党义”或“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内政部拒绝注册等。同时公布《著作权法施行细则》。民国三十三年(1944)又公布《修正著作权法》和《修正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9月，陈望道在上海创办大江书铺。
12月，国民政府训令内政部、交通部，取缔匿名出版物。
12月，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到会90余人。郑振铎、郑伯奇、沈端先、李初黎、彭康、周予同、樊仲云、潘梓年、章锡琛等9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1月发表《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
同年，商务印书馆在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策划下，开始出版大型百科丛书《万有文库》，至次年出齐第一集。计收入图书1010种、2000册，另附参考书10巨册。王云五自接任编译所所长后，便着手系统地编印各科入门的小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到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万有文库》时，就是把已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第一集和《国学基本丛书》第一集，连同上述各种百科小丛书汇编而成的，被称为“丛书的丛书”。初印5000部，通过预约销售和大力宣传，许多内地城市都以一部《万有文库》成立一个小型图书馆，反应很好。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万有文库》第二集。两集共达800～1000种，内容丰富，各类应有尽有，学校、机关和家庭能“以极低的代价”得到“人人当读之书”，大受欢迎。
同年，编辑出版家邵洵美（1906-1963）在上海创办金屋书店，并主编《金星》月刊。
同年，李达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自任总编辑。先后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陈启修译)、《政治经济学批评》(李达译)、《反杜林论》上册(钱铁如译)、《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之终结》(杨东莼等译)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著)、《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著)等论著。一度在北平开设分店。所出书屡遭查禁，民国二十一年（1932)被迫停业。
同年，张资平在上海创办乐群书店。先后出版《新进作家丛书》、《农民问题丛书》、《社会学丛刊》等译著和张资平的小说。同时出版《乐群》半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停业。
同年，周佛海、陶希圣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书局。这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版机构。先后出版《新生命丛书》、《新生命高等文库》，内有周佛海的《三民主义的基本问题》、《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等10多种。另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社会科学常识丛刊》、《新法学丛书》等，以及其他文艺书籍。同时出版《食货》半月刊、《社会与教育》月刊和《新生命》月刊。民国二十六年(1937)停业。
同年，国民党在南京创办独立出版社。后又设在上海。这是一个官办出版机构，以出版时事政治读物为主，也出版一些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初期出版《时时综合丛书》、《建国丛书》等。抗战时期迁重庆，出版《民族复兴丛书》、《抗战建国小丛书》、《抗战文学丛书》、《战时国际小丛书》，以及其他书籍，又先后出版《天地人》半月刊、《民族诗坛》月刊、《生活漫画》月刊等刊物。独立出版社是当时重庆出书较多的出版社之一。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上海，并在一些省会设立分社。1949年被接管。
1929年
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议决《宣传品审查条例》。4月，国民政府密令查禁伪装封面的书刊。6月，国民政府公布《取缔销售共产书籍办法》。其中规定：“令各地党部宣传部，随时审查该区域内书店销售之书籍，如发现有共产书籍时，会同该地政府予以严厉之处分，并随时呈报上级党部”；“各印刷所及印刷工人，如私印共产书籍及宣传品，经发觉即予以严厉之处分”等。同年，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的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审查后“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各发行所、各书局、各杂志社所出宣传品，经审查后令饬修正或停止出版发行而抗不遵办者，加重其处分”等。
同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审查军用图书细则》。2月，教育部公布《教育部编审处译名委员会规程》。
8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全国重要都市邮件检查办法》，对书刊邮寄进行检查扣发。同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修正通过《出版条例原则》。
同年，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务，由何炳松代理。次年3月，商务印书馆复聘王云五为总经理。王就职后出国考察出版业的科学管理。9月回国后，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在该馆实行“科学管理”计划，获一致通过。民国二十年(1931)2月，因职工反对，撤回“科学管理”原案。次年2月，实行物资、财务的“科学管理”。
同年，国民政府查封创造社出版部。接着，民国二十年(1931)，以“非法”出版“左联”机关刊物为理由，查封了上海现代书店，同年还查封了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店。二十二年(1933)冬，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等先后遭捣毁。
1930年
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印《注音符号传习》，制定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
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世界文化》月刊。创刊号载贺非据报纸资料编制的统计称，自民国十四年(1925)5月1日至十九年(1930)5月20日止，全国办报人员有27214人被监禁，12790人被杀害，1273人被通缉。该刊出一期后即被查禁。
12月，国民政府司法院公布《中华民国出版法》，共6章44条。其中规定：新闻纸或杂志，需于发行前向省、市内政部门申请登记；“出版品不得为左列各款之记载：一、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破坏三民主义者；二、意图颠覆国民政府或损害中华民国利益者；三、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四、妨害善良风俗”；内政部认为出版品有违禁情况者，可“禁止出版品之出售及散布，并得于必要时扣押之”；处罚办法包括罚款、查禁、拘役、判处徒刑等。次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共25条。此后又先后公布《修正出版法》、《新修正出版法》，以及施行细则或说明。民国二十六年(1937)颁布的《修正出版法》条款增至7章54条，并将查禁书刊的权力下放到市、县政府。
1930-1937年
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元济辑补百衲本《二十四史》，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出齐，为近代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所谓百衲本，即用不同的版本凑成一部书，亦称配本。百衲本作为一种版本名称，始自明末清初。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史记一百三十卷》载：“予昔藏宋刻《史记》有四，而开元本亦其一焉。今此本乃集诸宋版共成一书，小大长短各种咸备。李沂公取丝桐之精者，杂缀为一琴，谓之百衲，予亦戏名此为百衲本《史记》，以发同人一笑焉。”
百衲本《二十四史》选用了宋、元、明、清各种大小字本进行配补，错误较少，质量较高，为古籍整理文面的一大工程。
1931年
1月，淞沪警备司令部搜查华通、乐群、北新、群众四家书店，凡是华兴书店出版的书籍均予没收。华通书局经理余祥森当场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同年3月，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查封北新、群众、乐群等书局。
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转饬各书坊：“将孙中山总理格言及先哲嘉言之不违背三民主义精神者，编入各级学校有关党义、国文及社会科学等教科用书，以树立青年中心思想。”
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福建长汀创办闽西列宁书局。这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最早以书局命名的出版机构。下设编辑室、会计科、事务股、印刷所、发行部等，编、印、发统一经营。工作人员30余人，印刷设备有石印、铅印，多从国统区采购。书局负责人由闽西文化委员会主任兼任。创办初期曾通过发行股票集资，带有公私合营性质。主要出版宣传中共和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小册子和文化教育图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如《红军识字课本》、《革命歌曲选集》、《社会主义浅说》、《土地问题讲授大纲》等。据不完全统计，书局自成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先后出版300多种图书，并发行《红旗报》、《闽西红旗》等多种革命报刊和马克思、列宁画像。1932年扩大业务，在永定设立闽西列宁书局永定分局，并出版了一批文化教育图书。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后，闽西列宁书局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山区，仍坚持出版一些报刊，后因形势恶化而停办。
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水陆地图审查条例”。另据统计，1929-1931年间，国民党查禁书刊531种。
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续编。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创设传真版。
1932年
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审查儿童文学课外读物标准”。
4月，上海商务、中华、湖风、昆仑、南强、开明、生活周刊社等6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的请愿书。
7月，邹韬奋等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由邹韬奋、胡愈之、徐伯昕主持。生活书店的前身是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自创办之日起，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生活》周刊、《文学》、《世界知识》、《太白》、《译文》等重要刊物和《创作文库》、《文学丛书》、《小型文库》、《世界文库》等丛书，大多为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和青年作家的成名作，影响极大。从民国二十一年(1932)至二十六年(1937)，出版期刊由1种增至10种，图书出版400种，成为当时进步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生活书店又创办《新生》周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新生》因发表《闲话皇帝》，日本借口侮辱天皇，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压力下查封《新生》，主编杜重远也被捕判刑。生活书店又创办《永生》，金仲华主编，不久又被查禁。又出刊《斗生》，又被查禁。抗日战争爆发后，邹韬奋主编《抗战》，充分表现出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邹韬奋在生活书店倡导“生活精神”，并概括为“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到抗日战争爆发时，生活书店在全国已有45处分店。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与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
10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民间故事《小猪八戒》一书，其中有侮辱伊斯兰教的内容，引起信教回民聚众抗议，向政府请愿，并捣毁书店。经过交涉，北新书局被查封。后经调解，由北新书局登报道歉，并将《小猪八戒》存书销毁，同时廉价卖书10天，将10天所售货款的10％捐助东北难民救济会，遂告平息。
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修正公布《内政部编审委员会章程》。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批评国民政府的宣传品出版发行。
同年，国民党在南京成立正中书局。后逐步扩大经营，分店遍布全国主要城市。
1933年
12月，上海《生活周刊》（邹韬奋主编）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查封。
同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侨务委员会共同公布《华侨发行新闻纸杂志申请登记办法》。内政部还公布“修正审查军用图书规则”。
1934年
2月，上海各书店收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国民党中宣部查禁25家书店的公文，涉及28位作家的149种书籍。由开明书店领衔，有关书店联名请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市委会批复：“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三十种；二、禁售者三十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三十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二十二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三十七种。”
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上海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方治、李松风、潘公展、吴醒亚、丁默邨、项发言7人组成。
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共14条。其中规定：“同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依据本办法，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凡未经准予免审之图书杂志，不将稿本申请审查者，应予以处分”；“送审之稿本，其内容有问题者，或令饬依照审查意见删改，或将原件送中央宣传委员会核办”；“图书杂志出版后，如发现与审查稿本不符时，由本会转内政部予以处分”，等等。此后，民国二十六年(1937)、二十七年(1938)、二十九年(1940)、三十年(1941)、三十一年(1942)、三十二年(1943)、三十三年(1944)相继颁布管理出版的法规，越来越严格压制。据《出版法规汇编》(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统计，民国十六年(1927)至三十八年(1949)颁布出版法和施行细则共26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共56项，新闻检查和取缔的法规24项。其中如二十二年(1933)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查禁普罗文艺密令》，宣称：“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煽动力甚强，危险性甚大”，“其为祸之烈，不可言喻”，对普罗书刊，必须“严密查扣，禁止流布”，“毋使漏网”，等等。与此同时，国民政府采取种种合法和非法手段，查禁了大量书刊。据统计，从民国十八年(1929)至二十五年(1936)，查禁文艺书籍458种，其中包括普罗文艺书籍149种。二十三年(1934)，北平政府焚毁进步书刊1000多种。二十五年(1936)国民政府通令查禁文艺以外的社会科学书刊676种。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三十年(1941)印发的《取缔书刊一览》，二十七年(1938)10月至三十年(1941)6月，查禁书刊961种。
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取缔发售业经查禁出版品办法》。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市民公愤，向江苏省法院起诉，要求封闭中华书局。经调解，中华书局停售此书。同年，中华书局开始影印出版《古今图书集成》，共800册，两年内出齐。同时开始出版《四部备要》，并在香港九龙建成印刷厂，印刷设备时称远东第一。
1935年
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很快恢复了出版工作。中央印刷厂、八路军印刷所用石印设备出版书报。1938年延安成立解放社，并即出版方乃宣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和《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次年，出版5卷本《斯大林选集》等。到1947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陕北止，解放区的出版发行机构有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新华书店、大众读物社、青年知识社和抗大编译科、马列学院编译部等编译机构。图书多从苏联运来。如《联共(布)历史简要读本》1938年在苏联出版，1939年译成中文。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的图书达300种左右，约百万册。晋察冀边区的出版事业也很活跃，除大量翻印陕甘宁边区的书报外，还油印或石印出版译著《鹰之歌》、《海燕》等。1940年开始有铅印，出版了《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图书。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马列经典著作大量出版，一种书常有多种版本，如《共产党宣言》有7种版本，多为各地新华书店出版。
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修正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
同年，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创办新知书店。由中国农村杂志社演变而成，主持人为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先后出版了许多进步书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抗战胜利后与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联合组成三联书店。开始时实行发行门市合并而出版分开的方式，到全国解放时，出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社会科学译著和外国文学作品。
同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全市书店，计260家。其中资产在5000元以下者164家，5000元至1万元者29家，1万至5万元者28家，5万元至10万元者5家，10万元以上者34家。其中商务印书馆400万元，中华书局200万元，中国图书公司、世界书局各100万元，民智书局50万元，大东书局、神州国光社各40万元，良友图书公司30万元，开明书店20万元，华通书局18万元，北新书局15万元。
同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有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规定凡小学、民众学校课本，儿童民众读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同时公布促进注音双字推行办法，规定自民国二十五年（1934）1月起，儿童及民众读物一律采用注音汉字印刷。
1936年
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聘杨振声、雷震、顾树声、陈礼江、辛树帜为编委，杨振声为主任委员。
同年，中华书局出版大型辞书《辞海》。舒新城、沈颐、徐元诰、张相主编。这是继《辞源》以后中国现代兼具语文辞典和百科性辞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书。1957年修订，1972年再次修订，1980年出版单卷缩印本，1983年出版增补本，增补词目16000条。1984年编纂者汇集1936年版《辞海》的单字部分，编辑而成《中华小字典》作为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出版。
1937年
1月，解放社创立，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抗日战争丛书》和马列丛书均用解放周刊社名义出版。从1938年1月起，中央党报委员会主持编印的刊物和图书，用解放社名义出版。
同月，为加强党的宣传工作，由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领导新华社，编辑《解放》周刊，出版图书。廖承志任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党报委员会设出版科和发行科。
3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命令上海书业公会，“对于新文学任何书刊一律停售”。同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密令未设邮电检查所地方党政军机关实行临时检查邮电暂行办法。国民政府又下令禁售《新认识》、《读书生活》、《文季月刊》等12种刊物。
同月，台湾日本总督府布告禁止台湾一切文章使用汉文书写，全面禁止韩文书房和公学校的汉文教学，中文杂志出版在台湾几乎绝迹。
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驻军，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南侵，“八·一三”沪战继起。随着战火的蔓延，全国出版事业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出版业的布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战前集中在上海等地的情况。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出版事业处于流动分散状态，没有固定的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上海沦陷后，出版中心移至武汉。次年武汉失陷后，重庆成为新的出版中心。与此同时，战前集中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文化人士被迫分散各地，随处开展活动。桂林和福建临时省会永安也一度成为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出版中心。抗日爱国成为全国书刊出版的首要内容和宗旨。各种抗日宣传品种极多。抗战时期整个出版事业处于不稳定状态。
同月，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8月公布《新闻检查标准》。
同月，延安中央印刷厂正式成立。
同年，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杀戮30万平民的同时，有计划地进行“文献扫荡”，大肆劫掠中国图书。据统计，原中央研究院、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中山文化教育馆等70多处被日军劫掠的中文藏书共达88万册左右。日本《赤旗报》1986年8月17日载文称，当时日本派出特工人员和士兵近700人，雇用劳工800多人，共动用卡车310辆次，花费月余时间将这些图书劫运至日本。除南京外，从1930—1945年8月的15年内，中国各地公私文献典籍被劫往日本者共计23675种，合2742108册。
1938年
3月，国民政府规定，报纸杂志的原稿必须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41年改名图书杂志审查处)检查通过后，才能发排。7月21日，又发布并施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和《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9月3日，重庆的生活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21家书店联名要求取消此规定。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等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撤消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保障出版自由案”、“改善书刊检查办法加强抗战文化事业案”等，并获得通过，但国民政府不予理睬。据统计，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共有渝版图书1155种、期刊201种被查禁。同年8月7日，《国讯》、《东方杂志》、《中学生》、《新中华》、《现代妇女》、《中苏文化》等16家杂志签名，于8月17日在重庆各报发表拒检联合声明，重庆联营书店联合54家书店也在各报发表声明，参加拒检。成都、昆明、西安、桂林、上海、北平等地的文化出版界通电响应，提出自9月1日起拒绝将原稿送检。国民政府迫于形势，于9月22日宣布，自10月1日起撤消原稿检查制度。
7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公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其中规定：“恶意抨击本党、诋毁政府、诬蔑领袖与中央一切现行设施者”，“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者，“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国民革命军以外之任何伪匪军”者，以及“为敌人及傀儡伪组织或汉奸宣传者”，都属于“反动言论”。
10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
同年，出版家张静庐在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此书以自传体裁记叙作者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出版界的经历，从17岁从事出版事业起，到创办上海杂志公司的过程。内容涉及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商务、中华、开明等出版机构的出书情况，是研究近代上海出版史的参考资料。张静庐另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乙编、丙编)等，都是近现代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必备资料。
同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这部《资本论》全译本出版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修订再版时，读书出版社主持人黄洛峰通过南京正风出版社主持人陈汝言的活动，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头版上刊登了《资本论》出版广告，称此书“是政治经济学不朽的宝典”，“是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引起了国民党高层政要的震怒，在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这是近现代图书发行上的一次突破性活动。
1939年
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了《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要求从中央到县委，都要设立发行部。经过筹备，6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发行部(当年9月改为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李富春任部长，王林任副部长，与原中央党报委员会出版科、发行科合并，统一领导党的出版发行工作。中央印刷厂和延安新华书店总店由该部直接领导。它既是出版发行领导机构，又是一个出版发行工作部门，担负出版、印刷、发行的具体任务。1941年，该部改组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
同月，延安边区造纸厂成立。月产土纸10万张。
9月，延安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直接领导，健全了机构，充实了人员，并沟通了与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发行网点的联系。同时，党中央设法从上海、西安等地购买印刷器材，延聘技术工人，先后成立中央印刷厂和八路军印刷厂，陕甘宁边区印刷厂也逐步扩大，大大加强了边区的印刷力量。据统计，从1937-1947年3月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为止，仅中央印刷厂印刷、由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发行的书籍达300种左右。
1940年
同年，南京汪伪政权颁布《著作权法》。
同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共19条。其中规定：“各地书店及出版机关印行图书杂志，除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之无关国防者，及各种教科书之应送教育部审查者外，均须一律送请所在地审查机关许可后方准发行；如所在地无审查机关，得径请中央或邻近地方之审查机关办理。纯粹学术著述不涉及时事问题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者，得不审原稿，但出版时须先送审查机关审核后方准发行”；“送审之图书杂志原稿其言论根本谬误者，停止印行；一部分谬误者，应遵照指示之点删改”；“凡审查机关不准发行及不遵照指示删改而擅自出版者，一律予以查禁处分；其言论反动者并得依法处罚其编辑人印刷人与发行人”，等。
1941年
1月，南京汪伪政权颁布《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对日军占领区进行出版管理。
2月，延安《新中华报》举办全国报纸杂志展览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开幕，展出国内各种报刊1000余种，并有简要介绍。参观者达2万人。3月5日闭幕。
同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查封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兄弟图书公司、光明书局、良友图书公司，以及商务、中华等企业所属的印刷厂、仓库、支店共17个处所，并将商务、中华等书局的数百万册书籍劫运到日本，摧毁了“孤岛”上海的出版业。
同年年底，中央出版发行部改制为中央出版局，秦邦宪任局长。
同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杂志送审须知》，共13条。其中规定：“业经审查之原稿，出版时不得更动，尤不应将未经审查之稿件排入；每期内容应与各该期送审时所填送之目录绝对相符，以便核对”；“原稿经审查后，如有指示意见，务须遵照详细修改或删削免登。其审查意见内注明再行送核字样者，并应经复核后方可付印”；“各杂志免登稿件，不能在出版时仍保留题名，并不能在编辑后记或编辑者言内加以任何解释与说明；其被删改之处，不能注明上略、中略、下略等字样或其他任何足以表示已被删改之符号”，等。
1942年
同年，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公布《书店、印刷厂管理规则》。垄断教科书出版业务，由正中书局为首组织商务、中华、开明、世界、大东、交通等出版机构成立教科书联合发行处。
1943年
同年，上海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5家书店集资创办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实际上是承印和发售汪伪“国定”教科书的联营机构。业务经理由5家书店的上海发行所所长兼任。该公司还出版5家书店的书籍和《学术界》月刊(倪文宙主编)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接收。
1944年
同月，重庆出版界、文化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及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6月，重庆新出版业29家联名要求政府实行纸张平价供应，公开评定排印工价，恢复印刷品寄递办法和设立出版文化贷款。
同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在抗日根据地河北阜平县西马兰村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32开，精装一册，黄色土纸。书脊上印有“晋察冀日报社编印”字样。首页印有毛泽东黑白肖像，下书“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当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晋察冀分局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委托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编选。所选除个别篇章外，大都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在1944年6月间发表的谈话，但出版时间却未作相应改动，以致出现5月出版6月发表的文章这一现象。
1945年
7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密派少将特务俞嘉庸到福建战时省会永安，会同福建中统、军统头子，派遣军警，包围东南出版社，以“周璧事件”为借口，先后逮捕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永安《国际时事研究》主编羊枣(杨潮)和东南出版社发行人谌震、历任经理李达仁等，以及《民主报》副主编董秋芳以下计17人，省内其他地方被牵连逮捕、扣留的14人，共计31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东南出版社被迫停业。次年，羊枣被虐死于杭州狱中。上海进步文化界纷纷提出抗议。
8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三家设在重庆的门市部合并，统一人事班子，开始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家书店迁上海，分别出书，并设门市部。民国三十七年(1948)10月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三联书店。同月，真理书店在长春成立，发行以中苏友协名义出版的革命领袖著作和其他进步书籍。
10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正式在台北成立。公署内设处、局、所、委员会等机构40余个，其中管理出版或与出版相关的单位有宣传委员会、教育处、图书馆、编译馆和国语推行委员会。
12月，东方出版社在台北成立。游弥坚任总负责人兼总编辑，林呈禄任社长，是台湾光复后的第一家出版社，主要出版语言教育及儿童读物。
1946年
1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该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规定确保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 ，“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和废止之”，同时还规定，废除战时实行的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等检查办法。
8月，台湾省编译馆成立。该馆负责教材、台湾文献及其他图书的编译与出版工作，同时负责教材等图书的审查工作。
1947年
7月，中华书局台湾分局在台北正式开始营业。
同年，从本年起，上海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由舒新城等人编的《中华文库》，共100种。这是在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私营出版业日趋衰落的情况下难得出现的一项重大出版工程。
1948年
1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公布《晋冀鲁豫统一出版条例》。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建立边区出版局。周扬兼局长，王子野任编辑部长，李长彬任出版发行部长兼新华书店经理，王钊任出版发行部副部长。4月，东北书店出版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5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精装本。6月，《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1月，商务印书馆在台北开设台湾分馆，赵叔诚任经理。这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国民教育文库》第一集，98种。同时出版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陈恭禄《中国史》、邓广铭《辛稼轩先生年谱》、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但丁《神曲》(王维克译)、莎士比亚《黎琊王》(孙大雨译)等。
4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查封《世界知识》、《国讯》、《时与文》等刊物。5月，《展望》周刊在上海创刊，先后由潘朗、王元化主编，经理尚丁。民国三十八年(1949)3月被查封。6月，上海当局查封《时代日报》。7月，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永远停刊。10月，上海利群书报联合发行所因经售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被查封，9人被捕，株连100多人。赵寿先在审讯时跳楼自杀，郑显芝、焦伯荣、严庚初、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等6人于次日被杀害。
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区出版事业的政策指示”。
1949年
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出版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出版发行工作。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华应申、徐伯昕任副主任委员。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3月15日，《人民日报》迁北平出版。4月，新华印刷厂在北平举行开工典礼。5月27日，华东新华书店迁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兼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恽逸群任总编辑。6月，上海新华书店开业。设第一、第二两个门市部。
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东北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接收了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文化服务社及其所属的印刷厂。2月10日，北平新华书店的第一个门市部成立，即现在的王府井新华书店。
5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叶圣陶任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任副主任委员。7月，北平成立华北联合出版社，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15家私营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6．4％，私营占73．6％。董事长史育才，经理薛迪畅。
6月，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光明日报》在北平创刊。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总经理林仲易，．秘书长萨空了。同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总编辑徐铸成。
7月，上海成立联合出版社，由62家公、私营书店合营。新华书店、三联书店投资占20．75％，私营占79．25％。董事长王益，经理万国钧。上海解放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官僚资本的文教单位进行接管，共计58个单位。其中出版单位书店、出版社20家，印刷厂8家，印刷器材厂1家。从业人员(包括新闻单位)共2314人。6月，上海512家书报摊创办人民书报供应社。经理钟德秋。
同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9月，新华书店聘请胡愈之任总编辑，叶圣陶为副总编辑，筹备统一新华书店的出版工作。新华书店于1937年在延安创办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步在根据地设立分店。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扩大，新华书店分支店逐渐增多。到1949年全国
解放前夕，全国已有分支店735个，许多随军书店也逐渐并入，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出版发行系统。据华东、华北、华中、西北、东北五大解放区的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至1949年9月，各地新华书店有印刷厂29处，职工8100多人，出版图书5291种，发行4474万册。
以上据《中国文献史（第一卷）》（王余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和《中国出版编年史》（李瑞良编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由章雪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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