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专家:不能把爱国主义带向民族主义泥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爱国主义，这决定了我们对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现实表现应有深刻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如何应对弘扬爱国主义面临的时代挑战。

　　什么是爱国主义？它是个体或集体对其祖国的爱戴与支持。

　　用列宁的话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由此而言，爱国主义是一种神圣的不可亵渎的情感和行为。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特别是每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是爱国主义精神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还是缘于此，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在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征程中，“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爱国主义，这决定了对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现实表现给予深刻认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弘扬爱国主义面临的挑战予以深刻把握十分重要。那么，今天弘扬爱国主义又面临何种挑战？

　　从乡土情结到走向世界

　　首先，反映在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信息化和全球化，都在对爱国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爱国情感犹如乡土情结。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人们皆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环境中，个体相对自然软弱无力，因而相互依赖，正是依赖而形成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族情、乡情。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与城市化水平提高，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族情、乡情逐渐淡化。这具有不可逆性。

　　在国门关闭的年代，在世界处于动荡或由冷战形成一座座“柏林墙”的状态下，国民对国家的依赖性很强，因而爱国主义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随着国门打开，人们得知了世界上许多与我们的价值观迥异的多种价值观、国家观，开始与我们持有的价值观发生碰撞。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深度改变着世界，我们看到了申根协定下的欧洲国家，国界竟然是那样模糊，一些联盟国家，面对过去靠战争来解决的国家体制，一次国民投票便可在平静中改变。比如，前苏联往往一次全民公投即可决定某一共和国是否留在联盟内，这种情况还反映在其他一些国家。再加上移民队伍的扩大，“地球村”、“地球人”的话语及其背后的新的国家观逐渐形成。

　　其次，反映在中国和平发展状态产生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的和平发展，尽管我们还不敢言中国已经实现了崛起，但中国正在影响世界却是无疑的。如何才能让世界接受我们？很重要的是担负更多的道义责任。这样，评价我们的行为与爱国主义表现形式就需要变化和调整。正像我们在谈论钱学森之时，可以说他代表着一个时代，并且最大限度张扬着爱国主义精神，但放在当代，我们又不能不说，钱学森的精神依然值得弘扬，但其行为不一定能够完全复制，至少不能完全以那样一种尺度评价今天的爱国主义行为。因为，中国既然已经开放，同时走向世界，作为崛起之大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那么，回国搞建设是一种爱国行为，而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争光，未必不可以展示爱国情怀，仅仅以回来或出去判定爱国与否，或许有些狭窄，刻板的结果有可能抑制一个民族的成长和胸怀。

　　第三，反映在文化传统及其差异的影响。在大一统思想深入民众心理的情况下，国家很重要的是反映在版图上，而不是人的价值取向，西方人则更多的是强调国家认同，不认同就分家，没有太多的留恋。文化的差异处于各自独立存在的状态下，相互多不产生影响，但在文化交流加强的情况下产生文化碰撞则在所难免，其间一定会涉及爱国主义情结。而东西方之间存在着话语系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是确信无疑的。

　　从坚守传统到不断超越

　　我们谈论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必然有一个与世界精神脉动同频共振的问题。如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们要很好地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必须与时代对接，不能把爱国主义带向民族主义的泥潭。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平衡点需要把握，这就是发展和丰富我们的爱国主义，一定处理好与现实精神系统和文化传统的关系。

　　中国的政治制度有其特色，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其特色，中国的精神大厦更有其特色。西方世界所谓的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虽然其社会运行高度依赖资本的自身发展规律，但他们在无法跳出资本对社会和人的规范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宗教把人引向善，正是这一原因，美国的每一个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靠上帝”。我们社会强调的信仰主要是指政治信仰，这就产生了特有的话语系统，比如认定爱党与爱国是一码事，比如我们把西方人性和职业属性的思想和行为，都以政治属性来解读和发挥，虽然不一样，我们似无必要改变自己，至少目前无必要改变自己。

　　从人文传统上讲，同样有自身特点——我们更主要的是借助儒家伦理规范社会运行，而非借助宗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爱国主义的发展完善并不能完全照搬别人，必须参照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文传统。否则，有可能使自己陷入紊乱或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赖以成长的文化基因和人文精神，虽然我们强调在中国处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价值观念上必须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元素，保证自己不断创新和超越，但与此同时，也需要强调，一个民族过于巨大和剧烈地改变自己以适应世界的发展，带来的不一定是融入世界，可能是摧毁自己的同时冲击世界。

　　从硬性灌输到民众认同

　　在把握弘扬爱国主义的基本原则里，还有一个针对现实存在的矛盾改善自我的问题。最重要的大概是如何提升民族内聚力的问题。其实，爱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处在当今时代，任何一种主义都无法以强制硬性灌输的方式让人接受，只能以自身具有的吸引力来实现。让国民认同并热爱国家，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以国家和政府对国民的有效关怀为前提的。

　　比如，2007年8月21日，我国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最新版《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美国《侨报》在其社论中说：“从只看重事关国家利益这样的‘高级事务’，到关注涉及中国公民、侨民等民间利益的‘低级事务’，新中国外交正在进入‘民本时代’。”一位外交部工作人员则形象地说：“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任何紧急突发事件，我们首先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有没有涉及中国公民。”现在，只要你走出国门，都可以收到一些温馨提示，也可以从外交部网站上获得及时提醒。正是这些有效的做法增强了更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

　　又如，2011年10月11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交换俘虏协议，以色列政府以释放上千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回士兵沙利特，也同样具有启示意义。这个看似赔本的买卖，实则大赚一笔。因为，它告诉每一个以色列人，国家和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不惜代价关心国民，特别是对那些为国奉献者。

　　试想，当每一位国民在国外遇到危难之时，总能感知国家意志，感知政府的存在，国民必因此而为祖国而骄傲，由此加深爱国情感。放到社会生活层面也是这样，当病床上的父母，成长中的学童，在他们无力自救之时，看不到政府的影子，得到的只是冰冷的市场经济的所谓优胜劣汰的法则，那么也便没有了爱国的理由。即使不是这样，假如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小部分人享有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而绝大多数人不能享有或较少享有，这时让其爱国也是奢谈。为什么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常被诟病为养懒汉，却并不会因此而改变，而是仍然把政府收上来的钱放到了民生上，就因为此举加强了政府与民众间的纽带，到这时，民众便知道国家和自己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这也是在正式场合，包括狂放不羁的西部牛仔也会在国歌声中把自己的右手放在左胸的心脏处，表现出一种虔诚的重要原因。

　　甚至也需要在这里提醒，爱国主义是要与时俱进的。我们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也需要融入世界，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还应维护共同的利益。在强调自己祖国的同时，还需要容忍别人爱他的国家，包括允许原本是国人，后移居海外加入了他国国籍的人。笔者的一个朋友说过，他的一个12岁的侄女，出生在加拿大，她去美国旅游，在边境线上回答提问时说“我是加拿大人”。这听起来让我们感觉不爽，而事实上这种认同无可厚非。中国人如果让世界接受，要么保证坚守自己的国籍，要么融入自己的国籍，倘若因为黄皮肤、黑眼睛，就要求几代前移民美国的驻中国大使骆家辉不能效忠美国，而应效忠中国，就太不靠谱儿了吧。这种所谓的爱国只能堕入民族主义的泥潭，不仅没有达到真正的爱国目的，并且把中国变成不受世界欢迎的民族。

王赓武：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

　　“联合国的理念、新国际秩序的理念，还是希望全世界和平，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也是一种理想。这个理想中的秩序，跟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有很多可以结合起来”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广州

　　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曾半开玩笑地说，王赓武可以当好中国总理。历史学家唐德刚则可惜这位国立中央大学的学弟没能成为另一个顾维钧。王赓武自己却不觉得遗憾，“我很幸运，有机会一直呆在大学再好没有，最适合我性情的工作就是这个。”

　　1930年，他出生在印尼泗水，之后在马来西亚小镇怡保成长。他父母原籍江苏，家里保持着中文语境，外面却是多民族共处的环境，因此自小就习惯接触各种语言：汉语、英语、马来语、印度语。

　　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了一年书后，因为国共内战，王赓武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当时正是抗英反殖民运动时期，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党派和活动，连学生也每天都在谈论该怎么建国。因为大学毕业生很稀罕，许多同学读完本科就进政府了，他却应学校之邀留下当了助教，稍后又拿了奖学金去英国读博士。博士还没读完，学校说读完回来当讲师吧。之后就是高级讲师、教授、院长，水到渠成。

　　1957年，就在王赓武回去的那个月，马来亚独立。当地华人面临选择：回到中国，还是留下入籍。他自己选择了留下，同时留心其他人的选择。“我已经做了决定，但我也要明白这个决定到底有什么影响，看看别人经验如何。”此后他兴趣越来越浓，又扩展到研究东南亚各地、美国、澳大利亚、非洲华人的历史。

　　一个是成长的地方，一个是求知的地方，王赓武对马来亚和新加坡都有特殊感情。新、马最大区别是一个以华人为主，一个以马来人为主。1963年，马来亚联合新加坡等地组成马来西亚联邦，两年之后，新加坡被迫退出联邦。当时王赓武正从悉尼过境返国，在电视上看到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落泪的一幕；隔天，他从新加坡转机回吉隆坡时，却看到机场有人燃放爆竹庆祝。

　　在马来亚大学教书10年，1968年，王赓武转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立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同在堪培拉，这两个地方收藏的当代中国的材料非常丰富。他很快注意到“文革”，产生浓厚兴趣。1972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交。因为刚建交中国特别客气，次年国立大学组织了代表团来华考察，结果正撞上“批林批孔”运动。

　　王赓武费解的是：“批林批孔”要先讲一通“封建”的孔孟之道，一方面要批，一方面又使它广为人知。辛亥革命以后，国共内战以后，中国到底怎么样？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中国的当代史到底是什么关系？革命是否真把传统革掉了？他的结论正相反，中国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逃不脱中国的传统。中国当代的发展，应该与它的传统结合起来理解。后来，一些中国学者告诉他，当时他们很高兴，要不是“批林批孔”就看不到那些东西。

　　1986年，王赓武成为香港大学校长。当时香港尚未回归，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政府资助。港府每年都会来查账，但完全不干涉校务。有传言说因为王校长实在忙得离谱，一位学生不得不抓住一同上洗手间的机会跟他谈论文进展。

　　那10年，他得以近距离观察香港和中国。中英谈判结束之后，一些香港人开始离开，但人数不是很多。到1989年夏天，每个领事馆都排起了长龙。1992年后，不少人又回来了。有的是家在国外，自己拿着外国护照回香港工作；有的是上一代离开，下一代回来。有的人当年卖了房去加拿大住，冬天冷得根本住不惯，想要回来时加拿大的房不值钱，香港房产却日渐昂贵，再也买不起。

　　1996年初，卸任港大校长次日，王赓武赴新加坡出任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次年研究所迁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更名东亚研究所。他当了10年所长，2007年改任主席。此外他还担任东南亚研究院主席(自2002年)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主席(自2005年)。

　　今年10月，作为首届“陈寅恪学术讲座”主讲人，他在中山大学作了3场演讲，从题目就可以想见他对文化、民族、国家问题始终念念不忘——晚唐：天下文化；明清之际：文化民族；辛亥以后：民族国家、国家文化。

　　作为海外华人研究的大家，他自己家庭几代人的流变也仿佛一部小小的华人史：他父母这一代，心怀故国，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流寓海外；他这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和父母那代人已经有分别，但仍然认同自己是华人；他孩子这一代还能讲中文，但可能更多把自己看作澳大利亚人；到孙子这一代，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了。

　　天下观与民族观

　　人物周刊：您在中山大学三次“陈寅恪学术讲座”总的题目是“文化、民族、国家”，这里文化、民族、国家三者是什么关系？

　　王赓武：自商周以降，中国主导的思想，不管儒家也好，法家也好，多多少少有一种天下观念，而没有文化、民族、国家的观念，一直到唐末。这种天下观念是哲学家、思想家谈的一种价值观念，比较抽象比较理想，可以说是普世的，超越国界。但从宋朝到明清有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渐渐有一种民族观念。我认为宋朝开始有了，宋朝要抵制外来侵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保护华夏文化，一般人发展出了一种民族感。元朝不同种族的人分等级，南宋的遗民“南人”等级最低，民族感更加凸显出来。为什么元朝时有宋朝遗民，许多人效忠宋朝不愿跟蒙古合作？以前没有，唐朝没有遗民。可以说一方面是效忠宋，一方面是民族感，你是蒙古人我是汉人。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不过从那时候起，民族感也就很重要了。后来清朝时也有明朝的遗民。

　　欧洲把天主教垄断势力打破后，民族感渐渐发达。荷兰是第一个民族国家，后来英国、法国……中国一直没有。满人是不是有民族感？我相信有。但他知道要管汉人的话不能用民族概念，用民族概念不利于他，满人少汉人多。他就借用汉人的天下观念。我们接受天下观，不讲民族也不讲国家，讲天子、天下。他就可以当汉人的皇帝了。但他对蒙古对藏族，又是另外一种处理，就是我信佛教。中国的佛教已经汉化，西藏跟蒙古接受的藏传佛教并没有。满人承认他们。

　　人物周刊：满人把自己也说成藏传佛教体系的一部分？

　　王赓武：他接受嘛。达赖、班禅到北京来，各方面都很好招待。这个跟汉人一点关系没有，完全另外一套。可见满人政治能力很强，康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自己汉化到了相当程度，从他祖父起已经把汉人的东西学得很好。他明白怎么治汉人是一套，怎么治蒙古和西藏是另外一套。他利用两种天下观(汉人的天下观和藏佛的天下观)建立满清的正统地位。满人还保留了东北，两百年不让汉人进去。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化，这是新的变化。我们过去不重视这点，因为满清的中文记录基本跟汉人写的东西没有不同，他用汉人来写。但他自己的满文档案写法不同，分析怎么治理汉族，怎么对付蒙族，有他自己的想法。

　　人物周刊：西方的民族国家又如何？

　　王赓武：西方把民族的概念发展到什么程度？民族的帝国。以前的帝国以国王为核心，多民族，什么民族都能当官，伊斯兰教帝国是如此，罗马帝国也是如此。西班牙帝国、葡萄牙帝国，各种欧洲人都有，不在乎你是不是混血，不作辨别。18世纪后不同了，民族国家的观念越来越深，荷兰帝国的上层官员都是荷兰人，英国人建立帝国也是如此，上层完全是英国人。这是民族的帝国。印度这么大的国家，就几万英国人管理，所有重要位置都是英国人占了。其他地方，香港也是一样，新马也是一样。民族的观念很深。一直到纳粹之后，大家反感了，不讲了。

　　天下观念更有包容性

　　人物周刊：现代的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和梁启超引入中国的？

　　王赓武：孙中山第一个用政治的方法把民族概念带到中国社会里头去，而且坚持谈这个问题。从反满起，他一直坚持民族主义——国家的建立以民族为基础这种概念。加上共和国、民权、民生等等，他介绍许多新的概念，而且把它们政治化，用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天下观念就这么转变过来。中国人一般对宗教比较冷淡，科学、经济发展、工业革命这些世俗事物就可以接受。孙中山考虑，这些东西的基础是民族国家，要这些东西就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他没什么天下观念。但知识分子尤其士大夫阶级不满意，觉得跟原有的天下观念距离太远了。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很能够接受天下观，好像超越文化、民族、国家的概念，比较有吸引力。这是一个传统。

　　但民间社会在变化，民族概念越来越重要，辛亥以后，大家都讲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采取苏联模式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很有意思，什么理由？有很多不同解释，我感觉有一部分是出于天下感。我们要把这些民族都看成兄弟，大家都是一样的，有一个共同的天下理想。但你中国到底是不是个民族国家呢？跟其他民族国家完全不同。现在联合国成员都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是每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跟天下观是矛盾的。中国传统上不承认这一点，现在还是基本不承认。

　　人物周刊：所以在西方看来，南斯拉夫的分裂是合理的。

　　王赓武：他们看当然是合理的，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好好一个国家，一下分裂成7个国家，什么道理？但这就是民族国家的概念。捷克斯洛伐克本来是一个国家，分成两个。现在比利时也有这危险，讲荷兰语的跟讲法语的不是一个民族。我到布鲁塞尔去的时候，排队买票，你到这个门口要讲荷兰语，到那个门口是讲法语。我是外国人无所谓，两边都可以去，但是本地人分得很清楚。

　　所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问题很严重。民族、国家、文化的区别看得太认真，就走向互相残杀。欧洲人自己对南斯拉夫也矛盾，一方面同情每个小民族，一方面也知道各民族为这个问题残杀了多少人，太过分。但没办法，既然你承认这个原则。狭隘的民族国家概念非常危险，我很反感。我认为中国的天下观念有一套东西，概念、道理基本是对的，我们不应该放弃，可以利用它。

　　王赓武：更有包容性。我们看联合国的理念、新国际秩序的理念，大家还是希望全世界和平，国家之间互相照顾、互相支持，这个理想中的秩序，跟古代中国向来有的天下观，有很多可以结合起来。

　　人物周刊：您有个提法叫“文明比国家更重要”，是否也是这个意思？

　　王赓武：也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文明就是现代化，求进步，求改良。我们都想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世界，自由，各方面有保障，生活水平高一些，这是文明，人类共同的要求。文化是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文化，文明是大家朝一个方向，希望能演变到大家有共同的权利、共同的生活水平。我认为全球化应该达到这个终点。

　　这种理想跟天下观念很接近。为什么儒家的天下大同理想没实现？我有个解释，就是因为秦汉把天下观具体化了，变成了一统天下，跟帝国跟国家差不了多少。秦汉之后，天下观越来越像一个理想，太超越，下面是打天下。秦汉走了这条路，把天下观冲淡了。但一直到宋朝明朝儒家还是讲天下观。朱熹的理学非常超越，基本上不讲民族也不讲国家，是很理想的一种精神天下。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追求的新的秩序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天下观念重新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把狭隘的民族国家否定掉。为什么会有欧盟？因为民族国家走到极点了，不能再走这条路。

　　人物周刊：您是说欧盟有点反民族国家的意味？

　　王赓武：是。本来欧洲文明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就因为民族国家的关系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把自己打垮了。他们明白民族国家这条路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有了欧盟。法国、德国那么强，原本可以不理其他国家，但他们知道，没有欧盟将来还是危险，所以用各种方法互相交流，把许多问题冲淡了，许多主权问题都放在一边。德国跟波兰几百年的仇恨，多么困难，他们可以谈。我上个月到柏林去还碰到波兰驻德国大使，他说现在波兰、德国还有很多问题，但双方不停沟通怎么解脱旧仇恨。

　　中国民族主义的危险

　　人物周刊：对中国来说，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什么危险呢？

　　王赓武：19世纪时，满清自认为是帝国，本来是天下，忽然承认自己是帝国，因为法国、英国、日本他们都是帝国。你们是帝国，我也是帝国。结果糟糕了，既然你自认为是帝国，后来每个帝国都放弃殖民地，回到自己的民族国家去了。中华民国建立后，满清没有民族国家可以回去。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他们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变成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还要保留帝国的版图？外面的舆论就说，中国坚持要保留原有的帝国版图。中国变成了攻击目标。

　　人物周刊：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复杂性不抱同情之理解？

　　王赓武：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说我们是五族共和，别的国家不认同。说起来最初不过是名称问题，但名称带有许多含义，含义里头有它的危险。当时日本人坚持要把满洲国建立起来。他说东北是满人的老家嘛，主权应该归满人。国联开会，西方国家追问为什么打东北，他说我们帮满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别的。皇帝是溥仪，大官都是满人，军队里头有我们日本的，我们是在保卫他们，不然中国打过来或者俄国打过来。结果西方就接受了。国联的报告上说，应该是国际上来解决的，不应该是日本去解决，讲是这么讲，实际默认了。那时候就是强弱问题，它就没有正理。

　　人物周刊：根源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

　　王赓武：当时人们没有想到。连孙中山他们也认为民族主义都是一样的。最初讲的时候就是反满嘛，把满族赶走就是民族主义。问题就是，这是不是只是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后来为什么有了中华民族、五族共和的概念？就是因为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不同。讲狭隘的民族主义不适合，所以用中华民族这些概念解释。

　　后来共和国的领导层大概也明白民族主义的概念有问题，每个民族都有民族主义的话，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不可能啊。又怕占绝大多数的汉人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大汉主义，也不能鼓励那么想，所以最稳当就是提爱国主义而不提民族主义。因为提民族主义可能会有许多负面影响。

　　而且小国弱国讲民族主义大家可能同情，大国强国讲民族主义其他国家会恐惧。我年轻的时候很重视民族主义。我是在东南亚长大的，马来人、印尼人的土地被外国占了几百年，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那种民族主义我非常同情。我也是后来才了解民族主义原则上有道理，但也有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之下，对那个社会、那个国家不一定产生好的影响。小国的民族主义，我非常同情，自卫而已，完全可以接受。小国没有民族主义，没有版图和主权概念，怎么生存呢？所以我不是完全否认民族国家概念，但不应该坚持每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都是这一二十年的事情，那种民族主义怎么能接受？

　　非洲就很有意思。帝国主义撤离后，非洲新兴国家第一次开会，就说版图问题太复杂，我们大家都接受现在的版图，不然的话民族问题、语言问题，乱七八糟。他们知道不能动，就决定全盘接受。非洲版图简直不成样。欧洲人把经度和纬度随便一划，两边分成两部分，到处都是如此。但他们说追究的话大家会打起来，结果有些地方后来还是要打，不过至少开会时四十多个新兴国家决定了这个原则：版图不谈，绝对接受。很有意味的。

　　中国版图的问题、主权的问题非常复杂。怎么冲淡民族的概念，不让民族概念、民族国家概念影响中国前途？不太简单。但我觉得这个题目不能不提，把它撇开没用，你不讲人家要讲，政策上要有适当的方法应付这个问题。

　　人物周刊：您把重新提出天下观念视为一种可能的方案？

　　王赓武：我提出中国原有的天下观，是因为它本身值得好好考虑。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天下观跟国际秩序连接起来？最重要的前提是不能把民族国家概念看得太认真，要冲淡民族间的区分。大家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尽量合作。所有国家，所有区域，所有民族都朝这个方向努力，建立起一个新秩序。

　　(感谢中山大学博雅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提供帮助)

《红岩》出版50周年印数超千万册

　　嘉宾发言>

　　这个城市记忆中最有分量的部分

　　韩亚君（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

　　50年前也就是1961年12月，《红岩》小说正式出版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到1978年《红岩》修订版出版，再次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并畅销至今。重印98次，册数逾1000万，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红岩》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现在和今后还会对国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郭德贤（“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

　　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都是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幸存者，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在1957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这个基础上写了长篇小说《红岩》。《红岩》肯定是一部伟大的优秀的红色经典小说，我经常翻来看看。我觉得读《红岩》小说必然要树立红岩精神。周恩来同志曾经说过，红岩精神就是爱国、团结、贡献，红岩精神是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与杨益言亲切交谈。重庆晨报记者 高科 摄

　　厉华（红岩文化专家、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

　　红岩，是重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的最强记忆！无论全球化、多元化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怎样影响着都市的面貌，在时间意义上重庆都绕不开红岩。红岩从一个地名上升到一个政治历史概念、发展变化为一种历史、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一直与重庆这个城市的变化发展紧紧关联，它成为这个城市记忆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

　　重庆晨报讯 （见习记者 孔令强）昨日，纪念《红岩》出版50周年座谈会在我市隆重召开。市委书记薄熙来题词祝贺，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红岩》重印高达98次

　　小说《红岩》是根据被关押、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故事创作而成，再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塑造出许云峰、江姐、双枪老太婆等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红岩》小说于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正式出版以来，重印98次，印数超千万册。

　　参加座谈会的有《红岩》小说作者之一杨益言，“11·27”大屠杀脱险志士郭德贤、孙重，《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韩亚君，市级宣传文化系统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全市文艺界、教育系统、驻渝部队官兵、学生等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著名剧作家、词作家、歌曲《红梅赞》词作者阎肃题词：“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

　　《红岩》影响几代人成长

　　何事忠在座谈会上说，《红岩》成功塑造了革命英雄的群体形象，有力传播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持续推动了几代人的健康成长，是一部永恒的红色经典，是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文本，是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因为《红岩》，重庆“红”遍全中国，拥有了鲜明的文化标记。今天，我们要珍视和继承《红岩》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红岩》集中表现的红岩精神。

　　何事忠说，红岩精神，既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体现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过去是我们的精神支柱，现在是、将来同样是我们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纪念《红岩》出版50周年，还要学习罗广斌、杨益言的文学创作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新形式、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推动重庆文学发展繁荣。

　　阎晶明（《文艺报》总编辑）：

　　重庆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城市。在今天的中国，重庆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唱红打黑、五个重庆等取得实际的成就，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今天举办这样一个纪念座谈会，非常及时，同时更体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对文学事业，特别是对革命的事业、进步文学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李焕民（《红岩》小说插图作者、中国美协原副主席）：

　　《红岩》版画插图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将文字语言成功转换为视觉形象，塑造的革命先烈形象震撼人心，过目难忘，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从1961年到1977年我们陆续创作出了23幅（包括封面）插图作品。小说《红岩》出版后，反响巨大，罗广斌、杨益言专程来到化龙桥对我们插图作者表示感谢，对全部插图十分满意，。创作《红岩》插图的经历，是难忘的一种学习和精神提升，对我们后来的艺术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王本朝（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如果要评选十部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红岩》应该入选，因为《红岩》是当代中国关于人的信仰的启示录，也是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经典之作。可以说，《红岩》参与建构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