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洗头床价格图片:跌落的高岗：从满洲头号人物到反党集团主角

高岗

　　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戴眼镜的高岗，还不到五十岁，是毛的北京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虽然不是在满洲出生（他出生于陕西），却是满洲无可争辩的头号人物。 

　　“永远正确的……” 

　　在一九五二年的中国，高岗的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坛要人。 

　　《时代》关于东北地位的报道中，突出强调高岗的能力，以及他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苏联势力在东北的影响力等。在这样的叙述中，高岗无疑成了一个政治符号，证明着杜鲁门所持的“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这一看法—— 

　　正确的共产党人。作为“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戴眼镜的高岗，还不到五十岁，是毛的北京政府的六位副主席之一。他虽然不是在满洲出生（他出生于陕西），却是满洲无可争辩的头号人物。长期以来，他讲话喜欢多用辩证，在红色之龙的行程中，也就总是提前包含着调整与转向的可能。毛曾称他是一位“永远正确的”共产党人，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赞扬。他比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快得多地将农业与工业集中起来。在其政府结构、政务管理上，东北地区比起红色中国组建的另外五个地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是高，而不是从北京派来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签订苏、满一九四九年贸易协定。直到最近，东北地区仍流通自己的货币。 

　　俄国人。除上述之外，满洲还有俄国人——数以千计的俄国人，遍布于城市与工厂，担任“专家顾问”。另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在机场和基地，训练中国人驾驶俄国喷气式飞机和使用俄制武器。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俄国人，在极其重要的满洲铁路的不同岗位上工作，上至管理层，下至养路工，这条铁路由俄国人和中共联合管理。 

　　许多世纪里，满洲一直活动着两种人；事实上，目前它也是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婚床。它可能是初夜的测试，看是延续还是失败。在大连和旅顺港，根据雅尔塔协议，驻扎有至少三万名苏联军队，这使俄国能使用这两个港口，以及铁路的一半管理权。俄国军队估计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撤走。 

　　中国的宣传部门称他们的俄国客人为“老大哥”——他们没有注意到奥威尔（即英国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译注）对这一词汇的含蓄表达，依靠俄国人教他们如何发展、如何管理工业和运输。即使俄国人真的如估计的那样撤走，数以千计的老大哥无疑仍将以专家顾问的名义留下来，以确保满洲不会摆脱俄国人的影响。在双方的首脑们看来，高岗的管理颇有效率，因此，他也就一直令双方都为之满意。 

　　（《时代》，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九日） 

　　高岗与斯大林的密切关系，后来也是人们一直乐于渲染的故事。英国作家韩素音在其所写周恩来传记中，记叙了斯大林在毛泽东、周恩来面前直接称赞高岗的细节： 

　　毛泽东、周恩来发表了一系列热情洋溢、词句华丽的讲话，赞扬苏联的无私援助，保证维护中苏之间永久的友谊和团结。然后，准备启程回国。这时，斯大林向毛泽东射出最后一支箭，他说：“毛泽东同志，你的一些同事，对我们在满洲的合作，非常高兴。”接着，他赞扬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高对俄国的援助感激万分，宣称：“我们之间不应存在任何边界。”斯大林对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毛、周乘火车回国途中，在东北逗留了五天。高岗乘坐斯大林送给他的崭新的俄国轿车前来迎接。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二九二页） 

　　谁会想到，高岗的显赫即将消退，迅疾化为过眼烟云。 

　　身影消失 

　　让人们震惊的是，曾经备获众人好评和青睐的高岗，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发和批判，随后又竟然成了中共当代史上的第一个反党集团——“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主角。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高岗最后竟然是以选择自杀方式而结束生命。韩素音写道： 

　　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1956年底。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三○二页） 

　　从此高岗的身影，跌落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历史起落，瞬息万变。 

　　高岗身影到底为何消失，是当代史研究的一大困惑，值得研究。如此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当然有着诸多极其复杂、极其微妙的原因。此处其他原因暂且不论，我更愿意将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的去世，看作一个颇为直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随着斯大林的身影在共产主义阵营的消失，为他所青睐的高岗，其退场只是早晚之事。不过让人吃惊的是这一退场来得如此之快，结局如此之难以想象。 

　　斯大林去世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前去参加葬礼。英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迪克·威尔逊，在所写周恩来传记中，特意提到毛泽东没有前去参加葬礼的这一情况，并就此展开一番议论。他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对于中国领导人们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惟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所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 

　　（《周恩来》，二七二页） 

　　威尔逊所论，事出有因。 

　　在苏联面前站起来 

　　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朝鲜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周恩来曾又一次前往莫斯科访问，请求斯大林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以弥补中国派兵朝鲜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损失。这一次的谈判，与毛泽东当年的来访一样，依然不顺利： 

　　竭力把红军（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引者注）留在朝鲜境内，无情地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的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做出的牺牲相等。 

　　（《周恩来》，二七一页） 

　　《毛泽东传》的作者肖特，在分析斯大林去世的影响时，还同时强调毛泽东派兵入朝参战对中国地位上升而产生的影响。两者相辅相成，改变着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格局： 

　　朝鲜战争后，在毛的著作中，美国已不再是惟一的纸老虎了。中国对待苏联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制止北朝鲜的溃败上，中国助了苏联一臂之力。斯大林的继任人当对毛的新政权刮目相看，恐怕还得带有一丝忧惧才是。倘若一个虚弱的中国尚且能够如此英勇地行事，俄国的这个伙伴一旦壮大起来会有何许前程呢？对毛来说，莫斯科的股票已经下跌。俄国人不仅不地道地诱迫中国卷入一场它本想避免的冲突，而且他们还露出了靠不住和骨子里虚弱的老底子。 

　　从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改变。中国拼命争取苏联的援助重建经济。在1950年的冷战中，它也没有转而求援的地方。但是，轻蔑仇视的种子已经播下了。 

　　（《毛泽东传》，三四九页） 

　　一切已经变化。北京——莫斯科，不再是《时代》当年所说的“轴心”状态了。 

　　一切，朝着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国的方向发展： 

　　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五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 

　　（《周恩来》，二八四页） 

　　随着斯大林远去，所谓“东方的铁托”之预测，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意义。不过，历史的奥妙常常在于去留之间的余韵。 

　　艾德礼在杜鲁门面前所发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分化俄国人和中国人，他们在远东是天然的敌人”这番议论，没有过时。几年之后，中苏两党的隔阂与矛盾终于浮出水面。一九六○年之后，两党的理论分析与冲突，更趋白热化。历史行至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苏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上，中苏两国军队突然爆发军事冲突，两党的分歧，俨然已演变为硝烟弥漫的主权之争。此时，距毛泽东握别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几近二十年；距高岗身影在政坛消失，整整十五年。 

　　世事变迁，难以预料。身影起伏，恩怨沧桑，如何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