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特房车:孔庆东： 动人春色不须多 2—— ——论应用文的写作

 春色不须多，关键在于动人。出墙来的那枝红杏如果蔫了吧唧半软不烂的，那还不如跳墙进去自己采摘呢。红杏要有春色，必须在枝头“闹”起来。魏征那厮一天到晚跟皇上绷着个长脸，好像皇上偷吃了他们家猫粮似的，可为什么唐太宗能咽下这口恶气，听他教训、听他讥讽、甚至听他作弄呢——有回太宗玩鸟被魏老师发现，太宗急藏鸟入怀，魏老师故意说东道西，给太宗连上了两节课外加练习，魏老师走后，太宗出其鸟，死矣。这魏老师必有绝招才能镇得住一代明主。你看那《谏太宗十思疏》，完成“规定动作”后，略加助跑，便展开一套纵横挥洒的“十思连环掌”，打得满天乱鸟归巢，万里乌云散尽——把皇帝的行为规范十大守则都说全了，一气呵成而又波澜不惊，一个稳稳当当的落地，轻轻说一句“总此十思，宏兹九德”，这简直比秦叔宝大战尉迟恭的“三鞭换两锏”还要好看。虽然受这厮一点窝囊气，但换来的是“文武并用，垂拱而治”，聪明的皇帝何乐而不为呢？魏征的价值不止“三千毛瑟精兵”吧。如果说《谏太宗十思疏》属于最优秀的应用文，那魏征就是最优秀的“应用人”，因为他轻轻一“闹”，就动了人，动了君，动了江山社稷。
    对“动人”这一点要求最高的应用文，是演说。谏疏要打动的对象毕竟只是一个人，即便是虎狼之君，桀纣之暴，也必有可以打动他的“气门”，以慈禧之昏、光绪之懦，尚且能够接受革新派的上书，最后同意“立宪”。古人很早就摸索出了谏疏文体的创作秘诀，打动统治者，是中国士大夫的拿手好戏。但是，打动被统治者，却是古人的弱项。古代社会不需要经常动员群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演说不够发达。演说要打动的，是从几十个人到几十万人甚至几十亿人，所以，演说的立场必须跟大多数听众相协调。古代的著名政治家，一般都是文章高手，而现代的政治豪杰，多是演说高手。正面的林肯、列宁、孙中山、毛泽东，反面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汪精卫，都擅长演说。特别是丘吉尔，因为文采出众，居然还拿过一回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的演说在二战期间给了英国和盟国人民极大的精神鼓舞，抵得上整个皇家空军的作用，也充分显示出西方优秀的政治家思维之冷静、谋略之深邃，不仅值得我们中国学生认真体会，更值得当今西方的那些总统和首相们好好学习。
    丘吉尔在希特勒入侵苏联的当天所发表的演说，关系到一个严峻历史时刻的人类走向。当此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际，最重要的是确定立场。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英雄所见略同，丘吉尔这篇演说的主要宗旨就是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希特勒的霸业凯歌高进，如日中天，大半个欧洲都已飘扬着纳粹的旗帜，美国隔岸观火，德苏缔结和约，英国孤军奋战，前景堪忧，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希特勒自我膨胀，犯下大错。天从人愿，不可一世的希特勒两个拳头打人，向辽阔无边的社会主义苏联开刀了。天才的丘吉尔立即意识到，英国得救了！怎样得救？必须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进而把美国也拖进来，还有中国、印度、巴西、加拿大……所以，丘吉尔的演说首先描述了希特勒的疯狂入侵，然后痛加声讨——以此明确了“谁是我们的敌人”。接下来就该确定朋友了，可是，英国与苏联并不是朋友，掩盖事实只能导致猜疑和敌视。所以，丘吉尔光明正大地承认：“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记住，这是演讲的一个重要策略，主动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观点和材料，让它们在阳光之下接受听众的分析和判断。丘吉尔在如此需要强大盟友之时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晓以利害，而是以一个堂堂正正的硬汉形象赢得人民的尊重，也赢得所争取的盟友的尊重。然后话题轻轻一转，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从人的自然属性的角度来大谈土地、家园、村庄和母亲、儿童、少女，把苏联人民描述成跟英国人民、跟各国人民都是一样的人民。那一段“我看到俄国上万的村庄……”，讲得多么煽情，然而这是从真情实感出发的煽情。煽情过后，朋友确定了。接着便宣布怎样对待朋友，怎样对待敌人，最后指出“希特勒侵略俄国仅仅是蓄谋侵略不列颠诸岛的前奏”，意在提醒英国听众高度重视与苏联联盟的必要。最精彩的一句是“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有了这句话，苏联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会投降，美国人再精明也不会永不参战。有了这句话，虽然希特勒正处于绝对优势，但离英、美、苏、中结成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离《开罗宣言》，离诺曼底登陆，离攻克柏林，离纽伦堡大审判，都为期不远了。
    如此重要，如此动人的一篇演说，翻译成汉语只有2000字左右，丘吉尔现场演说的时间也大约只需要十来分钟。演讲是时间艺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讲清规定的问题，达到规定的效果。有些官员和学者口才很好，但就是讲得太长，所以不受欢迎。你想，假如梅兰芳连续清唱四个小时，或者赵本山一口气演出20个小品，观众还能坐得住么？精品堆积太多，也会相互抵消。班主任号召同学们打扫教室，不可能号召一下午吧。据说某国总统经常连续讲演十多个小时，那只能说明他有演讲癖，而且讲的内容不太重要，倘若敌国大举入侵，他顶多讲一袋烟的工夫就完事了。
    演讲除了注意立场和时间之外，还要情理交融，夹叙夹议。但无论叙述、描述、说明、抒情、感叹、分析、议论、讽刺，每个部分都不可太长，必须穿插变换，所以，演讲稿是作文综合能力的体现。演讲的语言必须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简洁明快，深浅适度。大学老师到中学讲课往往效果不佳，就因为讲得过于专门化了。
    谏疏是给帝王看的，演讲是给大众听的，如果是写给特定关系之人看的文字，那便是书信。书信的基本格式无需在这里介绍了，不同的时代，书信格式也有不同的演变。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没有称谓和落款，就是一篇规范的文章。方声洞的《赴义前禀父书》，生死关头，礼数历然，国事家事，融为一体，既有英雄气概，又有儿女情长，可与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一比。傅雷家书是书信中的名作，可以从中体会什么是“父爱”。父爱不同于母爱，以不流露为上，以严苛为上。你看傅雷几乎通篇都在批评儿子，是他不喜欢儿子吗？如果不喜欢还批评他干什么？语文专家薛川东讲过一件趣事：一学生斗殴受伤，母亲赶来便哭，而父亲赶来先问儿子当时如何抵挡，痛斥儿子说，我不是教过你如何如何破解吗？这回记住了吗？儿子记住了，才放儿子去医治。这当爹的为何就比当娘的“心狠”呢？为的是孩子不吃更多的苦，不遭更大的罪，“心狠”之中，大爱藏焉。你能从傅雷先生疾言厉色的批评中感受到他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么？他教给儿子的是不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启发呢？
    并非掌握了书信格式就算会写信。书信最重要的是真诚。李白、方声洞、傅雷诸人的书信，格式不同，但都有一片赤诚。现在电话和网络普及，人们越来越少写信了。表面看来更方便了，其实我们可能丧失了价值连城的东西。电话里多的是寒暄，网络上多的是虚矫。以后没准大多数人都不会写信了，邮局也不再经营此项赔本的业务，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收藏书信了。当我们不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父母请安，向朋友问候，向老师求教，向异性求爱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书信是真诚的最佳载体。所有的那些格式，都是为了表达真诚而存在的。时代变了，表达真诚的方式变了，格式也就变了。在电子邮件里，我们可以加进笑脸符号或鬼脸符号，可以故作潇洒，做各种语言游戏，但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了真诚，书信就真的消亡了。
    书信也有写得很长的，但一般以几百字、千把字居多。只要是应用的东西，人们都想方设法越造越小，越造越有效率。将来一张小小的磁卡，也许就可以装下全人类的文献。因此我们学习写应用文，一开始就该在精炼方面下功夫。
    应用文写得精炼，本是汉语的强项。有个很著名的故事，欧阳修与朋友看见大路上疾驰的马车轧死了一只狗，欧阳修让大家比赛看谁写得最精炼。一人写道：“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只用了11个字，众人拍掌称赞。欧阳修却拿出了自己写的：“逸马毙犬于道。”只有6个字，却依然生动。现在的作文往往规定了字数，所以我们不一定非比谁的字数少，我们可以比一比用同样的字数，谁写的更高明、更渊深。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原来有句杨子荣的唱词：“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天换人间。”毛泽东听后对演员说，把“春天”改为“春色”更好。一字之差，神韵顿出。当今的应用文铺天盖地，令人头昏脑胀。如果能写得少一点，精一点，动人一点，可信一点，有的放矢一点，把才华多用在“春色”上，那就像中国画，虽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已足可气韵生动，感人肺腑了。
    遗憾的是，本文却兀自写得这般长。恐怕地球还要更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