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门镇派出所:令人类“汗颜”的雏妓问题

成年妓女把自己作为一种特有的个性产物，一种工艺品来出卖。她们与成年妓女的区别在于：这些可怜的人儿就像在肉店里卖肉一样，拿自己的肉体做生意。

　　　　　　　　　　　　　　　　　　　　　　　　　　——克·阿夫杰耶娃

 文/乐云

对雏妓的喜好可以追溯到唐代杜牧，他曾经为芳龄十三的张好好写过一首香艳小诗：“娉婷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其时杜牧调离扬州，难舍与张好好的欢情蜜意，特赋诗抒情，表达他对扬州与张好好的惜别之情，其感情之真挚，向为后人传诵。

不过，在后人感叹于此诗的“贵有个性”之时，却没有考虑到此诗的女主人公张好好只是一个年方十三的雏妓，她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历史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这或许是一个贻笑大方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文人狎雏妓，绝对是一桩值得炫耀的风流韵事！

北宋时的著名宰相范仲淹，年轻时也是宿花眠柳的“浪荡公子”。为此，他在镇守饶州时创办一所名叫庆朔堂的妓院，养着一班年轻靓丽的女孩子，其中有一位幼妓甚得范宰相的欢心。当他离任后，对那位女孩子依然念念不忘，于是专门修书一封给他的继任者魏介。其中有诗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常有别离恨，为托东风赶当来。”魏介心领神会，马上买出这名小妓派人送给范仲淹，而范也毫不客气地欣然笑纳。

当然，中国历史上关于雏妓的例子自是举不胜举。这其中的原因可归纳如下：一，中国自古有早婚的传统，女人十五岁就可以嫁人，十三四岁嫁人的也不鲜见，这样悠久的传统自然对青楼产生直接的影响；二，古时从妓者地位低下，鸨母为赚钱计，很早便令她们出来侍客。雏妓第一次接客谓之“梳笼”，当时青楼里有个规矩，十三岁太早，谓之“试花”，十四岁谓之“开花”，十五岁谓之“摘花”，此时女孩月经已至，男欢女爱也算当时了；三，男人“处女情结”的需要，因为在他们看来，妓女年纪越小，成为处女的可能性便越大，间接地满足了他们对女性贞操的要求，故而便不难理解青楼楚馆里的“清倌人”的身价为何扶摇直上的缘故了。

可惜，人们往往忽视了其中给雏妓们所带来的伤害。如赵翼《檐曝杂记》便大曝广州“船娘”的内幕：“广州珠蛋户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蛋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敷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个船，每日皆有客。……蛋户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按照赵翼的说法，船娘早在十三四岁便已接客，很早就沦落风尘，身心摧残的直接后果便是未老先衰。看来，过早涉足青楼，给她们的人生投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

如果说古代人们对雏妓的喜爱很大程度是因为无知的话，那么，现代人的“有知”依然不能阻止雏妓问题成为社会上一个棘手的问题，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雏妓现象在全球的蔓延情况：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字，儿童性交易每年可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对一些国家来说，儿童性交易是旅游业的支柱，是它们硬通货的重要来源。另据报告统计，印度有40万到50万儿童从事色情服务。而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儿童在网上经常被陌生人要求提供性服务，其中10万名儿童遭到性虐待。在泰国，色情业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到14%。从1993年到1995年，泰国从事色情业的妇女有三分之一是未成年人。在巴基斯坦，平均每３小时就有一名妇女或幼女被强奸。在南非，从1996年到1998年，已知的强奸案中有40%发生在17岁或更年幼的女孩身上。在斯里兰卡大约３万名卖淫者中，大多数是男孩。……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们这些“文明人”汗颜。

雏妓（本文主要指十六岁以下的女性）现象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无外乎三个：经济的不平衡、男人对雏妓的偏好及雏妓自身的一系列特点容易为组织者掌控。

从经济的不平衡来说，雏妓现象是经济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性掠夺”。土耳其希南大学的昆塔伊教授和埃尔京索伊副教授就雏妓问题提交的一份报告估计，全世界约有300万以上5～17岁的雏妓。亚洲国家雏妓最多，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地区大部分处在贫困、落后阶段，小孩的父母为了获取维持生计的少量钱财，而将自己的孩子卖给人贩子，甚至还有父母是为了换取买毒品的钱，而将自己的孩子典当出去。而发达的欧洲国家则成为这些雏妓的消费者，因为那里拥有大量喜好雏妓的嫖客。

除此以外，这些“出口”雏妓的地区还吸纳了大量寻欢的西方嫖客。一名多次到印度“旅游”的雏妓嫖客曾不无得意地说：“我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自此便常常来。在这里，我可以纵情而为，女孩子多么可爱。如果在哈福德（英国的一个地方），警察会三更半夜敲门，要我签署像拘捕令之类的可恶的东西。但是在这里，我可以像婴儿般安心熟睡。”聊聊数语，却反映出雏妓这一丑恶现象在两地享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对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经济贫困或发展旅游事业的需要，政府对雏妓现象有意回避，导致雏妓问题越来越严重。套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来说，隐藏在这些国家旅游创汇背后的每一个美元，都滴着肮脏的东西与雏妓的斑斑血泪。

男人自身对雏妓的偏好，是引发雏妓问题的重要原因。这当然与男人的“处女情结”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年幼的女孩子至少具备三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单纯可爱，青春活力，健康娇嫩的身体。单纯可爱，让男人感觉到更加真实的“性福”；青春活力，让男人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年华，感觉也会变得年轻；而健康的身体，则让男人降低了感染艾滋病的恐惧。在东南亚的许多地区，男人通常会认为与幼女做爱可以保健，让自己变得年轻而富有活力，尤其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预防艾滋病。正是这些成年女性无法“媲美”的优势，令男人对雏妓垂涎三尺，趋之若鹜。

而雏妓自身的弱势地位使得她们时时身处险境，沦为某些男人的“猎物”。雏妓是一个特定的人群，她们处在“半儿童半成人、半独立半依赖、半逆反半顺从、半开放半锁闭的状态，对她们而言，世界变成了一条狭小的道路，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这一状态的结果是，一方面，她们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对社会的依赖性很强，另一方面她们缺乏对世界的辨别能力，容易上当受骗，被坏人控制。如果得到父母及周围人群的关心呵护，让她们健康成长，她们会成为天堂的宠儿。而一旦被父母抛弃或受到坏人的引诱，则很可能坠入恐怖的地狱。如台北市十三岁的女孩小萱因父母离异而离家出走，其后竟联合其他几个少女组织“卖淫少女队”，在附近的公园和网吧拉客。对于她来说，进出警局如同上厕所一样频繁，而早在十二岁就已经怀孕的事实，更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

曾经沸沸扬扬的昆明“女中学生卖淫案”便突显出雏妓现象的两个侧面：对性罪错的一无所知与他人引诱下性观念的开放。譬如有些女中学生介绍自己的同学去卖淫，其出发点是“收点钱，帮点忙”，她们的交易色彩很淡，介绍卖淫罪的观念在她们心中非常模糊。而她们交往的嫖客所灌输的思想观念对她们毒害甚大，他们通常会说：“闲着也是闲着，又不会牺牲什么东西，只要你让我高兴了，我会给你很多钱。”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诱惑下，她们一步步跨入深渊，以致有的女学生站在法庭上依然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你把你的第一次给了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他并不一定对你好，他也不会给你一分钱；如果你去卖你的处女，可能一下子就挣几千块钱。”

雏妓现象是社会的一颗毒瘤，不但破坏社会风尚，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同时也严重摧残了幼女的身心健康，侵害着社会健全的肌体，其危害远远大于一般的卖淫嫖娼。为了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我国制定了严厉的法律。根据《刑法》的规定：强迫不满14周岁的幼女卖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然而这样的量刑有多少效果却实在值得怀疑。　尤其是当艾滋病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之后，对雏妓的需求变得更加旺盛。因为很多嫖客害怕染上艾滋病，而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少女的年龄越小，她的血清呈阴性的可能性便越大。

可惜这绝对是一个“真实的谎言”。据妇女保健专家讲，通常少女对于频繁性生活在生理上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性工作少女，她太经常处于高应激状态，内分泌物与激素过量释放，而面对那些闯入性的男性，对少女阴道和其他性器官的容易造成损伤与性病感染。也就是说，从事性工作的少女，更容易成为艾滋病等疾病侵袭的对象，这恐怕是那些偏好雏妓的嫖客所不愿面对的。

而他们更不愿面对的是那些曾经“匍匐”在他们身下的未成年的女孩的心理。她们到底在想什么呢？克·阿夫杰耶娃《“柳达妈妈”和她的雏妓们》为我们展现出雏妓们真实的心灵世界：

“要知道，在整个世界里谁也不需要她们。在偌大的弱肉强食的城市里瘦小机灵的小家伙们只能靠她们自己过活。

她们憎恨多愁善感，也从来不相信学校、家和亲人。她们早就不相信成年人，包括那些曾有过体面的父亲和可爱的兄弟的人。现在她们一般认为：男人是敌人，是禽兽。这是她们亲身体验得来的经验，不可动摇的认识。

任何童话中美好的生活和忠诚、纯洁的爱情故事她们都不相信。她们过早地认清了作为追求者、骗子、好色鬼、反常人的男人。这一点她们永远不会忘记。可又不能拒绝他们。

这些淫狂女子对羞耻已丧失了最起码的概念。毫无羞耻感是她们与成年同行的区别。在陌生人面前坦胸、脱短裤、当众与第一次见面的人进行任何一种“节目”，这些对她们来说，简直像喝白水一样。她们没有越过，而且还没有长到懂得羞耻概念的年龄。她们正处在道德观形成的的时期，正处于对体面有所理解，对善与恶、上帝和真理等观念逐步形成的阶段。然而，这些观念她们至今也未能形成。”

或许，有人会觉得言过其实，但它还是像恐怖片一般让我们不寒而慄，因为它是活生生、无可否认的现实，是自然对人类赤裸裸兽性的疯狂报复！

面对这一切，恐怕连一向爱笑的上帝也笑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