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吴思之二：民要“刁民” 官要“搅屎棍”
我在《解读吴思：愿天下皆“刁民”》一文中，把吴思先生所称“刺猬”理解为“刁民”，虽然不爱进攻别人，但身上带刺、也不好对付的一类。既有别于“顺民”，又别于“痞民”，“暴民”。澳门科技大学杜安妮女士则认为“刁民”源于市场需求中体现出的精致，意指“挑剔的客户”，是推动市场经济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由于“刁民”的缘起自古至今都是官吏对以上访或其它手段与其抗争的平民之贬称，因此，我提议对“刁民”进行更加准确的定性，使之成为勇于维护自我权利者的代称。培养更加“自觉”的“刁民”不仅不会妨碍社会稳定，相反还有利于“刁民”们划清自己与“暴民”，“痞民”的界限，成长为一个理性的社会群体、并成为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最富活力的群众基础。在以往模糊的界限下，“刁民”往往很容易转化为“暴民”，“痞民”，而理性自觉的“刁民阶级”却将坚守自己的阵地，既不甘为老实受欺的“顺民”，又不屑为层次低下的“痞民”或凶横跋戾的“暴民”。“刁民阶级”将拥有自己的格调与精神个性，这种个性应该是理性、批判性、建设性、抗争性和费厄泼赖精神的结合。而且，刁民既为“民”，其“刁”也只针对于那些本当为“服务”者却“服务不周”、反以“管理者”或“统治者”自居的公共服务阶层――所谓“官”。在对待同皆为“民”的刁兄刁妹时，当然得多多宽容――好比大家都在同一餐厅享受服务，碰上脏乱差之“服务”，岂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以上是对“刺猬”和“刁民”的一些思考，念头一转，又想起吴思为破潜规则，应该对为官者也有要求的。为了寻找答案，我遍寻吴思著作，终于找到一篇趣文――《李昌平是一根搅屎棍》。
吴思写道：
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事先想好的题目是《海瑞是一根搅屎棍》。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一层金色的硬壳捂住了臭味，海瑞之流的清官却硬要把口头或书面上的理想贯彻于现实之中，于是，他就像搅屎棍一样破坏了稳定的潜规则结构，让我们闻到了真相的味道。…………
――原来，在吴思眼里，充斥着潜规则的肮脏官c就象一堆被层层包裹的臭狗屎，众官吏身在其中，久而不闻其臭。而他理想中的好官，就如一根搅屎棍，能够翻动这堆狗屎，让自醉于其中的的人们能够不时闻到那股浊臭之味，以图激发人们排浊革新之举。
海瑞、彭德怀、李昌平、包括新近冒出的黄金高，大概就是这种搅屎棍了。
搅屎棍，人之大者也！
做好一根搅屎棍并不容易，需要道德、智慧、勇气和技艺多种素质的综合，往往在某一个环节上差之毫厘，搅屎棍就可能因拿捏不住而被漩涡卷入粪池之中。“搅屎棍”风险系数极高，例如最典型的“搅屎棍”中，海瑞罢了官，彭德怀丢了命，而黄金高竟然要穿着防弹衣惶惶度日。
所以“搅屎”亦有道，为了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最具威力的搅屎棍术，吴思以海瑞和李昌平为例对古今不同搅屎棍作了比较研究，认为海瑞的搅屎棍术强在道德与勇气，却难以触及腐败的本质，他的搅屎棍不能砸破屎坛子，虽曾搅得满池臭狗屎荡漾不已，便最终却弄得自己一身脏。而李昌平虽然道德勇气达不到海瑞那境界，却“装备了中西结合的轻重武器”，可以“挖出体制上的根子，提出脱胎换骨的改革建议”，才是得了搅屎棍术中的上乘功夫。
李昌平显然是吴思心目中最理想的当代搅屎棍，让我们继续顺着吴思先生的思路，以李昌平为例研究一下现代“搅屎棍”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素质。
一、强烈的道德自谴意识和罪恶感是成为搅屎棍的必要条件，搅屎棍取决于官员灵魂的高洁度。深陷于官c潜规则而不能自拔的人，面对着备受欺凌的草民，只有在日益积累的罪恶感下才可能走上搅屎棍之路，灵魂已经腐烂的人是不可能有这份意识的。
李昌平曾说：他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却管制了农民17年。许多次农民哭着给他下跪，求他救助失学的孩子，求他救救生病的父母，求他帮助老实人伸冤。“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他说，“回首我在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 “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再原谅我。”可见负罪感对于李昌平这根搅屎棍之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其二，要有足够的智慧，能够看穿官c潜规则。例如李昌平对如下腐败规律的洞察：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己收高利贷的勾当……。”（《我向总理说实话》P329）
其三。要能够正确估量风险，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避免无谓牺牲――这使得“搅屎棍”有可能避开“恶政筛子”甚至实现复制。
例如，李昌平在上书总理之前，曾自问不是贪官，人家抓不到把柄，结论是不至于坐牢，尽管当地官c未必能继续容他。所以吴思评说，李昌平“连坐牢的风险都没有。这就很难与英勇的海瑞相提并论。而对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件好事，圣人毕竟太少了，离我们也未免过于遥远，不足以引发我们的攀比心，对李昌平我们就不妨攀比一下”。
其四、就是要有足够的勇气。这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很多干部做了对不起农民的事，也有良心的自责，也有罪恶之感，甚至也完全清楚官c潜规则运行的基本规律，对风险估计也很充分，唯独缺少足够勇气迈出那关键一步。
蛀虫的力量是令人恐怖的！腐败分子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明制度的蛀虫，如此蛀虫多了，我们的大厦也就岌岌可危……
而搅屎棍，是官僚集团内部对潜规则体系构成强烈威胁者，是“蛀虫”体内的“蛀虫”，如此“蛀虫”多了，潜规则的大厦就可能一朝轰然倒塌。
世界是由量变而质变的，如果我们的官员队伍中有更多人愿意拿自己与李昌平这条“搅屎棍”、这个“大蛀虫”攀比一番，勇敢踏上“搅屎棍”之路，我国“艰苦卓越”的“反腐大业”也就真的“胜利在望”了！
解读吴思 看“刁民”
不不不不/文
人们爱把历史比做激流奔涌的长河，但吴思平静而淡然的语调，让历史更像一条小溪，似乎就流淌在每个人身边。吴思把历史的潜规则和盘揭出，也引发了人们的深思：发现了潜规则以后，战胜潜规则就成为更大的问题。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吴思没有给我们准确的解释，答案似乎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晚上打开电脑，在一个拥有近两千名县乡基层干部的论坛上观看一场关于“刁民”的论战。几天前刚有一位教育界的老网友因不满这些乡干部称农民为“刁民”而大发脾气，结果负气离坛。前天又有另一位网友为讽骂“刁民”，以第一人称虚拟了一个丑陋横蛮的刁民形象，引得一些干部们的叫好之声。似乎平时所受“刁民”恶气在这虚拟的网络上竟得到了一番痛快淋漓的发泄。当时我也凑兴上了一个玩笑帖：天下本无刁民，自有狗官始有刁民。既有之，乃蛋鸡相传、久而不知其源也。
为了弄清“刁民”这一概念，我随意翻开了吴思《隐蔽的秩序》一书，一段文字赫然入目： “羊是狼的生存之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挡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挡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吃，我不生，别的狼照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便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利益而已。在老狼忍不住饕餮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一声叹息：它们要是变成刺猬，俺们不就变成清官了么？”原来，我们所理解的“狗官”，在吴思笔下是“老狼”，顺民就是“绵羊”，而“刁民”就是那“刺猬”。
首先应该尊重历史，这个词在古代中国是那些官吏欺压盘剥百姓时碰到的硬骨头，所以“刁民”本是官对民的一种称谓。而“刁民”应该是介于违法犯罪与老实听话之间的那一类，所以才让官吏感到棘手、不好对付。既不触犯法规又能让官们深恶痛绝。
“刁民”一词的重新出现是近二十年的事，因上访农民引起。这种情况其实反映了历史的进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农民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懂得有理有节、有勇有谋地与腐败官吏作“斗争”。同时，我们的政府对并不违犯法规的“刁民”也越来越宽容，并且采取了更多的保护措施。由于这些原因，贪官感到越来越不好办事了，所以“刁民”这一称谓也就越来越频繁地被一些官使用。“刁民”的出现实质上是时代进步的一个鲜明标志，在某种程度上是改革的一种温和的动力。
“刁民”一词能否最终消失，取决于政府的转型，当我们建立起完善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官”都变成了为“刁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务员”时，“刁民”一词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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