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考珠海教师编制的建议:【易经解谜】32.“文王演《易》”到底是干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8 13:06:56
【易经解谜】32.“文王演《易》”到底是干什么？
历史之谜，造成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大体上也可分作三个类型：一种，是由於年代久远，史料不足，或史书佚亡，以及当事者有意隐瞒事实真象，史官曲笔等等，因而造成后人对真实的历史不瞭解的。凡此之属，都属于真正的历史之谜；而另一种，则是历史记载很明确，或者比较明确，只是后人读史书很少，又不注意进行研究，就随便提出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进而胡乱猜测，造成了一种流行很广的错误说法，以假乱真。凡此类都属於历史之假谜；还有一种，是真谜、假谜相互交缠，人们因被假谜之辨的误导，忽视了对真正历史之谜的研究、探讨和破译。所谓“文王演《易》”到底是干什么？就属于这一种情形。
本来，太史公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述文王被囚于羑里之时，是在什时间？史传其“演《易》”到底是干什么?因为瞭解不够而作了一个存疑性的记述。他是这么说的：“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盖，在此处用为副词，作“疑而未定”之意解。例如《史记·伯夷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若将太史公的话译成今之白话，即为：西伯大概是在其受封伯位五十年的时候，被囚於羑里的，他的“演《易》”大概是将八卦增益为六十四卦。
史家述史，是做不到对所述史事绝对准确无误的。如果是那样，我们也许就用不着再去研究历史了。更何况，太史公是在追溯两千七百年之久的史事，对有些很具体的史事不可能都详知而确载，就依“信者传信、疑者传疑”述史惯例，明确地使用存疑之辞，亦为情理中事。如对“文王‘演《易》’的具体内容，作一个探讨性的记述，这本来很正常。后人对重卦者是否始于周文王这样很具体的问题，是很好得出结论的，研究一下《易》经原文，查一查周代典籍就行了。
首先，《周易·系辞》说包牺氏时代“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叙神农氏时代发展农耕生产“盖取诸《益》，进行市场交易“盖取诸《噬嗑》”。述五帝时代所进行的社会变革，又列举了《豫》、《小过》、《暌》等卦。这就充分证明，重卦早在神农时代就有，根本不是周文王初始重卦。
其次，《周礼·春官宗伯·大卜》又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再次，考之以《左传》，春秋时各诸侯国占卜用书并非《周易》一种，而是三《易》并用，这同样证明重卦不始於周文王。但是，中国人硬是对周文王是否始重八卦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争论了两千多年！
那么，既然重卦者根本不是周文王，周文王被囚於羑里之时的所谓“演《易》”究竟是干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之谜。然而，两千多年以来的学者们，只盯在一个是否为文王重卦的假谜上讨论，对於“文王演《易》”究竟是干什么这一真正的历史之谜，就一直没有人说到点子上，没有解开。现在，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的发展，大量历史材料的发现与研究，彻底揭开这个历史之谜，已经到了时候。
周文王被囚禁於羑里的谓“演《易》”者，主要是研究如何用蓍草棍棍进行演算，以古老的哲学经典《易》经卦画作为卜筮工具进行愚民教化，而为其周室日后统治服务的问题。对此，我们现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资料中得到证实。
（一）从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的材料都证明，周代以前的占卜，都是用龟甲、牛骨为材料，以钻孔、烧烤使其裂出兆纹为方法以断吉凶，而从未有利用《易》经六十四幅卦图行占卜的。虽然，商末周初始有以《易》为占的材料，如屯南、岐山所发现的商末卜甲与陶器，但又都与文王“演《易》”有关，而与商代传统占卜无关。这种情况非但不能证明商人占卜用《易》卦，反更证明用《易》卜筮始於商末的周文王。因此，说《易》经自古就是卜筮用书的观点，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其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历史事实及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充分历史证据可以证明的观点，就是不能成立的错误之说，是一种主观性的猜测。
（二）历史记载证明，始用《易》经卜筮者是周文王。其材料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周易》本身的记述。《周易》中的文字很杂，它既有古史传说材料，又有《连山》、《归藏》原辞，有黄帝之语，又有周公、孔子的文笔，更有战国以来直至秦汉间无名氏的一些文字增删，要一字一句地分清其各自的归属，几乎是办不到的。但只要我们以历史的、审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研究，有一部分文字出於什么时代，出於谁手，还是大体上可以分辨的。
《周易》也同中国其它古典一样，在历代的不断传抄、简乱、更易、文字增删过程中，各种传世之本，文字已有不尽一致的地方，有些明显的错字、缺字问题也大量存在。以下引文是我们以《周易》原文、以使其语意连贯、通畅为旨，稍加整理录出，读者可自行与各种版本对照：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事能毕矣。显神道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神祐矣。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於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於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以上这些文字，是专门谈如何以蓍草、用八卦进行卜筮的详细方法，以及对这种卜筮方法和研究此种方法之人进行赞颂、神化的说词。它在思想性质上，是与《易》道思想的唯物辨证观点相违背的，水火不相容的，是典型的“神道设教”之说。在语言结构、语意完整性上，前呼后应，成为一个自立於《易》道哲学理论之外的独立性思想体系。如果这是两个人的笔墨，则前面着重说明卜筮方法者，该是周文王，后面重点进行称颂者，出於周公旦之手。如果这是一个人的文笔，这个人就是周公旦而无疑。但具体的卜筮方法，则是周文王的研究成果。
下面所引的几段文字，应该都是出自周公旦之手。
第一段，是《观》卦中的《彖》辞：
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第二段和第三段，原是《繫辞》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各种通行本中都已混乱，此处在不增字，不减字，也不改字的原则下，只调整顺序，以使其恢复原意为旨而加录出，有研究兴趣者，可自行与原文对照：
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佚心，退藏於密，吉凶与民同患。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於此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莫大乎蓍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圣人！
这第三段话，以其语义，是与第二段紧相衔接着的：第二段话的主旨，是记述一位被吹捧为“圣人”者，从民间发现了以《易》卜筮的事例，他高兴得退藏於密室，亹亹以行推演。第三段是紧接第二段，宣扬以《易》卜筮之神奇，并且以此对推演以《易》进行卜筮之法的“圣人”大加称颂。作者对这位“圣人”既要隐其名，又欲人尽知、赞颂的感情溢於言表，跃然纸上。这两段文字的作者，就是周公旦，这位隐去了姓名、只是称作“圣人”者，就是周文王。
⑵我们通过对《周易》中的《繫辞》，以及《升》、《蛊》等卦的卦辞、《象》辞作多方面研究，证明了《周易·繫辞》中神化并称颂的那位见到民间有人以《易》占卜后，而进行“亹亹”推演者是周文王，其辞的作者是周公旦。同时，也有不少旁证可以证明这个事：如“亹亹”，是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始终勤勉不倦的美德。在中国的历史典籍中，用“亹亹”一词所称颂的人，只有周文王一个人，用“亹亹”一词者，也是一个人。如《诗·大雅·文王之什》：“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其作者就是周公旦。
⑶ 周文王对於以“神道设教”之法而使“天下服”，不仅“亹亹”以行，而且有专门的论述，以为其后代统治天下黎民之鉴。他说：“殷人作教，民不知极”①，因此，“正人莫如有极，道天莫如无极。道天有极则不威，正人无极则不信。不信则不行！明王昭天，信人以度，功地以利之，使信人畏天，则度至於极”②。
周文王依据“殷人作教，民不知极”的情况，教训他的子孙们，在施行愚民之教中，一定要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教民守正，最好不过的是要有一个极限，要有能够做得到的标准；而宣扬天神上帝的威力，则要夸大到一个无极、无限的程度。因为，你说天神上帝的法力是有限的，那就起不到震摄民心、使其畏惧的作用。不能够使人畏惧的天神上帝，你还怎么能够假借它的威力来吓唬老百姓？所以，明白的帝王，就是要宣扬天神上帝的法力无极无限；而在宣布政令教民守正的具体统治之中，则要有极限，使人民能够做得到，并且还要结合奖惩，用功名利禄、土地以诱之。如此，使黎民百姓害怕天神上帝，相信帝王的绝对权威，希望得到奖赏，就能乖乖地接受帝王的统治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说管仲所言“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③，是将宣扬神鬼迷信的愚民统治术说穿了的话，那么，周文王在《周书·命训解》中的话，则是把自夏禹以来所提倡的“神道设教”统治术，说了个明白透彻。
至於周文王向黎民百姓宣扬其神道设教之术时，就不会将其“神道设教”的统治术说明白的了，而是用一种“为民着想”式的劝善性口气，直接用“神”来吓唬人：“民生而有欲、有恶、有乐、有哀、有德、有则……伐有三穆……三穆：一，绝灵破城（诚）；二，筮奇昌为；三，龟从兆凶”④。此语之中的“昌”字，在这里做“正当”之义解。如《尚书·大禹谟》：禹拜昌言曰”。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老百姓生来就有自己极想获得的，有厌恶遇上的，有高兴事，有悲哀事，有办事能力，有必须遵守的法令。其蓄功之道有三穆。三穆就是：第一，不敬神灵，就会破坏自己一颗虔诚之心而受到神灵的惩罚；第二，即使卜筮遇到了奇妙的好卦，要好好地用正当无邪的行为办事，才能有好的结果；第三，龟占得到大吉之兆，也应该象遇到凶兆一样谨慎行事，不然就会凶而不吉。
（三）考古发现的材料也证明，始用八卦占卜的是周文王。
现在，中国的考古研究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商末周初利用八卦占卜的材料，因此，就有一些学者以此立论，说利用八卦卜筮，从商代就已经开始了，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用八卦卜筮，《易》经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占卜的工具。笔者对这种意见是不敢苟同的。理由是：
第一，现在发现的利用八卦符号以行占卜的材料，时间最早的只存在於商末周初，商代中期、早期的材料，则根本未有任何发现。以此没有商代早、中期证据而行推论，说整个商代，乃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就存在着以《易》卦占卜的情况，是靠不住的。
第二，现在发现的材料，除去周初的材料之外，商末的材料又多集中在周文王活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现在所发现的材料，多集中於周地和文王被囚的地域内，它都与周文王的活动有关，而与商王朝无关。在此，我们将考古发现的这些商末以八卦进行卜筮的材料列表於下，对其材料与周文王活动的联繫一一进行分析：
⑴ 现在发现的材料，以羑里为中心的有四批：河南安阳殷墟一九五零年春发掘到的甲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三件陶器；传为安阳小屯出土的陶范；安阳小屯南地一九八零年十月发现的一批甲骨。这些，都同文王被囚羑里期间的“演《易》”活动有着直接性的联繫。
⑵ 陕西周原发现的八卦卜甲。其中包括一九七六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甲组宫殿二号西厢房十一号“龟室”所在灰坑发现的筮甲；一九七九年九月在齐家村北
西伯（周以后被称作周文王）是商王册封的爵称，终其生他都是子袭父职的商臣。西伯之父季历，先奉商王武乙之命西伐程，北伐义渠，因功得商王赏土地三十里，良马十匹，美玉十双；后又受商王文丁之命，征山西地方的燕京戎、余吾戎等。季历因此功高势大引起了商王文丁的不安，害怕季历将来会构成对商王统治的威胁，於是，商王文丁十一年，在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到商都献俘报捷之际，文丁先是赏以只有商王祭祖时才用的圭瓒、秬鬯，加封为西伯⑤。接着，在季历即将辞朝返回周地之际，就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不久，季历就死在了商都。此后，姬昌（周文王）就暗中准备替父报仇。过了两年，商王文丁也死了，其子羡继位，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商王帝乙。
帝乙感到其父文丁对西伯处理有失，这将为商王朝的政权埋下不稳定的祸患，就採取与周修好的措施：先诏周侯姬昌袭其父季历“西伯”之爵位，又将其小妹许配姬昌为妻，其陪嫁女之嫁妆办得比其妹嫁妆还丰厚。对此，《周易·归妹》、《诗·大雅·大明》中都有记述。所以，姬昌在岐山周庙中祭祀商王，乃为顺理成章之事：其一，论国法，商帝为君，西伯为臣，西伯在商帝“帝乙”新丧之际，不祭商帝就是不忠，就是公开的叛逆；其二，论家规，商帝“帝乙”是西伯之妻兄，“文丁”是其岳父，“武乙”则是其妻祖，在商朝国丧之际，作为商帝亲戚不祭商帝则为丧失伦理的不孝之举；其三，西伯虽密谋反商，但在时机不到之时，不但不能暴露其欲叛之迹，而且是借机以祭商帝礼仪之隆，传出一种忠於商朝的虚假信息，才能更好地迷惑商朝新君，才更有利於自己。对此，在《周易·升》卦之中就早已说得很明白：“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用享于岐山，顺事也”；其四，正因为西伯在岐山之祭商帝乃阳顺阴逆之举，其占卜刻辞也并不会展示於众，才在刻辞中有了称“王”作大、将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代之序按口语习惯颠倒而刻作“文武帝乙”之举，以发泄其对商帝恨而不恭的内心情感；其五，刻辞“癸巳彝文武帝乙宗贞，王其邵 成唐 ，御服二女，其彝：血 三，豚三，斯有正”中的“二女”，即指商帝文丁嫁於姬昌为妻之女和陪嫁女，也就是《周易·归妹》卦中的“妹”与“娣”二人；其六，从该辞的刻制风格上，亦与周人刻辞风格一致。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岐山发现的周人祭商帝刻辞不是周文王所为。
⑶ 陕西泾阳博物馆所藏之甗，与山西翼城凤家坡发现的甗，造形一致，时代一致，筮数及其风格一致，这与季历奉商帝征戎之战有关，当为姬昌於其父出征前所造的特殊纪念物，一甗留於从陕西出征之地，一甗带到山西征伐之处。
⑷ 直到现在，全国所发现的以《易》卦卜筮之物中，唯有在山东平阴朱家桥九号墓出土的一件陶罐，从表面上看好象与周文王没有联繫，但只要进行一点客观的分析，其与周文王被囚期间的“演易”有关则是极其明显的：受文王“演易”影响，殷邑製陶中出现了带筮数的陶器，今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有带筮数的陶范为其证。如此，所製陶器就不只一件。有山东平阴籍人氏购一件稀罕之物带回，并在其死后作为陪葬品，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且平阴距殷邑极近，带物便利。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平阴朱家桥发现的带筮数陶罐，绝不是山东製作的，对此作一个科学鉴定即可明白。
（四）周初以八卦占卜之法并不普及。虽然，周文王早在商末就研究以古哲学经典《易》书之卦画进行卜筮。周初，其子姬旦又继其父为利用《易》经行占卜而对《易》书进行全面改造，并在《周礼》中作了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从周初到春秋之际，还是有人沿用商代的老办法而以龟甲行占卜，史书上又记载有周室官员宣传推广以《周易》进行卜筮的事例。这种客观存在着的历史情况就说明，以《易》卦为工具而行卜筮，是商代及其以前没有的事，是周文王和其子姬旦搞起来的。
（五）清人马国翰辑《归藏》遗书而言曰：“武王枚占，穆王筮卦，盖周太卜掌其法者，推记占验之事附入篇中”，斯言良确。今观《归藏》所存爻辞，皆为四字韵语，抑扬顿挫，奇古可诵，且毫无“吉”、“凶”之类语言，此亦可证古之《连山》、《归藏》原非作卜筮用书。
综此一二三四五点，我们就可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历史上，所谓“文王演《易》”，就是具体演算用蓍草棍为工具，如何利用《易》经的六十四卦卦画进行卜筮的繁琐神秘之法。
伏牺所创的“八卦”，是就用以教学之用的“八经卦”而为称，其时就已为六十四重卦完整的卦画传承哲学体系性载体，只是无文字注解而已。
《易》经，原本不是卜筮用书，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经典。
周文王，不是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作出历史贡献的“圣人”，而是抵制、封杀中国古典哲学传播，推行神道设教，毒化民族思想精神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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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书·序》。
②《周书·命训解》。
③见《管子·轻重丁》。
④见《周书·文酌解》。
⑤《竹书纪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