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私立中学学费:我说粟裕：从林粟对比谈起

　　　　　　　　　　　　我说粟裕：从林粟对比谈起

　　　　　　　　　　　　　　　　　　　　　　　　　　　王世平

　　　　　　　　　　　　　　（一）云起闲话
　　
　　儿时，曾看过《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文史资料选编》，总的感觉史料对国共第二次战争叙述过于简略。以后，我曾不经意间问过长辈，“解放战争时期，谁消灭的敌人最多？”“是粟裕。”“什么依据？”“当年总部一大队墙上的统计表。”这样的回答令我诧异，过去一直以为从黑龙江打到海南岛，林彪在军内无人可及。这不由触动了孩童般的神经，因为男儿大都有过“谁的本领最大”争论的经历。谁是“英雄”？浏览网上，限定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时期，唯推林彪、粟裕最多，甚至形成了“哈林”、“挺粟”的派别。对林的评价较为分明。对粟的评价，或沿袭父辈的好恶而好恶，或一叶障目坐井观天，既有满腔热血的，更有漠然冷嘲的。天下事，有多少能够辨明的？
　　
　　　　　　　　　　　　　　（二）林粟对比
　　
　　对比林、粟，也只能是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时期。战争中的林、粟，同样痴迷研究敌我态势的此消彼长、擅长创造战略空间和积极捕获战机，同是当面蒋军极为忌惮的对手；林、粟的军事艺术和作风、作战的地域和环境等又极为不同，对两人进行比较实在不易。
　　
　　1945年，苏军移交东北控制权，国、共为争夺东北出手，共产党的机遇更是空前的。东北经济发达，背靠苏朝，蒋介石统治基本上是空白，日满又留下了大批物资，是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理想基地。中共迅速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独占东北的决策。笔者以为，这一决策实为军委指导第二次国共战争的最为基本的战略指导方针，至少贯彻到国共战略决战。
　　
　　战争第一年。贯彻军委“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林、粟正好处在战略的两端：林是向北发展，粟在向南防御。由此林、粟有太多的不同。
　　
　　一是战略地位不同。林彪所处的东北地区，为全党全军战略的重中之重，派有中共25%的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委）和36%的政治局委员，有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和新四军第3师，既有苏、朝等战略后援，又是蒋介石统治薄弱地区之一，必保的决心不允许动摇。粟裕所处华中地区，当时是我军战略地位的次要方向（与东北比）中的次要方面（与山东比），既没有战略纵深，又是蒋介石的卧榻之侧，为主要方向做出牺牲是应有的战略义务。
　　
　　二是实力不同。林彪接手的东北战略区，有11万人的野战部队和可以配备100个团架子的2万干部，到1946年1月发展到27万人（含地方部队），3月达到31万人。在华中，粟裕在北撤、整编和战略集结中形成了6万人的野战部队，直接指挥的仅3.5万人。
　　
　　三是环境不同。林彪接手的东北战略区，部队分别来自于山东各根据地以及晋绥、晋察冀、冀热辽和苏皖等地，热土难离的大量非战斗减员以及部队建制的混乱，使之缺乏完整的军令系统；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和民众基础，地形、环境和气候均为陌生，15年的日满统治，民众盼望是正统的中央军，而不是军装各异、武器杂乱的八路军，更不要说存在大量的第三种军事力量，即当地残余武装和土匪；没有健全的首脑指挥机关，林彪脱离所属部队有6年以上，且没有适当的通信指挥手段，部队与统帅相互陌生，但这并不影响林彪个人在整个战略区党内和军队的绝对权威性。粟裕经营的华中地区，是他长期作战的地区，有上下贯通、民情融和的成熟根据地和农民的支持，有指挥顺畅的部队（尽管数量有限）。但粟裕长期远离中共中央不被认识，政治上为第三等级（华中分局），军事上也属第三等级（新四军第1、6师），所在地区军政合力较弱的状况影响根据地的发展。
　　
　　四是承担的战略任务不同。军委总体战略指导是阻敌北上。贯彻这一战略目标，在东北号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才有对蒋军沿北宁和中长线进犯的节节抗击，其顶点是在所谓“东方马德里”四平展开的保卫战，其作战指导实质是第一次国共战争时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翻版（这期间曾改变方针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潜意识里依然是独占东北）。贯彻这一战略指导，在华东则是输血东北、巩固山东、实行外线作战。所谓“向南防御”，实质上是根据地的有选择的战略放弃，着眼点是“敌进我进、迫蒋议和”，因而号称人民自卫战争。新四军军部根据军委的指示，再三命令粟裕撤出苏中、西进淮南，加入切断津浦线的战役，阻敌北上。
　　
　　五是作战方针的不同。林彪依仗具备战略纵深而反对消极的正面抗击，力主敌进我退、拉长蒋军的战线，分散敌之力量，寻机各个击破。粟裕因没有战略纵深而反对不战而退，力主敌进我进、乘敌未完全展开，全力打击突出和分散的蒋军，歼敌于根据地前部（军委的进是放弃根据地到外线作战，粟的进是伸展到根据地前部，不轻易丧失已有的根据地）。
　　
　　六是军事作风不同。笔者仅以为，林彪“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作风十分明显，粟裕“善示形，无常势”特点更为突出。
　　
　　林、粟也有相同点。林、粟在执行各自的战略任务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己为主的战略思想。
　　
　　一是有共同的政治判断。从日本投降到内战全面爆发，两人始终对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存具戒心，认为国、共以往的历史和主张使之国共第二次战争不可避免，从而避免了如在华北那样伤筋动骨的裁减人员。
　　
　　二是有独立的作战指导思想。林彪客观分析敌我双方态势，力促将独占东北的战略方针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在抗击蒋军北上的过程中，大力创建根据地和清剿匪患。林彪决然撤销锦州之战、撤出四平、坚决收缩，显示了他战略上的果断（以后形势的发展证明，林的这一系列决策，是我军在东北后来取得胜利的基础）。应当说军委所确定的战略目标的进攻性质和作战指导的消极防御性质，使东北战略区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军委预期的战略目标。在华中，粟裕则反复申诉内线作战的可能和重要，并以3.5万人抗击蒋军12万人，歼敌5万多人，从而证明其判断的正确（是役，战前遭到战略区的一再反对，战中军委反复追问打击的是否是整编第83师一部？）。苏中战役，形成了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的基本内容，蒋军一个整编旅不敢在华中战区单独行动，促使军委调整作战方针，改外线作战为坚持内线作战（军委因粟的胜利，误判国、共战力，严令林、聂实施我军无实力攻击和据守的大据点）。与东北相反，军委确定的在华东战略目标的消极防御性质，束缚了华东战略区的积极进取。
　　
　　三是有共同的困扰。这一年，林、粟共同的困扰，窃以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林是因部队形如散沙难握拳头，粟是因兵力过少难达目的。
　　
　　这一年，国民党发动军事上的全面进攻，企图全面摧垮我军。军委的战略目标，是划地而治，其底线是宁可丢掉其他根据地、也要夺取和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因而，非常在意东北地区一城一地的得失，非常在乎华北、山东地区在国共战争中的缓冲性质，以及江淮、中原区域的牵制作用。贯彻这一战略思想，各战略区向东北大剂量输血，从江南的根据地全面北撤。一年征战，林彪在东北站住了脚，粟裕在华中争取到战场主动，刘伯承在冀晋鲁豫赢得了战役的主动（上党等战役为我军赢得几个月的战略时间）。但中原战区被打没了建制，山东战区打了五、六场消耗战，晋察冀和晋绥战区兵败大同、丧失张家口，西北战区没有大的战事。这一年，实质上是国、共两党的战略试探期，蒋军占据了主动，攻城掠地（李先念被逐中原，聂荣臻撤出张家口，林彪退至哈尔滨，粟裕两淮失守），却发现6个月消灭共军的不可能；我军也意识到正面冲撞蒋军得不偿失，积小胜为大胜成为基本军事准则。
　　
　　这一年，林、粟二人在军事战略上的表现不分伯仲。在共产党内部，最为关注且基础最薄弱的是东北战略区，最大的军事意外发生在华中，作为偏师的粟裕力夺全军之冠，其战绩令人瞠目，毛泽东说：“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三）谁是英雄
　　
　　战争的第二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化，蒋军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由驱逐中原李先念部到占领张家口、再到占领延安，其战略重点是政治上摧毁中共总部、军事上是歼灭华东共军，国民党走向全盛的顶点。这一年，青、宁二马截断了中共中央西去的通道，傅作义集团封锁了中共中央向东北方向运动的可能，胡宗南集团由南向北进逼，军委所在的西北地区的战略回旋余地极为有限。蒋军倾主要机动军力进击山东，在狭小地域集中了三个兵团并肩进攻，企图逼迫我军决战或北渡黄河，国共战争的主战场在华东。
　　
　　这一年，军委战略重点依然是东北，关注重心却移向华东，华东如失败将引发雪崩，我军再难有战略能力阻蒋军北进。军委冷静地分析了国、共的力量对比，认为敌强我弱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久战思想明显占据上风，并影响了军委以后两年的作战指导。由于地域因素决定了蒋军的进攻重点，国、共统帅部均将华东视为主战场（军委是对蒋军重点进攻的应对，但不是自己战略的调整，因而军委仍在向东北输送兵力）。在政治上得到颂扬的挺进大别山，反而是军事失策。主流战史定论的军委战略思路是：作为积极防御的基本考虑，为避免根据地战争资源的枯竭，力图将战争南向国统区，粉碎蒋军压迫我军北渡黄河、至华北聚歼的企图。至少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没有得到预期。其实，军委令中野跃进大别山的初衷，并不是有意的战略反攻，而是为了配合华野粉碎蒋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在华东，蒋军一直处于主动进攻，整编第74师的覆灭也未能完全改变这一态势，粟裕得到华东战略区的军事指挥权，陈毅为其营造了优良的政治空间，军政合力开始发挥巨大作用。此时，蒋军在粟裕作战区域内一个整编师不敢独立行动。在东北，东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使蒋军永久地丧失了毁灭性打击我军的时机与能力，国、共双方处于僵持状态，互有攻防，上半年蒋军攻多防少，下半年攻防易势。在中原，军委为减轻蒋军重点进攻的压力，命刘伯承不惜代价千里移师大别山，虽吸引了蒋军33个旅围攻堵截，但未达到迫蒋军重点进攻兵力回防的战略目的，晋冀鲁豫战略区实力极大削弱，军委东南方向的战略屏障出现空隙。挺进大别山不是以歼灭敌人为主，不惜大量减员，形式上是战略反攻，实质上与继续向东北输送兵力一样，是继续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
　　
　　这一年，林彪一统军政，他通过锤炼和调换纵队主官，将东野打造为浑然一体的军力，其兵源除就地征兵之外，还有华北战略区又输送的8万军队以及朝鲜族及朝鲜的支持。在战术上总结出穿插、分割、包围的思想至今影响着我军，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战技术，极大提高了东野的战术素养。林彪的战果主要是夏、秋、冬季三次攻势，是各战略区中最早取得战略主动的。这一年，粟裕的战役组织已达炉火纯青，敢于无后方作战，敢于围歼任何强敌（眼比天高的张灵甫两次写信给蒋介石，竟以山东山地不适应机械化作战为由，要求调到其他任何战区作战），华野成为我军最为主要的战略力量之一。但在军队建设上，在多次合并中，粟裕均将所部指挥官降为副职使用（所谓以利团结和整编），善将兵、难将将的无奈非能力不逮（对蒋军的强悍和对军内山头的低姿态形成强烈反差）。其兵源主要靠就地征兵和俘虏反正。粟裕的战果有宿北、鲁南等系列战役胜利，并以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蒙阴战役为代表，被毛泽东连叹“没有想到”，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战争第二年，国共围绕华东打，蒋军强、我军弱的态势依旧，东北处于僵持，西北、晋察冀和晋绥多有挫折，中野陷入困境，华野执行军委决定“七月分兵”，丧失了几个月战略进取的势头，太岳作为战略机动力量难有大的作为。尽管如此，蒋军业已开始显现颓势，我军实力稳步上升。第二年，比较各战略区的战绩和地位，林、粟仍在全军最为突出，军委评价为：东北战略区为“经济第一、军事第二”，华东战略区为“军事第一、经济第二”，军事贡献度，粟裕仍居首位。
　　
　　　　　　　　　　　　　　　（四）鹿死谁手
　　
　　战争的第三年。强弩之末的蒋军，尚未意识到所谓华北无后顾之忧、华东风头正健、西北春风得意、中原任意驰骋、东北危机不明显的表象下面，空前的灾难即将降临。
　　
　　战争的前两年，我军各战略区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遥相呼应，作战方面的互动作用并非明显，最大的尝试就是挺进大别山，错误的军事策略导致战略上的无意义。军委并未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反而认定投入的军力不够，着手计划华野更大规模的分兵，跨过长江做无明晰目标的战略游击。这一年，军委与各战略区最大的战略争议，简言之就是“林彪不南下、粟裕不过江”。军委关于中野跃进大别山、配合华野粉碎蒋军进攻的决策没有达到战略预期，反而掉过头来令粟兵团渡江南下，以配合中野在大别山站住脚根，反映了其战略上的难断。
　　
　　这一年，按照军委规定的任务，东北战略区少打了一仗，其战绩自然不令其满意。但正是少打了一仗，粟裕才有可能在中原上演一场波澜壮阔的正剧，同时也造成刘邓压力难减（中野在这一年做出了最大的战略牺牲）。林彪不南下被批了几十年，笔者不认为林有失当的地方，判断对与错，不能超越环境、条件和时间。南下战锦州，在当时应是不智之举。从全局看，由于蒋军的重点进攻，我军表面上处处挨打，蒋军士气正旺，调遣机动军力尚未有大的压力。如果林彪贸然南下，势必将遭到廖耀湘兵团和华北傅作义集团沿北宁线毫无顾忌地的南北全力打击（包括葫芦岛和营口方向的登陆作战，甚至济南王耀武都有可能参战），以及东北剿总从沈阳方向对我军主力侧后攻击和截断共军的后方补给线，东野将陷入比中野挺进大别山更加危险的境地（而8个月后蒋军已无此能力）。应该说，林彪此时并不是畏惧南下，而是作战时机不成熟，南下将失去战略回旋的余地。林彪的缓出手，造成了国、共统帅部对战争形势的分别误判。蒋军盲目乐观，继续保持着两年来的军事策略，对我军战略施压，迫其进行战役决战。军委则依然将形势看得很严重，企图用更大的动作撕扯蒋军，打破蒋攻我守的僵局，因此有三令五申粟裕过长江的决定（甚至有分梯次将华野主力悉数南遣的打算。以十数万大军做无明确作战目标的战略游击，足以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决心的不可动摇）。
　　
　　看清战争大势的还有粟裕。尽管有“七月分兵”的无奈，有南麻、临朐两仗的痛苦，但粟裕站在全局的高度，已经看到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的曙光。因此才有三封斗胆的电报，才有战略区主官唯一接受中共统帅部的当面质询。苦谏的结果，竟是以歼灭蒋军第五军或12个旅来换取战略空间的“军令状”，为期也是8个月。此时的粟裕，经过两年大兵团的指挥作战，已经脱颖为有极高军事造诣的战略家。他主动扩大战区责任，逐鹿中原，组织了豫东战役。豫东之战是粟裕费尽心力的三战之一，它的意义至今也不被主流战史所认可。是役，粟裕以20万人对蒋军25万人，攻取开封、歼区寿年兵团、痛击黄伯韬兵团、巧然跳出蒋军重围，歼敌9万多人，时距向军委下“军令状”仅二个半月，就基本完成了军委下达的8个月的作战指标。有豫东战役，毛泽东坦然解放战争最困难阶段已经过去；粟裕巧妙攻防转换、精算跳出重围，刘伯承坦陈这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邓、陈则责难其贪大求功，是役成为1958年指责粟裕个人主义的例证）。豫东之战，蒋军国防部敏锐地意识到共军的战略姿态已经改观：敢于与国军大兵团决战、敢于攻袭大据点、敢于做战场顽强固守和反复争夺。豫东之战给蒋军的心理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在粟裕活动的区域，蒋军的一个兵团不敢单独行动，并直接导致日后有三个兵团的机动力量，却不敢驰援济南的严重后果。
　　
　　豫东战役，中野倾力相助，出力甚大，但从纯军事意义上讲，华野和中野两军仍是战场而非战略上的互动。大战略区间实现的真正战略互动，发生在几个月后的济南战役到攻克锦州期间。济南战役，粟裕摆出罕见的攻点与打援并重的集团作战态势（但作为战法粟裕不是第一次使用），使蒋军难以判定华野的真实企图，援军三个兵团中动作最快的日行不到10公里，眼睁睁地看着王耀武第二绥靖区10余万人的覆灭。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东与华北战略区连成一片，傅作义集团有了后顾之忧，蒋军全力北援的可能性降低，林彪果断发力，克锦州、降长春、歼廖兵团、占沈阳，千钧之力，一气呵成，使蒋军毫无还手之暇与之力。林彪在东北的成功，为在长江以北歼灭蒋军主力的战略可能，提供了现实的战机，粟裕立即抓住，将打“小淮海”迅速转换为歼灭蒋军徐州刘峙集团的战略决策，并全力推动战场和战役的转折，推进和完成了淮海决战（刘伯承极具战略眼光的打宿县，打乱了蒋军的战役节奏。邓、陈只看到当面黄维兵团的强大，尚未有战略决战的意识）。是役，战略区主官战略决策走到了统帅部战略指导的前头。事后，周恩来评价，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毛泽东说，淮海战役是个夹生饭，硬是让你们吃下去了。
　　
　　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胜者和主角应是林、粟。为实施与蒋军的战略决战，林、粟均为之殚精竭虑，巨大的军事成功，是以身体损坏为代价的，林、粟都戴上了健脑器。妄称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指挥者，从来鲜有对战役决策过程的叙述。如果稍加注意济南战役有关方对战场形势、进程和决策的叙述，就不难判断谁是济南战役的指挥者；如果稍加注意淮海战役往来电报的内容和落款，不是简单地以战果代替对战役进程的描述，就对淮海战役的指挥者心中有数，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了第一功”（笔者以为第一应是最大之意）。即使仅从战果论，主从之位也不应是当今主流战史的结论。
　　
　　　　　　　　　　　　　　（五）颠倒功过
　　
　　淮海一役，蒋介石下野。蒋军的机动力量仅剩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和余汉谋集团。随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震天响，进入战争的第四年，胜负之势已无多少悬念。这一时期我军战史叙述的重点，除三大战役之外，就数渡江战役了。与一些人的顾虑重重不同，在林、粟眼里，渡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在渡江之后消灭当面蒋军有生力量。我军渡江战役东、中、西线三路歼灭蒋军总数在17万人，其中三野歼敌13万人。林彪南下是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的，他关注的是白崇禧集团精干的去向，多次大迂回穿插，终于在衡宝线抓住和消灭了白崇禧4个主力师，使白集团丧失了抗击的本钱。粟裕关注的是不使敌人退逃，渡江后马不停蹄兜剿了蒋军撤向杭州的六个军。战争的尾声，三野发起上海战役打垮了汤恩伯集团，四野打垮余汉谋集团和海南岛薛岳军（借鉴了三野金门失利），二野发起成都等战役打垮胡宗南集团和降川军、藏军，一野扫荡西北。
　　
　　笔者妄论，国共第一次战争之围剿与反围剿的基本形式，给予军委的10年教训十分惨痛。之后的抗日战争在敌后的基本作战形式，是其变种扫荡与反扫荡，在8年的敌后游击战中，军委汲取了大量经验，很自然地认定了国共第二次战争基本的根据地以及基本的作战方式。由此，对各战略区战略指导形成基本的定式（至少在前三年），战略表述虽年年不同，但战略核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作战指导是主要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逐步消耗敌军，次要方向分兵以分散敌军，即分出一部份军力吸引和分散敌军，减轻主力压力和以利突破蒋军的围剿。这一军事策略是有脉络可寻的：国共第一次战争时期的抗日先遣队和西路军，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国共第二次战争时期的中原皮旅、刘邓军挺进大别山以及责令粟兵团渡江，都是这一传统战法的习惯运用，每每断臂之痛不在主要方向（皮旅全身而退为孤例）。军事原则中“集中优势兵力”被充分体现在东野（战争第一、二年的向东北大量输血，其他战略区形势一好即被分兵，军委也曾有将华东军一分为三的动议），“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却对东北不适用。经过国共第二次战争洗礼的我军多数将领，其军事思想达到了中国平面战争军事艺术的顶峰，但毕竟不是现代战争，比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思想进步无多。评价谁能打仗，在国共第一次战争时期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指挥员，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时期则多是作风强悍的将军，而站在战略高度论战例的却鲜有，宏论战役的文章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战术和技术指导层面。粟裕与统帅部的意见相左，往往反映在战略指导方面，甚至出现统帅部讲战术和战斗多（十大军事原则的实质）、地区指挥官讲战略多的颠倒现象。
　　
　　笔者妄论，粟裕对我军的军事贡献主要是在战略方面，他所揭示的战争规律，远超出“十大军事原则”的容量，他的相对独立的作战实践，实际代表了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精髓，他在淮海战役中的实际作用，实在难为了军史主流派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诠释，国共第二次战争进程叙述的苍白自然不可避免。共和国建立以后，粟裕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对国防体系的思考和力主发展空军的思想，直接冲击了军中阻滞将战争经验理论化的狭隘思想，也影响了陆军的实际利益，为批粟种下前因。最高统帅部不恰当地汲取高饶的教训，不恰当地汲取朱可夫元帅助赫鲁晓夫推翻马林科夫集团的教训，当代“莫须有”就成为批粟的根本原因（占主流看法是狐疑彭德怀）。国防部与总参谋部在国防建设的分歧中夹杂着个人好恶，军委首长在日常工作中滋生的个人恩怨，使批粟成为可能并被推波助澜。因此，最没有个人主义的人被冠以极端个人主义之名惨遭残酷打击和不被平反就不足为奇了。刘伯承的军事学院、粟裕的总参谋部和肖克的训练总监部，代表了共和国国防建设应循的历史趋向，却不幸在1958年被一竿子打下水。自此，人民战争的理论精华被忽略，过时的经验被放大（热捧的电视剧《亮剑》，就是这种思潮的折射）。在史书中肯定的1964年军事大比武，缺陷也十分明显，军委和大军区热衷于连排班战术演练和单兵技术的训练，却忽略了作为统帅部和战略区主官的战略职责本份。此间，被中共中央禁止接触一线部队的粟裕，忍辱负重，有多次写给国防部的调研和专题报告，得到了林彪的关注、肯定和战区主官的欢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批粟，据说林彪曾说“打胜仗的倒成了罪人，这样的会不参加也罢”，而超然事外。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军方黄吴李邱反击江青、张春桥，粟裕保持了沉默，但在1974年四届人大期间，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粟裕拒绝江青，维护了军方的尊严。一晃20年，已过七十古稀的粟裕，在1979年关于《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演讲震动全军，又一次成为我军现代战略研究的标杆。其战略素养之高，非那些自封的“军事家”所能望尘，也令少壮派军人汗颜。
　　
　　中国革命战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党指挥枪。从事战争指导的必须服从政治领导，尽管战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军事斗争本身，军事主官或者需服从政治领导，或者自己本身应是政治家。人们在谈论粟裕几让司令时，有说他高风亮节、有说他阴，或许各有道理。笔者以为，道德品质不是衡量历史人物及他们行为的准绳，粟裕的行为是有更为深刻原因的。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有几次切肤之痛对他影响极大。先有闽浙边红七军团的屡屡挫折，继是怀玉山抗日先遣队失利，更为严重的是新四军皖南兵败，身受心感，粟裕更加维护统一意志的指挥机关、更加重视根据地建设、更加坚持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作战方针，长期置身于复杂严重的敌情和四面受围的环境，思维必使其然。从这一角度审视，就容易理解粟裕的行为，他对敌酋秉性特点无遗算，是与追求党内关系的单纯相辅成的。其实最被人们忽略的，也是最能说明粟裕品质的，是粟关于中原战区组成统一统帅部的建议。作为淮海战役我军主攻方向和主要军力的华野，为便于与中野的协调动作，主动向军委建议将战役指挥权赋予中野，才是最大的让。所谓的让，次次着眼于取胜战场而非名位，这与陈毅让位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一样，反映了华东局党风相对健康的传统。
　　
　　　　　　　　　　　　　（六）沧海一粟
　　
　　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毛泽东有专著论述，那是统帅部层面历史高度的思考。作为一线军事指挥官，粟裕对其有特殊的感悟。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期间，仅从战争指导看，林刘粟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而且曾经走在了军委的前面。主流战史将战争和战役的胜利统统归结为军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未免将历史过于脸谱化了（不是写战史的人缺少军事素养而难以驾驭，就是为了迎合政治上的各种需要。那些坚称唯物史观的恰恰缺的就是唯物史观）。粟裕军事理论贯穿的“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才是本来意义或是纯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战争指导规律，作为历史亲历者和后来论史的人，不少人机械地套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以为百用不爽，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早在1945年下半年，粟裕就预见了国共第二次战争规律和特点，明确指出：“即将爆发的国共战争的主要形式，将不再是局部地区的围剿和反围剿，而是全国范围的持久较量，应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逐步由劣势转换为优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粟裕所揭示的国共第二战争基本特点和规律，为粟裕的实践所验证，为历史的演进所证明。
　　
关于对国共第二次战争的战争初期规律的揭示。
　　
　　在抗战胜利之后仅8个月，粟裕即对战争初期的特点和规律做了极为深刻的阐述：“在战争初期，蒋军势必采取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占领解放区的战略方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应采取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方针；遏制敌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战略进攻，掩护根据地纵深实现向战时的转换；各战略区间，不宜过早进行战役性配合或大会战；由解放区前部向纵深转移是可以预见的发展趋势；随着战争向解放区纵深发展，战线逐步缩短，敌我双方兵力更加集中、战役规模越来越大，是必然趋势”。后来的苏中、莱芜和蒙阴三个战役的实践，完全证明了粟裕关于战争初期理论的正确。
　　
　　1946年7、8月间，由于粟裕的力争，军委在南线尝试“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战略计划进行了调整。在始终伴随着争论中，粟裕在华中根据地的前部完成了苏中战役，七战七种打法，连环相扣调兵精妙，并首创一个战役歼敌5.3万人的纪录，朱德称赞粟说“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林彪评价苏中战役“打的是神仙仗”（12年之后，此役同样成为指责粟裕极端个人主义的例证），民谣“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从此流传华中大地。苏中战役的意义，不仅是完成了对蒋军战斗力的战略侦察，而且证明了粟裕关于战争初期规律的正确。需指出的是，在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粟裕坚持和推动苏中进行了土地改革，从而为在苏中展开自卫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成为苏中战役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政治远见在军事主官中极为少见，显示了粟裕统领某一方向战略区的能力和远见。
　　
　　1947年2月，蒋军调集59个整编旅在华东战场，南北夹击并占领华东根据地首府临沂和华野指挥机关所在地坦埠（蒋军南线突击集团的三个兵团中，分别有五大主力的整编第11师、整编第74师以及战斗力极强的整编第25师）。粟裕不求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战场南线多种动作，分别示南征、决战、失利和西进之形，制造了蒋军的错误，错乱了其部署，在战场北线仅用3天时间完成了莱芜战役，歼敌5.6万人，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权。战后仅10多天，粟裕就指出：“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军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粟的预见完全被淮海战役的实践所证实，在华野围歼黄伯韬兵团中得到尽至挥发，中野攻击黄维兵团也直接汲取了华野的技战术经验）。由于莱芜战役，军委改变了要陈粟与刘邓一起于5月转入外线作战的决定，蒋介石亦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
　　
　　同年3月中旬，蒋军以60个整编旅（含蒋军五大主力的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第5军以及战斗力极强的第7军和整编第25师）对山东重点进攻。5月，粟裕撬开虎口拔牙，以5个纵队围歼整74师（另有4个纵队担任阻击），蒋军以10个整编师包围华野，华野取得了全歼整74师共3.2万人的胜利，并跳出了包围。蒙阴战役围歼的敌人，不是粟裕在这一时期歼灭敌人数量最多的战役，却是华野在根据地腹地，举华东全军之力，与蒋军在狭窄区域进行的规模最为巨大的战役。延安评论蒙阴战役胜利的意义：这是打击了蒋介石最强大的和几乎惟一的进攻方向；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面反攻的前夜（实为毛泽东语）。
　　
关于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换。
　　
　　 1947年中，军委为经略中原曾明确指示，粟兵团应从刘邓军反方向及内线钳制蒋军。8月，粟裕根据中野南进大别山后极端困难的处境以及为发展未来的中原战局，从战略全局利益出发，建议军委扩大华野的作战范围，为所承担的任务主动加码，毛泽东复电“意见极为正确”。不到一个月，粟兵团即发起沙土集战役全歼整编第75师，宣告了蒋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破产，我军从此在山东取得完全主动。12月，粟裕建议与陈赓长期配合，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进攻。军委复电完全同意粟意见，随后华野活动范围逐步扩大至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地区。粟裕与陈赓汇合后，当月即歼蒋军第5兵团部和整编第3师，迫使围攻大别山的蒋军8个旅回防。至此，蒋军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为我军战略进攻的前进基地，国共战争的主战场由山东转移到中原。此时，蒋军在中原有90个旅，并组成6个机动兵团对我军实施战役进攻，我军反而军力相对分散（分为粟兵团、苏北兵团和刘邓军、陈赓兵团，各自独立作战），难寻大量歼敌的机会，中原战局处于僵持阶段。粟裕认为：我军有华东、华北和中原根据地的依托，已经具备在中原打大歼灭战的客观条件，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就必须集中更大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1948年1月，粟裕经40天的思考，向军委及刘邓提出了建议（史称子养电），这是粟第一次直接就全国战局和全军建设提出建议。此时，军委已定的战略方针与粟的建议截然相反，在明确指示华野避免打大仗的同时，决定华野分兵渡江南进。粟裕连续斗胆直陈，军委斟酌了三个月，在5月命陈粟到军委当面报告，统帅部五大书记等17人对粟1人，讨论的结果是给华野4到8个月时间歼敌8到12个整编旅，为渡江南进做准备。实际上是用8个月的时间来检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6、7月间，粟裕成功组织了豫东战役，不仅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且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转折，军委也相应调整了决策，决定“在一段时间、在长江以北消灭蒋的力量”（明确指示粟兵团只是延后过江）。
　　
　　粟裕继续贯彻打几个大歼灭战、彻底改变战局的思想，集中华野全部军力包括粟兵团、许谭兵团和苏北兵团，同时攻济（南）和打援，为在徐、蚌间进行战略决战制造有利态势。这一决策与军委的决策又相左，军委连发7封电报，命许谭兵团攻济，为粟兵团争取休息时间（为渡江南进创造条件），双方决策思考颠倒了位置，军委没有看到攻济的战略意义。9月举行的济南战役，粉碎了蒋军的重点防御方针，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中共中央），共军的活动“再也没有什么阻挡了”（美国舆论）。实践证明，粟裕在战争指导上领先一步，通过豫东战役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通过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进而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
　　
　　在淮海战役前期，粟裕向军委先后提出了四个重要建议，均被军委采纳，最终完成了在中原组织国共战略决战的决策问题：1948年9月24日，在济南战役中向军委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小淮海）；10月31日，向军委提出华野、中野两军统一指挥的建议（为在江淮与蒋军决战的目的，力图争取军委和中野的思想统一）；11月8日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战役中，向军委提出将蒋军抑留在长江以北逐次歼灭的建议（大淮海，齐辰电）。11月9日，军委复电：“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这是淮海战役中军委最为重要的电报，表明军委最终下定决心在徐州地区与蒋军决战。12月15日，向军委和邓陈提出召开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根据地联席会议的建议，以解决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以来的后勤补给的问题（主持支前会议是华野的刘瑞龙、傅秋涛。照应战争准备的各个环节，是战略家的基本素质。林在辽沈战役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即是后勤保障的畅通。朝鲜战争中志愿军9兵团所属成建制的非战斗减员，是极端的反例，联想到志愿军全局性的战役行动，每每受到后勤保障的制约，却在战略指导上无根本改进，美军摸到了其软肋反而自己不觉悟，反映了战场统帅战略素养的高低。笔者揣测，彭反感粟的根本原因必定源于朝鲜战争）。应该说在此之前，歼灭蒋军徐州刘峙集团不仅国民党没有想到，军委同样没有想到，所谓吃了夹生饭，即是战略区主官取得了国、共双方统帅部均认为不具备决战条件的决战胜利（更不要说总前委常委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全歼黄伯韬兵团12万人（蒋军在淮海战场兵力最多的兵团）、促第三绥靖区2.3万人起义、重创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第二阶段华野在派出5个纵队支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同时，倾全力承担了钳制和阻击南、北两线李延年、刘汝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5个兵团40万人的作战任务，并准确预见了杜聿明集团的动作方向（因与军委命令的方向不同，在作战部署上所承担的压力难以想象，粟裕为此七天七夜没有睡觉）；第三阶段华野全歼杜聿明集团30万人（主流战史统计，淮海战役华野歼敌44.3万人，中野歼敌10万人。如此统计，在围歼黄维兵团10万人的战斗中，支援中野作战并担任其中一个主攻方向的华野，有4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之众，其战绩统计就为零了）。总之，淮海战役绝大多数重大决策是从华野前指发出的，以淮海战役总前委名义发布的作战指导竟然是题外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仍是由三野司令部制订的）。所谓“淮海战役是在总前委的领导下进行的”论点过于广义了，而且主旨是淮海决战分割和歼灭徐州集团一个部分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被视为淮海战役的总方针，也与史实相左。淮海战役结束，正好是军委加给华野8个月消灭蒋军12个旅的战略期限，此期间华野共歼灭蒋军62个整编旅，超额5倍完成军委强定的作战指标，蒋介石赖以战争的军力几乎损失殆尽。主流战史回避了应有的结论：8个月的实践证明，发生在统帅部与战略区之间关于两种战略方针的争论，是战略区主官所坚持的在长江以北歼灭蒋军主力战略方针的正确。谁人预料，城南庄争议的8个月之后，三野挥戈长江边，已不是欲涉险南渡的游击兵团模样，而是融入推翻蒋家王朝洪流的胜利之师。
　　
　　笔者妄言，粟裕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期间的突出贡献有四：一是在战争初期出人意料地实现了对蒋军的战略侦察；二是卓有成效地粉碎了蒋军的重点进攻；三是独辟蹊径地完成了我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折；四是勇谋难当地实施了国、共间的最具决定性的战略决战。在共和国创建活动中，是毛泽东携朱德穿越人群拉出粟裕，三人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培土。建国后，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称粟为“常胜将军”，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称粟为“百战之星”。尽管如此，对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我军来说，粟依然自喻是“沧海一粟”，对粟裕“沧海一粟”的自喻，曾在国共第二次战争期间担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叶剑英感慨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