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房产之窗app:童大焕：你听说过居然怕人民富裕这事吗 中国保险报

在通胀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和有产阶层，前者相当于间接增税；后者则有资产增值保值。在此情形下，应对通胀最应该做的，一是政府应该拿出财力，通过直接补偿和建立健全全民社保等间接方式补偿城乡低收入阶层；二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劳工阶层应对通胀的能力；三是通过大幅度减税直接还富于民。此时提“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岂非有南辕北辙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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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3月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在发言中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要采取的对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3月22日人民网）

谢伏瞻说：“……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在一个非常正式的论坛上，从一个政府高官的嘴里说出这样的观点，令人不免有两个怀疑：其一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和机构把通胀的原因推给了尚未或者刚刚发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其二是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居然怕人民富裕起来，至少在他们眼里，遏制通胀是比人民富裕幸福更重要的事。

为什么会发生通胀？自然有国际原油、粮食等价格上涨等原因，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所谓流动性过剩，而流动性过剩归根结底是因为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社会贫富差距太大。中国的股市、楼市为何会有超出几十倍市值的疯狂，原因也许就在此。诚如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所言，我国宏观调控不灵根源就在于收入差距过大。他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问题年年在谈，宏观调控也是年年都在做，这其中的深层次问题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越来越两极分化。

在过去“两头在外，污染和低工资在内”的经济结构之下，中国普通老百姓事实上受到的是三重剥夺：第一重，是直接的低工资剥夺；第二重，是污染和环境破坏最后的成本要由他们来承担的健康、生命和其他财产损失的间接剥夺；第三重，是通胀过程中，普通劳工阶层和农民没有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手中可怜的货币又不断贬值的间接剥夺。

众所周知，国人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连年下降，而政府收入飞速增长，已是一个举世皆知的“秘密”。这并非一个国家的光荣。而在通胀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是政府和有产阶层，前者相当于间接增税；后者则有资产增值保值。在此情形下，应对通胀最应该做的，一是政府应该拿出财力，通过直接补偿和建立健全全民社保等间接方式补偿城乡低收入阶层；二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提高劳工阶层应对通胀的能力；三是通过大幅度减税直接还富于民。此时提“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岂非有南辕北辙之嫌？

有人说，2008是宏观调控最难的一年，但我要说，如果我们在上述几个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并且迅速形成有效的税收和公共财政体制，今后的我们，年年都可能是“最难的一年”，甚至有可能越来越难。

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经济总量超过24万亿人民币；同期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同比增长高达32.4%。如果再算上国企利润1.62万亿、罚没收入1.67万亿、土地收入1.2万亿、社保收入0.8万亿等等“预算外收入”，中国的财富增长43%跑到政府财政的腰包中去了。但是2008年国家庞大的预算指标为：全国财政收入58486亿元，比2007年增长14%；全国财政支出60786亿元，比2007年增长22.6%，由此预算草案保持了1800亿元财政赤字。这1800亿元赤字，虽说主要是增加到教育、农业、社会保障领域等公共财政领域，包括今年将安排“三农”支出5625亿元，比上年增长30.3%；教育投入1562亿元，比上年增长45.1%；其余诸如科学技术、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5.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都增长25%左右。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行政事业费用为2655.4亿元，增长14.3%，是预算草案报告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但由于高达5万亿元的收入没有进入这个国家预算的盘子，事实上都成了各级政府的自由支出，可以预见的是，政府支出增长仍将一路领先！而那些哪怕原本用于“民生支出”的，相当一部分也会“沉没”在官僚体系内部。最极端的例子是：中央曾给某省下拨移民款5900多万元，经过该省两级政府部门之手，最后发到群众手中只有区区50万元（2006年1月10日《公益时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8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立下铿锵誓言：“在这（未来）5年，我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如果没有民主的税收和财政体制，不能把政府权力和与预算内收入“比翼齐飞”的有中国特色的庞大“预算外收入”一齐关进法律的“笼子”，未来的路真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