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告别仇和时代 铁腕改革模式遭质疑（1）

2011年12月15日 11:35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尹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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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男，汉族，1957年1月生，江苏滨海县人，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职称。

1982.01—1984.11，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植保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

2001.08—2006.04，任中共宿迁市委书记等职；

2006.04—2007.12，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12—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昆明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1—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2011.12—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2011.12.03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职务）

年近55岁的仇和离开了昆明市委书记岗位，为其过去四年画上了一个句号。2011年12月3日，在昆明市全体干部的注视下，仇和发表了《情系昆明造福人民》的“离职感言”，随后赴任云南省委副书记。

“仇和此次升迁，明显褒贬之意皆有。首先是上级对仇和在昆明期间工作的肯定，将继续发挥其才干；其次却是仇和在昆明工作期间的争议太大，上级需要平衡一些地方关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说，“这样的变化对于仇和也是个教训，尤其是该不该以迪拜酋长的《我的构想》一书阐述的‘丛林法则’来应对现实社会。”

地处西南的云南省，目前已经获得国家支持“建设面对东南亚、南亚桥头堡”的历史机遇，而作为其省会城市、也是省内唯一大城市的昆明，其主要官员的变动势必引人注目。

毁誉都很明确

无论是思维观念还是具体事务，仇和在昆明的工作过程一直被争议，始终延续着他的人生风格。

“我始终对仇和既有期望也有激励，认为他能够给沉闷的昆明带来新的刺激和发展。”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自2007年12月至今，他给昆明留下了深刻的‘仇和时代’痕迹，以往任何一任市委书记都无法相比。”

“流经城区的36条河水开始变得清澈了。”背景是：昆明市36名市级领导担任“河长”，由各河道流经县区的主要领导担任“段长”，对各条河道均做到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这就是仇和推行的“河长责任制”，而他也曾经“身先士卒，卷起裤腿站在盘龙江里，踩着又脏又臭的黑泥挥舞铁锹劳动”。

城市面貌改变、公务员效率提高、民众观念更新、城区河流变清、滇池水质好转、交通建设突飞猛进……这些情况在许多昆明市市民里得到了共识，他们经常会举例来说明仇和的种种“事必躬亲”。

仇和对于建设昆明的宣传口号也不少见，而且不断更新：2008年3月为“滇池流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3月为“全域城乡一体化”；2010年10月为“全域城镇化”。同时昆明还获奖不断：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宜居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最佳休闲宜居绿色生态城市、中国国际形象最佳城市等。

被称为“中国网络知道分子”的网友“饕餮”说：“仇和节奏非常快，去基层考察工作，一些女干部吓得连高跟鞋都不敢穿了；许多刚流行的词语都被他随口提及，经常弄得一些不注重学习的干部目瞪口呆。”

“昆明市级机关搬迁到新城区呈贡后，后勤部门考虑给每人每天发放8元的交通补贴，依据是乘坐公共汽车的往返开支，但报告被仇和否决了，理由是不支持公务员们每天来回跑。”石鹏飞说，“类似的情况在仇和身上发生了许多，已经无法一一列举，有人说仇和‘独揽昆明市大权’并不过分。”

由于在短期内把昆明的基础建设摊子铺得太大，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根本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政委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突然发现“仇书记其实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例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云南饭店希望拆旧建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拆掉以后就不再同意建了，原址变成了一块空地；滇池边的环湖东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公司垫资37亿元建设，回报是公司可以开发沿途约3800亩的土地，但路修好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的问题另外再谈。

一名房地产开发商说：“卖出的土地，甚至盖好了房子的土地政府会突然加收土地出让金，而企业把这些损失转嫁给消费者，又不断出现买卖纠纷。”

“昆明市要栽种绿化树木，树苗基本上从江苏购进。”昆明一家园林企业的老板说，“东部的树木是否适应云南的环境且不说，这么远的地方运来成本也太高了。云南是植物王国，会无法提供树苗？”

“饕餮”说：“昆明市市民给仇和取了个有趣的外号‘仇师’，意思是‘无所不通，通且精也’。”

仇和还将昆明五区九县分成“三个圈层”，官员工资分别相差1000元左右。最让昆明官员们胆战心惊的是人人必须完成的“招商引资任务”，反之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像商人一样经营城市”

“仇和带动了昆明与江浙一带的经济互动，但对本地企业的发展贡献不多。”云南一名国有建筑商说，“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昆明的建设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使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越来越被动。”

石鹏飞表示，仇和的工作考虑了速度、力度和强度，却很少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度，“他留下的遗憾不少，首先是对传统政治体制的突破很小，还是‘长官决定一切’的老套路，其次是对城市发展过度热衷，对农村地区严重欠债，同时对改善民生做得不够。”

昆明市一名县级干部表示，仇和对于农村地区的关心与投入基本没有超越前任，在2010年的西南大旱期间，昆明市长期亏待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情况暴露无遗。

仇和执政期间，昆明市出现了“躲猫猫”、“小学生卖淫”和“人民币开手铐”等震动全国的司法事件，但其从来没有表示过意见。不过，“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却透露了一些端倪：“云南君信、昆明宁山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以其中‘会处答复’四个字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骗子之所以敢借仇和名义行骗，在于既定的规划都可以修改，这块土地最终被仇和批准开发也不是没有可能。”朱晓阳说，“最糟糕的是，老百姓遇到土地和拆迁问题，基本没有司法救济渠道，缘由正是权力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