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不见得比社会更纯洁

羊城晚报 20111218期

    　　王蒙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

    　　贾平凹中国海洋大学驻校作家

    　　王安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刘震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二月河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骥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马原同济大学教授

    　　叶辛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

    　　格非：

    　　□图\文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实习生李慧林健辉鄢盼盼

    　　日前，著名作家王蒙受聘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文章，对作家进高校的现象进行剖析。近些年来，作家进入高校任教似乎渐成潮流，贾平凹、二月河、刘震云、阎连科、王安忆、冯骥才、马原……纷纷被高校聘为教授，甚至成为博导。包括作家在内的专业人士、社会名流受聘大学教职，往往引起争议。他们有资格做大学教授或领导吗？他们通过什么程序走进校园？这是高校学术沦落的一种表征还是另一种腐败？作家进高校对高校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他们自己的创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格非

    　　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主要著作有《塞壬的歌声》、《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

    　　经验者

    　　谈

    　　学者炼成

    　　作家死了

    　　□陈希我

    　　[作家，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自从进大学工作，我常被问到得失。其实当初读博士，就有人不以为然。作家进学院，好处当然是有的，比如清闲。但跟那些在作协拿工资而根本不需要上班的作家比，清闲也谈不上的。只不过有个稳定的饭碗吧？我坚定地相信，作家需要拥有写作之外的饭碗，像卡夫卡那样。那样的写作才能纯粹。

    　　最初进学院，学院曾经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进写作教研室。但这是针对中学语文的写作教学，我的专长不在于此。学院也曾想利用我的优势，开文学创作课程。但是文学写作是不能教的。所以最终还是按我的专业，进了比较文学教研室。错位从此开始。

    　　作为作家，长处当然是文学创作，但是高校要的是教学和科研。教学没问题，但是在当今中国高校，普遍轻教学而重科研，科研成果很被看重。相反的是，创作成果是不被承认的。在艺术类专业，哪怕在报纸上发表一幅绘画作品，都可以当作科研成果，而在文学专业，你发表再多的小说，发表在再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上，也不能算。所以我只能也去搞科研，写论文，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发表在规定级别的学术期刊上。我的任何一个职称的评定，都是建立在这种与文学写作没有关系的成果之上的。

    　　现在谈作家进学院，其实进学院的作家有两类：一类是如我这样完全被纳入学院体制的作家，另一类则是只在高校上上课，甚至只是开开讲座。老实说，我很羡慕后者，他们才是王蒙说的大学校园里养的“白天鹅”。

    　　也许有人觉得，我们这样的作家，在学院，虽然不能像写作领域里那样搞得有声有响，但是毕竟能过下来。特别是，当职称已经评到顶了，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我似乎难以做到，毕竟，吃什么饭，要做什么事。学院需要教师出成果，比如争创和保住全国重点学科之类，教师们都得添砖加瓦。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感到很惶惑，自己手上有什么砖瓦？自己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只是在这方面，我出不了太多的力。明白地说，我的能力是错位的，我的能力不是学院需要的能力。我曾对学院说，如果创作也能算是成果，那么你可以在文学期刊里列出相对应于学术期刊的核心期刊重点期刊，比如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相当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那么我也可以出力。当然，我说是白说，对方听也是白听，因为规则不是我们定的。

    　　老实说，当我潜心写作的时候，我总有一种不务正业的感觉。我时时会张皇地搁下写作的笔，去关心科研，去写论文，觉得这样才符合学者这个身份。但我也害怕，如果我被炼成了合格的学者，作为作家的我就极可能死了。事实也确实证明了，不少本来优秀的作家，进入学院体制后，越写越没感觉了。毕竟，文学写作跟学术研究的路子太不一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观念简单的人生活得更好

    　　羊城晚报：从您的求学跟职业经历来看，您属于纯正的学院派。一直待在学校里面，而且一直在中文系。请问您是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的？

    　　格非：我从来不关注身份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的身份很复杂。我觉得我最好的身份是父亲，作为父亲，我跟孩子的关系非常好。而跟学生在一起，我也会意识到自己是个教师。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觉得父亲的身份对您来说是最好的？

    　　格非：因为它带给我的快乐最多，最真实，这是什么都不能换的。我的儿子现在十三四岁。

    　　羊城晚报：学者或教师，倾向于理性、规范和逻辑，而作家更需要一种感性的、抒情的、想象的东西。身在高校，要教书写论文做研究，这会不会对您的创作产生影响？

    　　格非：任何工作都会有影响，正面或负面的，不管是不是做老师。作为一个学者确实需要理性、逻辑，但同时也需要感性，如果没有直觉的话，你感觉不到问题所在，是没有办法开展工作的。作家需要感性，但同时也需要理性，需要判断。现代小说出现以后，不是仅仅靠感性、经验就能玩得下去，需要技巧，同时需要了解生活、了解世界，了解哲学和文化。很多人有误解，以为自己凭一点个人经验和感性就可以写好小说，这是不对的。写小说需要知识，需要扎扎实实的训练。

    　　羊城晚报：但对您的题材选择、趣味方面会不会产生影响？

    　　格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的朋友很遗憾地跟我说：“我只在一个城市生活过，没有农村生活，对乡村一点不了解。”而我17岁之前在农村，我的童年在那里度过，所以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农村的变化我一直很关心。除此之外，我在上海待了20年，在北京也待了十一二年。所以在对世界的了解方面，从经验层次来说，我的视野是宽广的。

    　　另外，我其实比较看重普通人之间的交往。我有很多学界的朋友，但我也一直跟普通人来往，我跟一些根本不在大学里的朋友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谈什么话题，我就跟他们谈什么话题，像物价、股票，等等，不一定要谈学术，我很尊重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心的交流。一个人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过于突出自我是不对的，所以我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我喜欢把一切都模糊掉。

    　　羊城晚报：纯粹的知识高低不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标准？

    　　格非：老实说，知识这个东西我们要反省，并不见得知识越多，人就会变得越好。倒是那些有简单观念的人，比如热爱自然的人，他们会生活得很好，虽然只有一点点知识，但他们比我们幸福。对知识的看法，西方已经批判了将近200年了，所以我不是一个唯知识论者。

    　　对写作、研究和教学都感兴趣

    　　羊城晚报：在高校里面教书，您的写作跟研究教学，在时间分配上是怎样的？

    　　格非：我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交替进行，根据课程安排来写小说，课程相对少的学期我就可以进行小说创作。小说写完我会去读书，然后去做一点研究，大概三四年一个轮回吧。我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写作。写作跟研究教学我都比较感兴趣。

    　　羊城晚报：您在高校教的是什么课程？

    　　格非：我给本科生上的课叫做《文学名作与写作训练》，只有清华有这个课，设这个课的目的大概是提高本科生的文学感知力，同时希望他们能尝试写作。听课的人很多，我不得不限制人数，因为我要改作文。

    　　羊城晚报：您觉得小说创作能够通过教学教出来吗？

    　　格非：基本的东西还是能教出来的，就像打桌子做木匠一样的，小说说到底还是门手艺吧。它有手艺这部分，通过教可以教会人怎么把木板破开，怎么把它接上，而桌子能不能成为艺术品就得靠你的天分和造化了。

    　　羊城晚报：您对于在高校里写论文的感觉如何？

    　　格非：要是被完全浸透在这个体制规定之中做论文做选题什么的，那可能会有点痛苦。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所有的职称在三十多岁时都解决了，没有考核的任务，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面去做。我现在做的研究都是如此，会让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做。文体方面也不一定要写那么多注解，让大家看着面目可憎，我可以写一些带随笔性质的论文。

    　　而现在，那些还是讲师或者副教授的人确实很痛苦。评教非常复杂，需要被评人写报告，然后初评、终审，学术委员会评审，被评人得不断陈述自己取得了什么成果，影响有多大。而且评教过程中还会互相拉关系，把评委挨个找一遍。这些确实很复杂，没什么科学性，很糟糕。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学术这碗饭不好吃，如果你们羡慕我的话，我希望你们特别优秀，做一流的学者，远远超过你的同行，让所有人觉得不把教授评给你是一种羞辱。要不你就去做别的。要不然，到50岁你副教授还没评下来，一辈子扎在里面，这是毫无意义的。

    　　高校的“学院政治”非常可怕

    　　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的作家进入高校，您觉得作家进入高校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觉得高校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时间比较充裕？

    　　格非：现在全世界都是把作家往高校赶，因为没人养你，做别的工作比如洗碗，做完很累而且还没时间写作。高校毕竟比较空闲，而且国外有比较完善的驻校作家制。在中国，作家的生存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我们国家有很多相关的制度，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我们有的作家会被大学请去，有相当不错的待遇，还基本上不用上课，这在西方是没法想象的。西方的驻校作家制度最多一年，可能两年，得诺贝尔奖的可能五年，五年以后你得走，另外找地方吃饭去，它不养你的。西方是认制度，不认人，制度在这，你再有名也不行。

    　　羊城晚报：您是否会觉得教学是一种谋生手段，小说写作才是一种真正的创作？创作给您的成就感是不是更大一些？

    　　格非：如果仅仅从谋生角度来说，我觉得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专职作家，我也能谋生。我一开始留在高校教书，确实有谋生的考虑，因为人需要从事一门职业，然后社会给你报酬，这是很自然的。后来我慢慢觉得学校给的这点钱其实并不是很重要的，教学和写作恰好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文学要大量读书，文学创作也要大量读书，这两个事是完全一样的。体制如此，但是人总是可以做一些调整。我希望把我感悟到的或者我实践当中经历到的东西告诉我的学生，希望对他们有用，同时我也觉得可以采用我比较喜欢和舒适的工作流程。

    　　羊城晚报：您不觉得高校相对的是一个世外桃源？

    　　格非：这个早就不存在了。高校有一个“学院政治”，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东西不见得比社会更纯洁，一样的。

    　　旁观者

    　　言

    　　中国作家和中国大学是绝配

    　　□谢勇[广州媒体人]

    　　现在大学的门槛到底高不高？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那就是“你猜”。一方面，某次和作者聊天，我吃惊得发现，我们共同拥有的母校，现在一些边缘的行政岗位也被海归、博士占据，而且在墙外想要进去的人依然比肩接踵，不过，能进去那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各种条条框框，全是高高的门槛，进去以后，一条条规矩，从教学到职称，无论有没有道理都得严格执行，用现在青年教师的话说，必须要经历过一个“熬鹰”的过程，把逆毛都磨没了，死心塌地在体制内找食吃了，这才算完。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这些门槛会在某一时刻瞬间不见：比如某些知名作家，某些知名媒体人，某些知名不知名的官员，等等等等，这些人进入大学以及进到大学以后的生机，似乎全然不受现有清规戒律的羁绊。

    　　不久前，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受聘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这一消息，再次激起了大学和名人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如果查一下资料，就会发现，王蒙已不是第一次当文学院院长了，之前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那个院长前面连“名誉”二字都没有，可是实打实的。作家而为人师表者，已不鲜闻：清华大学的格非、同济大学的马原、北京语言大学的梁晓声、复旦大学的王安忆、人民大学的刘震云，以及曾经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金庸……至于官员进校园，媒体人进校园的，都放在一起，也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那这些名人们———确实是名人，没名气的作家、媒体人即便是有马尔克斯或者卡夫卡那样的才能，我也可以负责任地说，想进今天的大学谋食，一点门都没有。写而优则教，这个“优”，实际上也就是“名气”的同义词———当然，名气从来是具体的，有些名可以算数，有些名只能视而不见，有些名嘛，就只能算负数了。此前有传言说某知名媒体人要离开工作岗位回江苏某高校任新闻学院院长，其实，按照这位媒体人掌管媒体的分量，按照其“才华”，不管是做媒体还是做官，当个211、985名校新闻学院院长是绰绰有余，不过，这档子消息在传播了几个月以后，终于沦落为路边社新闻。

    　　在我看来，这些进到中国大学的作家们，都是水平不错的作家，但绝不是中国最出色的作家。像“含泪”、“拜鬼”这类水准的作家，今天是不会有机会进到大学里的，他们只会混作协、文联，混场面，在他们面前，中国大学会表现出对技术含量的强烈要求，事实上，就目前这些进大学的作家们，基本上都经过了文学系学术共同体的某种认可，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的“中坚”力量。但是，虽然是中坚，却绝非最出色，因为，今天中国现实是，一旦进入高校，基本上可以说是体制化生存，规避苦难，回避现实。现在的这些作家们，其实不过是高校的装饰品。

    　　当然，作家、媒体人进大学终归还是好事。对比人文学科死气沉沉，终归要有那么一点异质的东西搅搅局，能给学生们带来些新鲜空气，不过，正像现在有人质疑的那样，这些作家媒体人进来，怎样进，进来以后做什么，是不是考虑和美国那样接轨搞驻校作家制度，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