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实验学校地址:韩愈和白居易交游考 刘国盈

 　　　　在中唐的文坛上, 有两大文学改革运动: 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韩愈和白居易就是这两大文学改革运动的领袖性人物。然而, 这两大领袖性人物的关系, 却相当冷淡。　　李汉编《昌黎先生集》, 称“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十一、律诗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在如此大量的作品中, 写给白居易的, 只有《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和《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两首诗。白居易自称, 有“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 作品数量之多, 远远超过韩愈。然而, 写给韩愈的, 也不过《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和韩侍郎苦雨》、《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等五首。当然, 现在看到的韩集和白集, 不可能是全部作品, 时代的久远, 韩愈和白居易的作品都可能有遗失。但是, 第一, 正如朱金城先生所说: 《白氏长庆集》“因为是白居易生前所自编, 首尾比较完整”。“后来经兵乱, 散失了极少数, 但绝大部分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白居易的作品, 散失的只是极少数。第二, 白居易散失的极少数作品, 偏偏就都是写给韩愈的篇什, 这就太巧了; 如果韩愈所散失的作品, 也偏偏都是写给白居易的篇什, 那就巧上加巧了。然而, 世界上存在着如此多的巧事吗? 合情合理的分析, 应该承认, 韩、白互相酬赠的篇什少, 不过是由于交往少, 交往少还不说明关系冷淡吗?　　值得注意的是, 韩、白的交往不仅少, 而且迟。韩愈的《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和《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根据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均作于长庆二年。白居易的五篇作品, 除《和韩侍郎苦雨》写于长庆元年外, 其余四篇: 《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和《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也均作于长庆二年。韩愈死于长庆四年, 也就是韩愈死前的两、三年和白居易才有交往, 这不是相当迟了吗?　　早在贞元十一年, 张籍就称韩愈“聪明, 文章与孟轲、扬雄相若”, 要韩愈“弘广以接天下士, 嗣孟轲、扬雄之作, 辩扬墨老释之说, 使圣人之道复见于唐”。可见早在贞元十一年韩愈的文名已是很大的了。而白居易不是很愿接交闻人的么? 在《吴郡诗石记》中, 他说: “贞元初, 韦应物为苏州牧, 房孺复为杭州牧, 皆豪人也。……时予始年十四五, 旅二郡, 以幼贱不得与游宴, 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在《游襄阳怀孟浩然》中, 又说: “楚山碧     , 汉水碧汤汤, 秀气结成象, 孟氏之文章。今我讽遗文, 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 日暮空襄阳。旧隐不知处, 云深树苍苍。”对于已死去的闻人韦应物、房孺复、孟浩然, 白居易还那样向往,对和自己同时期的闻人韩愈, 白居易为什么就不愿或不肯接交呢?　　在《与元九书》中, 白居易说: “十年之间, 三登科第。名入众耳, 迹升清贯。……日者又闻亲友间说, 礼吏部举选人, 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 亦往往在人口中……自长安抵江西, 三四千里, 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人中, 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 每每有咏仆诗者。……”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写于元和十年, 这就是说, 早在元和十年之前, 白居易的文名也已经是很大的了。韩愈不是很爱广交朋友的吗? 在《与崔群书》中, 他说: “仆自少至今, 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 日月不为不久, 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 非不多, 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 亦且不少。”《新唐书》本传上也说: 韩愈“与人交, 终始不少变”。而且韩愈对待朋友, 还非常讲“义气”。张籍在《祭退之》诗中说: “荐诗皆寒赢, 但取其才良, 亲朋有孤稚, 婚姻为办营。”那么, 像白居易这样的“才良”, 韩愈怎么就不愿或不肯接交呢?在长庆以前韩、白之所以没有交往, 是不是由于没有机遇呢? 也不是。　　贞元十八年, 白居易在长安, 应书判拔萃试; 贞元十九年, 白居易以书判拔萃登第; 时韩愈在长安任四门博士。元和元年, 韩愈由江陵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 时白居易与元稹居华阳观, 闭户累月, 揣摩时事, 作《策林》。这就是说, 至少有两三年的时间, 韩、白同居于长安。且孟郊、张籍、张彻、李翱于元和元年也都生活在长安。孟郊、张籍、张彻、李翱等既是韩愈的好友, 又都和白居易有交情, 韩、白如有接交的愿望, 机遇不是很多的吗? 元和十年, 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 白居易对张籍说: “问其所与游, 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这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 在长庆以前, 韩、白之所以没有交往, 是不愿和不肯,而不是没有机遇。连交往都不愿或不肯, 这样的关系还能说不冷淡吗?　　不过, 更值得注意的是, 韩、白有了交往以后, 关系仍然是相当冷淡的。《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是韩愈写给白居易的第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墙下春渠入禁沟, 渠冰初破满渠浮。凤池近日长先暖, 流到池时再见不?”有人说: “韩愈说春来冰破, 暗示他与白居易之间已经解冻, 问凤池里还有没有冰, 似乎是问白居易心里的冰是否已经融化。白居易明白韩愈这层含意, 所以才回答说: ‘渠水暗流春冰解, 风吹日久不成凝。凤池冷暖君谙在, 二月因何再有冰。’(《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 前两句同韩诗前两句一样, 暗示他与韩愈的关系已经解冻。”对韩、白的这两首诗是否应作这样的解释? 不敢说。不过, 可以肯定的是, 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根据。有根据的是:韩愈的诗是写给第三阁老的, 对于冯、白, 不过是“兼呈”而已。给第三阁老写诗, 为什么还要“兼呈”给白、冯呢? 这是因为他们三人同处在一处。第三阁老是杨嗣复, 时以库部郎中知制诰, 正拜中书舍人。冯是冯宿, 时也拜中书舍人。白是白居易, 也是中书舍人。冯宿是韩愈的同年, 给杨嗣复赠诗, 能不提一下冯宿吗? 三个之中提了两人, 就剩下白居易一人了, 而白居易又是张籍的好友, 即或为了照顾张籍, 也不能不提一下白居易吧? 然而, 这么一提, 不是也只能表明韩、白的关系并不亲密吗?　　韩愈给白居易的第二首诗《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是这样写的: “漠漠轻阴晚自开, 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 有底忙时不肯来。”白居易居昭国坊, 地近曲江。当韩愈携张籍同游曲江时, 或许出自张籍的撺掇, 韩愈邀白居易到曲江同游。出乎意外, 白居易竟拒不应邀, 这就惹起韩愈对白居易的质问。所谓“有底忙时不肯来?”就是韩愈对白居易的质问之辞。对于韩愈的质问, 白居易的回答相当不客气: “小园新种红樱树, 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 冲泥踏雨曲江头。”(《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 这分明是说: 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观花, 也比跟随你韩愈冲泥踏雨游曲江更有趣。可是, 有人却偏偏解释说: 这“仍然婉转地告诉韩愈他担心的是“人多嘴杂”。然而, 不论如何解释, 人家邀请, 自己不肯应邀, 这总不能说是一种热情的态度吧?　　此外, 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中, 白居易不提同韩愈一起宴游的乐趣, 而说“我本偶然来”, 表明和韩愈同游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在《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中,说: “近来韩阁老, 疏我我心知。户大嫌甜酒, 才高笑小诗。”尽管这里有“戏”的成分, 但关系也是不亲热的吧?　　表明韩愈和白居易交往的, 只有韩诗两首, 白诗五首, 然其内容不过如此, 这还不足以说明, 韩愈和白居易有了交往以后, 他们的关系仍然是相当冷淡的么?问题是韩愈和白居易的关系, 为什么一直是冷淡的? 有人说: “韩、白不合主要是因为艺术追求, 审美情趣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而形成成见, 乃至于意气用事。”　　所谓“艺术追求、审美情趣”,似乎包括表现方法和表现内容两个方面。在表现方法方面,韩愈要“务言人所不敢言”, 而白居易则要“务言人所共欲言”。为了“务言人所不敢言”, 因而就求险逐怪, 一至于把诗写得佶屈聱牙, 艰涩难懂; 为了“务言人所共欲言”, 当然就要力求通俗易懂, 一至于把诗写得     嗦嗦淡而无味了。　　应当承认, 韩、白的诗, 的确有险怪和浅近的特点, 但这是不是造成韩、白不合的主要原因, 乃至于意气用事呢?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 “浅近的诗早已有之, 古诗十九首、汉乐府、杜甫的新乐府乃至于从贞元中到元和初张籍和王建的一些乐府诗, 在艺术上都有浅近的特点”。如所周知, 杜甫是韩愈所敬仰的前辈诗圣, 而张籍则是韩愈的至交密友。既然杜甫、张籍都可以写浅近的诗, 那么, 白居易为什么就不可以写呢?　　在《和答诗十首序》中, 白居易对元稹说: “顷者在科试间, 常与足下用笔砚, 每下笔时,辄相顾语, 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 故理太周则辞繁, 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 所长在此, 所病亦在此。足下来序, 果有词犯文繁之说, 今仆之所知者, 犹前病也。待与足下相见日, 各引所作, 稍删其烦而晦其义焉。”白居易不仅认识到自己诗的毛病, 而且要“删其烦而晦其义”, 表示要改自己诗的毛病,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韩愈还不能和白居易相合, 乃至于还意气用事, 这也太不通情理了吧? 韩愈是这样的一种人吗?　　当然, 由于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的不同, 韩愈尽可以坚持走自己险怪的路, 也可以不喜欢白居易的浅易诗。但由此还要和白居易不合, 乃至于意气用事, 便实在是很难令人理解的事。　　至于表现内容, 据说: “韩愈重视‘怨’, 白居易重视‘刺’。”。“怨”即愤懑不平, 属于主观方面; “刺”即鞭挞揭露, 属于客观方面。是不是这样的呢?
　　　　和白居易交游考　　第一, 韩愈并非只“怨”不“刺”。主观上的愤懑是由于客观上的不公或黑暗引起的。离开了客观上的不公或黑暗, 也就不可能有主观上的愤懑。这就是说, “怨”离不开“刺”。韩愈有不少“怨”诗, 但同时也有“刺”。例如, 《归彭城》和《苦寒》都是典型的“怨”诗, 然而, 在《归彭城》中, 在《苦寒》中, 也有“刺”。　　不仅如此, 韩愈还有典型的“刺”诗。如《游太平公主山庄》, 如《华山女》都表明韩愈并不轻“刺”。　　第二, 白居易也不是没有“怨”。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谕诗”的确大都是“刺”, 然而, 这只是白居易诗中的少部分, 此外他还有相当数量的闲适诗。有不少所谓的闲适诗就是抒发他内心感情世界的, 如《初除户曹喜而言志》, 其中尽管也有叙述, 即对客观的描写; 但从总体上来看, 不大多是发表感慨的吗? 所谓言志, 也就是抒发内心的感情世界, 即所谓的“怨”。只不过这里的“怨”有一些“消极颓废、自我陶醉”的趣味罢了。　　第三, 更重要、更根本的是, 韩、白的文艺思想是相“同”, 而不是相“异”。如上所说, 韩、白都是文坛上领导文学改革的领袖性人物。他们为什么对文学要进行改革呢? 韩愈说: “逶迤抵晋宋, 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 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 众作等蝉噪。”白居易说: “泊周衰秦兴, 采诗官废, 上不以诗补察时政, 下不以歌泄导人情, 乃至于谄成之风动, 救失之道缺。……陵夷至于梁、陈间, 率不过嘲风月、弄花草而已。”两人都是因诗道崩坏, 六义寝微, 这不是完全相同的吗? 白居易说: “天之文三光首之, 地之文五材首之, 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 《诗》又首之。”韩愈说: “周诗三百篇, 丽雅理训诰。曾经圣人手, 议论安敢到?”改革文学, 韩、白都以为应以《诗经》为准的。这不又是相同的吗?　　白居易在《谈张籍古乐府》诗中说: “张君何为者, 业文三十春。……为文意如何, 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 未尝著空文。……上可裨教化, 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性情, 卷之善一身。”　　白居易改革文学, 就是要文学发挥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的作用。那么, 韩愈改革文学是要作什么用呢? 他说: “读书以为学, 攒言以为文, 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 文所以为理耳。”又说: “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 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这和白居易的主张不也是一样的吗? 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上, 韩、白的观点都是相同的, 何况“怨”和“刺”都是对现实的不满, 又是相同的。正如同一个用枪, 一个用笔去打击敌人, 这不应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么, 怎么会“形成成见, 乃至于意气用事”呢?　　那么, 韩愈和白居易的关系所以冷淡, 原因究竟何在呢? 我以为在于他们相当自大自负的性格。　　李翱在《答韩侍郎书》中, 曾这样形容过韩愈的性格:如兄者颇亦好贤, 必须甚有文章, 兼能附己, 顺我之欲, 则汲汲孜孜, 无所爱惜, 引拔之矣, 如或力不足, 则分食以食之, 无不至矣。若有一贤或不能然, 则将乞丐不暇, 安肯孜孜汲汲为之先后!　　韩愈交朋友是有条件的, 第一, “必须甚有文章”, 这就是说必须会作文章。第二, 必须“兼能附己”, 也就是说必须拥戴韩愈。第三, 必须“顺我之欲”, 就是说必须以韩愈的意志为意志。交朋友必须具备这样三个条件, 这不说明韩愈的性格是相当自负自大的吗?　　在《刘宾客嘉话录》中, 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韩愈轻薄多诋, 谓李程曰: “某与丞相崔大群同年往还, 直是聪明过人。”程曰:“何处是过人者?”愈曰: “共愈往还二十余年, 不曾共说著文章; 此岂不是他敏慧过人也!”愈初贬之际, 舍人席夔为之词曰: “早登科第, 亦有声名。”席既物故。友人曰: “席无令子   , 岂有病阴毒伤寒而与不洁吃耶?”愈曰: “席十八吃不洁大迟!”人问之“何也?”曰: “出语不是!”盖忿其责辞云: “亦有声名”耳!　　崔群是韩愈的同年好友, 对这样的人, 韩愈也不放过嘲笑。席夔只不过说一句韩愈“亦有声名”, 就记死仇。这不都说明韩愈是相当的自负自大的么?　　当然, 小说家言不可尽信。不过裴度也说韩愈“恃其绝足, 往往奔放”。裴度可是韩愈的好友, 其言当不虚也!　　那么, 白居易是怎样性格的人呢? 在《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 白居易说: “我受狷介性,立为顽拙身。平生虽寡合, 合即无缁磷”。原来白居易也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人。在《与元九书》中, 他评价历代的诗人, 《诗经》以下, 除他本人和元稹以外, 几乎没有一个值得他完全肯定的诗人。如说: “国风变为骚辞, 五言始于苏李。苏、李, 骚人, 皆不遇者, 各系其志,发而为文。……归于怨思, 彷徨抑郁, 不暇及他耳。”苏武、李陵的五言诗, 以及以屈原为首的骚体诗, 都不过是一些抒发个人彷徨抑郁的小恩小怨的作品而已。“晋宋以还, 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 多溺于山水; 以渊明之高古, 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 又狭于此”。晋宋时代的谢灵运只会写山水诗, 陶渊明只会写田园诗, 至于江淹、鲍照就更是等而下之。“到了梁陈间”, 那就更不像话了, “率不过嘲风雪, 弄花草而已”。“唐兴二百年, 其间诗人, 不可胜数。　　所可举者, 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 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 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 人不逮矣; 索其风雅比兴, 十无一焉。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 尽工尽善, 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华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之句, 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 况不逮杜者乎? 仆常痛诗道崩坏, 忽忽愤发, 或食辍哺, 夜辍寝, 不量才力, 欲扶起之”。在这里,李白、杜甫都不足以言诗, 至于韩愈则连一个字都不值得一提, 只有白居易才能够挽既倒的诗风。这在韩愈看来何只是自大自负, 不简直是狂妄到极点了吗?　　对于历代诗人, 韩愈也作过评价, 在《荐士》诗中, 他说:周诗三百篇, 丽雅理训诰。曾经圣人手, 议论安敢到? 五言出汉时, 苏李更首号。东都渐弥漫, 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 卓荦变风操。……国朝盛文章, 子昂始高蹈。勃兴李杜出, 万类困陵暴。……周诗三百, 都是四言诗。但韩愈并不认为四言是诗的不可改变的形式, 他所说的“五言出汉时, 苏李更首号”。就是肯定苏武、李陵首创五言诗之功的。到了东汉, 五言诗有了更大的发展, 所以说“东都渐弥漫, 派别百川导”。在派别林立的东汉诗坛上, 最杰出的是建安七子,因而说“建安能者七, 卓荦变风操”。把韩愈的这些评价和白居易的评价对照一下, 不是有极大的差别吗? 不仅如此, 在对于李白、杜甫的评价上, 韩、白的差别就更大, 甚至可以说是尖锐对立的。　　韩愈除在《荐士》诗中说: “勃兴李杜出, 万类困陵暴。”还在《醉留东野》中说: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 常恨二人不相从。”在《感春回首》中说: “近怜李杜无检束, 烂漫长醉多文辞。”在《城南联句》中说: “蜀雄李杜拔。”在《石鼓歌》中说: “少陵无人谪仙死, 才薄将奈石鼓何?”在《奉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中说: “高揖群公谢名誉, 远追甫白感至诚”。特别是在《调张籍》中说: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  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这不简直就是在骂人吗? 骂谁? 联系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所说的那些话, 不管是巧合还是有意, 白居易恐怕都逃不脱要挨韩愈的骂! 如此这般, 韩、白的关系还能不冷淡吗?　　文章写到此处, 应该说话已经说完了。然而, 遗憾的是, 论韩、白的关系, 竟然只字未提到白居易的《思旧》诗。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了。　　如上所说, 韩、白的关系至死都是冷淡的, 从而韩愈死时, 白居易没有只字的悼念性文章。可是, 在《思旧》诗中, 白居易劈头就说: “闲日一思旧, 旧游如目前。”把韩愈列入到他很思念的旧日游友的行列中,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韩愈死于长庆四年, 而《思旧》诗写于大和八年, 相隔十年之后, 白居易突然之间想念起韩愈来了, 这不又是很奇怪的事吗? 是的, 《思旧》诗写的都是因服食而致死的。可白居易的至交中由于服食而死的就不少, 李建、孟简、吕炅等都是服食而死的, 在《思旧》中, 白居易为什么不想起他们呢? 特别是李建, 和白居易的友谊很深。李建死于长庆元年, 白居易死于会昌二年, 在相隔的二十来年中, 白居易始终念念不忘李建。如在《感旧》诗中说: “杓直归丘二十春”。在《和答诗十首序》中说:“……仆思牛僧孺戒, 不能示他人, 唯与杓直、拒非及樊宗师辈三四人, 时一吟读, 心甚贵重。”　　在《慈恩寺有感》中说: “李家哭泣元家病”。在《商山路有感》中说: “前年夏, 予自忠州刺史除书归阙, 时刑部李十一侍郎……相次入关, 皆同此路。……”在《晚归有感》中说: “朝吊李家孤”。在《感旧纱帽》中, 特地注明: “帽即故人李侍郎所赠”。在《病中五绝》中说:“李君墓上松应拱”。而且白居易还特别声明过“平生定交取人窄, 屈指相知唯五人”。“岂无晚岁新相识, 相识面亲心不亲”。李建就是他相交唯五人中的一人。那么, 在写《思旧》中,怎么把李建给忘了, 而突然想起韩愈来了呢? 这不也是太奇怪的事吗? 总之,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分析, 《思旧》诗中不是都不应该提到韩愈的吗?　　那么, 《思旧》诗中明明说: “退之服硫黄, 一病讫不痊。”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传抄的错误。二、是白居易而以讹传讹。三、是白居易有意给韩愈身上栽赃。　　韩愈是反对服食的, 正因为如此, 白居易才说他死于吃硫黄, 以此证明韩愈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 在《谈艺录·补订》中, 钱钟书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 如太山之难摇, 大树之徒撼, 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 而反以为友。巧言曲解, 称其于佛貌离神合, 心是而口非焉。纪德尝谓: 虔信天主教者论文有术, 于欲吞并而不能之作家则抹杀之, 于欲抹杀而不得之作家则吞并之。　　如果白居易有意给韩愈身上栽赃, 不可能就是运用的这种策略吗?当然, 我不相信白居易会如此卑劣, 因此, 我也不相信第三种可能。我相信的是第一种可能, 理由在拙作《韩愈非死于硫黄辨》中已经都说过了, 此处不赘述。　　注: 凡未说明出处的, 均见《唐代丅文学研究第四辑·论韩愈与白居易》。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　　　　　　 相关链接：韩愈研究  http://www.xiexingcun.com/Philology/21/06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