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恒德高中图片:林蕴晖：谈谈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

　　6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列举了当时文风中存在的“党八股”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条罪状。近年来，党史研究在文风方面又重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不妨称之为“新八股”。总结说来，这种“新八股”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担心“踩雷”。我们党已建立了八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也已经五十多年了，应该说，从革命到建设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着沉痛而深刻的教训。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史研究中的选题往往使人颇费脑筋。这就是要考虑选题能否被刊物通过。其实刊物也有自己的难处，编辑要考虑到主编的意图；主编得考虑到有关的规定，为保险起见，多数是宁“紧”勿“松”。因此，若干年来，一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段的研究文章较多，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三十年的研究文章就少得多。显然，并不是这三十年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是人们的顾虑多多。龚育之先生在《党史札记二集》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

　　龚育之在另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以后，对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

　　我觉得他的这两段话说得非常好，对我们解除在党史研究中的选题上的担忧很有教益。如果有关党史和国史的刊物，能按照这种精神去审稿、发稿，那么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就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二是盲目跟风。在党史和国史研究中，注意紧跟现实，这当然是好的。宣传工作一个时期有一个中心，也无疑是对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面有一个什么决定，或者一个什么说法，马上就出现一个层层表态的现象。学术刊物也立即发表此类文章，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只是一味重复中央领导或文件中的话，如什么“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等等，把一些本来是有很好内涵的话，变成一种套话，不分场合，翻来覆去地唱，使人乏味。显然，学术刊物发表这种空洞的政治表态性的文章，是毫无学术价值的。

　　三是故弄玄虚。有些宣传性文章，或者说是理论性的文章，不实事求是，为表现自己对问题理解深刻，或出于其他某种原因，就把问题无限拔高，把本来老百姓很容易懂的问题，说得云里雾里，玄而又玄，高深莫测。这种文章，使人产生一种厌恶感，也不禁使人觉得那种“吹喇叭”、“抬轿子”的风气又开始抬头了。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龚育之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有一篇文章：《十三年与新时期党史的分期》，涉及怎样恰当估计“十三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十三年”划成新时期一个独立阶段的看法。他认为新时期党史的分期有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进入一个新阶段；再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新阶段。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二、一个真实的教训

　　在党史研究中，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失败，在领导宣传舆论工作方面有什么教训，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苏联共产党执政了七十多年，东欧共产党也执政了四十多年，当时整个宣传舆论都是主流的声音。但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百姓就信了“邪”呢？《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登有一篇《苏共失败原因研究综述》的文章，很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在讲到老百姓为什么不再相信共产党而转向了“民主派”这个问题时说：最初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是源自人们内心讲真话的愿望。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我个人以为，这才是历史提供的真实教训。同时，这也是一个前车之鉴，很值得我们思考。

　　三、讲文风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那篇经典性文献《反对党八股》中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党八股文风的问题。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跟整风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文风由建国初期的生动活泼，逐步变成“假、大、空”，是由1957年“反右”以后，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后来，我们党又对这种文风进行了整顿。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谈到1958年搞“大跃进”时说：“当时有些人是帮毛主席倒忙的。”（《陈云年谱》下卷，第408页）这里的所谓帮“倒忙”，我理解就是“吹喇叭”、“抬轿子”、“跟风”。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党历史上的这两次端正文风，都是通过重新端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逐步克服的，从而使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的文风重占上风。因此，当前要讲文风、反对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链接

　　1.在反对党八股方面，陈云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谈到1958年搞“大跃进”的问题时说：“当时有些人是帮毛主席倒忙的”。这个“倒忙”就是跟风、不实事求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研究党史也有深刻的启示。

　　2.在研究党史中，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一向反对党八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林彪评价、正确对待党史上的历史事件等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作出了榜样。图为伏案工作的黄克诚同志。

       网络编辑:刘春燕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