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中兴律师:日本人剖析孔子“六大长处八大短处”

日本人剖析孔子“六大长处八大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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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福泽谕吉

儒学

儒教

基督教

在日本的历史上，孔子作为文明的使者备受推崇，其《论语》甚至被奉为“最上至极”的“宇宙第一书”，“读论语而不知论语”成了日本的一句谚语，用来讽刺那些死抠书本而不懂得实际运用、理论和实践脱节的人。在近代以前，即使是与儒学相对的国学者，他们虽然对儒学有种种非议，但对孔子的尊崇依然不容置否。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孔子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传统的对孔子形象的完整偶象式崇拜向多元化、流俗化的孔子观转化。明治维新之后“文明开化”成为一时的风尚，“人人竟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各种新思潮蜂涌而至，有席卷整个日本之势，福泽谕吉的《脱亚论》（1885年发表）可视为这一潮流的代表。在各种西方思潮的视野中，孔子的形象自然各有不同，而且从整体上说已经今非昔比。与此同时，各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兴亚”思想也在潜滋暗长，不断壮大，如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1893年出版）即是一个典型。但这时传统思想的复兴也是处于“求知识于世界”的大的历史背景之中，不可能丝毫不受到近代学术精神的影响。即使是儒学思想家，他们对孔子的理解和把握也常常只是侧重于某一方面。而且新旧思想往往交织混在，再加上各种不断变化的历史因素，孔子的形象愈益复杂化，对孔子的评说就如同群盲说象显得扑朔迷离。（2）但是，不管哪种思想流派，孔子都是他们共同的话题，从各自不同的孔子观甚至可以窥见其思想的全豹。总而言之，近代日本的孔子观是随着其儒学观，中国观和亚洲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

第二，力图对孔子的历史意义作客观的分析。对研究对象作冷静的、理智的分析是近代学术精神的根本要求。在西方思想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传统思想也逐渐步入近代学术轨道，传统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也不例外。（3）就是说不仅种种欧化思想力图从自己的思想立场出发以理性的态度来批评儒学与孔子的是非曲直，就是以传统学术为研究对象的进步学者也十分注意文献或思想方面的考证与疏理。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第三，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孔子的象征意义不可忽视。欧化论者往往把孔子作为保守的、过时的、妨碍精神自由的靶子来批判。而有些儒学者则又把孔子之教奉为儒教的精髓来颂扬，在东方传统思想文化领域，孔子是儒学的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孔子是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由于孔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不同的孔子观不仅表现出不同的儒学观，而且可以看出其对东西文化的不同态度。

第四，孔子的现实意义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看。孔子的“仁义忠孝”对近代日本的世道人心的确起到过积极的提携作用，“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写进了《教学大旨》（1879年）。另一方面孔子之教也曾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成为美化侵略战争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文化工具。有诗为证：“谁能螳斧抗神兵，赫赫皇威镇两京。奋武修文宣德化，复兴孔教致升平。” （

以上只是极其简略而概括地指出近代日本孔子观的一些基本特征，其中第一点是整体性的、后面三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些特征表现在某一具体的思想流派及其代表论者那里情况可能会变得十分复杂，下面我们对种种欧化思潮论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孔子观作具体的分析。

种种欧化思潮论者对孔子的批评，按照时代的顺序我们分析以下四种典型。

第一，文明论的批评。

福泽谕吉是明治启蒙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他的卓越和成功在于他“非凡的见识”，“整个明治时代没有谁比他对在世界大势中日本当时所处的位置和今后的发展方向认识得更加明确。而且也没有谁象他那样对日本的存续、发展的方策讲得更加切实。为了寻求救国之道，无论如何新奇的东西他都敢毫不犹豫地采用，如何渊源有自的东西也都能毫不吝惜地舍弃。”儒学这一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文化形态便成了福泽谕吉批判的对象。这是他的“文明论”的必然结论。因为他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主张：“现在世界各国，即使是处于野蛮状态或是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势的变迁和文明的先后”是他自认为“立论的要点”。

丸山真男在分析福泽谕吉对儒学的批判时注意到其前后期的不同态度，认为他前期的批判是激进的、彻底的、全面的，后期则比较冷静、温和，同时注意限制批判的范围。如果我们就此认为福泽批评儒学的标准与立论的根据发生了什么变化，那就错了。

福泽谕吉批评儒学从来都是在批判中有保留，不是要从纯粹的学理上把儒学全然批倒。相反，他一直就很重视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因为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化，“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他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但并不认为它已经尽善尽美，东方虽然落后，也绝非一无是处。他说，“现在我们正处于混杂纷乱之中，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仔细比较一下，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果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他把文明分为有形的外在的事物和无形的“内在的精神”两方面，“有形也好无形也好，不论求之于国外或是创造于国内，都不应有所轩轾。只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察其先后缓急，而决不是全然否定。”

关于儒学的作用，福泽谕吉有一段有名的论述，他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而且“周公孔子之教所宣扬的忠孝仁义之道不仅丝毫没有可以非难之处，勿宁说它作为社会人道的标准理当受到敬重。”他还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次展开，这种在道德中配以政治的儒教主义确实是适合周公孔孟时代之教，因此，此时代不可不行此主义。对其历史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因为周公孔孟之古代与当今社会的组织结构完全相反，因此古代的儒教主义便失去了适合当今社会的理由。总而言之，“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但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

福泽谕吉如何看待孔子呢？他认为孔子是儒家的最后一个圣人。“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16）然而圣人也不是对世上一切问题都有真知灼见。他认为孔子的伟大思想在于他的伦理学，“孔孟的学说，是讲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希望世之学者勿迷惑于经济上的公论而忽视了仁惠的私德。”但文明的根本并不在于私德一方面。如果“只教人以私德，使万物之灵的人类，仅仅努力避免这种非人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将这种行为当作人生的最高准则，企图只用这种德教来笼络天下人心，反而使人们天赋的智力衰退，这种行为就是蔑视人，压制人，从而阻碍人的天性的发展。”这与“文明的真谛在于使天赋的身心才能得以发挥尽致”是背道而驰的。福泽谕吉发现了许多“圣贤的漏洞”，甚至有时“为圣人感到可耻“，其中最为“不识时务”之处，就在于把道德与政治混为一谈，竟想以他们的学问来左右当时的政治，而不知“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且警告“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另外他还指出孔子在对待男女关系上的不平等态度、“民可知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谬论，特别分析了孔子把君臣之伦视为人的天性的错误所在，认为“这说明孔子也未能洞悉研究人类天性的道理，而是被当时的社会情况遮住了眼睛，被当时的民风蒙蔽了心思”。总之，他认为“只要真理所在，就是对非洲的黑人也要畏服；本诸人道，对英美的军舰也不应有所畏惧。”而“对于提倡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

福泽谕吉庆幸自己不仅受过日本固有文明的薰陶，而且也能窥见西洋文明的一斑。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对照东西文明，他认为是时代赋予他那一代学者“特别宝贵的大好机会”，他对自己的见解也充满信心。他追求真理的理性态度和对文明、进步的向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基督教的批评。

近代日本思想史上基督教徒对儒学和孔子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近代初期著名的基督教徒启蒙思想家新岛襄虽然喜作汉诗，但他认为“汉学仅仅用来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可以了，以孔孟之道立国则大谬不然。”到内村鉴三，便承认“孔子不可藐视”，“的确是伟人，中国的伟人、东洋的伟人”，作为“政略之人、方便之人而非圣善之人”，孔子特别“可敬可爱”，到晚年则认为“儒教汉学甚好”。后来甚至有人这样表示，“我是基督的弟子同时也是孔子的弟子，是孔子的弟子同时也是基督的弟子，我是双方的弟子。”“我之所以成为基督的弟子，是因为我是孔子的弟子”，“对圣经和论语我都崇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儒教式的基督徒。

我这里想介绍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吃外国宣教师的饭”、“基督教会的被雇人”住谷天来的一本很不起眼的小书《孔子及孔子教》。内村鉴三在此书的序言中一方面强调作者虽然吃外国宣教师的饭受雇于基督教会，但他是一个独立的人，他论述的立场是独立的，一方面又指出他的孔子论是站在耶稣的十字架下对孔子的评价，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孔子、释迦、苏格拉底。住谷天来在自序中也表示要“对孔子这位早就受各界赏识颂扬的东洋大圣人的性格与教义进行最大胆、最直截地评论，“以知其利害得失”，并自觉地把这项工作与自己的“神圣的天职”结合起来。

他说孔子其人，“一方面温藉坦荡，一方面虚文虚礼。一方面寡言敏行，一方面因循姑息。一方面洁癖短处，一方面鹰扬迂阔。醉心于现实、常识和顺俗而乏于宗教的信念和哲学的迷津。其举止言动，主义主张中的暖昧模棱、冲突矛盾和临机应变的失态之处众所周知。”在他看来孔子“既不是圣人、仁人，也不是君子、天才、伟人。”而是“温良的贤者，勤勉的学者，平凡的教师、守旧的政治家，多才多艺的能人。世故活脱的通人。”“孔子作为哲学的道德家不及老子（在超凡脱俗这一点上），作为诗人哲学家不及庄子（在幽玄飘逸这一点上），作为利己的快乐论者不及扬子（在放纵不羁这一点上），作为无为的宿命论者不及列子（在虚无恬淡这一点上）。由此可见他在中国不过是第二流第三流的人物。然而两千年来以至今日，在中国、在东洋他被奉为教师中的大师，圣人中的大圣来尊敬服从、崇拜的原因其实上就如以上事实如示，他是最能代表中国人的中国人：以政治为目的、以国家为教会、举国民为僧侣、回顾的退婴的、好古的现实的平凡主义、顺俗主义、常识主义、中庸主义、圆滑之义是也。因此与其说他是大圣人不如说他是大俗人更恰当，与其说他是伟大的杰出人物，不如说他是典型的凡夫俗子更恰当，与其说他是大道德家不如说他是大政治家，与其说他有什么远见卓识不如说他是个大常识家。”“孔子教的优势劣势如此，其是否可敬、是否可学，望诸公深察！”

他指出“孔子在中国既是大恩师，同时又是在进步与自由的迎面而立的大仇敌。”“孔子教的最大祸根是自始至终不懂得精神的自由、不承认人格的尊严。”他具体地分析孔子的性格和教义上的长处和短处，指出其性格上的六大长处：

第一、他是道德的实践家而非空谈家。

第二、以先觉者自任，严于律己。

第三、笃厚的君子形象。

第四、多才多艺的高雅之士。

第五、为完成自己的品性锐意进取。

第六、显著的道德勇气。

性格上的短处有八点：

第一、过于平凡通俗和感性，而疏于圣灵超迈和神性。

第二、优柔寡断，没有超时代的眼光。

第三、好古而缺乏开创性。

第四、保守的贵族而非进步的平民。

第五、主张暖昧，精神不确定。

第六、迷信虚礼，相信嘉瑞吉兆。

第七、标举“仁”但不博爱。

第八、过于活脱变通而缺乏真挚的气象。

其教义的长处有七点：

第一，其教为实际的，皆具实验性和通俗性，而排斥一切空理空想，谋求言行一致。

第二，其教为常识的，一切脱离感官的默识神通之事，出世间之事丝毫不教。

第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其方法为谋求道德与政治的一致。

第四，其教以士君子的教养为主眼，以培养济世安民的人才。

第五，其教为圆融活脱的圆满主义。

第六，就一般的德行而言，与正义相比更注重人情，强调忠孝二字。

第七，方正谨慎，严格遵奉礼仪廉耻。

其教义的缺点有九点：

第一，价值观念不明确。

第二，成了贵族的专制的高压主义。

第三，执着于自己的偏见因陋。

第四，认为学问万能礼仪万能。

第五，哲学思想贫乏。

第六，没有仕奉力之为力、命之为命的超人间的神的思想。

第七，道德思想不完备之处不少。其一伦理的标准错误，其二重私德轻公德，其三为在上者谋福利而不思百姓民众的福利。

第八、纯粹的理想观念贫乏。

第九、复古而不开新。

在分析了其长短之后，他说，“无论孔子在历史上如何伟大，在今日看来也不乏其瑕疵”。“但孔子之为孔子被千载传诵自有其长处在，取其长而舍其短，选其得而遗其失，于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的修养有何不可？”（40）

第三，自由主义的批评。

耶稣网

对儒学和孔子的批判是种种欧化思潮的共同特点，虽然其各自的思想立场不同，但他们的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的、辩证的。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后半（明治40年代）到三十年代之始（昭和初年）这二十来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的第二个“热情吸收期”。这一时期的思想界自由活跃，各种主义畅所欲言，其中对儒学及孔子的批判比较引人注目的，除了如前所述这一时期初头住谷天来的《孔子及孔子教》之外，还有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河野市次郎的《儒教批判》。

河野市次郎的思想背景虽然不十分清楚，仅从《儒教批判》一书来看，可以肯定他与“农村”、“自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儒教批判》一书是站在自由的立场上从“人生”的本来面目出发研究儒教的真相、人生与“封建”的关系、儒教与自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他明确地指出，“儒教是封建主义的结晶，是封建政策的宗教化。”他认为从人的自然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原始社会的自由的荒野进入封建的强制的王国进而达至自治约束的自由之乡。”“自治社会的精神是立足于自由与责任，人们根据对自己、他人及环境的理解活在自己的意志里。”（45）而“儒教的病根归根结底缔在于否认‘个性’。其教义之充满矛盾，充满伪善和弊害及其不彻底皆由否认‘个性’而来。”是对自由的一种反逆》Z自《日中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