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阳:《超限战》-------下卷 论新战法

                                       下卷  论新战法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

    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   ——富勒

    “军事革命”的说法，对于今日各国军事界，就像乔丹之于NBA球迷一样时髦。除了每一项新鲜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因素之外，恐怕更主要的是与美国人善于制造时髦有关。一向喜欢在各种问题上执世界牛耳的美国人，非常擅长对每一项有前景的事物进行美式包装，然后再向全世界倾销。尽管不少国家对美国文化的入侵忧心忡忡并加以抵制，但对他们在军事革命问题上的见解却大都依葫芦画瓢，全套照搬。其结果不难料定，自然是美国人患感冒，全世界打喷嚏。因看重隐形技术而被誉为“隐身之父”的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在回答中国访问学者有关“美国军事革命的重要成果和理论突破是什么”的问题时，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当然是隐身技术和信息技术”。佩里的回答代表了美国军界的主流看法——军事革命就是军事技术革命。在佩里们看来，只要从技术上解决了让士兵们在山前就知道“山后面有什么”的难题，便等于完成了这一轮军事革命[1] 。从技术角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正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其长处和短处都像美国人的性格一样一目了然。这种把技术革命等同于军事革命的观念，通过海湾战争的形象演示，对全世界的军队都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几乎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会保持足够的冷静和清醒，当然也就更不会有人发现由美国人开始的误解正在引起整个世界对一场遍及全球的革命的误解。“高技术建军”的口号像太平洋飓风一样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陆[2]，就连大洋西岸的中国也几乎在同一时间里溅起了回声。

    不可否认，军事技术革命是军事革命的基石，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看做是军事革命的全部，充其量只是这一狂飙突进历程的第一步。军事革命的最高体现和最终完成只能归结于军事思想的革命，而不可能仅只停留在军事技术、编制体制变革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上。军事思想革命，说到底是作战样式和方法的革命。军事技术革命也好，编制体制改革也罢，其最后的结果都将落脚于作战样式和方法的改变。只有这一改变的完成，才意味着军事革命的成熟[3] 。如果把军事技术革命称作军事革命第一阶段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革命至关重要的第二阶段。军事技术革命的接近完成在多大程度上为新阶段的开始做了充分的铺垫，也就在多大程度上给这一阶段进行思想作业的人出了难题：军事技术革命使你可以在更大范围选择手段的同时，必将使你在同样范围内受到这些手段的威胁（因为垄断一种技术在今天远比发明一种技术要困难得多）。这些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由于手段的多样化而变得无边无际，真正让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任何方向，任何手段，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你除了能清楚地感受到威胁的存在以外，却很难一下子弄清楚——威胁来自何方？

    长期以来，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都已经习惯于用一种定式进行思考，即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敌国或潜在敌国的军事力量。而20世纪最后十年发生的战争和重大事件，则在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出示相反的证明：军事威胁已经经常不再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尽管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的领土争端、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划分，仍是人们干戈相向的几大动因，但这些传统因素已越来越多地与攫取资源、争夺市场、资本控制、贸易制裁等经济性因素交织在一起，甚至让位于这些因素，形成威胁某个或某些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的新形态。这类形态从外观上看可能毫无军事色彩， 因而被某些观察家们称为“亚战争” 或“类战争”[4]，但其在所攻击的领域里造成的损毁，却绝不亚于一场纯军事战争。在这方面，我们只须举出乔治·索罗斯、本·拉丹、埃斯科瓦尔、麻原彰晃、凯文·米特尼克[5] 这些疯狂的名字就足够了。人们或许已经无法准确地指出，从什么时候开始，发起战争的主体不再仅仅是那些主权国家，日本奥姆真理教、意大利黑手党、极端穆斯林恐怖组织，哥伦比亚或“金新月”贩毒集团、心怀叵测的黑客和掌握大量对冲基金的金融家，随便哪个目标坚定、意志顽强、性格偏执的心态失衡者，都有可能成为一场军事的或非军事战争的制造者。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可以是飞机、大炮、毒气、炸弹、生化制剂，也可以是电脑病毒、网络浏览器、金融衍生工具。一句话，所有新技术能够提供的战争新方式、侵略新手段，都会被这些狂热分子用来进行形形色色的金融攻击、网络攻击、媒体攻击或是恐怖袭击。这些攻击大都不是军事行动，但却完全可以被视作抑或等于是强迫它国满足自己利益诉求的战争行为。这些与军事战争一样甚至破坏性更大的力量，显然已经对我们所理解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多重方向的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形下，只要稍微撕开一点视野，我们便会看到，基于地缘概念的国家安全观已经明显过时。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已远不止是敌对势力对本国自然空间的武力侵犯。在数月之内货币贬值百分之几十、经济濒临破产的泰国和印尼，与被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双重遏制的伊拉克相比，在国家安全指数的低落程度上，恐怕已没有多少差别。就连冷战后唯一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也意识到了最强大的国家往往是敌人最多、所受威胁也最多的国家，在连续几个财年的美国《国防报告》中，除了把“敌视美国利益的地区强国”列在十种主要威胁的首位外，还将“恐怖主义；危及盟国政府稳定的颠覆活动和无政府状态；对美国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威胁；非法毒品贸易；国际犯罪”，都指认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因此扩大了对可能危及自身安全的多重空间的搜索范围[6] 。其实不止是美国，所有崇奉现代主权观的国家都已经自觉地把安全边界扩展到了政治、经济、资源、民族、宗教、文化、网络、地缘、环境及外太空等多重疆域[7] 。这种“泛疆域观”，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生存、发展和在世界上争取影响力的前提。相形之下，以国防为国家主要安全目标的观念就显得有些陈旧，至少是很不充分。与“泛疆域观”相对应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包容国家利益的新的安全观念。它所关注的绝不止于国防安全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安全需要统统纳入自己的目标区。这是一种把传统的领土疆域概念提升为国家的利益疆域概念的“大安全观”。

    这种大安全观由于其载荷的增大，带来了目标的复杂化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方式的复杂化。因此，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战略即通常所说的大战略，也就需要做出超越于军事战略甚至政治战略之上的调整，对涉及整个国家利益安全指数的所有方面进行通盘考量，把政治（国家意志、价值观和凝聚力）、军事因素与经济、文化、外交、技术、环境、资源、民族等参数叠加在一起，才能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重合的“泛疆域”——大战略态势图。

    任何人站在这幅态势图前，都会顿生望洋兴叹之慨：如此众多并且跨度巨大的领域，如此复杂以至自相冲突的利益，如此错综甚至彼此排斥的目标，怎么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单一的手段和方式去实现？比如说，用克劳塞维茨称之为“流血的政治”的军事手段，如何解决东南亚金融危机？抑或用同样的方式，如何对付在互联网上神出鬼没的黑客？结论不言自明，作为对大安全观层面上的国家安全的保障，仅有剑是不够的。独木难支。一个现代国家大厦的安全拱顶，已远不是军队这一根支柱可以独力支撑的。它的屹立不倒，关键在于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领域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合力。而有了这种合力，还需要有把这种合力变成可以实际操作的方式方法。这应是一种把军事和非军事两大领域间所有维度、所有手段组合起来进行战争的“大战法”。与以往战争造就战法的程式相反，这种大战法一经诞生，势必将造就出一种既包容又超越所有影响国家安全之维的全新战争型态。而它的原理拆开来看并不复杂，只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组合。“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不论二或是三还是万物，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才有丰富，组合才有千变万化，组合才有多样性。组合使现代战争的手段增至近乎无限，从根本上改变了既往人们赋予现代战争的定义：用现代武器和作战方式进行的战争。这就是说，手段的增多在使武器的作用缩小的同时，也使现代战争的概念获得了放大。在一场从手段选择到战场范围都极大延展了的战争面前，那种仅凭军事手段就想迎取胜利旭日的愿望，恐怕大半会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痴迷下落空。眼下，所有怀有胜利野心的军人和政治家们，要做的就是扩张视野，审时度势，凭借大战法之杖，拨开传统战争观的迷雾——

    去山那边迎接日出。

    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 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伊尔·提尔福德

                        第五章  战争博弈的新着法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1]。

                            拂去战云的阴翳

    谁见过明天的战争？谁也没有。但它的种种景象，早已通过大大小小巫师式的预言家之口，像低俗的卡通片一样定格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从太空轨道上的卫星绞杀战，到大洋深处的核潜艇角逐；从隐形轰炸机投放的精确炸弹，到宙斯盾巡洋舰发射的巡航导弹，天上地下，全面覆盖，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美军数字化部队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一次实兵演习的描述：

    在扮演“蓝军”的数字化部队的指挥中心，计算机正不断地输入和处理从卫星和“联合星”飞机那里传来的情报；预警机监视着整个空域；战斗轰炸机在卫星和预警机的引导下用精确导弹攻击目标；装甲兵团和武装直升机轮番对敌发起立体进攻；步兵们通过膝上电脑接受指令，用带头盔瞄准具的自动武器进行射击；而最精彩的场面，竟是一名士兵连击了五下鼠标，就把己方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引向了山脊另一边的敌方坦克群。30秒以后，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敌坦克已被击中。

    尽管这次在莫哈维沙漠进行的演习，号称“21世纪陆军”且全面数字化装备的“蓝军” 最终以1胜1平6负的结果，败给了传统装备的“红军”。但这并不妨碍国防部长科恩在演习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认为在这里，你们正在目睹一场军事革命[2]……

    显然，科恩所指的军事革命，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预言家们理解的战争如出一辙。

    胜利者总是喜欢在胜利的轨道上惯性滑跑。就像靠凡尔登堑壕赢得第一次大战的法军，希望下一次战争在马其诺防线上进行一样，赢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军，也希望在21世纪继续再过“沙漠风暴”式的瘾。虽然每个打算像施瓦茨科普夫一样获得荣耀的美国将军都明白，下个世纪的战争决不可能是海湾战争的简单重演。为此他们硝烟未散，就开始对美军的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并对原有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体制做出调整。从《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到《后天的陆军》，全世界的军人都看到了未来美国军队的框架和美式战争的构想。可以算得上殿宇巍峨，气象不凡了。殊不知美国人视野的盲点恰好就出现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走向、国防政策的变化、作战理论的演进、条令条例的更新、高级将领的言论，全都在沿着一个方向疾行。即认定军事手段是解决未来冲突的最后手段，一切国家间争端终究都会归结于两支大军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这一前提下，美军对自己提出了几乎同时打赢两场战区战争的要求，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3] 。问题是在五角大楼中，还有什么人能像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将军那样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正在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重打“不会再来的冷战式战争上”，而十分可能把自己的力气用错了方向[4] ？因为20世纪末的国际走势正清晰地显示出，作为现实存在，凡战争皆动刀兵的时代尚未翻成历史，作为一种观念它却已开始明显落伍。随着各种遏制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国际公约的增多，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国家安全的军事性威胁已相对降低；相反，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却使运用非军事手段威胁它国安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际社会在这类损毁度不亚于一场战争的非军事威胁面前束手无策，起码缺少必要而有效的限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军事战争形态的生成，同时也就使旧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除了愈演愈烈的恐怖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黑客战、金融战、电脑病毒战，再加上那些目前还难以命名的种种“新概念战争”，已足以让“御敌于国门之外”式的安全观一夜间成为过去时。

    对军事威胁与非军事威胁的此消彼长，美国军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几个财年的《国防报告》时已指出过），但他们却把解决后者的课题推给了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自己则从已有的全维作战、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新观点上退了回去，越来越紧地收缩成一株挂满各种尖端武器果实的守望之树，单等着哪一只呆头呆脑的傻兔子来撞。而当萨达姆在这棵树下撞晕之后，有谁还会成为第二只这样的兔子？

    因前苏联的瓦解而失去对手的美国大兵，在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绪下，正在极力寻找不让自己“失业”的理由。因为从将军到士兵，从进攻之矛到防御之盾，从大战略到小战法，美军的一切都是为在一场大战中取胜而准备的。一旦不再有两军对垒，不要说美国军界，就连美国国会，也会产生丧失目标的空落感。结果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所以，哪怕在科索沃这样的弹丸之地，他们也不肯放过一试霜刃的机会。在要么动武，要么就什么都不动的牛角尖里越钻越深的美国军界，似乎在把自己的触须从战争领域探向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领域之后，就不肯再把它延伸到远为广阔并正在成型的非军事战争领域了。这既可能是由于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也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更可能是思维局限所致。不论何种原因，美国军人一直都把自己的视野锁定在战云笼罩的范围之内，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美国在这种非军事战争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并且屡屡成为受害者，但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国，居然没有对付新威胁的统一战略和指挥机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有49个部局都负有反恐怖活动的责任，而彼此间却很少协调和配合。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比美国好不了多少。各国对安全需要的拨款，基本投向仍然仅限于军队和情治部门，而对其它方向的投入则少得可怜。还是以美国为例，它每年用于反恐怖的资金为70亿，仅为其250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三十五分之一。

    不论各国怎样对迫在眉睫的非军事战争威胁置若罔闻，这一客观事实都在按它自己的规律和速度膨胀着、扩散着，一步步逼近人类的生存。无须指点人们也会发现，当人类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呼唤和平、遏制战争上时，许多原本是我们和平生活一部分的事物，都纷纷开始变成伤害和平的凶器。甚至那些我们一向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也开始呈现出悖反的倾向，而成为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或某些组织及个人对整个社会发动攻击的手段。就橡有电脑就有电脑病毒、有货币就有金融投机一样，信仰自由与宗教极端主义及邪教，普遍人权与国家主权，自由经济与贸易保护，民族自治与全球一体化，民族企业对跨国公司、信息开放与信息边界、知识共享与技术垄断，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在明天的某个时刻爆发不同人群间断杀的战争。战场就在你身边，敌人就在网络上。只不过既无硝烟味，又无血腥气而已。但它依旧是战争，因为它符合现代战争的定义：强迫敌人满足自己的利益。很显然，对这种完全超乎军事空间之外的新战争，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人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这却又是一切军人都必须正面相对的严峻现实。

    新的威胁要求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新的安全规则要求军人在扩张胜利之前先扩张视野，那就是：拂去战云遮在你眼上那条狭长的阴翳。

                         规则的破坏与失效的疆域

    作为解决生存和利益冲突的极端方式，战争一直是头从未被人类真正驯化过的猛兽。它一方面是社会生态链的清道夫，一方面又对人类的生存直接构成威胁。如何既驱使之，又不被其所伤？几千年间，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在战火频仍的间隙，始终在于着一件事：就是努力把猛兽关进笼子。为此，人们制定出了无数的条约和规则。从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到联合国至今还在不断做出的各种有关战争的决议，在既疯狂又血腥的战争之路上树起了一道又一道栅栏，想用国际法则把战争对人类的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从具体的不得使用生化武器、不得滥杀平民、不得虐待俘虏、限制使用地雷等等，到广泛的反对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所有这些规则。已日渐为各国普遍接受。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核不扩散、核禁试、双边或多边削减核武器等一系列条约，使人类至今避免了走进核冬天。冷战结束，全世界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走出了“恐怖的和平”。施瓦茨科普夫用“风暴”拳把萨达姆击倒在海湾拳台上之后，布什总统更是踌躇满志：“世界新秩序已经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他像当年从慕尼黑归来的张伯伦那样，宣布人类将“相聚在一个具有和平希望的世界”。结果如何？跟张伯伦一样，他也把大话说早了[5]。

    无论是冷战还是海湾战争的结束，都没能给世界带来政治家们许愿、全人类预期的国际新秩序。两极世界的崩塌，使局部战争的猛兽一头接一头地从笼中咆哮而出，把卢旺达、索马里、波黑、车臣、刚果、科索沃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地浸泡在血泊中。到这时，人们才又一次发现，几千年、上百年的和平努力是何等不堪一击！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每个国家对建立国际规则都抱着实用的态度有关。各国对规则的认可与否，往往只看它是否对自己有利。小国希望通过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国则意图以规则去控制别的国家。当规则与本国利益不一致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不惜以犯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小国犯规尚可被大国以执法者的名义出面纠正，而大国犯规，如美国在巴拿马超国家执法，把他国首脑抓到自己国家去受审；再如印度对核禁试条约的无视，甚至吞并喜马拉雅山国锡金这种与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同样的行动，国际社会却一次次徒呼奈何，无计可施。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克星和天敌，正像中国的一句俗语所云：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国际社会在那些既参加制定并利用规则，又在规则于己不利时无视甚至破坏规则的大国面前软弱无力，与某些不承认任何规则、专门以一切现存国家秩序为其破坏目标的非国家力量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某些大国的天敌，他们在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平衡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非国家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破坏力，既破坏了国际正常秩序，又牵制了某些大国对国际社会的破坏。如无名黑客[7] 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对其国防部网址的警告性侵入和穆斯林富翁拉丹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不满而向其发起的一次次恐怖行动。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行动的作用是积极抑或消极还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带有无视规则、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特征。

    规则遭到破坏的直接结果，是国际社会认定的那些以有形或无形边界划定的疆域失去了效力。因为所有用非军事战争行动对国际社会宣战的非国家力量的主体，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汞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传媒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与这些人的作战，将没有宣战，没有固定战场，没有正面搏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硝烟、炮火和流血，但国际社会遭到的破坏和创痛，却丝毫不亚于一场军事性战争。

    随着那些专事绑架、暗杀和劫机的老恐怖主义者渐渐淡出时代舞台，新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填补了前辈留出的真空。短短十几年时间，从籍籍无名之辈变成世界公害的，首推电脑黑客。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形成，使黑客们的恶意行为日渐危及现行的社会秩序。我们这里所说的黑客，是指那些在网络上窃取情报、删改文件、施放病毒、转移资金、破坏程序的网络杀手。为了区别于那些非恶意黑客，或许把前者定名为“网徒”、“网霸”要更准确些。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破坏力惊人，早在1988年，黑客活动初期，人们对其危害性一无所知时，罗伯特·莫里斯设计的小小“蠕虫”，只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使包括美国国防部“远景规划署”、兰德公司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美军用和民用计算机系统的6000台电脑全部陷入瘫痪。此后，这类事件便开始在因特网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自1990年美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以来，黑客活动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扩及全球，大有燎原之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军《信息作战》条令把敌国军队或政界对手与未被批准的用户、内部人员、恐怖分子、非国家组织、外国情报机构并列为网上威胁的六种来源之后，有国家或军队背景的黑客已开始显现端倪[8]，这不但大大加强了黑客的阵容，使散兵游勇式的黑客（网徒）行动迅速升级成国家（网霸）行为，也使所有国家（包括拥有国家或军队黑客的那些国家）面临的网际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预见和防范。唯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威胁对网络大国美国的危害，肯定比其它国家更甚。对此前景，连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计算机犯罪稽查的J·塞特尔都半是自信半是忧虑地说： “给我10个精选出来的黑客，90天内我就能让这个国家缴械投降。”（另一种简洁而形象的说法是“‘关掉’美国”——扫校者识）

    与“网徒”——黑客这些网络恐怖分子相比，本·拉丹的炸弹恐怖在衣钵上更接近传统恐怖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算在新恐怖主义之列。因为从拉丹身上，除了在宗教甚或邪教背景以及反大国控制倾向方面。还可看出那些虚张声势，热衷风头，使用轻武器且手法单一的老斗士们的影子，其它方面，他们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发生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之前，本·拉丹的名字在国际反恐怖组织公布的30个恐怖组织名单中还根本排不上号，尽管此前他已有多起血案在身，却因一向不事声张而只是穆斯林世界的“无名英雄”。即使在美国人已对他发射过巡航导弹和发出逮捕令之后，他仍然一再否认自己与爆炸案有关。“隐身遁形”，更重实效而不图虚名，也许就是拉丹式的新恐怖组织的第一大特点。此外，由于学会了利用经济手段和钻西方倡导的自由经济的空子，他们通过成立经营性公司甚至银行，大规模的贩毒和走私，倒卖军火，印制巨额伪钞，以及宗教成员捐款，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9] 。在此基础上，这些新恐怖组织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手段也更加多样，如广泛利用宗教或邪教组织，发展自己的宣传媒体，组建反政府民兵组织等等。经费方面的游刃有余，确保了他们能获取和掌握大量高技术手段，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杀死更多的人。尽管迄今为止，他们所发起的攻击，大多针对富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有控制别国能力的大国，但他们对现存秩序和公认规则的破坏，却是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从已知的情况看，这些正在显形的新恐怖组织，只是新一轮世界性恐怖活动翻起的几股黑潮。可以肯定，还有更大量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浊流，尚在水面之下涌动。

    新近汇入这一逆流的是国际金融投机家。虽然眼下还没有人把这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家伙们列入恐怖分子之列，但他们先后在英国、墨西哥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令所有的“网徒”和拉丹之辈都难以望其项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们， 凭借日交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运用金融衍生手段，利用自由经济规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引起一波连一波的金融动荡，使受害国的面积逐次扩大，从东南亚到俄罗斯再到日本，最后连隔岸观火的欧洲和美国也未能幸免，使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从根本上遭到了动摇，已然成为危及人类社会和国际安全的另一股新祸水[10]。其跨国性，隐蔽性，无规则性，巨大破坏性等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金融恐怖主义。

    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在人数和手段上也许微不足道，可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觑他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群不按任何规则行事的狂徒。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恐怖组织，肯定要比一个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危险得多。本·拉丹的信条是“我死也不让别人活”，所以他才会为让十几个美国人死去而把数千无辜者同时浸泡在血泊中而无所顾忌。索罗斯的逻辑是“我入室抢劫是因为你的门没有上锁”，这样他就无须为破坏别国经济，搅乱人家的政治秩序负责。

    对于隐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山下的拉丹和藏在自由经济丛林里的索罗斯，以及潜伏在网络青纱帐中的电脑黑客来说，任何国界都不存在，任何疆域都已失效，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有规则的领域中肆意破坏，在无规则的领域里撤野横行。这些新型恐怖主义势力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反过来也使我们对既定秩序的合理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或许制伏破坏规则者与对规则的修改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对规则的破坏都会带来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新课题。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分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

    对付无视规则的敌人，最佳的战法肯定只能是突破规则。近来，与出没于非军事战争领域的敌人交手，美国人使用了巡航导弹，香港政府动用了外汇储备和行政手段，英国政府则打破常规，允许其特工机构“合法”地刺杀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外国国家元首，显示出了适时修正规则、改变战法的迹象。但也暴露出了思路单调、手段单一的弱点。据说，美国人已决定动用黑客手段，寻找并查封拉丹在各国银行上的帐户，从根本上切断他的资金来源。这无疑是一次超越军事领域的战法突破。但我们还是要说，在这方面，一贯信奉无所不用其极原则的新老恐怖分子，仍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

                            大师杯中的鸡尾酒

    三千年前的周武王和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肯定都不知鸡尾酒为何物，但却全是战场上调制“鸡尾酒”的高手。因为他们都擅长于巧妙地把两种以上的战场因素，像调制鸡尾酒一样组合到一起，投入战斗并赢得胜利。1＋1，这是最初级也是最古老的组合方式。长矛加圆盾，可使一个士兵攻防兼备，进退有据；俩人成一伍，“长兵以卫，短兵以守”，一对士兵彼此配合，构成了最小的战术单位[11]；骑士堂·吉诃德加侍从桑丘，意味着骠骑兵与辎重兵的分工已经形成，于是，为幻想中的公主剪除邪恶的编队就可以出发远征了。如此简单的组合，竟蕴藏着战场上无穷变化的玄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核武器，直至今天所谓的高技术兵器组合，这一胜利之神手中的法器始终伴随着整部战史，暗中左右着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武王伐纣，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兵四万五千人，比商纣王的几十万步兵要少得多。但这支车步混编的小型军队，却因组合得当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牧野之战因而也就成了周王朝的奠基石，并在三千一百二十年后成为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组合战的证据。东方如此，西方亦不例外。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所以能一战而败大流士，就在于他临战应变，对向来是一字平推的方阵作了令对手措手不及的改动。他的做法很简单，不过是把骑兵的位置沿方阵两翼略向斜后方挪动，形成了一个“空心大方阵”，使骑兵的灵活性和步兵的稳固性，在奇特的布阵中获得了淋漓尽致发挥各自所长的最佳组合。结果当然是在兵力对比上处于下风的亚历山大，最终痛饮了胜利的酒浆[12]。

    翻遍东西方战史，在所有关于战法的描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组合”二字。但所有时代的战争大师们，都似乎本能地深谙此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是火器时代初期最受推祟的军事改革家，他对作战阵形和武器配置进行的所有改革，采用的都是组合法。他最早意识到了长矛兵的落伍，而把他们与火枪兵混编布阵，使前者能为后者在射击的间隙提供掩护，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长处；他还时常把轻骑兵、龙骑兵和火枪兵混合编组，在炮兵轰击的浓烟下，轮番向敌人的散兵线发起冲锋；这位被后人称作“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的国王，对作为会战基础的炮兵的功能和作用，更是了然于胸。他把轻炮作为“团炮”与步兵混编，让重炮单独成军，看似分开配置的轻重火炮，在整个战场地幅内却又形成了完美一体的组合，真可以说是把火炮的作用在他那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13]。

    不过，这一切发生在炮术专家拿破仑出现之前。与那个把两万多门大炮推上战场的矮个子科西嘉人相比，古斯塔夫手里的二百门火炮，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从1793年至1814年，整整二十年间，没有人比拿破仑更彻底地通晓火炮，也没有人比这位统帅更精明地了解麾下，当然就不会有谁能比他更在行地将炮兵的杀伤力与骑兵的机动性以及达乌元帅的忠勇和缪拉元帅的悍野充分组合起来，铸成让他的所有敌人都望风披靡的攻击力，把法兰西军队变成了整个欧罗巴无人能与之争锋的战争机器，凭借这部机器，从奥斯特里茨到博罗金诺，成就了拿破仑近乎百战不败的神话[14]。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创造了一场大战仅阵亡百余人奇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算不上是大师级人物，但他的运气却几乎和所有的军事艺术大师一样好。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运气，而是这位率领一支现代大军的统帅，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甚至更加重视战争要素的组合。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他手中握着的牌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对他来说，这场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恢复西方石油生命线、在中东重振美国影响力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怎样巧妙地把利用联盟、操纵媒体、经济封锁等手段，与对30多国军队组成的陆、海、空、天、电诸兵种联军的指挥捏拢在一起，合力成为砸向萨达姆的铁拳。他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对手却令人吃惊地毫无这种自觉。几十万大军，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就像未经搅拌的水泥、沙子和钢筋，散布在数百公里纵深的战线上，根本经不住充分组合后坚硬如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美式老拳的痛击。更不要说在西方人质问题上先扣后放、一错再错，在打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方面应对乏术了。

    至此，无论是远在三千年前还是近在本世纪末叶的战争，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显示出一种共同迹象：谁组合好谁赢。

    今天，随着可以为战争所用的手段日渐增多和不断改进，战争的外延在迅速放大的同时，其内涵也开始走向深化。更多的从未在以往战争中出现过的因素，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组合，进入了战争的天地。每一种新元素的加入，都可能引起战场形势、战争样式的变化，直至军事革命的爆发。回顾战史，无论是马镫、来复枪、后膛炮、无烟火药、野战电话、无线电报、潜艇、坦克、飞机、导弹、原子弹、计算机、非杀伤性武器，还是师军体制、参谋部体制、“狼群战术”[15]、闪击战、地毯式轰炸、电子对抗以及空地一体战，所有这些元素的出现，都在与更早的战场要素的组合中显现出杂交优势，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当时的战争世界。

    而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电脑病毒、互联网络、金融衍生工具等原本并非军事手段的技术，更为明天的战争展示出难以预料结局的前景。但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军人或是将领们来说，通过元素组合方式进行作战，常常是一种非自觉行动，因此他们的组合一般都停留在兵器、阵法、战场的层面上，所绘出的战争图景也大都只限于军事领域并陶醉其中。只有那些流星划空般的军事天才，才能独步一时地打破常规，突破局限，自觉地将当时可资采用的全部手段组合在一起，弹奏出改变战争音律的千古绝响。

    如果说在以往战争中，组合还只是少数天才致胜的秘诀，那么现在，自觉地把组合作为一种战法的趋势已日见明朗，并正将战争引向更为宏阔深远的领域；而技术综合时代所提供的一切，更给组合留出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肯定，谁能给未来战争的宴席调制出一份口味独特的鸡尾酒，谁就最终能把胜利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用加法赢得牌局

    现在，所有的牌都亮完了。我们已经知道，战争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甚至不再是战争，而是互联网上的交手、大众传媒的争锋、外汇期货交易中的攻防等等其它我们从不看做是战争的东西，现在全都可能让我们大跌眼镜。就是说，敌人可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敌人，武器可能不是原来的武器，战场也可能不是原来的战场。什么都不确定。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牌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在种种不确定中确定一种新的打法。它应该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药方，而是博采众长、集合优势的杂交品种，让一棵梨树上既结桃子又结苹果。这就是组合。其实就连这张牌，我们也早已在前面亮给了大家。

    我们还不曾说出的是另外两个字：

    加法。

    加法就是组合之法。

    在拳击场上，一个从头至尾只会用一种拳路与敌周旋的人，显然不是一个能把直拳、刺拳、摆拳和勾拳组合起来，风暴般地击打他人的对手。其中的道理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加一，大于一。问题是，如此简单的连学龄前儿童都明白的道理，在许多对国家的安全、战争的胜败负有责任的人那里，却令人吃惊地模糊不清。这些人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正是用组合拳的方式在击打对手。他们从未忘记在战场上把技术与技术、战术与战术、武器与武器、手段与手段相加，并且还可以轻蔑地得出结论，组合，这算不上什么新鲜货色。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甚至连施瓦茨科普夫都这么干过。他们不知道懂不懂得组合并不是问题的关节，真正要紧的是你是否懂得把什么与什么进行组合，并且怎样组合？最后的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想过把战场与非战场、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具体点说，就是把隐形飞机、巡航导弹与网络杀手，把核威慑、金融战与恐怖袭击，或者干脆把施瓦茨科普夫＋索罗斯＋小莫里斯＋本·拉丹进行组合？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

    组合也好，加法也好，都不过是一只空筐。只有当筐里加进血腥或残酷时，事情才会变得严峻起来，并开始有一股惊世骇俗的味道。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争观面前，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对战争的观感，毫无疑问将受到摇撼。既有的那些传统战争的模式及附丽于其上的伦理和法则，也都将随之面临挑战。较量的结果，不是传统大厦的崩塌，就是新工地一片狼藉。从规律的角度，我们多半将会看到崩塌。

    至此，我们等于已经找到了从“高技术”登场开始的这一轮军事革命，迟迟未能完成的原因。从人类历史和战争史上看，从未有过一次军事革命，仅仅在技术革命或编制革命后便宣告完成。只有在标志着这一进程最高成果的军事思想革命出现之后，军事革命的完整过程才会画上句号。这一次也不例外，由高技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能否画圆它的句号，取决于它究竟能在军事思想革命的路上走多远，只是这一回，它需要跳出在几千年里战神之车碾出的车辙。

    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只能求助于加法。而在运用加法之前，它必须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进行彻底的思想。没有彻底的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的军事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军事革命。在此之前，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把自己锁在了军事领域的栅栏之内，只有马基雅维里逼近过这片思想的空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王论》和它的作者都由于其思想的过于超前，而被那些骑士或君子们所不齿。他们当然不会懂得，超越一切限度和界线，这正是思想革命包括军事思想革命的前提。直到今天，那些只懂得在战场上打堂堂之阵，并且以为战争就是杀人，而战法就是杀人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他去注意的人，也同样没能弄懂这一点。

    美国人倒还没有迟钝到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反应的地步。提出“新军事革命频带宽度”问题的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其实已经敏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美国军方在军事思想上与国家安全实际面临的威胁之间的差距。思想滞后于现实（更不要说超越了），这不光是美国军人的毛病，但在美国军人中很典型。“当一支军队过于集中精力对付某个特定类型的敌人”时，就可能会被他视野之外的另一种敌人击败。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持正确地表达出了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官方文件强调陆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美军——引者注）必须打破现在西方的思维定式去拓宽对未来冲突的认识，但大多数对21世纪数字化部队将如何作战的描述，听起来好像还是一场用新技术与华约打的装甲战”。因为美军就是在这种军事思维导引下进行战争准备的，他们当然希望战争就像预想的那样撞在自己的枪口上。如此刻舟求剑式的一厢情愿，只会带来一种前景，“当前美军的大多数发展计划，如21世纪陆军等都是着眼于对付常规的重型装甲的敌人，若在下个世纪初美国遇上低技术敌人、中等敌人或是均势敌人的话，就可能出现频带宽度不够的问题”[16]。而实际上美军在下个世纪还未到来之际，就已经遇到了远不止上述三种敌人带来的频带宽度不够的麻烦。无论是黑客的入侵，世贸中心大爆炸，还是本·拉丹的炸弹袭击，都大大超出了美军理解的频带宽度。如何对付这样的敌人，美军显然在心理上和手段上，特别是在军事思想以及由此派生的战法上准备不足。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甚至以有违传统为由拒绝考虑，从军事手段之外去选择作战手段，当然也就不会使它们两者相加组合成新的手段，新的战法。其实只须稍稍打开一点眼界，放纵一下思想，就可能借用技术综合时代涌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因素的杠杆，撬动因思维的滞后而生锈的军事革命之轮。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语的深义。

    我们不妨大胆些，把手中的牌完全打乱，重新进行组合，看看会出现什么效果。

    假定在两个已经充分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按照传统战法，进攻的一方，一般都会采取大纵深、宽正面、高强度、立体化的模式对敌展开战役突击。其手段不外乎是卫星侦察、电子干扰、大规模空袭加精确打击、地面迂回、两栖登陆、敌后空降……其结果不是敌国宣告战败，就是自己铩羽而归。而用组合战法，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另外一种结局：如，在敌国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攻一方秘密调集大量资金，对其金融市场发动偷袭，引发金融危机后，预先埋设在对方计算机系统中的电脑病毒与黑客分队，再同时对敌进行网络攻击，使其民用电力网、交通调度网、金融交易网、通讯电话网、大众传媒网全面瘫痪，导致其陷入社会恐慌、街头骚乱、政府危机。最后，大军压境，逐步升级地运用军事手段，直到迫敌签订城下之盟。这固然未达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但也算得上是“巧战而屈人之兵”吧。两种战法相较，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这不过只是一种思路。但肯定是一种可行的思路。照此思路，我们只须摇动加法的万花筒，就能组合出幻化无穷的战法花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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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  事  │    超军事    │  非军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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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子战  │    外交战    │  金融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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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规战  │    网络战    │  贸易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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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化战  │    情报战    │  资源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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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态战  │    心理战    │  经援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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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空战  │    技术战    │  法规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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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子战  │    走私战    │  制裁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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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击战  │    毒品战    │  媒体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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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恐怖战  │虚拟战（威慑）│意识形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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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任何一种作战样式，都可以与其它一种以上的作战样式相加组合，从而形成全新的战法[17]。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超领域、超类型地将不同的作战样式进行集束组合的战法，已经被不少国家运用在了战争实践中。如美国人针对本·拉丹采取的对策就是国家恐怖战＋情报战＋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再如北约国家针对南联盟科索沃危机使用的是武力威慑＋外交战（联盟）＋法规战的手段；此前联合国在美国的力主下，对伊拉克采取的则是常规战＋外交战＋制裁战＋法规战＋媒体战＋心理战＋情报战等多管齐下的战法。 我们还注意到，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的金融保卫战中，对付金融投机家们的手段是金融战＋法规战＋心理战＋媒体战，尽管代价沉重，尚属战果良好。此外，像台湾大量印制人民币伪钞的做法，也很容易成为一种金融战＋走私战的战争手段。

    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加法－组合在战法运用中的奇妙作用。如果说，以往的战争由于技术手段和条件的限制，从事战争的人们还不能将赢得战争的全部要素随心所欲地加以组合的话，那么今天，以信息技术为前导的技术大爆炸，已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并且不让主观意图背离客观规律，我们就能根据需要，将手中的牌拼成各种牌型，直至最后赢得整个牌局。

    不过，没有谁能给未来的所有战争，开出一份包胜不败的药方。

    人类战争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战法，大都随着历史消逝而湮没。究其原因，这些战法都是针对具体目标而定，目标消灭了，战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真正有生命力的战法，必须是一只“空筐”，这只空筐仅凭其思路和原理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所说的组合，就是这样一只空筐。一只军事思维的空筐。它不同于以往任何针对性很强的战法，只有在筐中装满具体目标和内容时，它才开始有了指向性和针对性。一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你能把什么东西装进这只筐里。

    中国宋代军事家岳飞在谈到如何运用战法时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话听上去虽然很玄，但却是对正确使用组合手段唯一准确的解释。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超越于众多战法之上的战法。这就是万法归一。甚至是战法的终结。除了组合本身无所羁绊的超越性，你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战法能够超越出组合之网。

    结论就这么简单，但肯定不会出自简单的头脑。'

 

      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李世民

 

                       第六章  寻找胜律：剑走偏锋

    无论怎样长篇累牍地去谈组合，我们仍然要说，仅仅把光圈聚焦在组合上这还不够。还应该进一步缩小焦点，看看是否有更核心的秘密隐在其中。如果不能洞悉如何组合才是最好的秘诀，那么，即使不得要领地组合上它一百次，也无补于事。

    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一次胜利是在四平八稳中获得的。所以，在各种版本的《军语》中，才会有主攻方向、主要突击目标、佯攻、佯动、迂回包抄这样一些区分行动主次的术语。隐在这些术语背后的，相信不仅仅是出于“兵不厌诈”的考虑，或是为了合理使用兵力。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凭着直觉，所有那些赢得过无数胜仗的赫赫名将或无名之辈，都意识到了有一种或许应被称为“胜律”的东西的存在，并千万次地接近过它。但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统帅或是一位哲人敢说，我找到了它，甚至连对这种规律的命名都不曾完成。其实它一直就隐藏在人类此起彼伏的军事实践中。可以说，每一次经典式的胜战都验证了它。只是每一次，人们都不肯承认或不敢肯定自己与胜律迎面相遇，而常常把它归结于神秘命运的垂青。许多“马后炮”式的战史专著，也由于把它描绘得过于玄妙而使人最终不得要领。但，胜律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它就在那里，它像个隐身人伴随着人类的每一场战争，它的金手指倒向谁一边，谁就会踏着战败者的悲伤穿过凯旋门。不过，即使是那些战争骄子，也从未真正目睹过它的真实面孔。

                            与黄金分割律暗合

    “一切都是数”。古智者毕达哥拉斯[1] 沿着这条思想之路，与一组神秘的数字不期而遇：0.618。结果，他发现了黄金分割律！

    （√5-1）／2≈0.618

   从那以后，2500年间，这个公式一直被造型艺术家们奉为美学的金科玉律，艺术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管是信手拈来还是刻意为之，几乎所有被人们称为杰作的艺术品，都在其基本的美学特征方面近似或符合这一公式。人们曾长时间惊讶于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美轮美奂，几疑为神迹。经过测算，才发现它的垂直线和水平线之间的关系， 竟完全符合1:0.618的比例。当代建筑学大师柯布西埃在他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中，也是根据黄金分割律，创立了他最重要的“设计基本尺度”理论，而这一理论对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建筑物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2] 。可惜，这一或许是造物用一个领域向人类暗示全部领域规律的公式，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从未走出过艺术创造的天地。除了那些天赋过人的缪斯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意识到这条黄金般的美律，同时也可能会成为或者干脆就是其它领域中同样需要遵从的规律。直到1953年， 美国人J·基弗才发现，用黄金分割律寻找试验点，能够最快地逼近最佳状态。 他的这一发现被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归纳为“优选法”，亦叫0.618法。并一度在中国广为传播。虽然就我们所知，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普及运动，收效甚微，但它却显示出黄金律在艺术之外的领域中运用的前景[3]。
  
    其实，早在自觉把握黄金律的意识产生之前，人们已经凭着直觉，反复地将它运用在了各自的实践领域。这里面自然不会遗漏军事领域。从战争史上那些令人称绝的著名战役和战斗中，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这头神秘野兽飘忽不定的爪痕。

    无须把目光投向很远，你会发现，与这一定律相合的例子，在军事天地间几乎俯拾即是。从马刀锋刃的弧度，到子弹、炮弹、弹道导弹沿弹道飞行的顶点，从飞机进入俯冲轰炸状态的最佳投弹高度和距离[4] ，到补给线的长短与战争转折点的关系，无处不见0.618的形影。（本章正文中注释[4]至[12]序号原书未标出，由扫校者订正——扫校者识）

    信手翻翻战史， 你一定暗暗吃惊，0.618，如一条金带蜿蜒隐现于古今中外的战争中。春秋时期的晋楚鄢陵之战，晋厉公率军伐郑，与援郑之楚军决战于鄢陵。厉公听从楚叛臣苗贲皇的建议，以中军之一部进攻楚军之左军；以另一部进攻楚军之中军，集上军、下军、新军及公族之卒，攻击楚之右军。其主要攻击点的选择，恰在黄金分割点上[5]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亚历山大与大流士的阿贝拉之战，马其顿人把他们的攻击点，选在了波斯军队的左翼和中央结合部，巧的是，这个部位正好也是整个战线的“黄金点”[6]。

    数百年来，人们对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为什么能像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颇感费解。因为仅用蛮族人的悍野、残忍、诡谲以及骑兵的机动性这些理由，都还不足以对此做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或许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果然，黄金分割律再次显示出它的神奇：我们发现，蒙古骑兵的战斗队形与西方传统的方阵大不相同。 在它的5排制阵型中，重骑兵和轻骑兵的比例为2:3，人盔马甲的重骑兵为2，快捷灵动的轻骑兵为3， 又是一个黄金分割！你不能不佩服那位马背思想家的天才妙悟，被这样的统帅统领的大军，比在战场上与它对峙的欧洲军队更具冲击力，是理所当然的事。

    基督教欧洲人除了把黄金律运用到宗教艺术方面天赋甚高外，对这一定律在其它方面是否有用，似乎开悟得很晚。直到黑火药时期，滑膛枪渐渐呈现取代长矛之势，率先将滑膛枪兵和长矛兵对半混编，以改造传统方阵的荷兰将军摩利士，仍未能意识到这一点。还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对这种正面强侧面弱的阵型进行调整后，才使瑞典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他的做法是，在摩利士原来的216名长矛兵＋198名滑膛枪兵中队之外， 增加96名滑膛枪兵，这一改变顿时突出了火器的作用， 使之成为了冷热兵器时代军队阵型的分水岭。不言而喻的是，198＋96名滑膛枪兵与216长矛兵之比，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黄金律的光斑。

    还不止是这些。看看吧，在我们承认它为艺术规律之外的规律之前，它是怎样近乎固执地一次次“显形” ，向我们发出明确提示的。1812年6月，拿破仑进攻俄国。 9月，他在未能消灭俄军有生力量的博罗金诺战役后，进入了莫斯科，这时的拿破仑并未意识到，天才和运气正从他身上一点点消失，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和转折点正在同时到来。一个月后，法军便在大雪纷飞中撤离了莫斯科，三个月的胜利进军加上两个月的盛极而衰，从时间轴上看，法兰西皇帝透过熊熊烈焰俯瞰莫斯科城时，脚下正好就踩着黄金分割线。130年后的另一个6月，纳粹德国启动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德军一直保持着进攻的势头，直到1943年8月， “城堡”行动结束，德军从此转入守势，再没能对苏军发起一次可以称之为战役行动的进攻。或许我们还需要把这样一个事实也称之为巧合：被所有战史学家们公认为苏联卫国战争转折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早不晚，就发生在战争爆发的第17个月， 也就是1942年的 11月，这正是德军由盛而衰的26个月时间轴上的“黄金点”。[7]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湾战争。战前，据军事专家估计，如果共和国卫队的装备和人员，经空中轰炸损失达到或超过30％，就将基本丧失战斗力。为了使伊军的损耗达到这个临界点，美军一再延长轰炸时间。直到“沙漠军刀”出鞘时，伊军在战区内的4280辆坦克中的38％、2280辆装甲车中的32％、3100门火炮中的47％都已被摧毁， 这时的伊军实力已经降至60％左右，透过这些残酷的数据，0.618的神秘之光在1991年1月24日的清晨开始再次闪烁。100小时后，“沙漠风暴”的地面战斗便宣告结束。

    这些散落在历史尘烟中的事例，真是不可思议。孤立地看上去，它们太像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了。但造物从来不会做没来由的事。如果有太多的偶然，都在显示同一种现象，你还能继续心平气静地把它们看做是偶然吗？不，这时候你必须承认，那就是规律。

                          胜利的语法——偏正律

    在汉语的语法中，有一种基本的句式结构。这种结构把一个句子或词组，分为修饰词和中心词两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修饰与被修饰，即前者修饰后者，前者确定后者的倾向和特征。说得明白些，前者是容貌，后者是机体，我们确认一个人或一件物与他人或它物不同，一般都是根据他（它）的容貌和外观，而不是根据他（它）的机体或机理。从这个角度说，修饰词相对于中心词而言，更应被视为句子或词组中的重心。比如，红苹果。在被“红”修饰之前，苹果，只不过是此种果品的泛指，仅具有一般性。而“红”，则使这只苹果具有了可以认定其为“这一个”的特殊性。显然。“红”在这个词组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再如，经济特区。如果没有“经济”二字，特区只不过是个地域区划概念。被“经济”修饰过之后，它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和走向，成为邓小平用经济杠杆改革中国的支点。这一类的结构就是汉语语法的基本型态之一：

    偏正式结构。

    这一以偏修饰正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以至于不使用它，讲汉语的人便无法开口说话。因为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有主体性词汇，而没有主导性修饰，将使这个句子因缺少程度、 方位、 形态等可让人具体把握的因素而失去明晰性。如“好人”、“坏事”、“高楼”、“红旗”、“慢跑”这一类词，假如把前缀的修饰词统统去掉，后面所有的中心词，便全都变成了没有具体能指的中性词。由此可见，在偏正式结构中，与“正”相比，“偏”处于一种给句子和词组定性的地位。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偏正式结构以中心词为主体，以修饰词为主导，“正”是“偏”的躯体，而“偏”则是“正”的灵魂。当躯体作为一种前提确立之后，灵魂的作用显然更具决定性意义。这种主体从属于主导的关系，是偏正式结构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时，作为与客观世界对应的符号系统的结构方式之一，它似乎在向我们暗示某种超出语言范畴的规律性的东西。

    顺着这条路径走下去， 我们很快就会看出， 不仅仅在“好人”、“坏事”、“高楼”、“红旗”这类词组，也不仅仅在航空母舰、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装甲运兵车、自行火炮、精确炸弹以及快速反应部队、空地一体战、联合作战这类军语中，偏正关系大量存在。在语言范畴之外的世界里，同样层层叠叠地布满了这种关系。这正是我们借用——仅仅是借用——而不是照搬这一人类语言系统中仅见的修辞方法于自己理论中的意义所在，我们无意把战争与修辞学生拉硬拽在一起，而只是想借用“偏－正”这一语词来阐示自己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我们认定在许多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都大量存在着偏与正的关系，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常常是“偏”而不是“正”在其中起主导性作用，这种作用我们姑且称之为“以偏修正”（注意，这不是作为修辞方法的偏正式结构的本意，而只是我们的引伸）。如一个国家，人民是主体，而政府是国家的主导；一支军队，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是主体，而统帅部是军队的主导；一次核爆炸，铀或钚是主体，而对它们的轰击手段是引发链式反应的主导；一次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受害国是主体，而金融投机家是造成危机的主导。没有政府的主导，人民就是一盘散沙；没有统帅部的主导，士兵就是乌合之众；没有轰击手段，铀和钚就是一堆矿物质；没有金融投机家的兴风作浪，受害国的调节机制理应能使它们避开一场金融浩劫。在此类关系中，抛开双向互动的因素不谈，谁是偏谁是正，谁修饰谁，可以说不言而喻。

    以上论述表明，这种偏正式结构是一种非对称性结构，因而偏与正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关系。在这点上，与黄金分割律的情况非常相似：0.618与1之间就既是一种非对称结构，又是一种非均衡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也看做是另一种表述的偏正式。因为在偏正结构中，重要的是偏，而不是正。黄金分割律亦如此，重要的是0.618，而不是1。这是两者间共同的特征。规律告诉我们，在两个特征相似的事物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相似的规律。如果在黄金分割与偏正结构之间确实存在共同规律的话，那就应该是：

    0.618＝偏。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大概非田忌赛马的典故莫属了。在总体实力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大军事家孙膑挥洒出了他足以代表古中国博弈智慧的经典之作。他以田忌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作开局，在输掉必丢的一局后，再用己方的中马和上马，连克对方的下马和中马，确保了获胜所需的两局优势[8] 。这种以丢一保二策略（主导）去赢取整个赛局（主体）的方式，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偏正式结构。而其三局两胜的结果，则又完全符合2：3的黄金比率。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完美的二律汇流、二律合一：

    黄金律＝偏正律。

    找到规律是研究问题的结果，也是研究问题的开始。只要我们相信有一个名曰偏正律的东西普遍贯穿于事物的运行之中，我们就应该相信，这一规律同黄金律一样不会独独在军事领域留下空白。

    事实也的确如此。

    齐鲁长勺之战。两军对阵，齐军来势汹汹，鲁军按兵不动。齐军擂了三通鼓、冲了三回阵，仍未撼动鲁军阵脚，气势明显低落。鲁军趁机反攻，大获全胜。战后，谋士曹刿向鲁庄公点破了此役齐败鲁胜的道理：敌军“一鼓作气，二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9] 。从整个战役的进程来看，此战可分五个阶段：齐军一鼓——齐军再鼓——齐军三鼓——鲁军反攻——鲁军追击。从第一到第三阶段，曹刿采取了避敌锋芒的策略，使齐军在没能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便迅速越过了自己攻击力的黄金点，而鲁军则准确地选择此点为反攻时机，在2700年前的战场上充分印证了黄金分割律（3:5G0.618） 。可以肯定，当时的曹刿，绝不可能知晓晚于他200年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黄金分割理论。 况且，就是他知道这一理论，也不可能在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事中， 准确地测知哪里是它的0.618。但他却凭直觉猜测到了这一闪烁黄金光芒的分割点，而这正是所有天才军事家们共有的禀赋。

    汉尼拔在坎尼之战中，与曹刿的思路如出一辙。他也像曹刿一样洞悉敌人攻击力递减的奥秘。因而他一反常态，把最弱的高卢军和西班牙步兵，投放在本应布署精锐的阵线中部，让他们去正面经受罗马军队的攻击，待其支撑不住后，战线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个新月形凹陷。这弯不知是汉尼拔刻意营造还是意外形成的新月，变成了消解罗马军队攻击力的巨大缓冲器。当这一强劲力量因战线的拉长逐次衰减，在接近迦太基人阵线的底部而呈强弩之末时，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骑兵上却占优势的迦太基人，不失时机地让其铁骑两翼齐飞，迅速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合围，把坎尼变成了宰杀7万生灵的屠场。[10]

    这两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战役，都把避敌锋芒、挫敌锐气作为主导性策略，采取了明显偏离正面决战的作战模式，恰到好处地把敌方攻击力的衰竭点，作为己方反击的最佳时机，在战法上明显地符合黄金律和偏正律。

   如果不把这两个战例，看做是一种巧合或孤立现象，那么我们就会在战史中更多地看到黄金律－偏正律在闪闪发光。这一点在现代战争中也许更加明显。二战时，德军进攻法兰西的战役，从头至尾都浸透了我们所说的这二律的精髓。无论是将坦克从步兵的配属变成主战兵器，还是抛开一战时的套路把闪击战作为主战理论，以及不但出乎敌人、甚至出乎德军统帅部里那些观念陈旧的老将军的意料，把阿登山口选为德军进攻的主导方向，所有这些在当时的人眼里，肯定都不合正统，明显地带有“偏”向性。正是这一偏向，导致了整个德军军事思想的根本性转变，也使史里芬伯爵“袖拂英吉利海峡”的梦想，成了英国人在敦克尔刻的噩梦。而此前谁会想到，这一奇迹的蓝图，竟绘自两个级别较低的军官——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之手？

    在同一场大战中，可与进攻法兰西战役这种明显具有偏正式倾向的作战行动相映照的，还可举出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例子。山本五十六对航母的使用一如古德里安对坦克。虽然在山本的意识里，仍把战列舰视为未来海上决战的主体力量，但却又敏感并且正确地将航空母舰及其舰载机选作了对美海军作战的主导兵器。更为令人击节之处，是他在对美国人下手时，避开了对美国本土漫长的太平洋沿岸的正面攻击，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他的联合舰队的攻击半径，也就是他的拳头所能打到的最佳位置，从而挑选了既对扼制整个太平洋举足轻重，又让美国人事先得到情报都不肯相信的夏威夷作为攻击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海上决战的信奉者在关乎未来战局的第一场大战中，选择的不是他心向神往的海战，而是对珍珠港的偷袭。结果，他剑走偏锋，出奇制胜。

    分析到这一步，我们应该已经懂得，不管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都不应从字面上去狭义的理解，而只能在本质上把握其精髓。瞬息万变的战场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位军事统帅或指挥官，留出足够的时间或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一分分去丈量何处是黄金分割点， 一寸寸去考虑如何把握偏正度的问题。甚至就连0.618和“偏”，这两个二律中最核心的要素本身，也不是数学意义上的常数。而是胜利之神在千变万化的战争、战场、战局中不断出没隐现的万千化身。

    它有时表现在手段的选择上，如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把空中轰炸作为主导手段，而让一向是作战主体的陆军和海军全都成了配角；

    有时表现在策略的选择上，如邓尼茨把舰对舰的海战，改为潜艇对商船的袭击，结果这种“狼群战术”远比海上决战对英国的威胁更大；

    有时表现在兵器的选择上，如拿破仑的火炮、古德里安的坦克、山本五十六的航母、“黄金海岸”行动中的精确弹药，都是能倾斜战争天平的主导兵器；

    有时表现在攻击点的选择上，如特拉法尔加海战[13]中的纳尔逊，极其聪明地把法国舰队的后卫而不是前锋定为主要打击点，使一场海战的胜利导致了一个海上帝国的诞生；

    有时表现在战机的选择上，如第四次中东战争，萨达特把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的D日， 选在正处于穆斯林斋月中的十月六日，而把发起进攻的时间，定在阳光由西向东直刺以色列人瞳孔的下午，一举改写了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4]；

    有时表现在兵力的非均衡配置上，如一战前德军统帅部制定的入侵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大胆地把其72个师中的53个集中在右翼作为主攻，而把剩下的19个师放在漫长战线的左翼和中部。如此一来，这个从未真正实施过的沙盘作业，竟成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计划；

   有时表现在谋略的运用上， 如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相争。秦昭襄王并不急于马上同敌军决战，而是依照范睢建议，先攻韩国之上党，使赵国失去依恃；又假意言和，使诸侯不再援赵；再施反间之计，使赵王撤大将廉颇而任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最终大败赵军于长平。这一仗秦胜赵负的原因，与其说正得于秦军的强大，不如说偏得于范睢的谋略。

    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还有另外一种迹象，即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事关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等重大问题上，把视线偏离出军事领域之外，用其它手段补充、丰富甚至替代军事手段，以达到仅凭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是从战争观上对战争进行的最大的一次以偏修正。同时也预示着，未来战争将愈加频繁地呈现出军事手段与其它手段进行偏正式组合的趋势。

    以上种种，不论是哪种选择，都无不带有“偏”的特性。偏正律和黄金律一样，反对一切形式的平行并列、均衡对称、面面俱到、四平八稳，而主张剑走偏锋。只有避免锤砧硬碰，你的剑锋才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就是战争这篇千古文章中最基本的胜利语法。

    如果我们把艺术中的黄金分割律称为美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在军事领域中的镜像式再现——偏正律，称为胜律？

                        主与全：偏正式组合的要义

    在构成一个事物的诸多内部因素中，一定会有某个因素在全部因素中占据突出或主导的地位。这个因素与其它因素的关系如果是和谐的、完美的，那么，它就总会在什么地方符合0.618:1的公式。 当然也就会符合偏正律。因为在这里，“全部因素”就是主体，就是正；“某个因素”则为主导，则为偏。当一个事物具有了特定的目的性之后，偏与正，就构成了主从关系。二牛相斗，正是牛，偏就是它的犄角；双刀相向，正是刀，偏就是它的锋刃。孰主孰从，一目了然。而当目的发生变化时，新的主导因素就会出现并取代旧的主导因素，与现有的全部因素构成新的偏正关系。捕捉住了事物中主与全的关系，就等于抓住了黄金律和偏正律的要义。

    据此出发，我们很快可以从战争纷杂的脉系中，理出五根最主要的筋络：主兵器与全兵器；主手段与全手段；主兵力与全兵力；主向度与全向度；主领域与全领域。这“五主五全”，基本上概括了普遍存在于战争中的偏正关系。

    仍以海湾战争为例，联军实施“沙漠风暴”的主兵器是隐形飞机、巡航导弹和精确炸弹，其它全部兵器为从属；主手段是连续38天的空中轰炸，其它全部手段为辅助；主兵力是空军，其它全部兵力为协同；主向度是以共和国卫队为重点打击对象，其它全部战场目标服从于此；主领域是军事，其它领域则予以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媒体攻势之类的全面配合。

    但，仅仅理清楚这层关系，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对从事战争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理清而是如何把握和运用这些关系。我们知道，任何国家的战争资源都是有限的，即使像美国这样国力雄厚的国家。在战争中也必须不断考虑效费比（“最小耗能”原则）和怎样把仗打得更漂亮、让战果更辉煌的问题。因此，合理并且策略地使用和分配战争资源，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十分必要。这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也就是如何在战争中自觉地运用偏正律。其实，不少国家早已在此前非自觉地运用过了这一规律——

    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军力每况愈下。不仅失去了昔日与美军对垒的超霸地位，甚至连保证国家的现时安全都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俄军统帅部虽然被动，但却适时地修正了自己的未来战略，把战术核武器乃至战略核武器，作为一旦发生针对俄国的战争时的首选主导兵器，并围绕这一选择从整体上调整了常规兵器与核兵器的配置结构。 与俄军相反， 因独执牛耳风头正健的美军，则把“全面优势”（陆军[16]）、“由海向陆”（海军）、“全球参与”（空军[17]）确立为新的三军战略目标，并依此选择数字化装备、新型两栖攻击舰和隐形远程作战飞机作为新一代兵器， 大有让其取代M－1系列坦克，航空母舰和F－16这些当代王牌，成为美军武器库中的主导兵器之势。

    从俄美对各自主导兵器的战略性调整，可看出那种以杀伤力大小为条件，选择主导兵器的做法已经过时。对主兵器的选择来说，武器的杀伤力不过是兵器的诸多技术性能之一。比技术性能更重要的是对战争目的、作战目标和安全环境的基本考虑。因此，主兵器应是对达成上述目标最为有效的兵器，而且必须是能与其它兵器有机组合，构成完整武器系统的主导性因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主兵器大都已不是单一武器，而是“系统集成”，同时它又是更大的系统中的一部分[18]。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战争目标的不断调整，在为主兵器的选择及与其它兵器的组合使用方面，提供了足够的上下行空间的同时，也使主兵器与其它全部兵器的主从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

    同样的因素也在影响着战争手段的运用。在战争中，把军事行动天经地义的当做主手段，而其它所有手段则被视为辅助手段的观念正在过时。也许过不了多久，美国人就会发现，在对付像本·拉丹这样的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军事手段只是其全部可动用手段中的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对拉丹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手段，很可能不是巡航导弹，而是由它或更多手段配合的在网络上展开的金融封杀战。

    手段的复杂化带来的是出乎一切军人意料的结果：战争的平民化。因此，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主兵力与全兵力的问题，除了军队内部和作战行动中兵力的调度、分配和运用，还包括全体民众在何种程度上对战争的参与。当非职业军人的战争或准战争行动，越来越多地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时，谁是未来战争的主兵力，正在全球范围内变成一个过去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我们已经在前面多次提到过的“网徒”袭击美国和印度国防部网络中心的事件，即是这方面的证据。

   无论是纯粹的战争行动，还是非战争军事行动，抑或非军事战争行动，只要是带有作战性质的行动，便都存在一个怎样准确选择主要作战方向和攻击点的问题，也就是在由整个战争、战场或战线构成的全向度上，确定你的主向度的问题。这几乎是令一切即便拥有精良武器、多种手段、充足兵力的统帅也最感头疼的问题。但像亚历山大、汉尼拔、纳尔逊、尼米兹之辈和中国古代的孙武、孙膑，却都是擅长选择出敌不意的主攻方向的高手。利德尔·哈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选择最出敌预料的行动方向和抵抗力最弱的路线叫做“间接战略”。在战争空间已经由陆海空天电广延至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心理诸领域的今天，各种因素的交叉互动，已使军事领域很难理所当然的成为每一场战争的主导领域。战争将在非战争领域中展开，这样的观点说来很奇怪也很难让人接受，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趋势就是如此。其实远在古典战争时期，战争就不曾始终局限在单一领域中，像蔺相如“完壁归赵”的外交战，或像墨子与公输班的虚拟战，都是在军事领域以外赢得或消弥战争的典型范例。这种跨领域解决战争难题的方式，对当代人来说，应该是一种启示。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综合时代，已为我们开辟出了远比古人广阔得多的施展智慧和手段的领域，使人们梦寐以求的在非军事领域赢得军事胜利，用非战争手段打赢战争的凤愿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想把未来战争的胜利紧紧攥在手里，就必须对这一前景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即在一场也许不是以军事行动为主导的领域中，进行一场可能波及当事国全部领域的战争。至于这样一场战争将以什么武器、什么手段、什么人员以及在什么方向、什么领域中进行，眼下当然还是一个未知数。

    已知的只有一点，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战争，胜利都属于正确地运用偏正律去把握“主与全”的一方。

                             是规律不是定式

    战争是最难说清也最让人琢磨不定的东西。它需要技术的支撑，但技术并不能代替士气和谋略；它需要艺术的灵感，但又排斥浪漫和温情；它需要数学的精确，但精确有时会使它陷于机械和僵硬；它需要哲学的抽象，但纯粹的思辨无助于把握在铁与火的缝隙中稍纵即逝的战机。

    战争没有定式。没有人敢在战争领域里口吐“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狂言，没有人用一种战法打赢过所有的战争；但并不等于战争没有规律。为数不多的人在常胜将军的花名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窥见和掌握了胜律。

    这些名字证明了胜律的存在，只是却无人道破堂奥。很久——几乎和战争史一样久——以来，人们都把它看成是划过天才统帅脑际的闪电，而很少意识到它就隐藏于刀剑迸击、硝烟炮火的血腥格杀之中。

    其实，一切规律都不过是窗户纸，就看你能否捅破它。

    偏正律就是这样一层纸。它简单又复杂，飘忽又稳定，常常被一些幸运的手指无意间捅穿，胜利之门便轰然向他洞开。它简单得可以用一组数字或一种语法去表述；它复杂得即使你精通数学和语法也找不出答案；它飘忽得像硝烟，让人摸不着边际；它稳定得像影子，伴随着每一次胜利的日出。

    正因如此，我们把偏正律看做是原理，而不是定理。我们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原理的相对性。相对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无需精确测量。相对不是绝对的白色，所以它不怕黑天鹅[20]。

    不过，即或我们通过对战史的研究，肯定偏正即胜律，但如何运用才算正确，仍是有待每个具体的操作者自己去相机把握的问题。因为，战争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一直在困惑着每个胜利的追逐者：违背规律者必败无疑；墨守陈规者也绝难胜利。“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三十六计》可谓一语道破天机。这就是说，不管我们能找出多少战例，证明其胜利的原因与0.618相合， 但下一个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律去设计战争、战役或战斗的人，几乎必定会啃到失败的涩果。无论是黄金律还是偏正律，重要的是把握精髓，运用原理，而不能生吞活剥、东施效颦。在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与吕岑会战中，进攻的一方都采用了亚历山大式的“斜形攻击队形”，但结局却截然不同。罗斯巴赫战役中的法奥联军指挥官照抄战史，在腓特烈大帝的眼皮底下调兵布阵，企图用斜形队形攻击普鲁士军队的左翼。结果被及时调整了部署的普军，打得一败涂地。一年后，腓特烈在吕岑与三倍于己的奥地利军队再次相遇。这回，他却妙手新裁，同样用斜形攻击队形，一举全歼奥军。一样战法，两样结果，可谓意味深长[21]。它告诉我们，没有永远正确的战法，只有永远正确的规律。它同时还告诉我们，正确的规律并不能包胜不败，胜利的秘诀在于对规律的正确运用。包括对偏正律，虽然强调的是以偏修正，但也不是一味走偏就能取胜。偏，主要是思路要偏，是本质上的偏，而不是形式上的偏。如在实战运用中，并不等于每一次都要把攻击点， 生硬地选择在0.618式的“偏”上，才算符合了胜律。也许，这一次胜律恰恰需要的就是正面突破。这一次，“正”就是“偏”。这就是战争的艺术性，是数学[22]、哲学或其它科学技术都无法替代的艺术性。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敢于肯定，军事技术革命替代不了军事艺术的革命。

    另外需要点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偏正，虽然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古代兵家主张的“奇正”之法重合，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奇正”。因为，在古代兵家那里，奇和正是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即孙子所谓“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偏正，则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种手段，而是客观规律的呈现。最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虽然战争史上，出奇制胜的战例都因其美妙绝伦而令人神往，但却并非所有的胜利都因出奇而取胜，以正取胜者也不乏其例。偏正则不同，只要我们把每一个胜利拆开来看，不管它是奇胜还是正胜，其中都一定可寻见胜律的踪影：即不是“奇”偏正，就是“正”偏正。

    无论我们把偏正－胜律表述得多么清晰，对它的运用都只能在模糊中进行。有时，不清晰正是走向清晰的最佳路径。因为只有模糊才适合于整体把握，这是东方式的思维， 但它却奇特地与西方智慧在0.618这一黄金点上相遇。于是，西方的逻辑、推演和精确，与东方的直觉、感悟和混沌，形成了东西方军事智慧的结合部，并由此生成了我们所说的胜律。它闪烁着黄金般的光泽，带着东方的神秘和西方的严密，一如太和殿的飞檐，架在了巴特农神庙的廊柱上，法相庄严，气象万千。

 

    今天的战争会影响到输油管道内汽油的价格、超级市场里食品的价格、证券交易所里股票的价格。它们还会破坏生态平衡，通过电视 屏幕闯入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阿尔文·托夫勒

                       第七章  万法归一：超限组合

    知晓了胜律并不等于就能锁定胜利，这就像知道了长跑的技巧，并不等于能当上马拉松冠军一样。对胜律的发现，可以深化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知，提高军事艺术实践的水准。但到了战场上，能够赢得胜利的人，却断不会由于对胜律的破解而增多。关键是看谁真正在本质上掌握了胜律。

    在可能到来的下一场战争中，胜律对战胜者的要求会非常苛刻。它除了一如既往地要求你通晓在战场上角逐胜利的全部机巧，更提出了大多数军人都准备不足或感到茫然的要求：在战争之外的战争中打赢战争；在战场之外的战场上夺取胜利。

    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连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甚至沙利文、沙利卡什维利这样的现代军人都算不上“现代”，倒更像是一群传统军人。因为在我们所说的现代军人和传统军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鸿沟。虽然这条鸿沟并非不可跨过，但却需要一次彻底的军事思维的腾跃。这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几乎是穷其一生都不可能企及的事。说穿了却又很简单，办法是：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这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在中世纪，这意味着对浪漫侠义又没落的骑士传统的突破，不加限制地采取可能有的全部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战争中亦如此，这恐怕即便不是最早（因为有中国的韩非子[2]在前），也是最明确的“超限思想”的滥觞。

  事物彼此区别的前提是界限的存在，在一个万物相依的世界上，界限只有相对意义。所谓超限，是指超越所有被称之为或是可以理解为界限的东西。不论它属于物质的、 精神的或是技术的； 也不论它被叫做“限度”、“限定”、“限制”、“边界”、“规则”、“定律”、“极限”甚至是“禁忌”。对战争而言，它可能是战场和非战场的界线、武器和非武器的界线、军人和非军人的界线、国家与非国家或是超国家的界线，也许还应包括技术、科学、理论、心理、伦理、传统、习惯等等界线。总之，是把战争限定在特定范围以内的一切界线。我们提出超限的概念，本意首先是指思想上的超越，其次才是指行动时，在需要并且可能超越的限度和界线上选择最恰当的手段（包括极端手段），而不是指时时处处都非采用极端手段不可。对于技术综合时代的军人来说，现实存在中棱面的增多，可使用资源（指一切物化和非物化资源）的丰富，使他们不论是所面临的限制，还是突破限制的手段，比起马基雅维里所处的环境来，都要多得多。因此，对他们在超限思维方面的要求，也就更为彻底。

    我们在前面说过，组合是战争大师们杯中的鸡尾酒。但在以往的战争中，那些兵器、手段、阵法以及谋略间的组合，都是在军事领域里进行的“限”内组合，这种狭义的组合在今天显然已非常不够。要想赢得今天或明天的战争，把玩胜利于股掌之间，就必须“组合”你所掌握的全部战争资源亦即进行战争的手段；这也还不够，还必须按照“胜律”的要求去进行组合；这仍然不够，因为胜律并不能保证胜利瓜熟蒂落在篮子里，它还需要一只得法的手去采摘。这只手就是“超限”，就是超越一切界限并且符合胜律要求地去组合战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概念，一个全新的战法名称：

    “偏正式超限组合战”。

                               超国家组合

    现在，我们似乎又一次面临悖论：理论上说，超限，就应该是百无禁忌，超越一切；但事实上，无限的超越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任何超越都只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就是说，超限并不等于无限，而只是扩大了的“有限”，即超出某一领域、某个方向的固有界线，在更多的领域和方向上组合机会和手段，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为“超限组合战”下的定义。

    作为一种以“超－限”为主要特征的战法，它的原理是：在比问题本身更大的范围、调集更多的手段去解决问题。比如，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时，不是简单的选择国家对国家的军事对抗，而是运用“超国家组合”的方式化解危机。

    从历史上看，国家曾是安全理念的最高形态。对于中国人，国家甚至是与天下等同的大概念。如今，民族或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地球村”里人类社会链条上的大小环节。现代国家越来越多地受到区域性和全球性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东盟、欧佩克、亚佩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以及最为庞大的联合国组织等）的影响。此外，大量跨国家组织和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如跨国公司、行业协会、绿色和平组织、奥林匹克委员会、宗教机构、恐怖组织、黑客小组等）也同样在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这些跨国家、非国家与超国家组织，共同构成了新兴的全球力量体系[3]。

    也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上述因素，正在导引我们步入一个大国政治让位与超国家政治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过渡：许多端倪正在显现，许多过程正在开始。国家力量作为一类主体与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力量作为另一类主体，在国际舞台上谁主沉浮的问题尚无定论。一方面，大国们还在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全面大国，和像日本、德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俄国这样的垂暮大国，都还在试图对全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大国，已开始明确地借助超、跨、非国家力量，去加倍扩大自己的影响，实现仅靠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的目标。如用欧元统一起来的欧共体，就是最新也最典型的案例。这一生机勃勃的过程发展到今天，不过刚刚走出了蹒跚期，远未到结束的时候。近期走向和远期前景不明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某些迹象已经在显现一种趋势，即：通过国与国的较量定夺胜负输赢的时代正在徐徐关上大门，而用超国家手段在比国家更大的舞台上解决问题、实现目标的时代，正在悄然拉开大幕[4]。

    基于此，我们把“超国家组合”列为超限组合战的基本要素之一。

    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技术、文化相互渗透，网络、克隆、好莱坞、辣妹、世界杯轻松越过界碑所标志的疆域的世界上，那种企图在纯粹的国家意义上保障安全和谋求利益的愿望已很难实现。只有萨达姆这样的蠢人，才会以赤裸裸的领土占领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在20世纪的末叶，是明显背时的，必然遭致失败。同样是追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美国就显得比伊拉克精明得多。自登上国际舞台那天起，美国人巧取豪夺，从别的国家获得的利益，比伊拉克从科威特那里获得的不知要多出多少倍，个中原由不单是“强权即公理”就能解释的，也不单是个违背国际准则与否的问题。因为在所有的海外行动中，美国总是力求争取最多的追随者，以防自己变成形单影只的孤家寡人。除对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样的小国，直接采取了单纯的军事行动外，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用超国家的方式谋求并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在对付伊拉克的问题上，美国人的做法，就是一次非常典型的超国家组合。整个过程中，它上下其手，纵横捭阖，几乎让联合国内的所有国家都支持它的行动，使这个全球第一国际组织做出了令它师出有名的决议，并把30多个国家拉进了讨伊联军。战后，又成功地组织了对伊拉克长达八年的经济封锁，并利用武器核查，对伊保持持续的政治军事压力，使之长期处于政治孤立、经济困顿的状态中。

    海湾战争之后，战争或冲突的超国家组合倾向愈加鲜明。越靠近今天，它的这一特征就越突出，越频繁地成为一种手段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这一倾向的形成，有着最近十年国际社会急剧动荡变化的深刻背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政治国际化、信息资源网络化、技术换代频繁化、文明冲突隐蔽化和非国家组织强势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便利和麻烦一样多，这就是为什么大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解决问题的指针瞄准了超国家组合的原因[5]。

    正是这一原因，使现代国家面临的威胁，更多的来自超国家力量，而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国家。对付这类威胁，除了使用超国家组合的手段，不会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其实，古来无新事，超国家组合并非是一片新大陆。早在春秋战国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合纵连横即结盟，就已经成为古代东西方策略家们运用超国家组合手段最为古老也最为经典的方法[6] ，至今仍不失其魅力。直到海湾战争时，施瓦茨科普夫式的超国家组合，仍可以说是古典的“联盟＋联军”的现代版。如果非要在古代和今天划出一条代沟，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古人那里，只是国家与国家间的组合，而不是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之间的垂直、平行和交叉组合[7] 。这三种古人无从想象的力量的出现，已使今天的战法，除了不变的原理外，从技术手段到实际运作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国家＋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的崭新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面貌和结局，甚至改变战争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军事性本质。这种不仅是以国家力量而是以组合超、跨、非三种力量去解决冲突或进行战争的方式，我们统称为超国家组合。从已有的成功范例中可以预见，超国家组合将是今后时代，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谋求实现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最有力武器[8]。

    作为目前唯一世界级大国的美国，是最善于把超国家组合作为武器加以运用的国家。它从不放过任何参与到与美国利益有关的国际组织里面去的机会，或者说它一向都把任何国际组织的行动看做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不论是欧洲、美洲、亚洲以及其它地区性或全球性国际组织，美国都要力争置身其列以便操纵。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对此直言不讳：“为保护和实现美国利益，美国政府必须有能力影响其它国家的政策和行动。这就要求美国保持在国外的参与，尤其是那些使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处于危险的地区”[9] 。如在成立亚太经合组织问题上，创议人澳大利亚总理霍克的最初考虑，只包括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但立刻遭到布什总统的强烈反对，遂扩大到美国和加拿大。与此同时，为遏制亚太经济合作的势头，美国极力鼓动部分亚洲国家，单独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签订协议，既打进又拉出，可谓是一套双重组合的策略。

   让人感到讳莫如深的，是美国人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态度和方式。风暴伊始，美国就迅即否定了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提议，主张通过以其为大股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有条件的救援计划，意在迫使亚洲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韩国提供570亿美元贷款的同时，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其全面开放市场，让美国资本有机会以不合理的底价收购韩国企业。如此明火执仗地要求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敞开或腾出市场空间，已经近乎于一种变相的经济占领[10]。如果我们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与索罗斯之辈对亚洲国家的金融狙击，与美国人的共同基金总额10年间从8100亿美元增加到5万亿并仍以每月300亿的速度递增[11]，与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在最关键或是最微妙的时刻降低日本、香港及马来西亚信用等级，与格林斯潘对香港政府反击“对冲基金”  会否改变游戏规则的担心，  与美联储对投机失败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的破例救助，与曾经在亚洲喧闹一时的说“不”声和“亚洲世纪”的提法日渐沉寂等所有现象，统统联系起来，就会发现这一切的衔接是如此巧妙，天衣无缝[12]。倘若有意识地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用以打击觊觎已久的目标，岂不是一次成功的超国家组织＋跨国家组织＋非国家组织的组合行动？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刻意设计并使用了这一威力巨大又不露声色的武器，但从迹象上看，起码可以说，某些行动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默许。只是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国人是否有意识地使用了它，而是作为一种超级武器，它是否可行？

    回答是肯定的。

                               超领域组合

    领域，是从领土概念中引申出来用以区别人类活动范围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战争领域，就是对战争所涵括范围的标定。我们提出“超领域组合”与“超国家组合”一样，都是个缩略语，确切地说，在它们的后边还应缀上“战争行动”四个字，才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我们营造并使用这类概念的意图。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为了把“超……组合”这种被超限思维驱动的主张，限定在战争及其相关行动的范围内。

   “超领域组合”，介于前面已经谈过的“超国家组合”及后面将要论述的“超手段组合”两者之间。正像它在我们论述时所处的位置一样，它对突破性的超限思维，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就像飞机突破音障，才能进入超音速飞行一样，从事战争的人，只有突破领域的局限，才能进入战争思维的自由态。思想的破限是行动破限的前提。如果没有思想的破限，即使凭借直觉在行动中有所突破，也终难成就正果。如美军的“全维作战”理论与我们的“超领域组合”异曲同工（所谓全维度亦即全领域），但由于美军的“全维作战”更多的像是一群聪明军人的突发奇想，而不是建立在彻底的突破性思维基础上，所以，这一有可能导致一场军事革命的思想火花，很快便由于不彻底思维必然要面临的种种障碍，令人惋惜地熄灭了。

    战争领域的扩大，是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并相互融合的必然结果。对此现象，人们的认识始终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虽然远在曹刿近在柯林斯，这些远见卓识者都不同程度地指明了战争各领域间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从事战争的人那里，一切非军事领域，都被看做是战争中必须服从于军事需要的附属品。视野的狭窄和思维的狭隘，使战场的扩展和战法的变化都被局限在了一个领域之内。从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不惜毁掉大半个国家，以坚壁清野的策略对付拿破仑；到二战时德累斯登大轰炸和广岛、长崎核爆炸，不计平民伤亡地把军事胜利绝对化，以及“大规模报复”、“确保相互摧毁”战略的提出，都没有突破过这一模式。

    现在是对这一偏谬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技术的大融合已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各领域间的交叉互动，准备好了接口，各领域的一体化倾向已非常明显，再加上人权意识的高涨对战争伦理的影响，所有这些都使那种把战争局限在军事领域，并以伤亡大小来衡量战争烈度的观念日渐过时。战争正在超逸血腥杀戮之境，呈现出低伤亡甚至零伤亡但却高烈度的趋势：这是信息战、金融战、贸易战等全新战争样式，在战争领域开辟出的新空间。就此意义上说，已经没有什么领域不能为战争所用，也几乎没有什么领域不具备战争的攻击性形态。

    1987年10月19日，美国海军舰艇在波斯湾攻击伊朗钻井平台，消息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立即触发了华尔街历史上最惨烈的股市崩盘。这个令人闻之变色的“黑色星期一”，使美国股市仅帐面损失即高达5600亿美元，等于净赔掉一个法国。事隔数年，由军事行动引发股灾进而导致经济恐慌的一幕再次重演。1995－1996年，中国大陆两度宣布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弹迹划空之时，台湾股市应声而落，出现了雪崩式的连锁反应。以上两例，虽然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超领域组合，特别是前者还属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举，但其出人意料的结局，却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如果有意识地把两个或更多的看上去互不相干的领域，组合成一种战法去使用，效果岂不更好？

    从超限思维的角度，“超领域组合”就是战场的组合。每一个领域都可能与军事领域一样，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导性战场。而“超领域组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考虑，选择哪个领域作为主战场，对实现战争目标更有利？从美伊对抗的实践来看，在“沙漠风暴”42天军事行动之后，持续了8年的军事压力＋经济封锁＋武器核查，是美国在新的战场上用超领域组合打击伊拉克的战法。且不谈经济封锁对伊拉克造成的巨大非军事性损毁，仅巴特勒为首的联合国武器核查特委会，在几年间通过检查和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伊拉克军事潜力形成的打击，就已经大大超过了海湾战争空中轰炸的战果总和。

    这些事象表明，战争已不再是纯粹军事领域内的行动，任何一场战争的走势和结局，都将可能被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交因素、文化因素、技术因素等等非军事因素所决定或改变。面对影响广被全球各个角落的军事和非军事冲突，我们只有从思维模式上突破划地为牢的种种界限，把被战争所全面波及的各个领域，变成手中熟练翻洗的纸牌，用超限战法组合所有战争资源，才有可能操得胜券。

                               超手段组合

    在两国交战、两军搏杀之际，是否需要使用特别手段，针对远在后方的敌军家属展开心理战[14]？在保卫国家金融安全时，是否可动用暗杀手段去对付金融投机家[15]？对毒品或走私品策源地，能否在不宣战的限度内使用“外科手术式”打击？为对他国的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可否建立专门的院外集团运作基金[16]？是不是还可以用购买或控股方式，把别国的报纸、电视变成对其进行媒体战的工具[17]？

    除开手段使用的正当性，即是否合乎公认的伦理规则这一点，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 它们全都涉及到了超国家、 超领域地使用手段也就是我们要说的“超手段组合”问题。而要弄清楚什么是超手段并且为什么要超手段，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

    什么是手段？

    这个问题似乎根本不是问题。谁都知道，手段是用以实现目标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大到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小到一个计谋、一件武器，都被笼统地称做手段时，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

    手段的相对性，是一个让人颇费周章的问题。

    这种相对性表现为，在一个层面上可能是手段的东西，在另一层面上又有可能变成目的。对于超国家行动来说，国家就是手段；而对于国家行动来说，军队或其它国家力量是手段，国家则成了目的；依此类推下去，大小不一、尺码不同的手段，就像是重重叠叠的中国套盒，每一层手段在服务于更高目的的同时，本身又成了低一级手段的目的。

    抛开目的不谈，手段的复杂性还在于，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层面把任何事物都作为手段来理解。

    从领域的角度，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心理和媒体这些领域，通通可以视为手段；再沿领域细分，如军事领域，从战略战术、军事威慑、军事联盟、军事演习、军备控制、武器禁运、武力封锁直到使用武力，都是当然的军事手段；而经济援助、贸易制裁、外交斡旋、文化渗透、媒体宣传、制定并运用国际规则、利用联合国决议等等手段，则在分属政治、经济、外交等不同领域的同时，也越来越被政治家们当做准军事手段去运用。

    从方法的角度，哲学方法、技术方法、数学方法、科学方法和艺术方法，都是人类用以造福自身、也可用于战争的手段。比如技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都在扩张着手段的阵容；再如数学，从兵力配置、弹药基数、弹道测算、杀伤概率、作战半径、爆炸当量这些军事术语中，无处不见数学方法的影子；此外，哲学、科学、艺术的方法也是支撑军事智慧以及军事行动的有力手段，这也就是人们常常把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称做军事哲学、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原因，利德尔·哈特就曾把战略一词，定义为“运用军事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艺术”。

    由此可见，手段是一个涵盖广泛、层次丰富、功能交叉因而不易把握的概念。只有从视野上拓宽对手段的认识，懂得无一物不可以是手段的道理，才不至于在手段的运用上捉襟见肘，黔驴技穷。1978年在伊朗占领美国大使馆扣留人质的危机中，美国最初只知贸然采用军事手段，失败后才改变手法，先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又实施武器禁运，并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拉克，再加上外交谈判，多管齐下，最终使危机得以解决[18]。这说明，在一个空前复杂化了的世界上，手段的样式和适用范围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再好的单一手段也不会比多种手段的并用更有优势。因此，超手段的组合，就变得非常必要。可惜在这方面有自觉意识的国家并不多，倒是那些有多样利益追求的非国家组织，在极力寻求多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如俄罗斯黑手党为攫取财富，把暗杀、绑票和使用黑客攻击银行电子系统等手段组合在一起；一些恐怖组织为政治目的，把投放炸弹、劫持人质和网络袭击等手段组合在一起；索罗斯之辈为在金融市场上混水摸鱼，把汇市、股市、期市的所有投机手段都加以组合，并利用舆论广造声势，诱导纠集像美林、高诚、摩根－斯坦利这些“巨无霸”与其联手[19]，形成规模巨大的市场合力，展开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战。这些手段大都不具有军事性质（虽然时常会带有暴力倾向），但其组合使用的方式，却对我们在战争中如何有效地使用军事或非军事手段不无启发。因为在今天，衡量一种手段的有效性，主要不是看手段的属性和它是否合乎某种伦理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一个原则，即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原则。只要符合这一原则，即是最佳手段。其它因素虽不能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但却必须以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这就是说，超手段组合首先要超越的不是别的，恰恰是手段本身所隐含的伦理标准或原则规范。而这远比把一些手段与另一些手段组合在一起，更困难也更复杂。

    只有完成了对既有观念的超越，才能使我们摆脱禁忌，进入手段选择的自由－超限之境。因为对我们来说，仅仅通过现成手段去实现目标是不够的，还需要找出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即如何正确有效地运用手段，换言之，就是如何有意识地把不同手段组合起来，创造新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比如，在经济一体化时代，某个经济大国如果想打击它国经济，同时也打击其防务，完全可以不采用经济封锁、贸易制裁或军事威慑、武器禁运之类的现成手段，而只需调整本国的金融政策，以货币升值或贬值为主，组合以舆论造势、改变规则等手段，就足以使目标中的国家和地区出现金融动荡、经济危机，削弱其综合国力包括军力。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该地区军备竞赛热降温的事例中，即可看出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虽说此次危机并非哪一大国有意改变本国币值所致。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准全球性大国，目前也已具备了只要改变自身的经济政策，就可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的能力。如果中国是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在1998年违背诺言，让人民币贬值的话，肯定就会使亚洲经济雪上加霜，同时也将诱发世界资本市场的激变，其结果就连依靠外国资本流入支撑本国经济景气的世界第一债务国美国，也必然受到经济重创，这样的结局肯定会胜过一次军事打击。

    声气相通、利益相连的现实，使战争的外延日趋扩大，也使任何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都具备了多种而不仅仅只靠军事手段威胁他国的能力。单一手段在使用中将越来越收效甚微，多种手段并用的优势愈见凸显，这就为超手段组合并把这种组合运用到战争或准战争行动中敞开了大门。

                               超台阶组合

    当一场战争成为一段战史，像钢水般逐渐冷却的战争过程，就会一点点凸现出来。从最初的、小规模的、局部的战斗，到由这些战斗前后左右拼接而成的战役，再由数个甚至更多的战役构成的战争，最后还可能由一场战争蔓延成一次洲际或世界性的大战……战争，就这样沿着一级级看不见的台阶走了过来，也许还将这样一级级台阶的走下去。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呻吟的伤兵和阵亡者的尸体，布满了胜利者高扬的炮口和失败者丢弃的枪支，也布满了许多愚蠢的或睿智的计策、谋略和方案。如果我们从战史的最后一页，一章章地往前翻，就会发现，一切过程都是累积，一切结局都由累积而成。胜利是累积，失败也是累积。对交战双方而言，通向结局的道路是同一条，唯一的区别，是看你拾级而上，还是拾级而下。飞跃和突变，都发生在你踏上最后一级台阶的那一刻。

    这似乎就是规律。

    而规律是需要尊重的，对规律的违背或打破则须慎重。

    问题是我们所想的，恰恰正是如何违背或打破这一规律。我们不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必须一级级循序渐进，直到累积出决定命运的“那一刻”。我们认为，“那一刻”是可以制造出来的。找到能够不断地制造而不是等待累积到那一刻的办法，并将它固定成一种战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当然知道，一次战斗构不成一场战争，就像一名士兵构不成一支军队一样，但这并不是我们想说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用一种方法打破所有的台阶，并将这些台阶任意组接拼装，比如把一个战斗或战术级的行动，直接与战争或战略级的行动组合对接。如同把肢体、躯干和头颅任意拼接一样，使战争变成一条可以在所有环节上随机组合、亦可在任何方向上自由摆动的龙。

    这个方法就是“超台阶组合”。台阶也是一种限制，与国家界限、领域界限和手段界限相同，都是超限组合战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超越的界限。

    赫尔曼·康恩曾把通向核战争的门槛分成若干级台阶，类似的台阶同样存在于其它样式的战争中。但如果真的按照康恩的思路走，就会发现，44级台阶的划分过于琐细且不便操作[20]，并由于更多的着眼于从战争的烈度去划分台阶，而缺少了对战争层级的实质性洞察。在我们看来，从战争的规模和与其对应的战法这两方面切入，战争台阶的划分便可以大大简化，分为四个层级就足够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美国某些军事分析家的看法基本一致，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具体划分如下：

    大战－战策

             战争－战略

                      战役－战艺

                               战斗－战术

    第一级，“大战－战策级”。从规模上，是以超国家为上限、以国家为下限的军事和非军事战争行动。与之相对应的战法是“战策”，也就是柯林斯所谓之“大战略”。因这一级战法，主要涉及战争的政治策略，故我们名之为“战策”。

    第二级，“战争－战略级”。国家级的军事行动包括这一级别上的非军事战争行动。与之对应的战法是“战略”，即国家的军事策略或战争策略。

    第三级，“战役－战艺级”。从规模上低于战争，高于战斗的作战行动。此级别一直没有与之对应的战法称谓，通常套用“战役”概念，显然混淆了作战规模与作战方法的含义，故我们选用“战艺”一词为其冠名。取这一级作战比“略”低，比“术”高，需讲求作战艺术之意。

    第四级，“战斗－战术级”。最基本规模的作战行动，与之对应的战法是“战术”。

    一望可知，每一级作战规模的台阶上都有与之相应的作战方法。对于传统的军人来说，也许他们终身的课业，就是如何熟练操作这些战法，在所处的每个层级上打好每一仗。

   而对于即将置身于下个世纪的军人们，仅止在固定的层级上操练这些战法，已显得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学会如何打乱这些台阶，去组合从超国家行动到具体战斗的所有要素，以赢得战争。这并非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说穿了很简单，作为一种试图把战策、战略、战艺、战术任意对接的方法，超台阶组合的原理，无非是角色互换或角色易位。如用某种非军事行动的战略手段，去配合一次战斗任务的完成；或用某种战术性手段，去实现战策级的目标。因为从战争的走势看，越来越显现出这样一种迹象：并不是哪一级的手段才能解决哪一级的问题。无论是四两拨千斤，还是杀鸡用牛刀，只要操作得好，都是可行的办法。

    本·拉丹，仅用两车炸药这一纯战术级手段，就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战略级的威胁；而美国人也只能通过对其进行战术级的报复行动，达到保障自身安全的战略级目标。再如，与以往战争中“人－机”组合是最小的作战单元，其作用一般不会超出战斗规模这一点不同，超限战中“人－机”组合，具备从战术级直至战策级多重跨度的攻击能力。一名黑客＋一只调制解调器，给敌方造成的毁损几乎不亚于一场战争。而由于具有跨台阶作战的广谱性和隐蔽性，这种单兵作战的方式很容易达成战略甚至战策级的效果。

    这就是超台阶组合的要领和意义。

    在以国家和超国家为主体的战争与非军事战争中，没有什么领域不能超越；没有什么手段不能用之于战争；也没有什么领域、手段相互间不能组合。战争行动对全球化趋势的适应就表现在一个“超”字上，这一个“超”字便足以以一应万。而我们所说的万法归一，就恰恰归在一个“超”字上。

    需要再次指出，超限组合战，首先是思路，然后才是方法。

 

      原则是行为准则，但不是绝对准则。——乔治·凯南

                           第八章  必要的原则

    战争史上最早用原则去固定作战方式的人，当推孙子。他提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而击虚”等等原则，至今仍是当代兵家行动的信条。而在西方，二干四百年后，拿破仑才向后来其名被冠于一所世界著名军校门楣上的圣西尔，透露了一个心迹，“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可惜的是，打胜仗时，他没有时间；打败仗后，他又没有了心情。对于一生创造过近百次胜利的统帅，这应该算是个不大不小的缺憾。但生为伟人，只要胜绩卓然，自会有后人去发微钩沉，总结你的取胜之道。一百年后， 一位名叫J·F·C·富勒的英国将军，从那位生前死后都令英国人畏惧的宿敌指挥过的战争中，归纳出了指导现代战争的五条原则[1] 。自此，整个西方的现代战争原则观得以诞生。尽管后来不少国家的军事条令和一些军事理论家们相继提出过这样那样的战争原则，但都与富勒的首创大同小异[2] 。这是因为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海湾战争之前，除了杀伤力和毁损力不断提高外，战争形态本身并无实质性改变的缘故。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一切发生在海湾战争中和战争后。精确制导武器、非杀伤性武器和非军事性武器的投入和使用，使战争不再拼命沿着提高杀伤力和毁损力的轨道上狂跑，而是开始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变向。这就为另外一些让职业军人们感到陌生的原则，铺就了通往下个世纪战争的新轨。

    任何原则都不会是空穴来风，战争原则更如此。不论产生于哪位军事思想家的大脑，或出自哪部军事条令，它都肯定是在战争的熔炉中和铁砧上千锤百炼假铸而成的产物。没有春秋时代的战争，就不会有孙子的战争原则；没有拿破仑战争，就不会有富勒的战争原则；同样，没有海湾战争前后全球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军事、准军事甚至非军事性战争，就不会有美国人的“全维作战”和我们的“超限组合战”这类战争新概念的提出，当然也就谈不上与之共生的作战原则的问世。

    在对“全维作战”理论的中途夭折感到惋惜之余，我们决心使“超限组合战”不止停留在理论思辨的层面上，而是进入可实际操作的战法状态。尽管我们主张的“超限”思想，本意是要打破一切界限，但有一条界限却必须恪守，那就是，在进行作战行动时，遵循必要的原则。除非原则本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被打破。

    当对战争规律的思考凝结为某种战法时，原则便会随之而生。尽管这些战法和原则，在没有经过新一轮实战的检验之前，能否成为通向下一次胜利的路标，还很难说。但必要原则的提出，肯定是完善一种战法不可缺少的理论工序。这里是陀罗斯，就在这里跳舞吧。让我们看看以下这些原则，究竟能为“超限组合战”带来什么——

                
                  全向度  共 时 性  有限目标 无限手段

                  非均衡  最小耗费  多维协同 全程调控

           全向度——360度的观察、设计和组合运用一切相关因素

    “全向度”，是“超限战”思想的出发点，亦是其思想的覆盖面。作为一种战法的总纲式原则，它对实施者的基本要求是，通盘考虑所有与“这一场”战争有关的因素，在观察战场和潜在战场、设计方案和使用手段、组合一切可动用战争资源时，视野上没有盲区，观念上没有障碍，方位上没有死角。

    对超限战来说，不存在战场与非战场的区别。陆、海、空、天等自然空间是战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社会空间也是战场，而连接起这两大空间的技术空间，更是所有敌对双方极力争夺的战场[3] 。战争可以是军事性的，也可以是准军事或非军事性的；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可以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也可以是平民或专家为主体的新生战力的对抗。超限战的这些特征，既是它与传统战争的分水岭，也是它为新型战争划定的起跑线。

    作为实战性很强的原则，“全向度”适用于超限组合战的各个层面。在战策级，是指国家整体战力直至超国家战力在洲际或全球对抗中的组合运用；在战略级，是指与军事目的相关的国家资源在战争中的组合运用；在战艺级，是指军队或军队规模的主体，为达成战役目标，在特定战场上对各种手段的组合运用；在战术级，是指一支部队或部队规模的主体，为遂行一定任务，在战斗中对不同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组合使用。同时不要忘记，上述所有组合还应包括它们各级别间的交叉组合。

    最后，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其作战范围都能广及所有的空间和领域，但“全向度”的思考和把握战局，是超限组合战的第一原则。

              共时性——在同一时间段上的不同空间内展开行动

    现代战争所拥有的技术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的普及，远战技术的出现和战场转换能力的增强，把绵延分散、性质各异的战场连为一体，也把各种军事和非军事力量平行地导入战争，使战争进程大为缩短。许多过去需要通过战役、战斗累积，分阶段完成的目标，现在则可能在提出同时到达、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要求后，迅速得以实现。因此，在作战中对“共时性”的强调，正在超过“阶段性”[4]。

    在周密计划的前提下，让分布在不同空间、不同领域的战争要素，在统一约定的时间段上，围绕战争目标，展开错落有致、配合默契的组合式打击，以达成突然性、隐蔽性和有效性。一次全纵深的共时行动，可能只是一场短促的超限战，但已足够决定一场战争的命运。这里所说的“共时”，不是分秒不差的“同时”，而是指“同一时间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超限战是名副其实的“时间约定战”。

    以此为尺度，美军在军事领域内的行动能力，最接近达到这一水平。按照美军现有的装备技术，一个信息战役系统在一分钟内可以为1200架飞机提供4000个目标的数据，加之远程打击武器系统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全纵深同时攻击”作战思想的提出，开始摆脱在空间上从外围逐步推向纵深，在时间上次第展开行动的陈旧战争模式。但他们在这方面的思路，从军方披露的一些公开文件看，至今仍局限在军事行动的范围内，没能推及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战场上[5]。

             有限目标——在手段可及的范围之内确立的行动指针

    目标的有限是相对于手段而言。因此，确立有限目标的原则是，目标永远小于手段。

    在确定目标时，充分考虑它的可实现性，不追求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限定的目标。有限才有明确性，才有现实性，也才会有可操作性。同时，还能在实现上一个目标之后，使自己保持追逐下一个目标的弹性[6] 。在确立目标时，必须克服好大喜功心理，有意识地追求有限目标，排除力所不及的目标，即使它是正确的。因为，每一项能实现的目标都是有限的。无论何种原因，使目标超出了手段允许的范围，只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所犯的错误，就是把有限目标扩大化的最典型例证。其后，美国人在越南、苏联人在阿富汗所犯的同样错误也证明，无论是谁，也无论是何种行动，只要目标大于手段，就一定必败无疑。

    对这一点，并不是所有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都明白。《1996年美国国防报告》中，引述了克林顿总统的话，“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领导义务，并在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受到重大危害时采取行动”。说上述话时，显然连克林顿都没能意识到，国家利益和价值观完全是两个不同级别的战略目标。如果说前者是美国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行动进行维护的目标，后者则既不是其能力所及，也不是其应该在美国本土之外追求的目标。与“孤立主义”对应的“全球第一”思想，使美国人在国势膨胀时，一直有追逐无限目标的倾向。然而，这是一个终将导致悲剧发生的倾向。一个资产有限，却热衷于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除了破产，不会有其它的结局。

          无限手段——趋向无限制运用手段，但以满足有限目标为限

    无限手段是针对有限目标而言[7] 。无限是一种不断扩大手段选择范围和使用方式的趋向，而不是无节制的使用手段，更不是绝对化的使用手段或使用绝对手段。无限手段以满足达成有限目标为终极界限。

    手段不能脱离目标。手段的无限是指为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可以打破限制地选择各种手段，并不是说手段可以摆脱目标的限制而为所欲为。作为可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曾被视为绝对手段，正是因为它违背了手段必须服务于目标的原则，而终于被人束之高阁。无限手段的运用只能像孔子所说，“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个“矩”就是目标。超限思想“随心所欲”地扩大了手段的选择范围和运用方式，但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扩大目标，而只是以超限制、超界限的运用手段去实现有限目标。反过来说，聪明的统帅也不会因为目标有限而使其手段变得有限，因为这极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导致功败垂成。 这就是说， 必须通过“无限”去追求“有限”。

    美国南北战争中，谢尔曼对萨凡纳的进军，不是寻求作战，而是一路烧掠，以破坏南军的后方经济为手段，使南方民众和军队丧失抵抗力，从而实现了北方的战争目标。这是一次使用无限手段实现有限目标的成功范例。与此相反，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军统帅部为其前线将领制定的战争目标，是占领西奈半岛，与此相应的作战计划也只是突破巴列夫防线后即固守西奈。企图用有限手段去争取有限目标，结果众所周知，埃及人丢掉了本已到手的胜利[8]。

               非均衡——沿均衡对称相反的方向寻找行动节点

    “非均衡”作为一条原则，是偏正律在超限战理论中的主要支点，其要义是沿均衡对称的反思路，去展开作战行动。从力量的分配和使用，主战方向及打击重心的选择直至武器的配置，都必须双向考虑非均衡因素的影响和把非均衡作为手段去实现目标的问题。

    不论是作为一种思路，还是作为指导作战的原则，非均衡在战争的所有方面都会有所表现。只要正确的掌握和运用非均衡原则，就总能找到并抓住敌方的软肋部位。一些穷国、弱国以及非国家性的战争主体，在同比它们强大得多的势力叫板时，如车臣对俄罗斯、索马里对美国、北爱游击队对英国、伊斯兰圣战者对整个西方，就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老鼠戏猫”式的非均衡、非对称战法，明智地坚持决不与大国军队面对面硬抗，而是用游击战（主要是城市游击战）[9] 、恐怖战、宗教战、持久战、网络战等作战样式与之周旋；其主战方向多选择在对方意想不到的领域和战线，而打击重心则总是挑选能给对方造成巨大心理震撼的部位。这种利用非均衡手段为自己造势并让事态按自己愿望发展的做法，往往收效甚巨，使那些以正规军和正规手段为主战力的对手，常常像窜入瓷器店的大象，一筹莫展，无从发挥作用。

    除了在使用中显示出的实效性，非均衡本身就是被黄金律所暗示的事物运动规律。这是所有规律中唯一一条鼓励人们按打破规律的方式去运用规律的规律，也是医治四平八稳思维痼疾的良方。

             最小耗费——在足够实现目标的下限上使用战争资源

    “最小耗费原则”的原则是，一，合理比节约更重要[10]；二，作战样式决定战争耗费的大小[11]；三，以“多”（多手段）求“少”（低消耗）。

    合理包括合理制定目标与合理使用资源两个方面。合理制定目标，除了在手段的圆径内确立目标之外，还需要压缩目标的载荷，使其尽可能单纯简洁；合理使用资源，显然是指用最恰当方式去实现目标，而不是片面的要求节约。只有在满足实现目标所需的前提下，节约——最低限度的使用资源才有意义。

    比通晓原理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原理。能否最低限度的使用战争资源去实现目标，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作战样式。凡尔登战役之所以被战史家们称做绞肉机，就因为交战双方采用的都是毫无意义的消耗战；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在越过马其诺防线后横扫英法联军，则在于它采用的是把最短时间、最佳路线和最具威力的兵器组合在一起的闪击战。可见，找到合理使用战争资源的作战样式，确是实现“最小耗费”的关键。

    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都变得空前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今天，单一领域和单一手段面对复杂目标时，已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手段与目标口径不一的结果，必然是高耗低效。走出困境的思路是，通过“多”，去实现“少”。也就是将多种领域中的多种战争资源优势互补，组合成一种全新的作战样式，在实现目标的同时实现最小耗费。

                 多维协作——为一个目标所覆盖的军事与非
                 军事领域中，所有可动用力量间的协同配合

    “多维”在这里是多种领域、多种力量的别称，与数学和物理学中的维度无关。“多维协作”是指为完成一个目标所展开的不同领域、不同力量间的协调与合作。这一定义从字面上看并无新意，在许多过时的或最新版本的作战条令中，都可找到类似的表述。它与所有这类表述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把非军事、非战争因素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导入了战争领域。换言之，在任何领域都可能成为战场，任何力量都可能用于战争的情况下，它更倾向于把多维协作理解为在一个具体目标的统辖下，军事之维与其它各维间的协作，而不是凡战争都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在战争面前各维平等，这将成为求解未来战争课题的一道公式[12]。

    多维协作的概念只有在被具体的目标所覆盖时才能成立。没有目标，就谈不上多维协作。而目标的大小，又决定各维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如目标的设定是赢得一次战策级的战争，需要协作的领域和力量就可能涉及到整个国家甚至超国家。由此推及任何一次军事或非军事行动，无论所涉领域、力量的深浅与众寡，各维间的协作都必不可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次行动中动用的手段越多越好，而是以必要为限。各维的超量使用或用量不足，只会使行动在浮肿和干瘪之间摇摆，最终危及目标本身。在这里“过犹不及”的东方智慧，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实践这一原则。

    此外，在对可动用力量特别是非军事力量的认识上，亟需要我们打开视野。除了对常规的、物化的力量给予一如既往的关注外，还应特别注意无形“战略资源”的运用，如地缘因素、历史地位、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以及支配和利用国际组织影响力等等[13]。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上也来一次超限行动，把极可能出现的变多维协作为平面作业的庸常之举，引向从战策到战术各级台阶的立体交叉式组合。

   全程调控——在战争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全过程，不间断地获取信息、调整行动和控制局势

    战争是一个充满随机性和创造性的动态过程，任何企图把一场战争固定在一套预设方案中的念头，都近乎荒唐或天真。因此，有必要在战争的“现在进行时”，对其进行全过程的反馈和修正，以使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是“全程调控”。

    由于共时性原则的加入，已不能把全程调控的“全程”，理解成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现代高技术手段条件下可能只是一个瞬间。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一次战斗的时间就足以完成一场战争。这将可能使战争的全程变得非常之短，同时也就大大增加了调控难度。

    信息技术把整个世界焊接成一张网络的今天，介入战争的因素远比以往的战争要多得多。各种因素的咬合及对战争的影响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每一个环节的失控，都有可能像丢掉一只马蹄铁那样丢掉整个战争[14]。因而在气球般快要被新技术、新手段、新领域撑爆了的现代化战争面前，全程调控越来越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种技术。它要求你更多的运用直觉而不是数学推演，去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它要求你改变的远不止兵力的调整、部署的变化、武器的更新，更主要的是战场向非军事领域的转换导致的全套战争规则的改变。其结果是把你送上一个陌生的战场，同一个陌生的敌人，展开一场陌生的战争。而你则必须通过对这一陌生过程的全程调控，去赢得一次陌生的胜利。

    超限组合战，正是这样一种以陌生的然而也是全新的战法进行的战争。

    以上的所有原则都以适合任何一次超限组合战为原则。

    遵循这些原则并不能包打胜仗，但违反上述原则，则肯定会走向失败。对于战争胜利，原则从来都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没有必胜的原则，只有必要的原则。我们应牢记这一点。

    信息化和全球化……产生了数 千家环球商业企业及成千上万个国 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    ——E·拉兹洛
  人类在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布洛克                                 结  语    当“四海一家” 这个人类的千年理想被IBM用作广告词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未来学家的预言了。一个被贴满信息标签的技术大综合趋势所推动、被文明冲突与融合两股冷暖洋流所激荡、被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和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所困扰、并让所有人包括预言家和占卜师都感到陌生和意外的时代，正在20世纪的黄昏和21世纪的黎明之间徐徐展开。    全球化整合，全面而深刻。经其无情点化，必然要改变甚至消解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利益边界。诞生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 的现代概念的“民族国家”，已不再是高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顶端的唯一代表。超国家、跨国家、非国家组织的大量出现，同国家与国家间固有的矛盾一起，正在使国家权威、国家利益、国家意志受到空前的挑战[2]。    与早期民族国家生成时，大都经过铁与血的战争为其助产一样，在民族国家向全球化的转型中， 也无法避开巨大利益板块的碰撞。 所不同的是，今天能够解开“戈第安之结”[3] 的手段，不光是剑，因此它不必再像我们的祖上们那样，总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仲裁的上诉法庭。政治、经济、外交，任何一种手段，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军事手段的代用品。但人类却毫无理由对此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尽可能地用不流血的战争去替代流血的战争而已[4] 。其结果是，在缩小了狭义战场空间的同时，又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一如既往地争夺、劫掠和厮杀，武器更加先进，手段更加高超，只是少了一点血腥，但却同样残酷。现实如此，人类的和平之梦便依旧飘渺而遥远。即使乐观地说，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战争也不会匆忙绝迹，不管是流血的还是不流血。既然该发生的事情终究要发生，我们现在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取胜。   面对将要在无边的战场上展开的广义战争，仅凭军队和武器，已经无法实现大战略意义上的国家安全，也无法维护这一级别上的国家利益。显然，战争正在超出军人、军队、军事的范畴，越来越成为政治家、科学家甚至银行家们的事。如何进行战争，自然也就不再是只由军人们去考虑的问题。早在世纪之初，克莱孟梭就说过，“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交给将军们去干”。近百年的历史却告诫说，把战争交给政治家们去干，同样不是解决这一重要课题的理想办法[5] 。人们转而求助于技术文明，希求能从技术的发展中，找到控制战争的阀门。但令人失望，整整一个世纪都快过去了，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战争却依旧是在笼头和鞍鞯之外撒欢儿的野马。人们又乞灵于军事革命，指望高技术兵器和非杀伤性武器，能减少平民乃至军人的伤亡，以降低战争的残酷性。然而，军事革命发生了，它和其它革命一起，改变了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战争却依旧是原来那般残酷。唯一不同的是，这种残酷以区别于两军厮杀的方式得到了扩大。想想洛克比空难，想想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两次爆炸，再想想东南亚金融危机，应该不难理解，这另一种残酷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尽管只是一个侧面，但却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侧面。当这样的侧面朝向立身世纪之交的军人们时，或许，每个军人都该对自己发问：我们还能做什么？如果莫里斯、本·拉丹、索罗斯之流，都可以称之为明日战争的军人，那么，还有谁不是军人？如果鲍威尔、施瓦茨科普夫、达扬、沙龙之辈，都可以算做是穿军装的政治家，那么，还有谁不是政治家？这就是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战争，留给军人的困惑。    既然军人与非军人的界限已经打破，战争与非战争的鸿沟几近填平，所有的难题都由于全球化趋势变得环环相扣、互相咬合，那就必须找到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应该能打开全部的锁，如果这些锁是挂在战争大门上的话。而这把钥匙必须适合从战策、战略、战艺到战术所有级别的尺寸，也适合从政治家、将军到士兵每个人的手。    除了“超限战”，我们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更合适的钥匙。                                  后  记     写作本书的动机缘起于一次世人瞩目的军事演习。三年前，因参加演习，我和湘穗在福建一个名叫招安的小城中相遇。其时东南沿海风声日紧，海峡两岸剑拔弩张，连美国人的两支航母特混编队也远道赶来凑热闹，一时间山雨欲来，军情匆迫，使人顿生“眼中形势胸中策”之慨，于是我们决定写一本书，一本能把我们各自数十年间特别是近十年来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浓缩在一起的书。    此后三年，我们打了多少电话，通了多少邮件，熬了多少通宵已无法一一细数了，唯一可以为这一切做证的，就是这本薄薄的小书。    需要预先向读者致歉的是，尽管我们写得十分认真也十分艰苦，但当流星划空般的思想变成陨石一样冷硬的文字固定下来后，你们（包括我们）仍然会发现错讹和失当之处甚多。而这，不是用“请多关照”之类的歉词就能求得谅解的，只有在下一次（假如还有下一次）再版时予以订正了。   值本书即将面世之际，谨在此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程步涛和副社长黄国荣，是他们毫不犹豫的支持，使本书得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出版；还要感谢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项小米，她一如既往地以曾为我们编辑另外四本书时的审慎甚至严苛，审校了全书并提出许多十分有价值的建议。对此，我们除了深怀感激，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表达我们的谢意。    最后，我们还要感谢我们各自的家人为本书的完成所做的牺牲，这也同样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                                                                                                                                        1998年3月2日－12月8日全书成稿                                                                                                                                              于北京公主坟－白纸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