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看守所在哪个位置:文化是专制的敌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6:14:19

人们都知道,专制的敌人是自由,但怎样获得自由呢?自由的获得,凭借的是文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说:“文化是一种过程,凭借这一过程,人可以真正成为人,最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并且,正是这种实现才是完美的自由。”法国教育家阿兰也认为:文化的特征,在于它能够提供使用超出现有见解的语言获得自己的创见。文化不是一些无人性的准则,而是一束自由的思维。

专制与自由为敌,因此也必然是与文化为敌,它与文化作战,用的是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动用自己的力量来消灭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即是一例。上个世纪中期的“破四旧”,批判一切“封资修”,主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期间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空白”,也就是说,要将这期间所有的文化都消灭掉。这也是一例。

第二种是,选取一个可以利用的文化并进一步做“无害化”处理,以此压制其他文化。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即是一例。思想的传传承与发展,需要其他思想的砥砺,因此,“独尊儒术”对其他思想有害,对儒家思想也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独尊的过程即是对儒家思想阉割的过程,先秦儒家的一些根本性的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乃至“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的思想,实际上都被过滤掉了。这因如此,后人才说,汉代的情况是“儒之途通而如之道亡”。专制政治的这一办法,显然比第一种办法更好些。因为这样便双重地利用了这种文化:平素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到了某些关键的时刻,还可以让它作为自己的替罪羊祭出来。使自己的反对者找不准批判的靶心。如“五四”运动时期反专制,应该批判的应的专制政治的真正思想基础即法家思想,但因专制政治对法家是做而不说,对儒家是不做而说,那一代学者只看到专制政治宣传的儒家,因此就起劲地批判儒家,却放过了法家。

第三种是,把文化分成“精华”与“糟粕”。民众只能接受“精华”,而不能接受“糟粕”。这是更巧妙的办法。因为,看上去这完全是为了“老百姓”好。但问题是,精华与糟粕的“划分权”,是在专制政治方面。所谓精华与糟粕的划分,其大致的标准,主要是看其能否满足专制政治的需要。由此,对一切不利于专制政治的文化,可以给它带上“糟粕”的标签,不让民众接触。这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这利用了人之常情常理,既然是“糟粕”,当然就不应该去接触;谁要是去接触,自己首先就有点愧疚了。

文化是专制的敌人,而专制对文化这个敌人,是有种种办法的。它并不是也并不需要消灭所有的文化,只需要将文化单一化,就够了。这单一化的文化,从外观上看,也可以的非常“繁荣”的。但文化之所以是文化,就在于它的多样的,失去了多样性的文化,实际上已经不是文化。宋代王安石搞“一道德”,苏轼反对他的主张,因为他明白“一道德”的危害。苏轼说:“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盐碱地不是没有植物,而是只有“黄茅白苇”。而这只有黄茅白苇的地方,不管这些黄茅白苇长得如何茁壮,它仍然是“荒瘠斥卤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