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成都最好律师事务所:JBC2.3 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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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篇>>作者：修木读史 提交日期：2010-8-23 15:08:00 | 分类:犹太人 | 访问量：2328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第二章 神话，传说与神学
2.3 原罪
以亚当堕落的故事为基础，关于性与罪恶的最著名、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来自奥古斯丁[1]。他生活在公元354-430年，从时间上来说，已经离创世记的写作有一千年，离耶稣在世有四百年，离前一节所提到的早期教会的长老们也晚了近两百年。到他的年代，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新约已经选定，教会内部关于性、婚姻与罪恶的争论，也由保守派胜出。但是他所生活的年代，是动荡的年代。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是在380年。而罗马在迄立八百年之后，头一次被蛮族攻破、洗劫，则是在410年。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会正在前后几位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走向稳步增长，虽然罗马的传统信仰与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势力。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恰巧反应在他的家里：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却不信基督，还时常在外边拈花惹草。年轻时的奥古斯丁更受父亲的影响，学的是罗马传统的哲学、辩论术，过的正是罗马上层的生活，看戏，吃喝，比赛演讲，还有玩女人。在这一段生活极为放荡的时期，他曾有过许多女友，其中还有一位出身卑微的长期女友，为他生过一个儿子。后来母子二人却被他抛弃，因为家里给他安排了一门高攀的亲事。这样的生活却不能给他的内心带来平静，直到后来在母亲规劝之下，他终于变成虔诚的教徒，放弃世俗的婚姻与事业，担任起主教的职务，并且著书立说，分析回忆自己年轻时的荒唐，在神学上做出新的解释。
在对婚姻的理解上，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前面提到过的保守派看法：性是造物主所创造的自然的一部分，传宗接代的必须步骤。理想来说，性爱应该像能工巧匠制作他们的工艺品那样，在意志的控制之下，做过就有了，不带任何欲望或是感情。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它本该是一道各人有义务完成的机械程序。奥古斯丁所难得的是，对自己有一个诚实的反省。他很清楚，这个过程不可能像一道机械程序那么简单，而是最容易勾起欲望与情感的过程。基于年轻时那一段经历，奥古斯丁对性与罪恶之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描述自己在十六岁时，面对身体的冲动，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所谓意志控制欲望，根本就是一个幻象。当冲动与诱惑摆在面前时，是难以抵挡的。
因此他觉得，性的罪恶之处并不在于你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情感与冲动。不论是压抑欲望，还是丧失意志，都不免造成内心的动荡。欲望与意志冲突的本身，才是罪恶的表现，也是人类为罪恶所承当的惩罚。比如说，在冲动最为旺盛的青春期，少年男子时常在他主观上明知是不适当的场合，控制不住那个部位的勃起。现代的心理学之中，把由此引起的内心尴尬，当作青少年出现强烈羞耻感的一个主因。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现象证明了身体的冲动其实很难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类似的问题，成年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也会遇到，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中老年人所更常遇到的是，尽管时常有欲望，却会出现力不从心的尴尬情况，其中同样体现的是意志与欲望的冲突。所以，做男人的尴尬，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印证的是淫念最难断的道理，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之中，却成了人人身上都有罪恶的最有力证据。
那么这个人人皆有的罪恶是怎么来的呢？奥古斯丁认为[2]，责任要算在亚当身上。上帝创造的亚当，本该是完美的，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可是，他却违背上帝的指令，偷吃禁果。因此，他与夏娃之间就有了激情，被强烈的欲望给污染了。既然他违背了上帝，作为上帝对他处罚的一部分，他的身体也要违背他的意志，从此他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冲动。从创世记（3：16-19）字面上读，上帝将亚当夏娃赶出伊旬园时，的确是给了他们一系列的惩罚。但是欲望与意志的冲突却不在其中，而是奥古斯丁的解读与发明。他还将此更为向前推进了一步：人类的子孙后代都是从亚当夏娃开始，通过两性繁殖而产生的，过程之中一定包含欲望或是情感，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就这样亚当的罪过，变成了原始罪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代代相传。每个人都是在娘肚子里，受精的过程中就有了。唯一例外，没有原罪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他本是泥捏的，无性繁殖的产物；另一个是耶稣，因为按基督教的讲法，耶稣的母亲是蒙受天恩，以处女之身怀上他的。在奥古斯丁之前的早期基督教会之中，也经常提到亚当吃禁果造就了罪恶的人间。但是罪恶是怎么传播开来的，却是在奥古斯丁这里讲得最为具体：它与两性繁殖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繁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用一个比较粗略的比方来说，吃禁果引起的罪恶，到奥古斯丁这里发展成基督教版的“万恶淫为首”。
意志与冲动的对立，是每个人都必定经历过的。加强意志力，刻苦学习、训练或是工作，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老师、父母或是领导嘴里听到过的。连关于戒烟、减肥的宣传材料中，也会说到要像锻炼肌肉那样，不断增强自己的意志，改掉坏习惯。至于说能不能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基督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果说欲望与冲动是罪恶的一部分，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还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来克服邪恶的引诱。只是演变到奥古斯丁这里，罪恶却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生来俱有，无法洗脱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一方面是一种现实的态度，承认冲动与欲望都无法避免，由此减少了意志无法克服欲望时的挫折感。另一方面它降低了个人意志力的重要性。一个人要想从原罪之中得到解脱，首先得认识到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接受生活中的苦难作为自身的罪恶所导致的惩罚，请求上帝的原谅，相信上帝通过耶稣所送来的救赎。这样一来，谦卑的认罪比自由意志来得更为重要，克服冲动的最关键不在于个人内心的意志力，而在于相信基督，也就是说在于贬低自身，服从外在的、通常是教会的权威。具体来说，就是信基督，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做礼拜忏悔。
即使作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个人的教会，同样也有一个是依赖内在意志还是服从外来权威的问题。基督教在其最初三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个与罗马社会有过矛盾的小宗教，还受过罗马当局的迫害。早期的教会也因此不但有几分反抗压迫的革命意味，还很有理想主义的情怀。罗马的社会，到处都写着亚当的堕落给人间所带来的罪恶，贫富悬殊，道德败坏，主政者不问民间疾苦，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罗马当局允许奴隶贩子将欠税人家的孩子绑来，当妓女训练之后拿到市场上去贩卖。罗马男人，可以在家中任意欺侮女奴，在外边寻花问柳，而不受法律追究。罗马公众，更是在斗兽场内，把人与野兽之间的肉博当作公众娱乐。相形之下，早期教会与基督徒才是免去了罪恶的道德楷模。他们并不把罪恶想成奥古斯丁后来所描绘的那样，是生来俱有，无法磨去的原罪。只要真心诚意受洗的教徒，就已经洗去了过去的罪恶，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受洗之后的基督徒，有内在的自由意志，可以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他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扶贫护弱，接济孤寡。他们还发展出类似于近代“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主人也好，奴隶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是人，都是按造物主的形像而成的，都有相应的尊严。这在当时还是奴隶社会的古罗马，很是让他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需要皇帝、官府这些外在的权威，只要他们内在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在自觉自愿之下，回复到天堂之中那个和谐、友爱、幸福的世界。这些有几分共产主义意味的理想，使得基督教最初对贫苦人最有吸引力，在下层百姓之中广泛传播。
但是到了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基督教会却逐渐转变成权贵与富人的宗教，开始出现许多不如人意的缺陷，因为基督教会正在经历一场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大转变。得到罗马皇帝的认可与赞助之后，教会获取了财富、地位与权力。主教们不但有免税优待，收入大为增长，还成了各地官府，甚至皇宫之中的坐上宾。大批罗马人接受洗礼，转信基督教，为的却不是信仰，而是趋附教会的权势。原来的主教，要准备在宗教迫害中牺牲，现在的主教有权有势。大家为了争夺主教的位置，时常出现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把职位交给根本就不符合资格却有后台支持的人。对教义的不同看法，在以前只是内部的争论，现在有了国家机器的支持，变成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暴力迫害。以前是教会批评罗马非信徒社会的堕落，现在却变成非信徒们批评教会的腐败。尽管接受洗礼的人多了，福音传播得更为广泛，教会上层人士的地位高了，但是小教会的理想变成大教会的现实，教会自身的道德水准下降，而罗马底层民众与普通教徒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为这一令人失望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亚当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洗礼就可以解决的，人人身上都有原罪，在教徒们身上也不例外。由带着原罪的教徒们所组成的教会，会出现问题，是自然的事。所以，早期教会那种，“人是按照上帝形像所造，有自主意志，可以选择做好事”的一套说教是不对的。人类，包括教徒在内，从亚当堕落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代代相传的原罪，是只配受苦，无法解救的病人。病人岂能自主？病人得听医生的，医生不但要给病人问诊，还要开药方，需要的时候还要绑起来做手术呢。
那谁又可以当医生呢？照奥古斯丁的说法[3]，在教会内部，当医生的是主教，因此教会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在整个社会来说，则需要罗马皇帝。外在的政府，正是用来控制每个人，包括教徒与非教徒，内心因为原罪而造成的反叛。早期教会，时不时与罗马当局发生矛盾，自认为独立于世俗当局的管辖之外，一位主教的道德权威不输给罗马皇帝。现在教会有了官方的支持，再与官方作对就不对了，教会与信众们都应该服从这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权威。《圣经》自身，不同于我们的四书五经，对政治没有系统的阐述，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教徒们所向往的，本来就是上帝的天国。因此，有关政治的争论，在教会来说，也是一个神学争论。从创世记的文字之中，早期教会读出的是自主、自由，到了奥古斯丁，读出的却是听从、服从。
把所有人都当作罪人，而且是犯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无法洗脱的原罪，这有点像我们的“人之初，性本恶”。在我们的历史上，法家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从严治法，树立君王的权威。在西方历史上，原罪起到的是类似的作用。历史地来看，奥古斯丁的神学读法才符合其后为政者与教会相互依赖的政治需要。因此，不单是在他所生活的公元五世纪，在其后西方历史的一千多年之中，他的原罪说都被当作正统，基督教会也一直担当着为“君权神授”背书的重要角色。
这虽然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极为悲观的看法，却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并没有给当时已经是走下坡路的罗马帝国带来新气象，反而是在其后不久，奥古斯丁的有生之年，罗马国力不断衰退，连罗马城都惨遭洗劫。当时还有相当势力的罗马非教徒，据此批评基督教引进一个来自东方犹太人的神灵，得罪了其它所有护佑罗马的神灵，才引起这一场大灾难。奥古斯丁的原罪之说，也是对这些批评的回应[4]。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作恶多端，遭到报应并不奇怪。人类有着代代相传的原罪，因此会遭遇温疫，疾病，灾荒，饥饿，战争，贫困，都是应得的惩罚。那些被入侵者杀害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失却了现世的家园，甚至丢去了性命，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死后可以上天国，那里才是永久的。那些杀人的野蛮人，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那些被蛮族人强暴的修女，不会因为施暴者的情欲而污沾她们的贞洁，只要她们自己在那个过程之中没有快感。至于说那些还来不及接受洗礼就死去的婴孩，那是免不了要下地狱，虽然他们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但是身上却一定带有原罪。
在基督教的神学家之中，奥古斯丁是哲学见解最为深刻的一位。可他却生不逢时，处在一个“乱世则贤人隐”的年代，向往的是死后的天国。乱世到临之时，他无法提出强国兴邦的主张，讨论的只有原罪，救赎，天国，贞洁，这恐怕要算是宗教思考的一个局限。但是，它却符合从公元五世纪蛮族入侵而开始的中世纪欧洲对现世的感觉。这种状况要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人才重新开始审视以原罪来理解现世，是不是过于悲观乏力。
在当代，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厝富足之中的西方人，讲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那是得不到多少共鸣的。而且所谓罪恶可以从父母遗传给孩子，更是让人听了摇头。不过，基督教会还是热衷于从创世记来读神学道理，只是要换一个角度，提出新的发展与演变。短短几页的创世与堕落的故事之中，有好几个内在矛盾：上帝以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类，给了我们语言，理解力，想像力，雄心壮志，好奇心，却又不愿意让人吃知识树上结下的善恶果，还要亚当与夏娃为偷吃果子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上帝给了人类自由意志，却又要人类对上帝绝对服从；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却不能阻止人类染上罪恶，不能阻止这个世界上种种的天灾人祸。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思维之中，这些矛盾之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以启示为基础的神学之中，这些矛盾的存在却给教徒们的想像与发挥提供了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与不同的社会需求，换一个角度来强调矛盾的某一方。
比如说，近年来有些现代基督教神学家们讲原罪，就有一个新的角度[5]。首先，以前讨论创世记，都是关于自由意志、堕落、罪恶，因而都是把人放在中心的角度。但是上帝不单创造了人，还创造了天与地，这地也是很珍贵的。其实，上帝把善恶树，放在伊甸园的中心位置，难道他想不到亚当、夏娃会抵挡不住诱惑？全能的上帝，当然知道你要犯错，知道你要做下罪过。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后，被赶出天堂，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坏事，但是对地球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类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要披荆斩棘，让大地结出鲜花与果实。这也许才是上帝的本意。而带着原罪的人，是谦卑的，不会那么傲慢，对自然，对地球怀有尊敬，不像现代人这样自尊自大，破坏环境。这种解释之下，人的确是谦卑，虽然在堕落这件事上，不免有几分被引蛇出洞的感觉。但是这种解释的好处是，可以跟现代西方相当流行的爱护环境思潮挂上钩了。至于说，这一新解释对环保有多大推进作用，或是可以招来多少新的信徒，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大家对上帝的敬仰，还是说只是一时的时髦，答案在现在的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至少从中可以看到神学观点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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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原罪的讨论，主要参考Elaine Pagels, “Adam, Eve and the Serpent”, p. 98-126 (Random House, 1988)与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344-366 (Simon & Schuster, 1945) （中译本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上卷，424-450页）
[2] 参见Pagels, p.110-112。
[3] 参见Pagels, p.116-118。
[4] 参见Russell, p.355-357。
[5] 参见Ellen van Wolde, “Stories of the Beginning”, p.9-71 (SCM Press, 1996)
犹太人，《圣经》与基督教的产生：第二章 神话，传说与神学
2.3 原罪
以亚当堕落的故事为基础，关于性与罪恶的最著名、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解释，来自奥古斯丁[1]。他生活在公元354-430年，从时间上来说，已经离创世记的写作有一千年，离耶稣在世有四百年，离前一节所提到的早期教会的长老们也晚了近两百年。到他的年代，基督教所信奉的《圣经》新约已经选定，教会内部关于性、婚姻与罪恶的争论，也由保守派胜出。但是他所生活的年代，是动荡的年代。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是在380年。而罗马在迄立八百年之后，头一次被蛮族攻破、洗劫，则是在410年。两件大事都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
奥古斯丁出生时，基督教会正在前后几位罗马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走向稳步增长，虽然罗马的传统信仰与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势力。这二者之间的对立，恰巧反应在他的家里：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却不信基督，还时常在外边拈花惹草。年轻时的奥古斯丁更受父亲的影响，学的是罗马传统的哲学、辩论术，过的正是罗马上层的生活，看戏，吃喝，比赛演讲，还有玩女人。在这一段生活极为放荡的时期，他曾有过许多女友，其中还有一位出身卑微的长期女友，为他生过一个儿子。后来母子二人却被他抛弃，因为家里给他安排了一门高攀的亲事。这样的生活却不能给他的内心带来平静，直到后来在母亲规劝之下，他终于变成虔诚的教徒，放弃世俗的婚姻与事业，担任起主教的职务，并且著书立说，分析回忆自己年轻时的荒唐，在神学上做出新的解释。
在对婚姻的理解上，奥古斯丁的出发点是前面提到过的保守派看法：性是造物主所创造的自然的一部分，传宗接代的必须步骤。理想来说，性爱应该像能工巧匠制作他们的工艺品那样，在意志的控制之下，做过就有了，不带任何欲望或是感情。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它本该是一道各人有义务完成的机械程序。奥古斯丁所难得的是，对自己有一个诚实的反省。他很清楚，这个过程不可能像一道机械程序那么简单，而是最容易勾起欲望与情感的过程。基于年轻时那一段经历，奥古斯丁对性与罪恶之间的关联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曾描述自己在十六岁时，面对身体的冲动，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变成了欲望的奴隶。所谓意志控制欲望，根本就是一个幻象。当冲动与诱惑摆在面前时，是难以抵挡的。
因此他觉得，性的罪恶之处并不在于你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情感与冲动。不论是压抑欲望，还是丧失意志，都不免造成内心的动荡。欲望与意志冲突的本身，才是罪恶的表现，也是人类为罪恶所承当的惩罚。比如说，在冲动最为旺盛的青春期，少年男子时常在他主观上明知是不适当的场合，控制不住那个部位的勃起。现代的心理学之中，把由此引起的内心尴尬，当作青少年出现强烈羞耻感的一个主因。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现象证明了身体的冲动其实很难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类似的问题，成年人特别是中老年人也会遇到，只是换了一种形式。中老年人所更常遇到的是，尽管时常有欲望，却会出现力不从心的尴尬情况，其中同样体现的是意志与欲望的冲突。所以，做男人的尴尬，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印证的是淫念最难断的道理，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之中，却成了人人身上都有罪恶的最有力证据。
那么这个人人皆有的罪恶是怎么来的呢？奥古斯丁认为[2]，责任要算在亚当身上。上帝创造的亚当，本该是完美的，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可是，他却违背上帝的指令，偷吃禁果。因此，他与夏娃之间就有了激情，被强烈的欲望给污染了。既然他违背了上帝，作为上帝对他处罚的一部分，他的身体也要违背他的意志，从此他无法控制自己身体的冲动。从创世记（3：16-19）字面上读，上帝将亚当夏娃赶出伊旬园时，的确是给了他们一系列的惩罚。但是欲望与意志的冲突却不在其中，而是奥古斯丁的解读与发明。他还将此更为向前推进了一步：人类的子孙后代都是从亚当夏娃开始，通过两性繁殖而产生的，过程之中一定包含欲望或是情感，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就这样亚当的罪过，变成了原始罪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代代相传。每个人都是在娘肚子里，受精的过程中就有了。唯一例外，没有原罪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他本是泥捏的，无性繁殖的产物；另一个是耶稣，因为按基督教的讲法，耶稣的母亲是蒙受天恩，以处女之身怀上他的。在奥古斯丁之前的早期基督教会之中，也经常提到亚当吃禁果造就了罪恶的人间。但是罪恶是怎么传播开来的，却是在奥古斯丁这里讲得最为具体：它与两性繁殖有着密切的关联，是繁殖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用一个比较粗略的比方来说，吃禁果引起的罪恶，到奥古斯丁这里发展成基督教版的“万恶淫为首”。
意志与冲动的对立，是每个人都必定经历过的。加强意志力，刻苦学习、训练或是工作，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老师、父母或是领导嘴里听到过的。连关于戒烟、减肥的宣传材料中，也会说到要像锻炼肌肉那样，不断增强自己的意志，改掉坏习惯。至于说能不能做到，那又是另一回事。基督教也有类似的说法：如果说欲望与冲动是罪恶的一部分，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还给了我们自由意志，来克服邪恶的引诱。只是演变到奥古斯丁这里，罪恶却变成了我们每个人生来俱有，无法洗脱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一方面是一种现实的态度，承认冲动与欲望都无法避免，由此减少了意志无法克服欲望时的挫折感。另一方面它降低了个人意志力的重要性。一个人要想从原罪之中得到解脱，首先得认识到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接受生活中的苦难作为自身的罪恶所导致的惩罚，请求上帝的原谅，相信上帝通过耶稣所送来的救赎。这样一来，谦卑的认罪比自由意志来得更为重要，克服冲动的最关键不在于个人内心的意志力，而在于相信基督，也就是说在于贬低自身，服从外在的、通常是教会的权威。具体来说，就是信基督，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做礼拜忏悔。
即使作为一个组织，而不是个人的教会，同样也有一个是依赖内在意志还是服从外来权威的问题。基督教在其最初三百年的历史上，是一个与罗马社会有过矛盾的小宗教，还受过罗马当局的迫害。早期的教会也因此不但有几分反抗压迫的革命意味，还很有理想主义的情怀。罗马的社会，到处都写着亚当的堕落给人间所带来的罪恶，贫富悬殊，道德败坏，主政者不问民间疾苦，奴隶主不把奴隶当人看待。罗马当局允许奴隶贩子将欠税人家的孩子绑来，当妓女训练之后拿到市场上去贩卖。罗马男人，可以在家中任意欺侮女奴，在外边寻花问柳，而不受法律追究。罗马公众，更是在斗兽场内，把人与野兽之间的肉博当作公众娱乐。相形之下，早期教会与基督徒才是免去了罪恶的道德楷模。他们并不把罪恶想成奥古斯丁后来所描绘的那样，是生来俱有，无法磨去的原罪。只要真心诚意受洗的教徒，就已经洗去了过去的罪恶，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受洗之后的基督徒，有内在的自由意志，可以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他们相互爱护，相互帮助，扶贫护弱，接济孤寡。他们还发展出类似于近代“造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主人也好，奴隶也好，穷人也好，富人也好，都是人，都是按造物主的形像而成的，都有相应的尊严。这在当时还是奴隶社会的古罗马，很是让他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需要皇帝、官府这些外在的权威，只要他们内在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在自觉自愿之下，回复到天堂之中那个和谐、友爱、幸福的世界。这些有几分共产主义意味的理想，使得基督教最初对贫苦人最有吸引力，在下层百姓之中广泛传播。
但是到了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基督教会却逐渐转变成权贵与富人的宗教，开始出现许多不如人意的缺陷，因为基督教会正在经历一场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大转变。得到罗马皇帝的认可与赞助之后，教会获取了财富、地位与权力。主教们不但有免税优待，收入大为增长，还成了各地官府，甚至皇宫之中的坐上宾。大批罗马人接受洗礼，转信基督教，为的却不是信仰，而是趋附教会的权势。原来的主教，要准备在宗教迫害中牺牲，现在的主教有权有势。大家为了争夺主教的位置，时常出现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现象，把职位交给根本就不符合资格却有后台支持的人。对教义的不同看法，在以前只是内部的争论，现在有了国家机器的支持，变成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暴力迫害。以前是教会批评罗马非信徒社会的堕落，现在却变成非信徒们批评教会的腐败。尽管接受洗礼的人多了，福音传播得更为广泛，教会上层人士的地位高了，但是小教会的理想变成大教会的现实，教会自身的道德水准下降，而罗马底层民众与普通教徒们的生活并没有好转。
奥古斯丁的原罪论为这一令人失望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亚当的罪恶并不是一个洗礼就可以解决的，人人身上都有原罪，在教徒们身上也不例外。由带着原罪的教徒们所组成的教会，会出现问题，是自然的事。所以，早期教会那种，“人是按照上帝形像所造，有自主意志，可以选择做好事”的一套说教是不对的。人类，包括教徒在内，从亚当堕落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代代相传的原罪，是只配受苦，无法解救的病人。病人岂能自主？病人得听医生的，医生不但要给病人问诊，还要开药方，需要的时候还要绑起来做手术呢。
那谁又可以当医生呢？照奥古斯丁的说法[3]，在教会内部，当医生的是主教，因此教会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在整个社会来说，则需要罗马皇帝。外在的政府，正是用来控制每个人，包括教徒与非教徒，内心因为原罪而造成的反叛。早期教会，时不时与罗马当局发生矛盾，自认为独立于世俗当局的管辖之外，一位主教的道德权威不输给罗马皇帝。现在教会有了官方的支持，再与官方作对就不对了，教会与信众们都应该服从这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的权威。《圣经》自身，不同于我们的四书五经，对政治没有系统的阐述，也没有什么政治纲领。教徒们所向往的，本来就是上帝的天国。因此，有关政治的争论，在教会来说，也是一个神学争论。从创世记的文字之中，早期教会读出的是自主、自由，到了奥古斯丁，读出的却是听从、服从。
把所有人都当作罪人，而且是犯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无法洗脱的原罪，这有点像我们的“人之初，性本恶”。在我们的历史上，法家就是以此为基础，提出从严治法，树立君王的权威。在西方历史上，原罪起到的是类似的作用。历史地来看，奥古斯丁的神学读法才符合其后为政者与教会相互依赖的政治需要。因此，不单是在他所生活的公元五世纪，在其后西方历史的一千多年之中，他的原罪说都被当作正统，基督教会也一直担当着为“君权神授”背书的重要角色。
这虽然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极为悲观的看法，却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并没有给当时已经是走下坡路的罗马帝国带来新气象，反而是在其后不久，奥古斯丁的有生之年，罗马国力不断衰退，连罗马城都惨遭洗劫。当时还有相当势力的罗马非教徒，据此批评基督教引进一个来自东方犹太人的神灵，得罪了其它所有护佑罗马的神灵，才引起这一场大灾难。奥古斯丁的原罪之说，也是对这些批评的回应[4]。罗马帝国在历史上，作恶多端，遭到报应并不奇怪。人类有着代代相传的原罪，因此会遭遇温疫，疾病，灾荒，饥饿，战争，贫困，都是应得的惩罚。那些被入侵者杀害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虽然失却了现世的家园，甚至丢去了性命，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死后可以上天国，那里才是永久的。那些杀人的野蛮人，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那些被蛮族人强暴的修女，不会因为施暴者的情欲而污沾她们的贞洁，只要她们自己在那个过程之中没有快感。至于说那些还来不及接受洗礼就死去的婴孩，那是免不了要下地狱，虽然他们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但是身上却一定带有原罪。
在基督教的神学家之中，奥古斯丁是哲学见解最为深刻的一位。可他却生不逢时，处在一个“乱世则贤人隐”的年代，向往的是死后的天国。乱世到临之时，他无法提出强国兴邦的主张，讨论的只有原罪，救赎，天国，贞洁，这恐怕要算是宗教思考的一个局限。但是，它却符合从公元五世纪蛮族入侵而开始的中世纪欧洲对现世的感觉。这种状况要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人才重新开始审视以原罪来理解现世，是不是过于悲观乏力。
在当代，对于一个生活在安厝富足之中的西方人，讲奥古斯丁的原罪说，那是得不到多少共鸣的。而且所谓罪恶可以从父母遗传给孩子，更是让人听了摇头。不过，基督教会还是热衷于从创世记来读神学道理，只是要换一个角度，提出新的发展与演变。短短几页的创世与堕落的故事之中，有好几个内在矛盾：上帝以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类，给了我们语言，理解力，想像力，雄心壮志，好奇心，却又不愿意让人吃知识树上结下的善恶果，还要亚当与夏娃为偷吃果子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上帝给了人类自由意志，却又要人类对上帝绝对服从；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却不能阻止人类染上罪恶，不能阻止这个世界上种种的天灾人祸。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思维之中，这些矛盾之处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在以启示为基础的神学之中，这些矛盾的存在却给教徒们的想像与发挥提供了空间，可以根据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环境与不同的社会需求，换一个角度来强调矛盾的某一方。
比如说，近年来有些现代基督教神学家们讲原罪，就有一个新的角度[5]。首先，以前讨论创世记，都是关于自由意志、堕落、罪恶，因而都是把人放在中心的角度。但是上帝不单创造了人，还创造了天与地，这地也是很珍贵的。其实，上帝把善恶树，放在伊甸园的中心位置，难道他想不到亚当、夏娃会抵挡不住诱惑？全能的上帝，当然知道你要犯错，知道你要做下罪过。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后，被赶出天堂，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坏事，但是对地球来说，却是一件好事。因为人类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要披荆斩棘，让大地结出鲜花与果实。这也许才是上帝的本意。而带着原罪的人，是谦卑的，不会那么傲慢，对自然，对地球怀有尊敬，不像现代人这样自尊自大，破坏环境。这种解释之下，人的确是谦卑，虽然在堕落这件事上，不免有几分被引蛇出洞的感觉。但是这种解释的好处是，可以跟现代西方相当流行的爱护环境思潮挂上钩了。至于说，这一新解释对环保有多大推进作用，或是可以招来多少新的信徒，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大家对上帝的敬仰，还是说只是一时的时髦，答案在现在的我们还不清楚。但是至少从中可以看到神学观点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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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原罪的讨论，主要参考Elaine Pagels, “Adam, Eve and the Serpent”, p. 98-126 (Random House, 1988)与Bertrand Russell,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p.344-366 (Simon & Schuster, 1945) （中译本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上卷，424-450页）
[2] 参见Pagels, p.110-112。
[3] 参见Pagels, p.116-118。
[4] 参见Russell, p.355-357。
[5] 参见Ellen van Wolde, “Stories of the Beginning”, p.9-71 (SCM Pres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