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天津婚姻律师: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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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
王梦奎 陆百甫 卢中原
2002-04-22
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
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变化。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已经实现了头两步，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穷二白、国力虚弱的状况，改革开放之前国民经济的严峻局面，已经根本改观。一个国力日益强盛、经济体制趋于健全、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社会全面进步而又保持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正在世界的东方稳步崛起。
（一）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78～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是全世界最快的。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8.94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7.4倍。按当年汇率折算，突破1万亿美元。世界银行的资料表明，2000年我国GDP总量排在美、日、德、法和英之后，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经济总量还有很大增加，排次也更提前①。2000年与1980年相比，GDP总量增加5倍以上，在人口增加3亿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国民财富由少到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一些重要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到1999年，谷物、肉类、棉花、钢、煤、水泥、化肥和电视机等产量居世界首位，原油、发电量分别从1978年占世界第8位和第7位上升到第5位和第2位，其他主要产品产量的位次也明显前移。9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紧缺已经转变为相对过剩。市场供求总格局的这种变化，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表明经济增长已经由供给约束为主的阶段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的阶段。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体制转换的结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按世界银行的计算和划分标准，1999年全球中下收入国家人均GNP为756美元以上②，我国人均GNP达到780美元，2000年我国人均GDP（略大于人均GNP）达到848美元。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相当可观，说明已经具备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人均水平比较低，说明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二）人民生活实现两个历史性跨越。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条件正在发生质的飞跃。197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水平连续登上几个大台阶。居民消费结构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表示出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耐用消费品迅速升级换代，城市居民已进入积累资金和增加消费万元级商品的需求升级阶段。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城乡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3％左右。城市就业渠道拓宽，多种就业形式发展迅速。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广，对缓解城市贫困起到重要作用。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小康进程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80年代从贫困走向温饱，90年代逐渐迈向小康，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进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的居民过上小康生活③。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22年时间，城乡居民总体上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由温饱到小康两个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祖祖辈辈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三）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速。伴随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由低级到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从我国产业结构、制造业实力以及出口结构来看，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④。根据是：第一，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产业和农业的产值比重明显下降。1978～2000年，农业发展迅速，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同时，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8.1％下降为15.9％，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农业比重下降，林业、牧业、渔业比重上升⑤，农业单一生产结构转变为多种经营，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过渡。第二，在人口总量增加3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为50％。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由48％上升到50.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由23.7％上升为33.2％，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第三，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比较强大，有一定科技水平，能够为国民经济提供相当部分的技术装备⑥；交通、运输、通信设施日益发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基础设施条件。工业增长迅速，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工业生产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逐步增强。第四，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80年到2000年，初级产品所占比重由50.3%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7％提高到89.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从无到有，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14.9％。生产力布局发生重大重组。东部地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00年东部11个省份中有7个省份人均GDP超过1万元，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逐步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呈现出由满足基本需求为主转向逐步适应消费升级和需求多样化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加速阶段的新特征。
（四）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奠定了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营体系，非农产业的迅速壮大开辟了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广阔前景，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不断演进⑦，经济运行的生机和活力增强。商品市场发育迅速，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形成。计划、金融和财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确立，间接调控手段逐步完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收入分配方式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按劳动和按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进行分配的方式刺激了微观经济效率。由于推行政企分开，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发生积极转变。
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由浅入深，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在世界排名逐步上升。对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目前缺乏精确计算，国内学者的多数测算结果表明，90年代末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超过50％。据加拿大出版的《2001年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1980～1999年，中国经济自由度指数由3.2提高到5.8⑧，位次由第101位（107个经济体）上升到第81位（123个经济体）。经济改革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
（五）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已经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初步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正在由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全面的开放，由主要根据短期需要实行开放转变为根据长远发展目标和国际惯例实行开放，由对部分国家和地区开放转变为对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开放。对外贸易增长迅速，1978～2000年，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4742.9亿美元，由世界第32位上升到第8位；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由1980年的14.4％提高到43.9％；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2492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出口国，部分行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引进外商投资金额迅猛增加，1993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利用外资质量逐步提高，全球500家最大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和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汇率保持基本稳定。外汇储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8.4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200多亿美元，1996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日本），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维护我国信誉提供了坚实依托。正是有了这种实力，中国才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承诺和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主动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发展开放型经济,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认同。
（六）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科技事业突飞猛进，1997年科学家和工程师达到166.6万人，居世界首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之一。门类较为齐全的科研体系初步形成，在原子能、生物工程、高能物理、航天、自动化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已经跨进世界先进行列。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中国小学入学率和中学入学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医疗保健逐步改善，国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目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71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6.5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3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4.3‰）。据联合国《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人类发展状况位居世界中等行列，人类发展指数⑨由1980年的0.553上升为1999年的0.718，不仅高于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指数（1999年为0.684），而且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9年为0.716），在162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87位。中国人类发展水平的稳步提高，是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积极成果，也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证明。
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社会的法治程度显著提高。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以职务、单位、户口为主界定人们身份的等级化、封闭式社会结构，正在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重视能力、知识、贡献的平权化、开放式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选择自由空前扩大，新的社会分层趋势日益明显。利益主体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政府、单位、家庭、个人之间相对独立的利益关系逐步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社会组织管理方式正在由单向指令型向双向契约型转变。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公民权利保障程度逐步提高。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不断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空前活跃。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剧烈变革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在经历着深刻变化。在新旧矛盾交织和不断演化的复杂情况下，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社会凝聚力和对变革的承受能力逐步增强。这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宝贵的社会基础。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如此伟大成就，归根结底，是因为党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制定和坚持贯彻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得到发挥。回顾走过的路程，有以下几条基本经验值得强调：
——在重大历史关头，深刻分析国情变化，指明前进的正确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实现全党和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正是以准确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为基础所实现的历史性转折。党的“十三大”明确做出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都具有重大意义。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把握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方针和政策。
——以富民强国为出发点，制定代表人民近期切身利益和长远根本利益的发展战略。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生产力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都是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以富民强国为宗旨，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及重大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都把发展这个硬道理同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目的紧密结合起来，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真心拥护。
——在大胆实践中勇于突破传统理论，重视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群众首创精神极大地焕发出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传统理论和错误观念不断被实践所纠正、所突破。我们既坚持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又吸收市场经济的通行规则，借鉴其他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教训，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少走弯路，进展比较顺利。人们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加深，从改革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转变为以理论创新指导和推动制度创新，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对国家改革和发展问题的高度共识和强大动力。
——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发展市场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艰巨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根据中国国情，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步骤，同时审时度势，相机推出力度很大的举措，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关键是把握好改革力度、开放节奏、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协调统一，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实现稳中求进。
此外，关于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推动生产力解放；关于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关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关于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实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等，这些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做法，都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坚持。
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和发展，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是继续前进的基础，也是我们对于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充满信心的根据。
二、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也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不论是从世界范围来比较，还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还没有完全改变。我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报告第一部分所说的阶段性变化，属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具体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基石，这一点绝不能因为2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而动摇。
从新世纪起，我们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面临的形势是：一方面，具备了20多年改革和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和体制条件，这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另一方面，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剧烈深刻变革的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社会经济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社会转型期难以避免的新矛盾、新问题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中潜伏的弱点、矛盾和比较劣势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些不利因素的交织和叠加，构成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严峻挑战和重大制约。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
（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10。从全国范围来说，“三农”问题的困扰、城市化进程滞后、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扩大，归根到底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后，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1）农业仍然是最脆弱的产业，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缺乏稳定增长的机制。农业生产条件的某些方面在恶化，例如干旱的面积和频率都在增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导致产量减少和质量降低。（2）人多地少，人多水少，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幅回落甚至绝对减少。农民生产性投入和消费水平低，直接影响全国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扩大。（3）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但是向非农产业转移困难，农村就业问题日趋尖锐11。（4）农村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障都很落后。成人文盲尚有8500万人，其中青壮年文盲2300万人。农村最基本的医疗保健还很不健全，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进行医疗卫生公平性的评价，我国排在倒数第4位。（5）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建设和农村社会管理系统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我国城市化进程滞后，城乡关系不协调。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总人口）较低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按照世界银行数据，199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我国总体城市化程度明显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国际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比率一般为140～250％，我国1978～2000年这一比率仅从40.45％上升到81.76％。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进程。据统计，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由于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我国农业劳动力每转移一个去第二产业，只能带动0.7人转向第三产业，而在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的国家，这个指标是2人。在城市化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工业的发展未能形成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体制上看，城乡分割还没有受到根本触动，一些地方在就业、入学、户口、社会保障等方面甚至还在强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长期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雪上加霜。这些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乡经济良性循环，导致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继续扩大之势。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方面，与东部地区差距拉大的势头尚未遏止，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整体性贫困问题仍很突出。地区差距拉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加剧的反映。这一点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2000年由1985年的1.86∶1扩大到2.79∶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1998年中国东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24∶1，西部为3.14∶1，差距明显大于东部。
买方市场态势出现后，生产结构和服务业的发展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产业结构的矛盾集中表现为：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5.9％，而就业比重仍高达50％；第二产业的创新能力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我国三次产业构成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差距仍然较大，与印度、巴西等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也有明显差距。中国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经济结构变动加剧是这个阶段的特点。买方市场态势造成需求约束显著增强，使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这就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主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着力消除结构性矛盾对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
（二）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弱。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面临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和竞争。能否做到趋利避害，关键是提高竞争能力。严酷的事实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差距，有不少方面还在拉大。我国人均经济总量仍处于世界中下水平，居于世界排位后列(1999年我国人均GNP在世界206个经济体中列第140位)，与发达国家差距悬殊。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国际对比研究显示，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小于1%的国家，基本处于技术引进与应用层次；具有较强引进、消化、吸收能力的中等发达国家，这一指标一般在1.5%以上；而自主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全部在2%以上。我国许多尖端技术和重大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12，在这些领域容易受制于人。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成本和技术装备水平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13。企业竞争力还很弱，1999年1000家大型工业企业的总体竞争力在国际上仅排第38位，与前10位的主要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中国主要出口低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不利。我国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熟练劳动力、技术工人和中高级人才较少，每万名劳动力中从事研发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10，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根据联合国《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发布的技术成就指数和排序14，2000年中国这项指数为0.299，在72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5位；我国平均技术水平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马来西亚（0.396）、墨西哥（0.389）、阿根廷（0.381）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冲击下，如何做到既能发挥后发优势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又能有效防止泡沫经济的消极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
（三）体制性矛盾仍然相当突出。国内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竞争，使国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急迫。现在，与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一场深刻的变革，难免有许多摩擦和混乱状态。体制缺陷主要表现是：市场发育不全，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市场等较为完备的体制尚未建立；宏观调控功能还不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尚未形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完整；国有经济战线仍然过长，布局不合理，该加强的尚未到位，该退的尚未退够，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转换，竞争力和效率低，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缺乏严格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往往造成重大的投资失误。总体上看，政府职能转换落后于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规范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混淆不清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对非公有经济的限制依然过多，公平竞争环境很不完善。原有的行政审批制依然广泛存在，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团化和公共职能弱化倾向。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利关系尚未理顺，按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经济职能、责任和权利的框架还不清晰。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分割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行政性垄断妨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秩序混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尤为突出。不少地方和政府部门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而又不能恪守信用，其不良影响较企业更大。
加入WTO，对中国现行经济体制将产生深刻影响，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各级政府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我国要按照统一的市场经济规则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但在国有企业改革、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政府职能转换还相对滞后。其次，政府要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包括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这些承诺大部分将在2005年以前兑现，时间紧迫。市场开放将对国内产业和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引发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的应对能力面临新考验。第三，对政府在开放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经济将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之中，必然更直接地面对种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政府在危机治理、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方面，将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第四，对政府管理经济的内容、方式和推进工作的手段提出了新要求。WTO的绝大部分规则实际上是针对政府的。加入WTO后，新的形势要求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政策更具透明度，廉洁程度提高，机构更加精简和人员更加精干，效率进一步改进。而在这些方面，目前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风险，如何做到既促进体制和观念适应国际通行规则，促进经济发展，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将是新的重大考验。南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这方面都有深刻教训。我国高风险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体系、粮食等竞争力低下的大宗农产品生产部门，以及石油部门和信息部门。
金融风险是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诸种挑战中最为突出的。我国现代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以往防范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依靠不完全开放资本帐户，而不是主要依靠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我国金融机构在股权结构、资本实力、风险防线、资产质量、治理结构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5，“入世”后将面临严峻的竞争考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差距更大，综合改革任务更为艰巨。我国综合负债率已经相当高，财政、金融风险明显增大。尽管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尚处于世界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但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面临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要求国债规模持续增加；金融机构资金配置效率和资产质量低下，社会保障欠帐和粮食企业亏损挂帐过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隐性内外债务相当巨大，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财政、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风险往往具有突发性、迅速扩散性等特点，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容易带来全局性的危害，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国内石油开发不能适应需要，“十五”期间或更长一段时间，我国石油年产量只能维持1.6亿吨或略有增长，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据有关预测，2010年石油的对外依赖程度将达到50％左右，2020年前后年进口量可能达到3亿吨，成为世界第一进口大国。石油进口风险加大，一遇突发事件，石油战略安全将受到威胁。在信息化、网络化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信息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五）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很大。首先，新增劳动力供给过剩。虽然未来30～40年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新增人口仍将高达3亿左右,其中适龄劳动人口相当可观。综合多种研究结果，未来5～10年内，全国每年新增的适龄劳动人口不会低于1000万。其次，就业存量面临剧烈的结构性动荡。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增加失业，目前城镇结存的失业和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职工，最保守估计也要在1000万人以上。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的大量隐性失业势将显性化，结构性失业会日益突出16。第三，高素质劳动力不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十分明显。
巨大的就业压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90年代后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集中反映在城镇的失业（下岗）问题。根据我们调查分析，1997、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下岗合并计算后的真实失业率在13～15％。1999年以来，就业状况有所好转，目前城镇的真实失业率仍可能在10％左右。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过渡期内，由于经济结构矛盾和摩擦将会加剧，即使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真实失业率也有可能超过15％。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甚至成为人们不安的动因，危及社会稳定。
我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即其一。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新矛盾，即“未富先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达到11.5％，跨越10％这一老龄化社会的标界线。人口年龄结构在20年中从成年型迅速过渡到老年型，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人口迅速增长和老龄化社会提前来临，劳动力过剩和养老负担加重，加之国家财力不足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将会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六）资源相对短缺而又浪费严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我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相对短缺，综合比较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基本生存资源，人均占有量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尤其是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不均的矛盾十分突出，华北和西北是严重缺水地区，耕地占全国的60%以上，人口占45%以上，2000年GDP占17.3%，水资源总量却不到全国的20%，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南方的1/3。我国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相当脆弱，对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粗放利用却十分普遍。目前农田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0～80%；工业耗水和城市生活用水浪费严重。共生、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不到20%，总回收率约30%，分别比外国先进水平低30和20个百分点。我国资源消耗速度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多，单位产值能耗是国外的2～4倍。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严重污染环境，利用效率低下。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生态环境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态势。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6.8%；其中，水力侵蚀165万平方公里，主要是长江、黄河中游地区；风力侵蚀191万平方公里，主要是西北地区。荒漠化土地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荒漠化速度在加快，90年代达到每年平均2460平方公里，而且治理赶不上沙化。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0％。资源和生态问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长期严重制约。
（七）社会转型期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复杂。首先，不同群体间利益迅速分化，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但是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再分配体系和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还很不健全。利益格局变化过程中的失业及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部分群众生活贫困和少数畸高收入者的奢侈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不合理甚至非法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容易诱发人们对改革的不认同甚至抵触，削弱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众基础。其次，社会整合机制落后于社会结构变迁、利益群体迅速分化的发展势头。社会组织不健全，有效的对话渠道和缓冲机制很不完备。腐败在许多地方和领域的迅速蔓延令人触目惊心，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效率低下、趋利化以及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重，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黑恶势力猖獗，安全事故频仍。部分地区民族分裂势力抬头，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增多，邪教、异端组织和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加剧。第三，整个社会的法制观念、民主观念、契约观念和诚信观念还比较淡薄。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消极面普遍不满，却又往往遵从不合理的行为规则。这种观念落后和行为扭曲不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甚至可能发展成破坏性因素。由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矛盾远较过去复杂，摩擦也更加频繁和剧烈，社会潜伏着一些可能突发的风险。这对增强和改善整个社会的组织、协调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们是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也是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条件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我们已经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头两步，并不意味着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2/3，大约还要经过50年左右的努力，到21世纪中叶，才能基本实现现代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只有趋利避害，认真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才能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发展趋势和政策取向
未来50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是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改革和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逐步向富裕社会过渡，基本实现现代化。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的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生态恶化趋势初步遏止，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有新的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未来10年仍可以保持较快增长。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对外开放的扩大，将进一步推动投资的持续增长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17。
从供给方面看，有以下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我国居民将保持较高的储蓄倾向，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更加开放的巨大市场，会吸引外国资本继续流入。估计未来10年的投资率可以保持在目前35～40%的水平上。长时期保持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有不少先例，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就是如此。第二，我国劳动力供给充裕，未来10年劳动力年均增长可望保持在1.2％左右，成本较低的优势将能保持；随着教育发展，劳动力素质也会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将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第三，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将提高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望保持或超过过去20年的绩效。第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加速，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势将加快，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大量转移，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国民总产出水平。第五，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加强企业竞争并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从需求方面看，有以下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居民生活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2000年，按世行换算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8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3%，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1%；即使按购买力平价换算，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394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6%，世界高收入国家水平的14.4%。199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尚有18.5%的人口日均消费在1美元以下，尚有53.7%的人口日均消费在2美元以下。第二，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建设。中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千米，公路1108千米；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千米和4750千米。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第三，传统产业需要加快改造或适度扩张。中国的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竞争力不强。从人均水平上说，一些传统产业总量规模并不高，不能满足需求，如食品加工业。第四，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力发展，必然带动大量的投资需求。第五，城市化的推进将带来总需求的巨大增长。大批农民向城市转移，不仅将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从而带动投资需求的增长；而且将导致其消费行为的市民化，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综合现有的其他机构的预测，估计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达到年均6.5～7.5%。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7.9%。这一速度虽然低于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但仍是较快的。
第二阶段，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的目标，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或者接近翻一番，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即农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上升，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传统经济部门比重过大和城乡分割的状况明显改观）18，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进一步普及和巩固，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适应全球竞争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明显提高，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
按照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设想，这1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需达到7.2％；如果留有余地，速度大致为6.5％，则翻一番需要11年，2020年接近翻一番。在2011～2020年的10年中，此前10年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可以使未来20年中生产率的提高与过去20年相当，即全要素生产率19年均增长2.5～3%，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仍然相当可观。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未来20年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年均7.2%。同时也要指出，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2001～2010年间，劳动力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人口抚养率继续下降，实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预测为7～7.9％）具有较为有利的条件。2010年以后，劳动力增长将逐步放缓，而老龄人口增长会较快，人口抚养率升高，社会负担加重，国民储蓄倾向和总投资率可能会逐步下降。这些因素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综合分析，预计在2011～202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将可能在5.5～6.6%之间20。经过努力，争取达到6.6％的增长速度，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接近翻一番的奋斗目标，是有可能的。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21。
第三阶段，2021年到2050年。这30年间，要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建设现代化的富裕社会迈进，即在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半或接近翻两番，信息化和城市化达到较高水平，二元经济结构基本转换，人民生活达到比较富裕的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条件显著改善，国际竞争力和科技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可持续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按照2050年GDP总量比2020年翻一番半的设想，需要保持30年年均3.7%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照接近翻两番的设想，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应在4～4.5％（年均增长4%，翻一番需要18年；年均增长4.5%，翻一番需要16年）。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2020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趋缓。因为：第一，劳动力总量将逐步减少，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总人口在2045年左右达到高峰，人口最大量接近16亿22；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在2025年之后呈下降之势，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降至62%。预计到2020年之后，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减少为零。第二，老龄化社会进一步发展，国民储蓄水平将逐渐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2%，老龄人口比重在2035～2040年间将达到20%，并逐步稳定在21%的水平上。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资本积累的速度将逐步减缓。到2020年，预计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2%左右；到2050年，中国的总投资率将降至30%以下。第三，由经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逐步减弱。到2020年，中国自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23，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定型并臻于完善，其后体制改革释放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将明显减弱。另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和工业化基本完成，经济结构变动将减缓，资源在产业间重新配置引起的“生产率增长效应”也将减弱。预计在2021～2050年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将逐步下降到1.5%左右，即与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
在上述情景下，我们用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20年以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可达4.4％；其中2021～2030年，年均增长5.4%左右；2031～2040年，年均增长4.5%左右；2041～2050年，年均增长3.4%左右。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相当于2020年的3.67倍（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4。
概言之，考虑到未来5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可能递减，因此未来5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呈现逐渐放慢的趋势。预测的时间越长，年均增长速度也越是趋缓。预测结果是：200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可望保持在7～7.9％，2000～2020年年均增长将为7.1％左右，2000～2050年年均增长将为5.5％左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如能保持这样的平均增长速度，应当说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
中国实现现代化无疑要参照国际经验，遵循具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规律，但是必须符合自己的实际。中国国家大，人口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指在发展道路上有自己的特色，现代化目标本身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即使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者比重仍会比较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状况仍可能比较明显，等等。不同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同，现代化的标准也不宜一概而论。例如，尽管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明显小于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日本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全国乃至各地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实施问题，也涉及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战略构想。现在看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至少有三点需要把握：
一是不平衡性或多层次性。中国地区差距大，各地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必然有先有后，在一定时期内的实现程度必然有高有低，发达地区可以而且有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但是，也不能忽视现代化的整体性，层层分解，划小地区范围，降低现代化标准，纷纷宣布率先实现现代化。那样做并没有实际意义，反而可能产生消极后果。
二是现代化标准的全面性。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包括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应当包括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等制度文明，以及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或称生态文明，等等。也就是说，现代化不仅意味着物质财富丰富和生活质量改善，而且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三是现代化标准的动态性。为了具有可比性，通常需要以一定时点上的某一类国家作为参照系。但是，现代化的标准会随着技术进步、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不断变化，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我们选择参照系时，既要符合本国国情，又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小康水平的普及和巩固。目前农村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还有6000多万人处于低水平的温饱，城镇有1800多万人是纯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之下的贫困人口。要首先解决这些人的温饱问题，使之达到小康，这样才能把现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总体上”三个字抹掉。第二是提高小康水平。小康也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要逐步地从目前低水平的小康达到较高水平的小康。第三是全面性的要求。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还包括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未来50年，前20年应当侧重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把重点转到“实现现代化”上。应该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标准并不低，而是很高的，由较低水平的小康向较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实现这个目标，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这是中国现代化不能绕开的阶段，只有这个阶段完成了，才能为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实实在在地下功夫，不能不切实际地追求现代化的高指标。
未来20年或者更长时间，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需要着重把握如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如何顺利实现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需要从农村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努力。外部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一是加强国家财政、金融和其他方面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二是打破城乡分割，推进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内部，关键是在坚持和稳定家庭经营基本制度、特别是完善土地制度的基础上，逐步把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二）提升产业结构，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要适应技术进步、结构升级、信息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机制和新方式。应当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主要依赖教育、科技、制度、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由追求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单一目标，转向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追求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多重目标。经济结构的调整，要由被动的适应性调整转变为主动的战略性调整；社会生产要关注现实市场需求的变化，更要关注潜在市场需求的变化。根据现阶段我国就业压力大和传统产业占绝对比重的国情，要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还要处理好发展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我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
（三）实施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今后50年甚至更长时间都要坚持实行的发展战略，要强调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制定分阶段实施的规划，落实有关政策。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国土承载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要利用现有基础继续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地区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地域中心，具有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根据发展开放型经济和形成全国统一市场的客观要求，以专业化、市场化为导向调整区域分工，促进各地区及其内部协调发展，重视繁荣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
（四）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和教育不仅关系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要着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尽快缩小我国在科学技术水平和科技发展环境两方面的差距。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尤其要加快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形成高素质劳动力和高水平人才成长的广阔空间，把人口压力变为发展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动力。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科技、信息和知识促进经济增长。
（五）积极扩大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口和就业压力是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长期制约因素，今后几年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却较慢，问题会相当突出。要将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作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维护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政策。重视发展能够多吸纳劳动力的各种就业形式，加强对失业和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
（六）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根据变化着的国际形势，及时调整对外经济战略和贸易政策。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尽快建立我国能够主导或部分主导的自由贸易区，以扩大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空间。认真实施“走出去”战略，发展我国的跨国公司。通过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水平。正确把握开放节奏，运用国际通行做法，合理保护国内产业和市场。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建立有利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扬长避短和趋利避害的经济体系，更好地谋求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七）推进制度创新。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需要高扬改革的旗帜，通过体制创新，形成和巩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面向世界贸易体系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加深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既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也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承受力的实际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道路。
（八）健全协调社会矛盾的有效机制，提高社会和谐程度。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现在社会活力在增加，社会矛盾也远较过去复杂，而过去一些协调社会矛盾的机制已经不起作用。要用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主要包括：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以解决贫困问题和维护社会公正；整饬吏治以清除腐败；加强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健全处理社会矛盾的协调机制和沟通途径，以增强社会整合能力。这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重大政治使命，直接关系中国现代化的前途。
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和轻而易举的，必然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国际经验证明，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正处于经济结构大调整和经济关系大变动时期，处于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迅速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容易发生社会震荡，要特别注意保持社会稳定。但是，从长远战略眼光看，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的经济发展阶段，人民生活刚从温饱进入小康。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市场需求潜力很大。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
——从物质条件看。现在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丰富，有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过去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建设项目，现在很容易就做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遇到的困难，和过去物资匮乏的困难性质不同。
——从体制基础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一方面，市场化程度在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增强；一方面，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施宏观调控，也在积累经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我国经济正在逐步地融入世界市场，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将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从人才条件看。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便宜是竞争优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发展教育事业，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成长起来。留学回国人员会越来越多。各级领导积累了领导改革和发展的经验。就是说，支持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是具备的。
——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国际和平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我国是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的技术革命和经济结构调整，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综合分析各方面条件，21世纪初将是我国经济一个新的成长期，会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同时要注意到，不确定性增加是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一个明显特征，这种不确定性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要高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变化中趋利避害。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兴起，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大国之间的角逐，不可能不在国际上遭遇阻力。受国内外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是难以避免的，但不会改变总的发展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本报告执笔：王梦奎 陆百甫 卢中原
注：
①世界银行认为，按购买力平价，中国GDP为4万亿美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更认为达到6万亿美元。我国一些单位前些年测算，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为2.5∶1，如是，则我国GDP总量为3.3万亿美元。精确地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总量是困难的，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各有长处和局限，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汇率法。
②根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按199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划分，并按当年汇率计算，低收入国家为755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56～2995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996～9265美元，高收入国家为9266美元以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统称为发展中国家。收入组别的划分标准每年调整一次，总的趋势是各个组别标准逐年提高。
按汇率法计算，1999年全世界人均GNP为4890美元；低收入国家平均为41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000美元，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20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90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5730美元。1999年我国人均GNP达到780美元，进入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40位（第141位是洪都拉斯，人均GNP760美元）。我国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420美元差距，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更有1220美元的差距。
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999年全世界人均GNP为6490美元；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790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880美元，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396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8320美元；而高收入国家平均为24430美元。中国当年人均GNP为3291美元，排名128位。
1999年，世界银行统计的全世界206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50个；中等收入国家共有97个，其中，上中等收入国家38个，下中等收入国家59个；此外，低收入国家共有59个。由于该报告中关于中等收入国家分国别的人均GNP数据不全，所以无法准确算出中国在中等收入国家组别中的排序。但是以中国在世界的总排序140位推算，中国在97个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排序应当是第90位，或倒数第7位；在59个下中等收入国家中的排位也在50位以后，低于阿尔巴尼亚（人均GNP870美元，总排序136位）、斯里兰卡（人均GNP820美元，总排序137位）、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均GNP800美元，总排序138位）等国。
③1991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了“中国小康研究课题组”，会同国家计委和农业部对小康标准进行了长达10年的跟踪研究，并于90年代中期制定了《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全国小康标准包括经济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和生活环境五个方面16项指标。其中，经济水平由人均GDP衡量；物质生活包括城乡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居住水平、营养状况、交通状况和恩格尔系数，物质生活的前4项又包括一些具体指标；人口素质包括成人识字率、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精神生活包括教育娱乐支出比重、电视机普及率；生活环境包括森林覆盖率、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的百分比。城镇小康标准包括五个方面12项指标。农村小康标准包括六个方面16项指标。
国家统计局2000年11月7日《中国小康进程综合分析》报告指出，按全国小康标准衡量（其中价值量指标按1990年价格计算），到2000年底，全国小康总体进程或实现程度可达到95.6％；经济水平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实现程度均为100％，达到小康标准；物质生活、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三方面的实现程度分别为96％、90％和92％。城镇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6％，农村小康实现程度达到93％。
从小康进程速度看，按全国标准衡量，1990年全国小康总体实现程度为46.32％，在80年代平均每年向前推进4.63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小康总体实现程度达到95.6％，比1990年的实现程度高出49.28个百分点，在90年代平均每年推进4.93个百分点，比80年代的平均推进速度高0.3个百分点。这表明，90年代以来小康实现进程有所加快。
上面所说的小康进程或实现程度，是指全国在2000年实际达到的各项指标与应当达到的小康标准之间的比值。如果从人口看，2000年全国有74.84％的人口基本能达到小康水平，12.82％的人口接近小康水平，还有12.34％的人口难以实现小康。
④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按汇率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为人均GDP1200～2400美元，中期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4800～900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750美元，还未进入工业化初期。若按购买力平价法换算为1998年美元，工业化初期为人均GDP3010～5350美元，中期5350～8590美元，高级阶段8590～11530美元；按此法我国当年人均GDP为3220美元，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目前钱纳里的划分标准在国际上已不再流行，在我国学术界也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有自己的特殊性，在经济结构上与钱纳里标准也有较大偏差。这种标准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际情况，应当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衡量标准，不能拘泥于钱纳里划分的工业化阶段。当然，也需要说明，虽然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搞农业，工业化任务远没有完成。
⑤1990～1999年，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第一产业产值中，农业比重由64.7％下降为55％，林业由4.3％上升为4.4%，牧业由25.7％上升到29％，渔业由5.4％上升为11.6％。
⑥我国机械工业的产值、利税、企业个数、职工人数等已占全国工业的20～25％，其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的机械工业，居世界第5位。我国基础工业部门80％以上的生产能力是有国内设备提供的，农业装备几乎全部由国内提供，部分重要机械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⑦根据统计资料计算，1978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占77.6％，集体企业占22.4％；1999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下降到28.2％，集体企业比重上升为35.4％，个体企业占18.2％，其他类企业（包括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三资”企业）占26.1％。由于其他类企业也包括一些国有控股企业，所以199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个体、其他类企业各自所占比重加总超过100%。2000年以后工业总产值统计口径调整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即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企业分类也有变化。
⑧经济自由度指数介于0～10之间，分值越大，表明经济自由度越高。1999年最高分9.4，为我国香港地区，名列世界第一。
⑨人类发展指数也称人文发展指数，由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三方面指标综合构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90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世界人文发展报告，其中人文发展指数的最新数字为两年前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1999年世界人文发展指数为0.716，比上年的0.712提高了0.6％。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达到0.718，比上年的0.706提高了1.7％，在世界的排位由1998年的第99位上升到1999年的第87位。中国人类发展水平排位的前移，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明显的。
与1998年相比，中国1999年在预期寿命指数保持0.75不变的情况下，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和人均GDP的提高，其中人均GDP指数从0.57提高到0.6，教育指数从0.79提高到0.8，分别提高了5.3％和1.3％。〔预期寿命指数衡量的是某个国家在其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方面的相对成就。预期寿命的最大值为85岁，最小值为25岁。该指数计算方法举例说明如下：1999年亚美尼亚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2.7岁，则预期寿命指数为0.795。预期寿命指数＝（72.7－25）÷（85－25）＝0.795。〕
据《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1999年世界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是挪威，其人文发展指数为0.939。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人文发展指数均为0.936。人文发展指数居前10位的国家依次还有瑞典、比利时、美国、冰岛、荷兰、日本和芬兰。
这份报告按1999年人文发展指数，将纳入统计的162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高人类发展水平（指数为0.8及其以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指数为0.5－0.799）以及低人类发展水平（指数为0.5及其以下）。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有48个，其平均值为0.914；中等发展水平的有78个国家和地区，其平均值为0.684；低发展水平的有36个国家和地区，其平均值为0.442。处于中、低发展水平的均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⑩二元经济结构，通常是指传统经济部门（如农业）比重过大、现代经济部门发展不足以及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一种状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11.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已经离开农业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量，亦即至少从事非农劳动3个月以上的人数。这是显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估计有1.8～2亿人，其中乡镇企业就业人数1.28亿，出乡流动就业人数在6000万以上。还有隐性或潜在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亦即供给大于需求、但还没有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篇的数据，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8.07亿，占总人口的63.8％；这是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标准确定的数字，在城市停留半年以上者均被计入城市人口。而根据该年鉴农业篇的数据，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这里的农村人口指户口在农村的常住人口，按1964年建镇标准划分，包括后来的新建制镇人口，统计口径大于人口篇。多数预测认为，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约在700～800万之间，而从长远看中国农业领域只需要1～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推算农村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数量约为2～2.5亿人。如果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出路不畅，农村就业压力将十分沉重，人地矛盾也会日益突出。
12. 2000年，我国每百万人中本国居民获准专利数只有1件，美国为289件，日本为994件；我国每千人专利与许可费仅仅有0.1美元，而美国为130美元，日本为64.6美元。中国每千人因特网用户只有0.1，美国为79.1，日本为49；我国个人电脑普及率1998年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8。
13.以机械工业为例，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一是专业化水平低，规模效益差。我国机械工业前300家企业的生产集中度（其销售额占整个机械工业的比重）仅为20％，而发达国家一般在90％左右，单个企业的经济规模差距更为悬殊。我国机械厂的零部件自制率大多在70％以上，而发达国家一般只有20％左右。二是技术装备水平低，开发能力弱。我国机械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大体还有15～20年的差距，基本上没有掌握产品开发的主动权，这已成为我国机械产品在竞争中不断失利的首要原因。三是产品品种少，技术含量低。目前我国主要机械产品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不到5％，国产金属切削机床中，数控机床仅占2.8％，而日本1987年已达30％，德国1990年达54％。我国中低档机械产品积压严重，而机械基础产品和成套重大技术装备却长期依赖进口。
14.技术成就指数，由技术创造、新兴技术应用、传统技术应用和人的技能培养4个方面能力的8项指标综合构成。从人类发展研究的宗旨出发，这一综合指标衡量的是各国创造、应用技术和公民享受技术成就的程度（或可能性），着重评价一个国家作为整体参与创造和利用技术的情况。联合国《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对能够得到有关数据的72个国家（地区）按技术成就指数进行了评比排序，芬兰位列榜首，达到0.744，莫桑比克倒数第一，仅为0.066。这些国家被分为4组：第一组分值大于0.5，称为“技术领先者”，共有18个国家，处于技术创新的最前沿。美国、瑞典和日本分列第2～4名，韩国和新加坡分列第5、第10位。第二组分值为0.35～0.49，称为“潜在领先者”，共19个国家（地区）。中国香港特区和马来西亚在这一组列第6和12位，其总排名分别为第24和30位。第三组分值为0.20～0.34，称为“技术的积极采用者”，共有26个国家。中国分值为0.299，总排名第45位，在这一组排在第8位，前面有南非、泰国、巴西、菲律宾等7个国家。印度是这一组的最后一名。第四组分值低于0.20，称为“无足轻重者”或“掉队者”，共有9个国家。这组国家在技术扩散和技能培养方面落后很远，很大一部分人口还未能从传统技术的扩散中受益。
15.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普遍不足，资产质量不高，抗风险能力脆弱。国内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平均只有5％左右，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存在这个问题，而美国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这一指标高达12％以上。根据国际银行业1988年在瑞士巴塞尔签署的《关于统一国际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简称《巴塞尔协议》）以及我国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不低于8％，才能保证银行能够用自有资本抵御金融风险。因此，这个标准可以看作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的一条安全线。我国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重偏高，超过17％的监控标准，目前仍在平均25％的高位上徘徊，其中实际上收不回来的贷款约占5～6％，而香港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平均只有6％左右。尽管我国以往不良资产划分标准与国际上有所不同，但是用17％的监控标准来衡量，仍能反映我国信贷资产质量较低的状况。
16.关于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以下预测结果：
一是我们的研究和预测：加入世贸组织后的未来10年间，我国GDP增长率每年平均将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这将有利于增加就业，但是不同行业受到的影响程度会有较大差别。主要受益部门是劳动密集型工业（如纺织业和服装业）以及服务业，预计到2010年，我国纺织业和服装业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将增加10个百分点，相应增加就业540万人。而竞争力比较弱的农业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就业将减少，估计2001～2005年间，我国将有300万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
二是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和中国国际人才发展交流协会的测算：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每年GDP将增加近3个百分点，相当于300多亿美元，而GDP每增加１个百分点，可以带来400万个就业机会，这样估计中国“入世”后每年可增加1200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就业结构会发生调整，入世7年后，就业岗位将减少的行业有：农业将减少966.2万人，减幅3.6％；汽车工业将减少49.8万人，减幅14.5％；机械及仪器工业将减少58.2万人，减幅2.5％。而同期就业岗位将增加的行业为：纺织业将增加282.5万人，增幅23.6％；服装业将增加261万人，增幅52.3％；食品加工业将增加16.8万人，增幅2.1％；建筑业将增加92.8万人，增幅2.2％；服务业将增加266.4万人，增幅2.1％。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种预测的数据结果并不是很精确的，而且在一些数据结果（尤其是关于未来中国GDP增长率的增加幅度）上存在较大差别，尽管如此，它们对就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估计还是基本相同的。
17.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取决于生产率、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及其使用效率。1978年以来，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占主要部分，劳动力总量增长的贡献较小，但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贡献不容忽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量研究认为，1978～1997年间，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60%左右，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30%左右，而劳动力总量扩张的作用只占10%左右。
18.未来20年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条件将会比前20年明显改善，城市化进程也会随之加快。城市化水平如果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20年可望由2000年的36.2％达到55～60％。1978～200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由70.5％下降到50％，减少了20.5个百分点，即每年平均降低1个百分点，这种势头在未来20年间可望得到保持，到2020年农业劳动者比重将会降为30％左右。这些是二元经济结构明显转换的重要标志。
19.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实际投入与实际产出之比，或者表示为生产要素投入的价格与产出价格之比；这一指标反映的是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或贡献程度。在实证研究中，通常把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技术水平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技术水平由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则反映技术进步程度，它是用产出增量减去各种投入增量后的余额来计算的。
20.根据我们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前10年，资本的快速积累、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的较快增长，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后10年，由于劳动力增长减缓，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由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下降，此二者将导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比前10年下降1.3～1.4个百分点。
21.根据我们对未来20年世界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的估计，若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到2020年，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汇率计算，中国GDP将由2000年的10645亿美元提高到41970亿美元，由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1%上升为24.1%，由占世界总量的3.4%上升到6.3%，但仍达不到日本的水平，而名列世界第三位。我国人均GDP将由2000年的840美元提高到2851美元，由美国水平的2.5%上升到5.3%。按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将由2000年的49660亿美元提高到195793亿美元，由美国水平的51.5%上升到112.4%，由占世界总量的11.2%上升到20.5%，大大超过日本的水平，排在世界第一位。中国人均GDP将由2000年的3940美元提高到13371美元，由美国水平的11.5%上升为24.8%。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预计年通胀率为2%），到2020年，按汇率换算，中国的人均GDP可达4236美元。
另外，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专家孟斯布鲁格哈的估计，到2020年，按照1985年汇率（1美元＝2.94元人民币）计算，中国GDP将达到54120亿美元，为美国水平的58.1%，超过日本，仅次于欧盟的整体水平；人均GDP将达到3865美元，为美国水平的13.6%（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编：《奔向2020》，P471，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11月）。
22.据《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的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其他一些预测认为，我国人口在2035～2040年将达到15亿以上。
23.可以从三层意义上理解经济改革：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意义上来说，现在设想到2020年前后，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和方法，改革也就完成了。二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要求来说，我们要通过改革来完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做过的一些事情，如促进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这类改革也就大体完成了。三是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说，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不会停止，这类改革也永远没有止境。
24.在这种情景之下，根据我们对2021～2050年世界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的估计，若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到2050年，按照世界银行2000年汇率计算，中国GDP将达到15273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水平的48%，世界总量的9.4%，超过日本的水平而排在世界第2位；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0080美元，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0.3%。按照200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将达到712543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水平的225%，世界总量的30.6%，大大超过日本的水平；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7281美元，达到美国水平的48.4%。若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年通胀率为2%），到2050年，按汇率换算，中国的人均GDP可达18259美元。
课题负责人：王梦奎 陆百甫
课题组成员：李泊溪 王西玉 余斌 隆国强 葛延风 张文魁 杨建龙 王全斌
课题组协调人：卢中原
(王慧炯、李善同、侯永志、周宏春、李志军和翟凡等同志为本报告的撰写提供了专题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