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大流氓陈小蒙:《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的欢歌（一）

山东省济宁地区文革传记

雷运河

第一部分 初战告捷的欢歌

一. 革命干部的思考

这是中国北方常见的几排平房，一色青砖灰瓦，每排坐落在两行高大的白杨树之间，位于济宁城区北部济宁地委大院的西北角。从济宁地委大门进去之后向左拐，再走200米就进入平房的小门。这一溜平房共有3个小门，显然是三个独立的小院。最西边一个的门开着，院子里有两个小孩玩耍。前几天下了一场大雪，经过太阳的融化，地上的雪已经不多，只有南墙根的阴凉处还是洁白一片，孩子们培起的雪人斑斑驳驳，面目全非，房脊瓦片上的雪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

这座院子的主人A是地委常委，1938年参加工作，河南人，前两年刚从外地调任济宁地区，至今还带有“中、中”的方言。此时他正坐在书桌前聚精会神地看1965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面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他已看过多次，在今天上午的地委常委会议上他还建议，地委发个通知，让广大干部认真组织学习，但没获得通过。地委书记B说：“中央和省委没要求这样做，再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还不一定，尽管各大报纸都在头版登载，但编者按语的观点并不一致。”

回到家中，A的心情老是不能平静，思想总停留在这篇文章上，特别被文章最后一部分所震撼：“《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因为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裕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 ’，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A这几年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还抓了一个时期地委的宣传工作，对基层的阶级斗争有亲身体会。他总觉得一部分人，特别是地区和县里个别干部，对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不那么热烈响应，有时还因为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而发牢骚。相反，对搞“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总是大开绿灯。同时，对毛主席不那么尊重的小道消息也敢传播，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话也敢说，如什么“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彭德怀这个人真有骨气”等等。特别是对彭德怀的认识，A也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尽管听到把彭德怀比做海瑞的议论感到不对，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为此，他翻阅了1958年以来毛主席的讲话和指示，重新学习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有关文件，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庐山会议上是彭德怀等人先给毛主席罗织罪名，欲逼毛主席下台，由他们上台执政，然后才有开展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

彭德怀等人在1959年7月上旬庐山会议上的几次发言不外乎这么几个问题：1. 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2. 北戴河会议搞了左的东西，3. 全民办工业的提法是错误的，4. 每个大协作区搞一个工业系统是办不到的，5. 1958年搞了极“左”，我们党内总是“左”的东西难以纠正，6. 三个月（1958年的7~9月）的影响很远，破坏很大，损失无法挽回，7. 以上错误人人有份，毛主席应负主要责任，这是路线错误，必须纠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凡犯路线错误时必须更换主要领导人——作者注），8. 毛主席个人独断专行，建立个人威信，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斯大林晚年问题”。甚至含沙射影地辱骂毛主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彭德怀等人的这些发言内容是会后断断续续传出来的，A当时听了就很气愤。现在结合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感到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彭德怀等人为什么只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而且任意夸大，而不讲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明和成绩？这是不是个立场问题？是不是拉社会倒退，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其次，1958年七、八、九三个月出了问题为什么都向毛主席身上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庐山会议一开始就发言：“去年（1958年）刮‘共产风’，这是我要负责的。过去做过检讨，要追究责任，要处分，都是应当的，我毫不推脱责任。这一条，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做出了伟大贡献，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这种‘左’倾错误，问题都得到了彻底解决。”

彭德怀等人难道没有听到谭震林的发言，难道不能认真回顾一下这一年多的毛主席讲话和指示？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说：“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这是片面性。”这是大跃进一开始，毛主席就给群众运动指明了方向，给某些有急躁情绪，甚至有“左”倾思想的人打的预防针。

当大跃进中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时，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中共中央编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就有可能给予澄清。”同时，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象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现在有一种偏向，好象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在10日的会议上又讲：“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讲道：“这里面（指1958年出现的问题——作者注）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毛主席第一个批评和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思想，也第一个抓住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问题的实质——所有制，接着制定了“三级所有、队（生产小队）为基础”的正确方针。

显然，彭德怀等人既听到了谭震林的发言，也清楚毛主席以上讲话的精神。那么，为什么还要吹着尘土找裂缝呢？说穿了，就是不愿意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想让中国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个体经济，发展资本主义，从而保护他们这些革命功臣的既得利益，保护他们的官僚特权，让他们去当人民大众的“海瑞”、“包青天”。当他们这个的罪恶企图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破坏了”，陷入无法实现的窘境时，就把怒火集中发泄到毛主席身上，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已达到“斯大林的晚年”，甚至丧心病狂地咒骂毛主席断子绝孙（“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A作了这番学习和分析，心中是亮堂了，但思想也更沉重了。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理解的愈深刻，愈感到中国共产党上层党内斗争太严峻了。他既有一种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去战斗的冲动，又觉得眼前一片迷茫，找不到攻击点，看不清革命的目标。以后几个月的发展，不光没能使他轻松，反而更陷入惶恐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