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第罗小贝衣服:中科大少年班30年后的尴尬(新京报 2008-4-14)

中科大少年班30年后的尴尬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4-14 7:13:08 · 来源： 新京报


3月16日，中科大少年班宿舍里刚刚回来的同学小夏在玩着魔方，他右边床上的室友正在看NBA杂志。本报记者 周晓东 摄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举行30周年庆典。30年前，少年班的“神童”光环曾被无限放大。30年后，光环褪去，少年班陷入尴尬的现实环境，择生标准不完备、教育专才缺乏……
核心提示
3月22日，中科大少年班庆典30周年。会上，贺淑曼哭了。这位老班主任流泪是因为感叹少年班所经历的冰火两重天。
而这冷热两极均都扭曲了少年班的成长路径。
30年前，应时代需要，少年班学子的神童光环被无限放大，以点燃社会对业已停止的人才培养的热情。就在人们对神童日渐迷狂时，媒体又以“拔苗助长”“摧残学童”为由，棒杀神童班，导致少年学子心理压力巨大、“神童”宁铂出家。
30年后，人们发现少年班并未培养出一个诺奖获得者或是某学科的领军人物，于是对教育神童的热情迅速冷却，直至无部门管理的地步。
贺淑曼的眼泪想要诉说的是，神童并不神，其实他们只是一些智力、记忆力等能力超常的特殊孩子，若没有人关心他们，若把他们置于寻常孩子中一同受教育，那么他们会感到痛苦，最后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成长。
□ 本报记者 黄玉浩 褚朝新 安徽合肥报道
少年班30年探秘：“神童”教育尴尬现实
13所高校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匮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
刚接过话筒，贺淑曼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接连说了三个太难。
3月22日，原本作为中科大少年班30周年庆典活动的中国超常教育研讨会，被贺淑曼的眼泪点染出许多悲情。
贺淑曼，自1982年任中科大少年班班主任后，一直致力推动中国超常教育的观念普及。她深感无力和孤单。
目前只有中国科技大学设立少年班，对早慧孩子进行超常教育。但是没有完整科学的学科体系，缺乏专业的学科人才，一直令贺淑曼心忧。
让贺淑曼更无助的是，无论是教育部还是这个社会对超常教育的观念，都没有回归到正常轨道上。
贺淑曼认为，对少年班以及中国超常教育30年做一个理性梳理，已是当务之急。
【洪荒年代】
造神时代造出“神童”
招收少年班第一批学生时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最初对早慧孩子界定比较随意。
任知恕至今仍保留着三十年前的工作日记。他曾是中科大教务处处长。他手中那本发黄的日记，记载着少年班创立的所有经过。
1972年，物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国，建议从全国选拔部分十三四岁左右、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里去培训。
5年后，曾和原国家副总理方毅对弈的13岁“神童”宁铂被批准破格进入中科大学习。次年，也就是1978年，教育部同意中科大，这个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排头兵，自主招收第一批少年班学员。
李政道后来回忆，“我实际的目的是要打破不重视培养基础科学人才和其他人才的局面。这个突破口就是对早慧少年进行超常规的培养。”
当中科大向社会公布招生信息后，推荐信蜂拥而至，一时间“神童”遍布中国。许多地方领导都积极推荐“神童”，并称“我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出个‘神童’。”
当年2月，中科大派出十多位老教授，分赴上海、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东北等地选拔“神童”。
“因为没有一个统一标准，考核很粗糙，面试全凭招生老师的印象和随机问答，录取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一位当时参加过招生的老教授回忆。
这位老教授说，出题也是因人而异，有出高三水准的题目，也有出奥数中的题目。然后再进行简单面试，问的问题也是各有不同，但有一个问题一般都会问，“你考不上会怎么办？”
最后录取的标准随意性比较大，老教授说，一些孩子若是特别紧张，说话结巴了，就不会被录取。
中科大少年班首届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回忆，最后21名智力超常少年被中科大破格录取。1978年3月9日，第一期少年班开学立即进行摸底考试，21名小神童中，数学最高为98分，最低只有10分。
中科大教务处的任知恕承认，最初对早慧孩子的界定非常随意。在第一届少年班之前，中科大还招收过两名少年大学生。一个声称用肉眼发现天上多了一颗宇宙新星，此后美国观星站也宣布发现了一颗新星。这名特殊才能的少年便被收录进中科大。
“还有一名是擅长心算的。”任知恕说，两人被录取后，与其他大学生一起上课，因为基础知识欠缺，两人很快出现跟不上班的情况，最后只能退学。
【应试之嫌】
以高考界定“天才”资质
第二期少年班学生入学前都需经过高考。叶国华说，“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1978年之后，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风景。谢彦波是少年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大学生。据说，他第一次走进校门时，还在滚动一只铁环。
这些最大只有14岁的大学生进入中科大后开始变得不适应大学生活。
当时中科大没有专门的一套针对这群少年的教学计划，也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只能挂在教务处下面。学校也没有为其专门设置代课教师，21个孩子半年后被分到各个专业。
谢彦波因为年龄小、缺乏自理能力，而无法随着学哥学姐们进入下一年的学习生活。
管委会书记叶国华发现，这群孩子成绩两极分化非常严重，学习成绩最好与最坏的都是少年班学生。
“许多小孩子心理还很幼稚，进入大学后没有固定的自习课、没有老师的敦促，少年如出笼之鸟，根本管不住自己，我们意识到必须专门设置教学计划。”叶国华说。
于是，针对这些问题，少年班管委会做出一些相应调整。
1978年9月，第二期少年班开班，学校决定小神童入学前三年，不分专业学基础，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专业。
叶国华说，第二期少年班的招生方式也做了些调整。学校把招生时间放在高考后，这些早慧学生有了高考成绩，“这能避免考核标准不一，便于科学选材。”
然后，学校再派老师到考生所在中学小范围内组织复试，复试中科大自主命题的语文、物理、数学，采取笔试与口试结合的方式进行。
【复试漏洞】
取消复试招来伪“神童”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以甄别哪些是家长填鸭式教育出的“神童”。
中科大少年班这个天才集训营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太平静。刚办两期，就遭遇社会质疑，有人说是摧残儿童、神童集中营，还有人直斥办少年班是拔苗助长。
1980－1981年两届，中科大又将甄别早慧孩子的程序减少了面试环节，简单地根据适龄考生的高考成绩来做入学标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校领导说，“当时，少年班招生是图简单省事。”
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通过改年龄或填鸭式教育的方式，在家里纷纷打造着让社会敬仰的神童。
对于少年班，媒体更是掀起了一场场口诛笔伐。
“学校的压力当时非常大，科学院的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多次询问少年班情况。”一位退休的老校长回忆说。
1982年，中科大恢复复试，并在以往只有简单面试的基础上增加了现学现考环节。
“这样就能甄别出哪些是填鸭式教育出来的孩子。”孔燕说。
孔燕目前在中科大担任少年班班主任。她说，事前没有任何通知，临时聚集大家，请来一位教授，不讲基础知识，直接讲很难的内容，45分钟的课一结束，就立刻给学生发试卷，要求现场考试。考试的内容对于普通的大二学生都不轻松。
“智力超常的孩子，反应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很快，当场都能答对很多题，而被填鸭式灌输出来的孩子，一道题都可能答不上来。”孔燕说。
“老师将我们70多人聚集在教室里，现场发放录取通知书，没领到的则视为落选，很多落选学生最后都掉了眼泪。”一位曾经参加考试的“神童”说。
在孔燕心目中，甄别这些孩子，其实是为了他们好，“少年班的竞争很激烈，如果是靠填鸭式灌输考高分的孩子进去了，很快会跟不上，那时他们会很痛苦。”
【减压难题】
迟到的心理教育
因恐惧失败，宁铂曾三次报考研究生，都未进考场。心理教育和入学前心理测试对少年班很重要。
宁铂在1985年变得异常痛苦。这让中科大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反省自己对早慧孩子的认识。
1985年，在媒体的过分宣染下，宁铂变得谨小慎微。这个少年天才异常恐惧失败的来临。他曾三次报考研究生，却从未踏进考场。他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他后来以致拒绝媒体采访）。‘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宁铂找到叶国华说，“我现在压力太大了，外界把我捧得那么高，我承受不了失败。”
“我们开始意识到，少年班的学生受舆论影响太大了，必须引起关注，”叶国华说，从那一年起，中科大规定少年班采访必须经过学校宣传部同意，任何媒体不得采访在校少年班学生。宁铂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注重学生的心理教育。
叶国华发现，少年班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和他们的自负有着某种关系。
小神童谢彦波18岁跟随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院士读博士，后转而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跟随诺贝尔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学习。
安德森是一位深邃而傲气的人，而谢彦波比他本人还要傲气。这令安德森无法容忍。
 
谢彦波说，“我的论文不讨他的喜欢，写的是他的理论不对。”在普林斯顿的中国同学圈子里，谢彦波与导师不睦，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最后他没拿到博士学位，便回国了。
1986年，中科大在甄别早慧孩子的考试中安排了心理测试。
“心理测试，主要考查一个孩子的非智力因素，比如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评价。” 孔燕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科大心理教育中心的主任，一直负责少年班招生复试中的心理测试。她说，根据多年的经验，如果一个少年班的孩子失败了，可能问题就会出来，如自控能力太差。
而如何对这些孩子进行测试，内容一直是保密的。孔燕担心的是，“一旦测试内容公开，很多中学可能会出现专门针对这一测试的训练，这样一来，这个测试就失去了价值。”
孔燕也知道，一些经过了心理测试的孩子，难免会被高中母校请回去交流经验，测试内容完全保密也并不可能。
“因此，我们的测试内容每年都变，不会固定下来。”孔燕说，中科大少年班也是从此开始设置了少年班的心理辅导员，以缓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压力。
也是这一年，中科大选拔早慧学生的考核成型，在经过统一笔试、现学现考和智商测试后，还有经过综合考查，老师利用课余、晚上的时间，逐个找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学习、生活、个性特点。
【生源困境】
“天才”预备班出世
中学开出少年班预备班，为中科大输送人才，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家长拔苗助长心理。
在中科大曾经能看到这样的现象，经常有一些家长带着不满十岁的孩子，千里迢迢从全国各地专程赶往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要求让他们的孩子进少年班学习。
也有不少家长给少年班来信，反映他们的孩子智力超常，接受能力强，常常感到“吃不饱”，担心与智力一般的学生在一起学习，学习兴趣会渐渐消退。
“这些孩子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优异，但往往尚不具备优秀高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学校只好说服他们回去”。3月12日，受访的原中科大校长辛厚文说。
于是有人建议，应该办“超常儿童中学”，自成一体，为少年班选拔人才。中科大少年班面临了一个新的课题：智力超常少年的因材施教，应不应该、能不能从中学阶段开始抓起？
1985年，中国科大与北京景山学校、江苏省苏州中学联合，分别在这两所中学创办了少年班预备班。
但少年班预备班一开始就遭到诟病，反对者称其刺激了家长拔苗助长。
3月21日，苏州中学张昕受访称，当初设置预备班就是为了保障少年班的生源，在学生进入少年班之前能对其学习生活有个系统的培养，“每年只招收30名左右的学生，小学的年龄、初中毕业的水平，我们自主出题考试，全国招生，有严格的选拔机制。”
可是，让张昕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家长，自孩子一出生就进行填鸭教育，做作业、考试不厌其烦，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就是天才，未来肯定能进少年班，参加我们的入学考试，一次又一次都考不上，严重伤害了小孩子的自尊心。”
“为了学费，为了出成绩，什么样的孩子家长都想来读预备班，必然会贻害很多孩子。”张昕认为中科大少年班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每个孩子，预备班也同样只适合少数孩子。
【教师匮乏】
超常教育协会休眠6年
教育部官员说，“中国超常儿童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能不能培养出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贺淑曼对这些小神童产生了兴趣后，开始通过资料了解何为超常教育。她发现超常教育即所谓天才教育在世界各处都存在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成立“天才儿童教育局”，有100多所大学对天才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英国成立“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
美国《天才教育手册》指出：“我们不应停留在仅以一种特定方式把天才学生作为一个集合从学生总体中识别出来的水平上，而应创立一种方法，对不同个性类型的天才学生给以具体的考虑。”
贺淑曼觉得，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少年班的老师都是从其他系调来的，几乎没搞过少年班教育。少年班缺乏一个科学的模式管理。”
贺淑曼萌生组建个超常教育学会的念头。
自1988年开始，贺淑曼开始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
“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他们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你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呢，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特教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贺淑曼说。
贺淑曼清楚记得教育部一位官员曾对她说，“中国智力超常的儿童究竟有多少，不就是一小撮吗，投入大量的物力、人力、财力最后能不能培养出一个真正的天才，我们心里没底。”
我年纪也大了，
在北京
‘单枪匹马闯天下’，
太难了，
不想当理事长了，
谁接班呢？
———中国专业人才委员会理事长贺淑曼说。
1995年，调到北工大工作的贺淑曼几经努力，终于挂靠到中国人才协会，获得了民政部的审批。
由于贺淑曼身在北工大，北工大又无少年班，贺淑曼便将其一手促成的协会交给了中科大少年班，由当时主管少年班事务的中科大副校长尹鸿钧任学会理事长。
“截至2000年，协会除了开了个成立大会，什么事情都没做，最后中科大提出将这个学会归还给我，说学校根本没有一个超常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无力承担这个学会的发展。”贺淑曼说，她再次成为学会理事长。
“主要是国内这一块的专家和学者太少了。”贺淑曼说，民政部官员告知，如果再不搞些活动，协会才勉强举办了几次研讨会。
为了找一个新的学会理事长接班，贺淑曼找过北师大、中央教研所等单位。
“他们一听就说，我们不懂什么叫超常教育，这些都是中国最好的教育研究或实践单位，他们都不理解什么叫超常教育，可见中国的超常教育发展处于多么初级的阶段。”贺淑曼觉得很无奈。
【路向何方】
超常教育前路漫漫
贺淑曼观念是，超常教育是终身教育，而不是目前这样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2004年起，贺淑曼决定还是自己亲自主持超常教育学会，并开始反思以中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中国超常教育现状。
“中科大少年班进行了三十年，我觉得道路是越来越窄了。”4月2日，贺淑曼认为，超常教育只面向智力超常儿童，是狭隘的，超常教育应该是培养创新或拔尖人才的，应该包括超常儿童、潜慧儿童等智力水平在中等之上的。
“按照传统的招生要求，智力超常儿童是越来越难找了，生源是个问题。如何评判智力超常儿童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贺淑曼说。
在贺淑曼的超常教育理念中，超常教育其实是超常人才教育，是终身教育，初中之前应因人施教、优质育才，大学高中应因材施教、扬长补需，进入社会因需施教、终身教育，而不是指少年班这种只针对超常儿童的阶段性教育。
“少年班三十年了，你问他什么教育理念，一些老师说因材施教，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好。”贺淑曼认为，少年班的孩子，性格、心理、智商、情商均处以发展时期，具有极大的可塑性，“材”根本还没定型。
“我觉得目前少年班要注重三个协调，学生身体与心理成长的协调；智力与非智力因素成长的协调；学习与社会化的协调，目前中科大这块做的还不够好，宁铂等人就是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贺淑曼说。
4月2日，贺淑曼在给毕业于少年班的李俊凌写信。李俊凌于1987年毕业，如今是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
耳鬓斑白的贺淑曼在信中说：“我经常应对媒体和北京学者的非议，感到很无助、很孤单。我年纪也大了，在北京‘单枪匹马闯天下’，太难了，不想当理事长了，谁接班呢？很发愁。”
一个少年班学生的“回归”之路

江勇说，经过十年坎坷，终于回归了普通人，不用再背着天才的包袱。　　　　本报记者 　　褚朝新 摄
【人物】
如果没上少年班，江勇认为当时自己极有可能成为一名“不良少年”。
把一帮早慧的少年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充足的自由空间，因材施教———江勇认为少年班是个伟大的尝试。
3月21日，中科大少年班成立30周年研讨会上，江勇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现在，我就敢承认，我就是天才，少年班万岁！”
这名1986级少年班学生，鼓励学弟学妹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天才，要勇于承受“天才”带来的一切压力和痛苦。
叛逆少年选择少年班
1986年，15岁的江勇产生了强烈的厌学心理。
满世界疯跑、掏鸟窝、打架，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但学习成绩很好。
江勇说，当时之所以不想上学，是因老师讲的东西他都了解了。
出生在甘肃一个偏远小城的江勇，小学只读了三年就跳到初中。“父母的藏书都被我读完了，许多古典名著和一些科普的书我不仅看，还能背下来。当时有个想法，要成为科学家。”
不爱学习，成绩却名列前茅，于是他被称为“神童”。
江勇记忆力好，可以背很多东西，他觉得老师要求的都是死记硬背，但“不要问为什么，老师不喜欢也不知道”。
1985年，江勇读高一。他说自己用了3个月时间，自学了整个高中课程，然后开始逃课。那时他觉得什么都会了，呆在学校浪费时间，不喜欢跟同学在一起，“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傻呼呼的”。
排斥老师、孤立于同学、封闭自己，“当时觉得自己比普通人聪明，是个天才，不愿意和普通学生一起”。
1986年，北大少年班到江勇所在县城招生，15岁的江勇决定“要进少年班”。
找到北大招生老师，在说了“不录取我是北大的损失，因为我很聪明”后，他只是给老师留下了狂妄的印象。
1986年上半年，江勇参加了省里的许多理化竞赛，名次都在前十之内。当年7月，江勇报考了中科大，9月被中科大少年班录取。
经历“成长的烦恼”
做个伟大的科学家，这是江勇进少年班时定的目标。
当时的媒体对少年班轮番“轰炸”，几乎每天都有记者在教室晃悠。“天才”、“神童”的称号，让这群孩子一方面很陶醉，另一方面承受着巨大压力。
“早出晚归，有的通宵呆在教室学习，早晨三四点起床的很多。少年班竞争太激烈了，你是神童我也是神童，我不能输给你。这种想法在少年班很普遍。”江勇说。
江勇对这种他认为比“高中更高中”的生活很不适应，他说本以为大学就是自由地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大一考试，江勇排名中下游，大二起出现多门不及格。
他开始思考为什么要学，为什么要成为科学家，“一直想不明白”。
大二开始，江勇迷恋哲学。大四，因不及格科目较多，学分没修够，江勇留级。
如今，江勇回头看，认为当初经历的其实是“成长的烦恼”。不过，当时没有心理老师，同学都闷着头学习。
1992年，江勇考研。5月，成绩公布，江勇蒙了———他最喜欢、考得最好的量子光学只考了40分。
“自己的天才形象瞬间崩塌”。江勇说，他终于想明白了，一，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所谓天才也包括意志与努力的。二，考研是因害怕走向社会，想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呆在学校。
1992年7月，江勇大学毕业，决定走向社会。
光环之后的回归
毕业后的江勇，到了福建漳州印刷厂。
学量子光学被认为跟电有关系，江勇被分配做电工。
江勇说那时他很消沉，面对社会不知所措，不知跟领导、同事怎么打交道，频繁与同事发生矛盾，“当时我还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1992年，江勇开始“下海”。“工资养不活自己，做生意补贴一下，开始倒卖拖鞋、腰带、打火机什么的，每样就赚个几毛到几元不等。”
之后，江勇先后两次“创业”，均无果。1994年底，他到了上海，与读书的女友相聚。江勇说，在上海，他与民工一起住过工地，卖过电脑、软件。
“一直对现状不满意，觉得自己的价值没有完全得到体现，觉得可做更大的事。”
1998年初，江勇花了两个月时间学习，很快成为一名“专业”软件设计师。“其实天下学问都是相通的，只要你能掌握科学的思考方法，很快会掌握新知识。这种思考方法是中科大少年班给的。”
2001年底，在经历了无数次转行与跳槽后，江勇成为光明乳业的高管。
“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和变故，我终于摆正了心态。天才的头衔于我太沉重了。”江勇说，他觉得自己终于回归了普通人，不再背着天才的包袱。
2002年，江勇被中科大超常教育学会聘为理事，“我很希望能为少年班做点事情。”
“我经历过他们这个阶段，充满迷惘与孤独，我要和他们谈心。”3月21日晚，江勇约了两个少年谈心。
“你们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天才，那么就要承受这个选择带给你的一切压力和痛苦，做一个诚实快乐的人。”江勇对两个自称有些痛苦的少年说。
□本报记者 黄玉浩 合肥报道
少年班的“显赫”数字
■链接
●学历情况：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学生共1220人，已毕业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届毕业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获得博士学位，26.9%获得硕士学位。
●职业选择：据不完全统计，约20%的学生选择了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国外终身教授；在北大、清华、中国科大、复旦四所大学担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跃领域：有超过70%的少年班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其中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35%.
●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学任正教授，有多人获得国际知名大奖。国际工商、金融等领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学生。
●两个优异班级：1986级，29名学生，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8人、硕士9人。1987级，学生43人，博士24人、硕士13人，其中有阿里巴巴集团参谋部副总裁李俊凌与“哈佛美女教授”庄小葳等。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deep/2008/04-14/015@071308.htm
“他们与众不同，需要特殊教育”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8-4-14 8:05:17 · 来源： 新京报

中科大校长朱清时认为少年班最大成就是教育创新；透露自己坚持学校不扩招不圈地并因此压力很大

3月22日，朱清时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在他看来，少年班因出众而“招风”。李雅清 摄
在中科大建学50周年、少年班创办30周年，这样一个有重大庆祝意义的年头，朱清时也即将卸任了。
62岁的朱清时，已连任了10年中科大校长。在中科大校史上，只有首任校长郭沫若任期跟他一样长。
他的10年任期，也是少年班遭遇批评和质疑最多的时候。朱清时如何面对这些质疑？他怎么看少年班的得失？
3月22日，记者与他面对面。
□ 本报记者 褚朝新 合肥报道
少年班最成功是创新
新京报：少年班创办30年，你认为少年班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什么？
朱清时：少年班最成功的，就是进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
比如招生方面的创新。
少年班在招生上跟高考不一样，最初，是老师带着试卷上门考试，完全的自主招生；现在招生，也要高考，但过了重点线就行。
少年班录取有复试，比如进行心理测试。学校对招生有更大发言权，选人才的灵活性就大了。不会一刀切，不光是考题决定一个孩子的一生。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少年班头两年不分专业。
朱清时：少年班的孩子很小，刚进大学对自己擅长什么不了解，对自己喜欢什么也不了解。所以头一到两年，不分专业，让最好的老师教基础课。然后让他们在全校范围内自选专业。
这个时候选择专业，就比较准了，学生就能选到自己擅长和感兴趣的专业。这一点，至今很多高校都做不到。
新京报：少年班是否也有教训？
朱清时：也有，那就是社会过度关注少年班，给孩子太多精神的压力。
少年班最初成立的时候，社会上都把这个班叫“神童班”，全社会都在关注他们。让他们觉得全中国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压力就太大了，超过了小孩的承受能力。当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心理辅导。
对他们不能关注太多，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童，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同于常人。
新京报：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曾给少年班题词:“不要考１００分”，这个题词很多年没公开，几年前才公开，为什么？
朱清时：那个时候很保守，少年班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题词。陈先生的意思是，少年班的学生做学问，掌握精髓要义考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为了考１００分在细枝末节上浪费时间。
比如我老家四川种地，一亩地产水稻４００斤，一年施很多化肥，多产几十斤，以后施更多肥，增产并不多，结果把土壤给破坏了，其实并不好。
要考１００分，会花费很多时间，浪费聪明才智，让人格、品德扭曲僵化，成为考试的机器。
太出众招致批评多
新京报：对于社会的关注，你听到过哪些对少年班的批评？
朱清时：批评的很多，有的人说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有的说少年班是摧残青少年。
有一次在国外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在会上介绍少年班，国内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的老院士当场站起来批评我，说我不该介绍少年班，说这是拔苗助长的典型，是摧残青少年。
新京报：少年班３０周年庆祝活动，把少年班著名的反对者蔡自兴教授请来了。是想说服他吗？
朱清时：很多批评都是误解，而误解，是因不理解少年班的这些孩子。
很多人认为，我们让这么小的孩子读书，很残忍，没有人性，他们本来该玩的。
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人，确实有些孩子智力超常，成熟早，不喜欢玩同龄人玩的东西，他们心静，喜欢看书。
我就是典型的这种孩子，小时就这样。直到现在，我不喜欢大吃大喝的宴会，不喜欢喝酒，也不喜欢跟人聊天，一辈子都不打扑克，就喜欢看书、看报。
在那些喜欢玩的人眼里，会觉得像我这样的小孩喜欢静，可能是性格有问题、古怪，不会玩。但他们往往容易沉浸在抽象的思考里，很早就开始思考问题。
不是我们强迫他读书，是他自己喜欢读书，如果不给这些孩子机会，就埋没了他们。不让他们学习，反倒让他们难受。
他们就是与众不同，需要特殊的教育。
新京报：对少年班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你任校长期间？
朱清时：对，我知道，那段时间批评很多，这个很自然。
我这一生也遇到很多批评。一个人思想或行为不从众，就容易招批评，特别是这样的人成为名人后；你是名人就要接受监督，要付出代价，大家都可以随便批评你。
新京报：有没想过，怎么有这么多的批评？
中国从来就是这样，“佼佼者易折”，出类拔萃的人，总是招风的。你要是拔尖，批评攻击你的人就很多。
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介绍中科大的，说中科大太突出、太高了，是招风的大树。
少年班就是这样的，它太出众了，自然会有人批评。
宁铂出家后，批评非常集中。很多人说，你中国科技大学培养到最后，少年班的代表人物宁铂出家了。
但我不这么想，我建议把文化放到更广义的范围去思考。李叔同不出家，就没有历史上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后来的很多成就，都跟李叔同当年学习的东西有关系。谁能说宁铂以后不会走这么一条路呢？
为教改创路，成本就不高
新京报：国内曾有１３所高校办少年班，现在只剩下中科大在坚持，为什么中科大能坚持下来？
朱清时：我们每年只招５０个孩子，每个省只招几个，但要派很多人去当地学校调查，去考核，招回来，派最好的老师上课，所以，办少年班招生和培养的成本是很高的。
其他学校办了以后，发现成本太高。他们一年招几千个(学生)，不愿为了几十个孩子花这么高的成本，也就不愿办下去了。
中科大少年班要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闯出一条新路，这么算，成本就不高了。所以坚持要把少年班办下去并办好。
新京报：也有其他校领导说过，举全校之力办少年班，是不是会牺牲学校里普通学生的利益？
朱清时：少年班是个教改的试点，今后全校都要往少年班的模式改的。
少年班学生很少，目前占用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没有明显影响到资源分配的公正。
重压下坚持不扩招
新京报：浙大老校长竺可桢先生主张教授治校，听说你也持相同观点？
朱清时：是的。今年两会，我的主要言论就是这个。（目前）大学行政化，高校越来越像一个官场。
我和竺可桢先生的思想一样，大学是个学术机构，只能按学术的标准来发展。既然是个学术机构，提高学术水平才是你的政绩。但很多高校把盖楼、征地、扩招学生、要多少钱、收多少费当政绩，越来越行政化。
在中科大，还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传统。教授们能说话、敢说话，说了话也管用。
你看，我们都没花钱盖新行政楼，20世纪８０年代建的六层的老楼，至今还用。
在中科大，只有我和书记因为经常有接待，办公室稍微大一点，但实际上不如一个地方高中校长的办公室大，其他人的办公室更小。
但是，我们的教学设备一流，科研设备一流。
新京报：目前惟一不扩招的高校就是中科大，而扩招能带来的经济实惠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中科大坚持不扩招？
朱清时：坚持不扩招，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冲击。当时上级部门发了文，为了拉动内需要扩招，压力非常大。我们一般每年招1300人，后来因为压力，扩招了500人，结果教学质量明显下降。
后来我们还是坚持不扩招，为什么呢？我们是培养高科技人才的，招那么多人有什么意义，质量跟不上啊。
再说，我们从不指望学费赚钱。中科大的学费以前甚至比安徽一些地方高校都低。现在的标准是在当地政府和物价部门协调下定的，因为我们学费太低，其他高校有意见。
不圈地引来质疑
新京报：前几天，有电视台记者想拍你们的校门，但是找不到一个他们觉得好一点的校门。
朱清时：我们这些年没怎么搞大规模基建。
前几年，地方政府有些官员，为了搞出一点政绩，想弄高教园区、大学城，多次找人跟我说，想让我们去那里建新园区，愿意第一个给中科大批地，给最好的地，要多少给多少。当然，弄这些地要花钱的，但他们答应当地银行贷款。
如果答应了，那我们现在也会有大笔教育欠账。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还有，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建新园区呢，我们的老师每天跑那么远上课，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
新京报：这样做，会不会得罪地方官员？
朱清时：呵呵，确实得罪了地方官员。包括我们学校一些老师和校友对我也有意见，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朱校长的战略错误》。我知道，这个文章是我们学校老师写的。说我不去圈地不去贷款，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欠贷买了单，我们就错过了大捞一笔钱的机会。
我马上就要卸任了，这个事情给我的压力还在。
如果国家以后真的为那些乱圈地、乱贷款的高校买了单，那他们就要一直骂下去，朱校长错过了大捞一笔的机会。
不过，我最近从国务院有关领导那里听说，中央会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不会让我们这些循规蹈矩的学校吃亏，不然在教育战线哪里还有诚信可言。大家都捞着机会就拼命贷款赚钱了。
我也很欣慰，没有做这些事情。让大家都静心在学校搞科研和教学。
新京报：中科大历史上7位校长，只有你和郭沫若先生任期达到10年。你怎么总结这１０年？
朱清时：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中科大和10年前还是有明显的提高。
１９９6年我做副校长时，只有４个学科是重点学科，现在理科所有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了，工科也有近90%是重点学科；最近几年中国的“十大科技进展”，每年都有中科大的，这在高校中是独一无二的。
最近我看校史，很感触，觉得自己受中科大校风影响很大，那就是不盲从、不跟风。
这十年，我没有跟风圈地建新校区，没有盲从扩招，按客观规律办事，让中科大这么个小地方，还能放得下若干张书桌。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deep/2008/04-14/015@0805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