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牺牲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张弘

    □媒体人，北京

    西路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禁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对此曾有“定论”。1937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的观点早在一年前就已提出。他在1936年12月所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而1951年出版，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近年来，经过徐向前、李先念、陈云等人的努力，权威的党史书籍被修改数次，近年来才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甘肃党校教授秦生穷数年之功完成的《红西路军史》，不仅为西路军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参考，而且将红西路军渡过黄河的经过，西路军的作战经历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红西路军史》也可证明，西路军的失败，绝非“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

    渡过黄河是中央的命令(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36年9月，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张国焘等人与中共中央产生分歧。张坚持西进，中央要求北上。当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徐向前率领下，越过洮州(临潭)，西进到甘、青边境时，遭到了大自然的阻隔。徐向前打听到的情况是，黄河对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觉得渡河计划难以实现，于是返回洮州，向张国焘汇报。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洮州开会，决定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7日，四方面军与红一、二方面军回合，9日在济宁联欢。20日继续北上，23日到达靖远境内打拉池，与彭德怀所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师。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

    在西路军渡过黄河的问题上，此前的党史书籍宣称是张国焘所下的命令。秦生的研究证实，西路军渡过黄河，首先是中央下达的命令。而这一命令的背后，是中共当时希望打通苏联，取得援助的军事战略使然。而共产国际9月27日电告中共，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并前伸到外蒙边界接取物资。10月18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和具体接运方式。于是，中共开始考虑10月到11月造船渡河，夺取宁夏。

    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朱德和张国焘及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正式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即宁夏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四方面军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秦生的研究显示，因为张国焘过去的错误，毛泽东此时对于张国焘属“限制使用”———一方面，“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另一方面，毛泽东在10月10日电报中特别提醒彭德怀，“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13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要做好应对可能复杂情况的准备，“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从后来的情况看，张国焘在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对于中共中央的命令几乎都是无条件服从。

    10月19日，中央军委回电称，“30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23日黄昏，30军向靖远城以南的营房滩、红嘴子运动，准备从那里抢渡黄河。根据李先念的回忆，由于未查清楚河面情况，夜间又看不见，渡河没有成功，敌人也没有发现。次日，四方面军领导陈昌浩、徐向前致电红军总部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轴方向活动，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红军总部25日回电批准。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张、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为宜”。

    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的命令，红三十军24日开始渡河行动，担任前卫的二六三团夺取了滩头阵地，迁灭守敌一个连。至25日晚，红三十军全部渡过了黄河。据徐向前回忆，26日，中革军委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11月7日，渡河行动结束。红四方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等工21800多人组成的西路军，开始转战河西走廊。

    但是，四方面军并没有完全渡过黄河。陈昌浩、徐向前27日致电红军总部与中央军委，建议红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张国焘对此很赞成。当即部署三十一军开往河边，准备渡河。30日，中央又改变同意三十一军渡河的命令，让三十一军照彭德怀部署执行任务(海打战役)，胜利后由中卫渡河。

    苏联画了一个援助的“饼”

    由于中共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打通苏联”成为了中共的战略方针。如前所述，9月27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苏联目前的计划仍然是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截取物质。

    杨奎松在《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的研究显示，彭德怀指挥的河东牵线部队在甘北被国民党部队包围，回旋余地很小。11月14日，中共中央意外收到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电报称，从外蒙帮助的办法不可能实现，在列举的三点理由中，最核心的是“有可能引起苏联与日本严重冲突的可能”。苏联人显然很清楚，“经过甘西前往哈密，即使只是前往安西，红军所要克服的严寒与沙漠的困难比经宁夏去外蒙要多得多”。

    因此，中共中央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称，“你们除非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

    由于宁夏战役失败，中革军委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并于11月8日发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征求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但是，《作战新计划》并没有告诉西路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1月11日，陈昌浩、徐向前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徐向前的回忆称，会议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红军总部的电报也赋予了西路军“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13日，中央致电王明、康生、陈云并转共产国际，通报了西路军进军新疆的计划，明确要求共产国际确实无误地准备从新疆接济物品。

    然而，红西路军被马步青、马步芳部队围剿，作战一直不利。11月10日，红九军在干柴洼遭到重创，14日占领古浪县城，16日起与马步芳部队鏖战三天，损失两千多人，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中央此时认为，打通远方局面已定，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18日联名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提出“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根据中央和红军总部的指示，西路军将创建根据地为主要任务。在东起凉州、西至甘州附近三百余里的狭窄地带一线摆开。11月22日，马家军进攻四十里铺，双方血战三天，马家军伤亡2400多人，红军死亡500多人。红军第三日晚撤出了战斗。西路军与马家军在一个月时间里无日不战，历经大小战役20多次，击毙击伤敌人6000多人，但西路军从21800多人减少到15000人，实力明显减弱。李先念的总结是，“西路军在凉、甘之间创立根据地，且在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上犹豫徘徊了一个月，虽有其客观原因，但却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12月6日，西路军致电中央和红军总部，建议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但没有被采纳。12日，西安事变爆发。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调整了西路军的行动方针，“你们任务应基本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真理报》等称张学良是“叛徒”、“强盗”。此时已经到达中苏边境接运援助武器的陈云等人，亲眼看到了共产国际援助红军的装备。斯大林误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人和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策划的，因此改变了援助中国红军的承诺，决定已放在边境的装备不再给西路军了。24日，中央军委决定调西路军东返。27日，又发电称，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

    27日，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继续西进，每晚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行军，1937年元旦占领高台县城。1月5日，军委主席团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针对西路军希望外力帮助的想法，指出“全靠你们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6日，西路军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但被中央拒绝。8日，陈、徐再次请求“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军委回电不可能。共产国际的援助也没有着落。

    5日，马家军围攻占领高台的第五军。军长董振堂看到情况紧急，为保存实力，准备组织突围。17日凌晨，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董振堂送来一信，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重要的军事据点，要军长坚守高台。18日，高台被攻破，董振堂牺牲。高台之战，红五军2800多人除了个别人突围之外，全部牺牲。

    正当西路军在临泽、高台地区创建根据地时，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给西路军发来长电，命令西路军向东打。23日，西路军将高台失利的消息报告给军委，并通报了准备东返的情况。马步青、马步芳察觉西路军收缩兵力，有东返迹象后，火速组织兵力防堵。此时，西路军14000多人，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军委指示，“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出重围，准备绕道张掖以南地区东返。24日，西路军到达张掖西南的龙首堡、西洞堡一带。27日下午，在西洞堡，三十军打败了青海宪兵团的进攻。28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陈昌浩说要继续向西打。28日，西路军又回到了倪家营。

    陈昌浩惟命是从

    在倪家营，西路军与马家军决战到2月中旬。2月13日，徐、陈再次提出面临的各种困难，寄希望于四军、三十一军能够归还建制。17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联名致电西路军，质问“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究竟实况如何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

    显然，这种抓辫子的腔调和口吻给了陈昌浩巨大的压力。正如徐向前所说，陈昌浩过去被指责为“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这使得陈昌浩只有惟命是从。在徐向前的提议下，西路军2月21日撤出倪家营，突围至威地堡地区。因这里堡寨分散，地形不利，因此决定再次转移。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但陈昌浩由于被抓辫子，认为这是“右倾逃跑”。这时中央来电，命令西路军“固守五十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会议做出了重返倪家营的决定，这使得西路军走向了最后的失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22日，西路军重回倪家营。西路军在倪家营的消耗战达到24日，已经非常困难。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革军委，反映西路军已经十分危急，期盼中央派兵援助。26日，中央复电西路军，要求“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但是，此时的西路军已经没有“固守”能力。2月27日，西路军再次从倪家营突围而出，转移到西北方向的沙河。此时，西路军全部人数已经不足万人。

    而马家军一直跟在西路军后面追击。3月4日，西路军向中央、中革军委和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说明面临险恶严峻处境，“同时恳请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办法消灭马敌，保全西路军……”当天中央书记处的回电称：

    ……二、但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对比结果，我们是完全可能战胜二马。

    三、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

    3月5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西路军，“想尽一切办法，至少支持30天，就有办法”。3月7日，西路军抵达三道流沟，被马家军分割包围。3月11日午夜，西路军突围，抢占了青海通往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梨园口。12日，被马家军三面包围猛攻。梨园口一役后，西路军可以集中的兵力只剩3000人左右。12日晚，西路军余部向祁连山深处转移，后集结于石窝山。

    3月14日，西路军召开师、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让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汇报西路军失败情况；余部在祁连山打游击；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徐向前的回忆说，散会后，陈昌浩对徐向前说，回去以后要和中央斗争。当晚，部队开始分散转移。

    表示“回去以后要和中央斗争”的陈昌浩，1937年8月回到延安后，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但受到了批评，继续检查。后来从五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检查。而徐向前认为，西路军的败因在于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其次，西路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第三，上级对西路军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指挥权。

    西路军的遭遇，与当时中共党内斗争有很大关系，更与苏联在援助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以及中共中央的判断和决定有关。遗憾的是，本书对于党内斗争的这一历史事实和重要背景刻意回避，潜藏在书中的大量历史线索，作者虽有所指，但引而不发，从头到尾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作者所传达的信息，只有专业的研究者和真正了解党史，极其细心的读者才能真正识别。因为作者欲说还休、吞吞吐吐的“隐性写作”方式，本书的价值一时难以为读者所真正了解，被接受程度也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