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二郎腿都是夹腿吗:优秀领导必备的三大素质：知人的智慧

第四节　优秀领导必备的三大素质

　　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领导的职责无非两样，出主意，用干部。"用干部，就是用人。

　　任何一位成功的领导者都必定是一位成功的用人者。一位领导可以在所有的地方都不如其部下，除了一种本领：用人。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惟有善于用人，才能服人之心，得人之力，尽人之才。

　　我们已经知道，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善于使用干部的人。有史学家这样评价曾国藩：他自己亲自指挥军队就会打败仗，用人指挥军队就会打胜仗。事实确是如此，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所打的几次败仗，都是他本人亲自指挥的。可见曾国藩本人的临阵指挥能力并不高，他对此也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后来凡是重大的战役，他都会尽量避免亲自指挥。就连1863年到1864年湘军在攻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时，他都没有亲临前线。但没有站在战争的最前沿并没有影响到曾国藩的威信。湘军将帅，自胡林翼以下，即使与他地位差不多的，都对他毕恭毕敬，或始终尊他为主帅，或把他当做是自己的老师。如才华横溢、心高气傲、成就卓著的李鸿章就一辈子都对曾国藩非常敬崇："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曾国藩身上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使得那么多人物都乐意为曾国藩所用？这些过人之处对我们领导者有哪些启示呢？

　　其实，通过研究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么多杰人人物都以曾国藩马首是瞻，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都心甘情愿为他效犬马之劳，是因为他身上具备了大多数卓越的领导者身上都具备的素质。

　　事实上，从每一位高明的用人者身上，我们都会发现他身上必定具以下三方面的素质：第一，有知人的智慧；第二，有用人的诚意；第三，有容人的度量。

　　一、知人的智慧

　　要用人，知人是前提。对人才的了解是否正确，决定了用人是否恰当。很多人对曾国藩知人识人的能力是评价很高的，就连曾国藩的老对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也认为，曾国藩虽然不擅长打仗，但在战略谋划和识拔人才方面，他几乎没有漏洞。

　　曾国藩所推荐过者，人数众多，遍布全国，有些贵为州府之尊，有些晋身封疆大吏，有些更是独揽朝政风光无两。但无论官位大小，这些人的表现，都没有辜负过曾国藩的荐举。比如他在保举左宗棠时对左的评价是"才华可以独挡一面"，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对沈葆桢的评价是"可以大用"。这些评价后来无不正确应验。

　　有很多人认为，曾国藩精于相面之术。事实上他在观察人的时候从来不以貌取人。罗泽南其貌不扬，眼睛还近视，骆秉章长得就象乡下的老先生，一副没有本事的样子，但曾国藩只见到他们的第一面，都看出他们身怀奇才。在考察一个人的时候，曾国藩有一个诀窍，就是考察这个人的志向与趣味。他认为：

　　大致说来，考察人才之道，应该看他的志向与趣味。志向与趣味低下的人，往往安于现状，囿于世俗的陋规，从而越来越低贱污劣；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往往向往先贤的辉煌功业，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尚明达。人才的优劣智愚，由志向趣味就可以区别开来。

　　例如，罗泽南穷困潦倒，在10年里，他的家里就连遭了多次不幸。有一次他参加考试，晚上步行回到家时才发现，家里人已经揭不开锅了，他的妻子也因为连续死了3个孩子，连眼睛都哭瞎了，但罗泽南更加刻苦，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讲求学问，表现出了极强的意志力。曾国藩以此知道罗泽南的为人，对他十分敬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又如江忠源，他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有两位朋友去世，他一路护送着朋友的灵柩走了几千里，使两位朋友得以回乡安葬，落叶归根。他做秀水知县时，衙门里一贫如洗。凭借这些事迹，曾国藩判断出，江忠源必是一个侠士，是一个忠烈之士。

　　如何提升知人的智慧，我们在本书中已经有较多的篇幅加以论述，此处就不再详述了。只要学习曾国藩的知人的方法，再多加实践，每位用人者都必定能更加准确地知人。
二、要有用人的诚意

　　有了知人的智慧，还不够，还必须让人才心甘情愿地为你所用。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详细分析过，应该如何才能让人才乐意为你所用了，因此，这里只简要地说一说。

　　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当领导者必须懂得领导的艺术，但领导的艺术并不是玩弄权术。权术，离不开"欺骗"这两个字。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去欺骗别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有私心杂念。一旦这个人有了私心杂念，而又不敢告诉别人，就只好编造假话去欺骗人家了。但普天下真正的傻子其实并不多，你以为你是聪明人而别人都是傻子，那样你就太傻了。即使一个人能在一件事上玩弄权术，却不可能在每件事上都玩弄权术；玩弄权术的人可能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永远得逞。以权术来驾驭人，只能驾驭那些一般的人才，真正的人才都是有自尊心的，他们最讨厌的就是受人愚弄。故从长远来看，玩弄权术者往往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

　　一直以来，有些书籍都容易把领导艺术与权术混为一谈，错把权术当艺术。实际上权术是虚伪诡诈的骗术和投机术，它是官场倾轧、害国害民的工具。而领导艺术，是一种创造性的领导技巧。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例如，在用人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而嫉贤妒能，排斥异己，则是一种心术不正的权术。

　　优秀的领导都懂得领导的艺术，而卑劣的领导则善弄权术。那么如何分辩呢？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判断方法：

　　首先，要看运用权力是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这是区分领导艺术还是权术的基本标准。若一个领导者用权仅仅是为了满足其个人或少数人的私欲，并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他人乃至国家的利益，给社会带来破坏作用的，就是权术。

　　其次，能不能正确维护社会道德、自觉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是领导艺术与权术的基本区别。领导活动必须受道德规范的，而权术则是道德败坏的产物，不讲道德、不讲良心，违背道德规范，并使其行动想方设法披上合理的外衣。这是权术的虚伪性、投机性的表现。所以就其个性品质来说，讲求领导艺术的人往往反应机敏、热情自信、豁达乐观，而惯于施展权术的领导往往表现得孤僻狭隘、冷酷无情等。

　　要成为优秀的领导，就必须不断提升知人的眼光和智，在用人时要以诚心待人。如果再配以容人的度量，那么，这位领导必定会有无数人才前来相助，必定能成就一番大业。
三、要有容人的度量

　　人分三六九等，个性、能力、品质，都各不相同。人才就更是如此。要使人才乐意为你所用，首先要知人，其次是以诚待人，第三就是必须学会容人。

　　成功的领导者往往有容人的度量，既懂得宽容人才的短处，容忍人才在工作中的合理错误，又能容许人才冒犯自己；既能听得进人才的反对意见，又能容得下人才的个性；既容得下人才的独立发展，又欣喜于人才的成就。

　　就容人之量而言，一般人是难以与曾国藩相比的。例如他在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就极为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容人之量。

　　左宗棠很有才华，很有魄力，但也很有个性，可以说是目中无人、桀骜不驯。前面我们已经略有提及他的事迹，知道他自称为"今亮"，即当今的诸葛亮之意。可惜这位诸葛亮科举考试很不顺利，考了多次，却只中了个举人。咸丰二年，他41岁时，发现科举已经走不通了，便到湖南巡抚的衙门里当了个"师爷"，从此也就与曾国藩打上了交道。然而，这位傲慢的左师爷，就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但曾国藩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他很欣赏左宗棠的才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左宗棠。

　　咸丰九年，左宗棠因为与当时的一个湖南总兵闹矛盾，差点丢了性命。好在曾国藩等人极力营救，才化危为安。曾国藩还专门上了奏折给咸丰皇帝替他说情，指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经过朝廷上下数位举足轻重的人的保举，朝廷终于下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于是，左宗棠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左一投到曾现麾下，曾就派他回湖南去招兵，重新组成一支部队。左领命而去，果然招募起了一支军队，这就是后来他赖以起家的"左湘军"。

　　在曾国藩手下工作，令左宗棠如鱼得水。左宗棠打起仗来，连战连捷。而他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保举他一次，结果帮助他从四品京堂一口气做到了浙江巡抚。左宗棠由一个举人，在3年内就成了巡抚，这固然与他的才能与战功密不可分，但如果没有曾国藩的不断报功保举，是做不到的。

　　然而，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却发生了曾、左失和的事情。曾国藩在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后，与清政府的关系顿时紧张了起来。

　　自古以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功臣不得善终的事太多了，曾国藩正在努力缓和自己同清政府的矛盾之时，却因为左宗棠而半路上跳出了一个幼天王的问题来。幼天王洪天贵福是洪秀全的儿子，湘军攻破天京以后，与忠王李秀成一起从城墙缺口跑了出去，李秀成被湘军捉住以后也交待了这个问题。但李秀成当时供述，幼天王虽已出城，但很可能已被追兵所杀。曾国藩当时也是心存侥幸，于是在奏折中并没有提到幼天王逃出天京城的事情，而是报告说可能已经死了。然而，不久左宗棠却从难民口中得知，幼天王还活着，且已逃到了湖州。于是左宗棠一面写信通报了曾国藩，一面将这件事上奏了朝廷。朝廷得到了左宗棠的上奏后，便开始找曾国藩的麻烦，说幼天王逃走无疑，所报已死一说不实，并命令曾国藩严惩防范不力的将领。

　　三个月之后，幼天王在江西被沈葆桢抓住了。沈葆桢与曾国藩早有矛盾，这次抓住了曾国藩的把柄，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便与左宗棠一唱一和，宣扬幼天王逃脱的严重性，说倘若幼天王真的跑掉了，太平天国必定会死灰复燃。沈葆桢还准备将幼天王押送至北京，让幼天王曾逃出天京的这件事使天下人人皆知。此举无疑是在曾国藩置身于悬崖之时，又从背后推了一把。曾国藩恼怒异常，从此与左宗棠、沈葆桢决裂。

　　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次曾、左失和的责任在左宗棠一方。左宗棠的情报虽是准确的，也给曾国藩作了通报，但是在通报中他并没有就要不要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征询过曾国藩的意见，而是在向曾国藩通报的同时，就向朝廷作了汇报。曾国藩与朝廷的关系本来就很敏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在客观上加剧了他与朝廷之间的矛盾。以左宗棠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曾国藩当时的微妙处境，因此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故意与自己为难。他心中恼怒，也是正常的。但是，他对于左宗棠却还是很宽容的。他对儿子曾纪泽也说："我对于左宗棠以怨报德，心里面当然不能没有芥蒂，但我已经年老了，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有偏狭的行为。你们这些少年人，尤其不应该妄生意气，对于左宗棠只是不来往就算了，此外不得有丝毫的意见。"

　　但即使心存芥蒂，他依然很肯定左宗棠的才干。新疆发生叛乱之后，朝廷急需一位懂得用兵之道的人带兵平叛。这时，他便问一位幕僚说："你对左宗棠有什么看法？"幕僚回答说："今日的朝廷，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象他这样更合适的人来了。"曾国藩一听，便敲着桌子赞叹道："你说的太对了！收复新疆的重任，倘若左宗棠不去，不但我不能做到，即使是让已经去世的胡林翼再活过来，恐怕也做不到。你说朝廷找不出第二个人了，我以为他就是天下第一。"于是他便专门向朝廷推荐左宗棠担负起收复新疆的重任。

　　左宗棠果然不负所望，收复了新疆，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曾国藩对得起左宗棠，而左宗棠却有负于曾国藩。

　　曾国藩去世之后，左宗棠驻军兰州。有一天饭后，左宗棠在与幕僚聊天时，其中一人当面批评左宗棠对不起曾国藩："曾国藩心中时刻都有先生，而先生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听了后，诚心诚意地说："你说得太对了，曾国藩生前的时候，我一直很轻视他，他去世以后，我却非常敬重他。"左宗棠所佩服的，自然是曾国藩对他的宽容与大度。

　　现在，我们是否已经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杰出的人才，都如此乐意去追随曾国藩？是的，当一个领导者拥有了知人的智慧、用人的诚心与容人的度量后，他的身上必定会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感召力，使得天下英才纷纷前来投靠，发挥才干，与他共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