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循环水系统厂家:毛泽东早年曾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打工”

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国民党执行部，以加强这些地区的党务工作。于是，毛泽东被派到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

2月中旬，毛泽东奉命从广州到上海，与共产党人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沈泽民、邵力广、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张秋人等人一道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2月25口，由胡汉民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常务委员，邵元冲为文书科主任，未到以前由毛泽东代理，会议还通过胡汉民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秘书。此后，毛泽东还陆续被上海执行部任命为平民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合作运动委员会委员两项职务，具体工作就是办理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登记等。
　　据史料记载，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长胡汉民的任务“总揽本部事务”、“ 本部会议任主席”，而担任秘书一职的毛泽东，主要承担了 “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的任务。但因胡汉民是国民党内元老，各种工作事务繁忙，因此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的主要工作事务就都落在了毛泽东的身上。

据现存的胡汉民致毛泽东函(手迹)云：“顷得 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弟汉民，十七”函侧有“请罗先生照发。十八。”等字，应为毛泽东所批手迹。罗先生，指罗章龙，时任组织部组织指导干事。函中所称“觉生”，指国民党元老居正。《宣言》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民国日报特刊》为上海《民国日报》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所编辑的特刊。当时胡汉民45岁，毛泽东31岁，但胡却称毛为“润之我兄”，自称为“弟”，可见二人关系融洽，胡很器重毛。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国民党在各地的首要工作是办理党员登记。3月中旬，上海执行部发表《通告》第一号宣布：凡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入党者，“无论何人，均须重新登记”。第二号宣布：“凡明了本党宣言、章程、愿意入党者，即由党员二人负责介绍于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区分部执行委员会即将入党表一纸交本人，照表内各项详细填明。”同时公布的还有《上海执行部公函》，要求党员填表时说明“现在愿为党作何事”，“将来愿为党作何事”，“对于现社会的见解及态度”，“对于本党意见”等项。上述《通告》及《公函》均应为毛泽东的手笔。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面建立、发展国民党组织，一面决定从“平民教育运动”入手开展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和宣传教育工作。3月6日，上海执行部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组织上海执行部平民教育委员会，指定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孙镜、何世桢、邵力子(邓中夏代)、恽代英、毛泽东等9人组成，推选孙镜、邓中夏、毛泽东三人为常务委员。

由于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好，毛泽东于同年5月26日致函平民教育委员会，提出辞职申请。函云：平教委员会诸同志：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初期的工作是有紧张有序的，但不久就因“容共”问题发生左右分歧。1924年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国民党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势力发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人来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等人。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既未按右派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进行处理。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于是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同年10月10日，上海国民党人召开双十节大会，喻育之等支持卢永祥，反对齐燮元，上海大学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跨党党员黄仁等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反对支持任何军阀，两派发生冲突，结果，黄仁被殴伤推堕台下致死。事后，叶楚伧自觉左右为难，弃职赴粤。23日，叶楚伧以“办理党务困难”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辞去上海执行部职务。24日，毛泽东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沈定一、瞿秋白等人联名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电称：
“自楚伧登报辞职赴粤以来，沪邯停滞，请电促叶、于、戴积极到部视事，或另派正式委员来沪负责，俾免中绝。沈定一、瞿秋白、毛泽东。”电文中的于为于右任，上海执行部成立工人农民部部长；戴，为戴季陶，由孙中山任命的国民党中央驻沪委员。二人虽均为上海执行部成员，但均不参预执行部工作，因此，沈、瞿、毛三人要求国民党中央加以督促。

11月6日，国民党中央来电决议慰留叶楚伦，催促叶、于、戴三委员积极到上海执行部视事。在廖仲恺、汪精卫力劝下，叶楚伧虽然回上海了，但是，上海执行部和上海国民党左右派矛盾日益加剧，上海执行部的经费和工资即不能照发，加上大量工作负责无人，工作几乎陷于停滞。 

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自广州北上，途经亡海，毛泽东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名义，联络张廷灏、罗章龙、恽代英等14人致函孙中山，反映执行部情况，要求孙派人解决。

同年12月，毛泽东因劳累过度身体患病，回到湖南老家疗养，因而也就结束了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打工”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