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庆让胡路区地图:从碑帖融合--看赵之谦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一）

从碑帖融合--看赵之谦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

学校代码：10475
学号：104753020285
河南大学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从碑帖融合看赵之谦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
A Study of Zhao Zhiqian’s Calligraphy
Characteristics and Art Features
专 业 名 称 ：美术学
专 业 代 码 ： 050403
研 究 方 向 ：书法与篆刻教学研究
年 级 ： 2002 级
研 究 生 姓 名 ： 沈 速
导师姓名、职称： 赵振乾教授
完 成 日 期 ： 2005 年 5 月
论文 主 题 词 ： 赵之谦/书法/书学渊源/碑帖融合/碑学

中文摘要
　　清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金石学的兴起，引起碑学书派的迅速发展。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的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受其影响，碑派书法家群而崛起。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碑学理论的兴起和确立，使书家在各个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实践，因此，各种书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
　　赵之谦就是这一中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真草隶篆均有涉及。他天分独厚，又能加以发扬。他抓住北碑造像中雄强霸悍的一面，竭力追求姿态活泼和气势飞动，并将这种努力扩大到篆、隶书体领域，在晚清书坛上独树一帜，为碑派书法开辟了一条新奇的风格途径，所以产生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这一点，他本人也有所矜持，但当时的人对他却未能充分理解。
　　本文用考证、比较、分析等方法，对赵氏的艺术人生、书法渊源、书学理论、贡献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文章从他在包氏等人“崇碑抑帖”书法理论影响下，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独特书风。通过赵之谦与其同时代其他书家的比较，揭示出赵氏本人内在的情愫、精神。文章最后对他在碑学书派的特殊贡献及在清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作用作出明确的定位。
关键词：赵之谦,书法,书学渊源,碑帖融合,碑学

目 录
引言………………………………………………………………………………1
第一部分社会文化背景……………………………………………………………3
第一节清代前、中期社会文化发展状况………………………………………3
第二节 清代金石学对书法文化发展的影响…………………………………4
第二部分赵之谦的书学理论渊源……………………………………………………6
第一节清初帖学的式微和碑学的昌隆………………………………………6
第二节 阮元的书学理论体系及其碑学成就…………………………………7
第三节包世臣与碑学理论的完善……………………………………………8
第三部分赵之谦的书法创作个性与艺术特色……………………………………10
第一节 赵之谦生平及艺术……………………………………………………10
第二节赵之谦的书学渊源……………………………………………………13
第三节赵之谦碑帖融合的创作个性及艺术特色……………………………16
第四部分 赵之谦与其他碑学书家比较……………………………………………35
第一节赵之谦与张裕钊的比较………………………………………………35
第二节 赵之谦与何绍基的比较………………………………………………38
总结………………………………………………………………………………43
参考文献………………………………………………………………………………46

引 言

　　清代在中国书法的发展长河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中国书法经历了汉魏、两晋、唐宋等几个鼎盛时期之后，发展几趋完美。然而，事实上汉隶、魏碑、晋帖、唐法、宋意的盛行，在整个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大体上都是以单一的书法风格主流横贯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而在同一时代真正能以碑帖书风交替发展作为主流的只有清代书法。赵之谦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的问世，为清代碑学的中兴竖起了第一面鲜明的旗帜。到包世臣《艺舟双辑》的出台，更是把碑学的地位真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艺舟双辑》首尾相望的《广艺舟双辑》自 1889 年康有为著就以来，也可以说是清代碑学兴盛的理论总结。其“尊碑抑帖”的意识和“本汉”思想的碑学出路，明确指出了碑学中兴的发展方向。从而在书坛上掀起了比第一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碑学浪潮。将碑学的地位推到了极至。晚清帖学自此衰微，碑学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本文所要研究的赵之谦，正是这一时期清代书坛举足轻重的代表书家。赵之谦早年曾师法颜真卿。1864 年前后，在包世臣等人“崇碑黜帖”书法理论的影响下，他转攻北碑，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晋唐的追摹。因此，他各种书体都涉猎且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品。他将北碑体式作为结构布势之本，运用帖派传统灵便的用笔法，特别是晋唐的风神意度，贯注于点画结构和书写之中。为北碑方峻森严的体格注入新鲜血液。仪态峻逸，流动而又不乏骨力。他以自己的书法实践有力地证明融合碑帖两派的书体，进行合乎书法之道的美学趣味的再创造。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给一味地“崇南贬北”和“崇碑黜帖”之流以当头棒喝。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赵之谦天资聪颖敏捷，在书法上涉猎广泛，造诣全面。在各体书法中，他对自己的北碑体楷书最为满意，曾自评说：于书仅能作正书，篆隶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①
　　作为一派书家，赵之谦虽然在理论上主张隶生于篆、楷生于隶，但是在具体实践上，他将北碑的用笔方法融入篆、隶书体中，故其篆、隶二体亦呈现出仪态多变、飘逸飞扬的新奇特征。
　　而当时及后世对他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康有为说：“赵撝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糜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过也。”②
　　魏锡曾评价他“但开先河不为师”。康对赵的的批评指责未免失之苛刻。而他扬张（裕钊）抑赵（之谦）的观点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赵之谦是清代后期书法的典型代表。他成功地将帖之韵与碑之势融合在一起，体现了当时书风转向碑帖融合的倾向。研究历史是为了以古为鉴，借古开今。对赵之谦融会碑与帖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赵之谦，更加明晰地认识清代书法史。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赵之谦书学道路、书法思想的探讨，为我们在如何处理现代资源与传统资源、如何既体现时代精神又不割断传统精华等问题上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①钱君陶《赵之谦的艺术成就》引赵之谦《与梦醒书》，《文物》1978 年第九期
　　②康有为.广艺舟双辑[M].北京:中国书店，1993.

第一部分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清代前、中期社会文化发展状况

　　清朝入关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稳定，清政府在大规模武力征服尚未停止的同时，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建立和巩固统治的措施，其中包括吸收原明朝大量官员进入政府机构，并立即恢复了科举考试。
　　清代前期，顺治和康熙两位皇帝对文化艺术事业都极为关心，特别是康熙帝，不仅组织编纂了多部大型图书，还在正常的科举考试以外另开辟了博学鸿词科、贡生等科目，极力网罗人才，优待名士，对清代前期的文化恢复和重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康熙皇帝的喜爱和推崇，清朝前期的书风基本上笼罩在董其昌的影响之下。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试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在仕途上的际遇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因此，清代前期在书坛上享有盛名者，基本上都是属于来自江浙一带、气格近似董其昌的书家。

康熙以后，清政权虽然完成了军事征服，但在文化上的征服还远未完成。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在文化思想上处处表现出优越感的汉族知识分子，满族统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显得异常敏感和脆弱。文人士子往往只因诗文中的片言只子，便被视为叛逆谋反，动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更有一些心怀叵测、谄媚求荣者，捕风捉影，挟私诬告，致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种情形反映在学术界尤为明显，经世致用之学充满危险，于是学者大都转为考据之学，一时成为风气。
　　考据之学，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而传世碑版器物及前人的著录收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于是，访碑著录、考释研究之风大兴，大大刺激了书法艺术的创作。新的取法对象，引发出的新的技法和审美追求，碑派书法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了。

第二节 清代金石学对书法文化发展的影响

　　清初，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固及其对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严厉，明末提倡的董其昌书风及以王铎、傅山等为代表的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变革书风在“文字狱”的刀架下很快消失。学术上，经世致用的思想受到极大摧残，而金石学则通过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的倡仪与实践悄然兴起，尔后蔚然成为清代的学术主流，并直接推动了考据学、文字学等的发展。影响到书法文化领域，金石学不仅使书法艺术深层观念发生了变革，而且使书法这个艺术园地从书体变化到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等方面呈现奇葩争艳的景象，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艺术瑰宝。
  金石之学确立的过程，除了具有本身的学术功能外，对书法文化也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金石学者不仅利用金石研究成果来校勘经史、传播文明，而且从理论上对各种字体的功能与演变作全面的阐释。他们在实践中自觉运用各种字体丰富的形态与结构特征进行艺术创作。大体上说，绝大多数金石学者均为书法艺术园地的躬耕者。他们摒弃晚明的浪漫书风，返朴归真，利用对古文字研究的积淀融入书法创作之中，并在日常生活中追新求异、展示多彩多姿的生活情趣，成为清代“尚朴”书风的倡导者和主流。在书法观念的革新上，由于金石学与碑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二者的影响从一开始就相互融通，由此启发了书法家的思路，促使他们通过对古文字的真实形态的重新认识，形成了异于前代的表现而为尚朴求异、自然存真的书法观念，并在书法创作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观念。如早期金石学者阎若璩、朱彝尊等人的创作给人以质朴高古之感，这种书风很快替代了明末的浪漫书风。
　　受清代金石学的影响，碑派书法家群而崛起。清嘉庆时期，阮元在金石学鼎兴时期把碑学直接引向书法，他的两篇碑学名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重新讨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书法源流问题。后有包世臣、康有为将尊碑之学推至高峰。此外还有陈奕禧、何焯、翁方纲、钱泳等，他们或指出篆籀乃至钟鼎文字为中国书法之本，或肯定汉隶古朴天然的美学趣味，或盛誉六朝碑刻的艺术价值，或论唐碑之短长。碑学之盛与影响有如康氏所云:“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①
　　在尊碑之风的影响下，书家辈出，翁方纲、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澂、杨守敬等金石学家取法篆隶、融铸北碑，使宋元以来推崇的帖学书风走向末日。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Ｍ].

第二部分 赵之谦的书学理论渊源

　　清代是碑学大兴之时。考其成因，以内部条件论，帖学自身的衰落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历史机遇；在外部条件上，兴于清代的乾嘉学派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而金石学不仅大大开拓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也为碑学的发展在文字基础上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另外，民族的怀旧情绪与审美的逆反心理及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汇成一股强大的暗流，对碑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了碑学兴盛的内在动力。诸多因素的促成，最终使碑学在清代完成了占据书法主流派地位的任务。

　　第一节清初帖学的式微和碑学的昌隆

　　书法发展到魏晋时代，继汉隶之后，草、楷、行诸书体日臻完美，出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简穆清逸、雄劲秀美的书法流派。这种艺术风格影响和征服了当代和以后的书法。“二王”的墨迹被历代帝王广搜并亲自撰文颂扬推崇，更使这一流派的书风成为了“万世不易”的书坛主流派。元明之际，赵孟頫、董其昌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王字的风格，其柔弱有余，刚劲不足。

从书法本身发展而言，“二王”一脉的文人书法传统在清代主要是由赵、董书风为体现的，由于帝王之喜好，“二王”书法风格被宫廷化了，蜕变中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自由精神。这样一来，原本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二王”书派，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相沿久而流于衰”①，从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切有生气且具有个性的艺术风格都消逝在仕途的阴影之中了。
　　如果说帖学发展到清代而式微，为碑学的昌隆提供了历史发展机遇，成为碑学兴盛的历史因素，那么，当我们认真审视一下清代碑学兴盛的其他因素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乾嘉学派与金石学的兴盛，民族的怀旧情绪和审美心理的变化以及平民意识的觉醒等诸多因素，正是这诸多因素的相撞从而出现了清代碑学的昌隆。
　　　①（清）叶燮.《诗原》[Ｍ].

金石学的兴盛带来了大量钟鼎之文与碑碣墓志的出现与发掘，它为碑学家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和原始的艺术范本。这大大拓宽了碑学家们的艺术视野。他们所崇尚表现的金石气，显然主要从风化、漶漫的金石拓片中获得，其艺术特征表现为用笔追求厚重、苍茫、浑穆，这种追求在短短百年的碑学运动中，使笔纸的运用，书法的审美情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扬州八怪”中的金农在一首诗中写道:“会稽内史负俗姿，书坛荒疏笑骋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①。这正表达了碑学兴盛之下碑学家们的艺术追求与理想。

第二节 阮元的书学理论体系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衔，卒谥“文达”。阮元利用当时学者及自己在金石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以大量珍贵的金石资料为基础，自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②，对几千年的书法家作系统的整体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书法理论及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
　　①冬心先生《续集自书手稿》[Ｍ].民国初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
　　②阮元《经室集》[M].北京:中华书局(据涵芬楼四部从刊影印本)，1993

阮元的书法理论，集中体现在《南北书派论》中。阮元认为，书法因变迁而呈现出各流派纷纭混乱的状况，如果不溯其源流，就不能返回古代，不得书法真意。他系统地分析、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书法变化，将其划分为南朝系统和北朝系统两部分，指出书法上的南北之分，开始与汉末魏晋之间，隶书变为正书、行草之时。若以时代论，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可以说以区域论)。两派书法同源于钟繇。继之而后，南派代表人物有王羲之、王献之、曾虔、智永、虞世南等；北派则为索靖、崔悦、卢湛、高遵、沈馥、姚文标、赵文深、丁道护以及欧阳询、诸遂良等。两派对峙，朗然可见。阮元的《南北书派论》，中心是复古求真，溯书法源流，得其真意，并对清初占统治地位的帖学提出挑战。
　　阮元的书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前人的局限，第一次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书法的形成及发展历史，详述了其源流兴衰和嬗变关系。他的《南北书派论》，不仅将书法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而且更进一步指出北派以习碑为主，南派以临帖为主。在此基础上，阮元又撰写了《北碑南帖论》，发表自己关于北碑、南帖的见解，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清晰明了地描绘出中国书法发展的线索。阮元的书法理论，力探书源，开创碑学之先河，并且身体力行，打破了清代“馆阁体”独占书坛的局面，又适值帖学派衰微之时，加之当时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好古之风尚存，阮元的以复古求真为主的书法理论，也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好古心理。因此，学书法的人纷纷弃帖从碑，书法艺术为之一变。

第三节 包世臣与碑学理论的完善

　　阮元在嘉庆年间撰成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倡导北朝碑版石刻，很快得到一些书家和学者的响应和赞同。其实，帖学书法由于取径狭窄，辗转仿效，已经暴露出明显的弊病和衰颓之势。而许多学者书家对金石碑刻的搜集和研究则为书法家大大拓宽了眼界和营养来源。邓石如、伊秉绶等人在创作上的成功和轰动更是为碑学理论提供了依据和榜样。然而，真正将阮元的碑学主张发扬、完善，并使之深入人心者，还应归功于包世臣的实践和宣传。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吴，安徽泾县人。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多次应会试不第，遂以幕僚身份活动于南北各地，曾在广州海关衙门任职，后担任江西新喻知县一年，晚年居南京，以著述为事。他与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李兆洛、张琦等人关系密切，李、张二人均与书法家邓石如交谊颇深，张琦之兄张惠言能写篆书即是由邓传授，包世臣与邓石如的相识，大约也缘于此。
　　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强调北派书风存在的事实和合理性，同时号召重视北碑，以扭转因帖学积弊而造成的书风靡弱衰颓的局面。包世臣则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对北碑的考察，详细论证了北朝书法的渊源和来历，列举了一系列北碑名品，从中总结归纳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所提出了一系列北碑名品，从中总结归纳出北朝碑刻的技法规律和风格特点。他所提出的“五指齐力”、“笔毫平铺”、“用逆用曲”、“中实气满”等原则，不仅响应和发挥了阮元对北碑的提倡，同时在创作技法和审美标准上与破了帖学的法则，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对邓石如的标举和宣传，更使这一体系具有了实实在在的榜样和说服力。凭借自己的广泛交游和擅书之名，包世臣以取法北碑为核心的碑学理论不断扩大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习书者所接受。包世臣弟子众多，据比他年轻 24 岁的何绍基记载，包世臣“书名甚重，于江南从学者相矜以包派”。（《何绍基诗文集》文钞卷九《跋<张黑女墓志>拓本》）据包氏自称，他的《述书》、《历下笔谈》等文章写成后，朋友、学生纷纷传抄学习，包氏又在回答弟子请教时反复讲解发挥。后将这些文章、信札集为《安吴论书》，收入《艺舟双辑》，流布甚广，影响巨大。至此，碑学理论完全确立。